第四届湖湘教师读书论坛主持嘉宾之一---------孟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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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



　　孟泽：著名学者，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有我无我之境》《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两歧的诗学》《洋务先知——郭嵩焘》《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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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皖四省图书馆联盟系列活动：历史文化名人解读之曹操四人谈“壮怀激烈”又“忧从中来”《 光明日报 》（ 2013年06月24日   05 版）

演讲人：孟 泽 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有我无我之境》《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洋务先知——郭嵩焘》《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等。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夏五月，汉献帝刘协使御史大夫郗虑册命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谦让三次后受命。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汉献帝进操为魏王，4年后，曹操死，汉帝禅让，天下属曹魏。

    这一段仓皇历史的导演者——曹操，生当“礼崩乐坏”的汉末，最初，他像一个求上进的贫寒青年一样，只是不想让别人“目为凡愚”，希望“建立名誉”，最终，却以拯救天下自任，要“垂名于后”。他的个性与作为，令世人讶异和惊悚，历朝历代，人们在“恶”“善”“奸”“雄”之间，斟酌称量曹操。然而，大多数时候，学士文人往往止步于道德判断，而忽略了曹操充满张力的性格与人格，忽略了他对有常的“性命”与无常的人生的关注。

    事实上，曹操的作为，多少对应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纠结，对于他的肯定与否定，就如同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一样，如同所谓“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博弈一样，因为难以取舍，难以定义，难免被简化或者符号化，非如此，我们难以心安理得地面对他。

    曹操出身寒微，“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他的那个说得出口的所谓“世系”，据说是他父亲曹篙被桓帝的宦官曹腾收为养子，并花钱买下太尉衔才获得的。曹操曾经自作家传，将自己的家族漫无边际地遥遥仰攀到周天子同宗曹叔振铎，这尤其可见他对此耿耿于怀。

    自卑可以导演出无止境的自尊需要，更可以强化那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冲动，强化所谓勇敢、偏执、强固。曹操敢于亲率数千战士毅然同董卓的精骑决战，绝非可能只是出于“义勇”，而包括他“自我证明”的骄矜和“志在天下”的盘算。当他赌博似的出奇制胜，一举歼灭袁绍，进而战伐攻取，差不多据有了当时的整个北中国时，他的“自我证明”的功业，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人眼里，就不再是“匹夫之勇”的侥幸，而上升为“成者为王”的“历史选择”了。

    他的多少有些令人生畏的领袖风范，不仅在于他敢于越夺古礼古训而无所忌惮，以高祖为“贪财好色”，还体现在他为我所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的行动策略与风格，譬如嘉赏贤能，延聘招揽文章学术之士，为有才艺而未必有德者的辩护，对冒犯尊严的异己者的惩处，俭朴到吝蔷的持身持家。然而，英雄阔步伴随四顾茫然，豪迈伴随悲壮，“壮怀激烈”然后“忧从中来”。

    强烈的一空依傍的主体，是高昂激越的，又是悲凉寂寞的，是忘我的，又是自我的，是高亢的，又是低回婉转的。意识到有限，因为渴望无限，于是有难以逃逸的哀恸，因为一无所有，于是有意气，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空虚与向往。或许，这正是曹操成为诗人的契机。

    仅流传有不事雕琢的“寥寥数章”，却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一流诗人，曹操的诗表征了他不可重复的性情、视野、胸襟、自我意识和对于宇宙生命的苍茫感受，表征了慷慨任气、跌宕悲凉的“汉魏风骨”。

    浪漫的诗兴和远不止于诗兴的浪漫情怀，与“实用理性”支配下冷峻势利的政治头脑连在一起，行空蹈虚的形上忧虑、自由想象，与立竿见影、雷厉风行的现实作为集于一身，曹操把诗的人格（自由飘举）与文的人格（理性务实），把至庄至朴、黄钟大吕般的吟唱与轰轰烈烈的务实事功，融通无碍地统一起来。

    《自明本志令》是曹操出色的自状，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还说，别人见他这么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肯定妄相忖度，以为他有“不逊之志”，可是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垂誉至今，就是因为兵势广大，却依然“奉事周室”，这不分明是以齐桓、晋文自况？而且，这一点也不表明曹操对“取而代之”有出自灵魂的禁忌或者基于某种神圣律令的考虑，他只是觉得名分并不妨碍也无损他自雄当世，一如他说，他之所以荡平寇乱仍不“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仅仅是因为“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选择和言说充满自信，充满张狂的自我色彩。在军事、政治上成就“霸业”的同时，曹操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确立，既注重现实，又不乏人文理想，既作成政治上的领袖，又成为精神上的轴心，后人的记述，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说他“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曹植），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才多艺，孟德诚有之”（张溥）。

    曹操临终前的《遗令》，延续了他的个性，“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与《寿陵令》以及《遗命诸子令》一起，证明了即使在事关生死的隐秘处，曹操也同样具有一种豁达开放的观念和情志，不仅解脱了神学羁绊，而且远离了柔弱的顾盼和执持。但是，这并不表明曹操对“性命”的轻视，恰恰相反，意味着他对“性命”的深刻洞察，张溥说，曹操在军政事务倥偬之际，“复好养性，解方药”。如果说在“草书”“音乐”“围棋”上的造诣仅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么“养性”与“方药”之事，却意味着高度理性状态下另一种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仅关注“性命”之常与人生的无常，亦复期望生命的奇迹。

    确实，现行的由后人辑录的《曹操集》中有《四时食制》片断。据称，《四时食制》可能是曹操的一部完整著作，证明曹操对自身性命的观照和安排，决不粗糙。另外，在《与皇甫隆令》中，曹操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据《博物志》载：曹操身边聚有大量方士，其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垂相所录，行其术，亦得其验”。看来，曹操除了注重“服食”之外，对“导引”“行气”之事也有考虑。而“服食”“导引”“行气”在曹操以后的时代发展成了专门之“学”与专门之“术”。

    凡此种种，披露的正是一个在道德与历史包裹之外的生命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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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中南大学教授孟泽
2013-09-04中国文化传媒网


中国文化传媒网湖南频道讯(记者杨晓东)孟泽，中南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一个自称“不入流”的人。近日，借湘图讲坛谈历史文化名人讲座之际，我们--走近中南大学教授孟泽
“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信仰，我承认我的有限性，承认我的罪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是的，这些都是人之常情，甚至可以说是人活着的世俗动力，是人性，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正是我们悲伤和愁苦的源头。”这是孟泽近期在自己的博客中引述的一段喜欢的话。在交谈中，可以感觉到他的率真性情和风度。孟泽认为——
屈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他的看法是，与其说湖湘文化具备一种全然区别于传统文化的异质性，还不如说它就是传统文化在湖湘大地上的发扬光大。因此，湖湘文化体现在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有时比正统更正统，有时比异端更异端，它似乎极端封闭又极端开放，极端革命又极端反革命。从王船山到曾国藩到毛泽东，可以看到某种精神上和生命气质的一致性，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湖湘文化特征，其实就是湖湘水土以及水土之上的生命特征和性格特征。
关于屈原。孟泽说，西方有文艺复兴，中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都是新文学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新文化”核心就是“新文艺”。两千年来，我们对于屈原的解释，多是历史化和道德化，我们习惯把神话、宗教的内容当成历史，又用道德标签历史，把宽阔的审美情感和艺术知觉，全盘纳入政治化的轨道。这当然基于传统自身的逻辑。今天，我们显然应该要有看待屈原的新观念、新价值理想、新思维方式了。所以，民国三十年梁宗岱对于屈原的解读，那是一种全新的解读，震撼人心。
作为同乡，孟泽对曾国藩的评价甚高。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曾国藩确实“中兴”了晚清，让一个萎靡涣散的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同时，有更充分的证据显示，他是儒家乃至传统文化在旧中国最后一个称得上代表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了传统精英某些最优秀品质。他并没有在传统文化上发展出全新的范式和章程，但是，他以并不缺少悟性的刻苦和执着，重新体验和阐释了迤逦数千年的天人之道和伦常之理，较之同时代的满朝野的文武士子，他不止是聪明，简直是高瞻远瞩：服膺儒教而不拒斥庄老申韩，汲汲于事功而不乏形上之思，强人意志，淑世婆心;修身养性严谨到刻板，持家持身峻洁到固执，忠诚到迂阔伪善;见机而作、实事求是，通达到怯懦狡黠。
这一切，有着远不止彼时彼地的意义和内涵，即使是具体而微的出处计量与现实安排，也无不贯彻着他对于世事与生命本相的洞察，对于人生艰困的体验。曾国藩不止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更是一个以自胜胜人、以圣贤自许的理想主义者，他甚至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一种让人可以仰望的方向。
孟泽认为，自己完全不具备乡党曾国藩那样沉潜刚毅的气质和经理国家的抱负，外表狂狷，内心温柔。

图片说明：孟泽在湘图讲坛诠释曾国藩。

知天命之年探问归程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很久以来，我们的生活一直伴随着宏大的题旨和崇高的使命，一些万众一心的目标和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垄断着生活。我们总是兴冲冲地出发，又一败涂地返回，辛酸的痛苦的旅程，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下前车之鉴的经验和智慧。我们牵挂全世界，但很少反思自己，我们害怕空虚，讨厌孤独，向往广场，崇拜潮流，一不小心便迷失了作为个体的初衷，遗忘了自我的立场和标准，并以此不着边际地自豪和骄傲。”这是孟泽新作《何处是归程》跋中留给自己和我们的反思。
不到20岁大学毕业留校，然后读研读博，30年来，孟泽从未离开过高校讲台。他说，当过最大的官是学生班长，获得的最高荣誉是本科、硕士、博士论文，皆评为优秀论文，本科硕士论文奖的是书，博士论文奖的是钱。除了潜心做学问，不知道还能干啥。他认为，自己30岁之前的作品都有着愤青意味。如与友人合著的《中国老百姓的前途》一书，当时的大背景是邓小平刚刚南巡，书中表达了一个文艺青年对社会的关心及生活的憧憬。随后的作品《有我无我之境》则是对生命的诘难，对自我的拷问。《中国历代狂士》叙述的是嵇康、阮籍、李白、李贽、郑板桥等10狂狷之士的坎坷生涯，孔子“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他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其实正是孟泽所乐意认同和追慕的。
真正让孟泽成熟起来并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是《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的写作，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于2006年。一个是晚清遗老，一个是新文化的先知，把两个看起来没有交集，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扯到一起，确实是一件有趣而费神的事情。他的认知是，此书表象上看是诗学，实际上谈的是人生的抉择、思想的抉择、时代的抉择。王国维“保守”，鲁迅“开放”，王国维“旧”，鲁迅“新”，这只是他们具体生活中留下的雪泥鸿爪而已，其实，两人的精神气质高度相似，对中国文化及其命运的理解也很一致。
此后，孟泽出版了《何所从来》、《洋务先知郭嵩焘》、《何处是归程》三种著作，延伸的仍然是与王国维、鲁迅相关的主题，即使是至今未完结的《西学东渐》。孟泽认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要回归初衷，回到人本身。否则，就是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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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我不认为湖湘文化是多么美丽的东西
2011年07月07日
来源：锦绣 作者：刘君

采访：《锦绣》杂志主笔邹波、记者刘君 

整理：《锦绣》杂志记者刘君
孟泽看起来很像前卫艺术家，长发、蓄须，讲话温文有礼。他真实的身份是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殿堂之内侃侃而谈中西艺术的差别。而在媒体上，他又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关注长沙的地域文化，也留意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他沿续了这个城市八十年代的精神脉络。

孟泽

锦绣：长沙许多商店牌子上写的都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作为学院派，你觉得“湖湘文化”包含了哪些东西？
孟泽：其实我不认为湖湘文化是多么美丽的一块东西，它有很多层面，比如说岳麓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线索，它是从一个纯粹思想的角度来说的。湖湘文化里面还有一个政治学的传统。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湖南人在权术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应该说，他们做事情根据勇气和血性，这个很重要。血性和勇气，并不是一个现代的东西，与那种理性并不是完全对接的，里面甚至有一些野蛮的东西，当然野蛮这个词要打个引号，或者叫“霸蛮”。
锦绣：是一种原始思维？
孟泽：原始思维，还有原始的活力、生命力，没有被所谓文明戕害过，没吸过鸦片。这个野性，是水土本身生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封闭带来相对的完整和独立。从时间上讲，“湖湘文化”更多在近代生发，跟现代的这种理性或者商业伦理有很大区别。在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人的这种精神能够显得很卓越；但在一个理性的和平年代，也可能会变得匪气。生命力旺盛的人，也许不讲规矩，也不会去借权术的那套东西来引导自己，真正支撑他走得远的，还是那种内在的生命力。给他什么主意，他都能燃烧起来。
锦绣：这些多面性的东西是不是与湖南的地理结构有关系？
孟泽：湖湘地理不是一元结构，至少是二元。我们刚才讲的一脉，是湘西、湘南、湘中三区，丘陵地区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人的野性。而商业伦理发育比较好的是洞庭湖这一带，那里是平原，有资源，有贸易，包括基督教等这些信仰最早也在这里出现，也是商业培养出来的。长沙现在这种状态当然跟这二元有关系。
锦绣：这种结构还有延续吗？还是说中断了？
孟泽：怎么说呢，相对于武汉、南京这些城市，长沙的历史没那么丰厚，它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流放之地，当年贾谊到这里也是来受罪的。但这里保持有一种原生态的水土。边疆的不毛之地，往往容易嫁接出新的品种来。湖南在近代的崛起，很容易用美国的发展来类比，就是一种文明嫁接到原来什么都没有的水土上，反而生长得很好。但是这个过程里面需要增加很多现代元素。回归到湖南，总体上这种商业竞争和商业伦理还是弱。湖南人的出路，原来从很世俗的角度说，要么当官，要么当兵——这是曾国藩时代的逻辑，侧面说明那时商业并不发达。但是这不影响它后来发展为商业社会，而官和兵这些强势的东西，还是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
锦绣：许多人经商后还是回归到当官上，这是否是“官本位”意识的体现？
孟泽：中国人都这样。有一定财富，没有一定的权力，好像有点不爽、不体面，像个土财主。当个什么官，把自己洗清了，就提到台面上来了，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很龌龊的东西，就是不认为仕途以外的任何成功是成功的。一个学生跟我说，他在广东天河区工作，有天看一本书，梁启超写的，遇到位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就说：你是湖南人吧，广州人现在不看这个。
锦绣：你现在也比较关注一些权利话题，比如说民间对政府权力的监督。
孟泽：对，我觉得中国的社会转型，离不开这个点，绕不过去。这种“权力本位”或“官本位”的文化死结一定要解开，不然中国现代化没戏，一点戏都没有。别看现在起很多高楼，这楼一点意义都没有。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日本人大多了，轮船动力比日本大多了，你还是打不过人家，因为现代化是与制度和价值相关的东西，这两个东西不变，器物的变化一点意义没有。但是说到体制，就有两点，一个属于冒犯，另外思想也不可控，知识分子转来转去还是回归到整个国民价值理想的改善，回到鲁迅当年做的事情。确实就是这样，你有什么样的价值理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现实是我们原来那一辈人或者说我们父辈的价值理想实现的结果。他们的价值理想真的实现了。现在我们要实现的理想到底什么样？这出现了混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的分裂，因为你又想批判社会，又必须保卫这个社会。
锦绣：这种“官本位”的文化，现在也被冲淡了，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别的东西了。
孟泽：其实从开始就不一样了，长沙这种城市里面比较多元的精神原本就对很多公共话题有着关注，只是没有载体和平台，以前人们只知道领导今天在干什么，还有春天来了要播种，秋天来了要收割什么的。现在就产生了很多诉求，因为酒吧来了，娱乐节目来了。包括现在《潇湘晨报》让老百姓知道保护老房子很有意义，人们就开始关注长沙老街和老建筑，这个东西本来市民就关注和喜欢。长沙并不缺少市民文化和有文化的市民。
锦绣：这家报纸所属的集团已经上市了，相对其他城市媒体而言，算是比较成功的一家。
孟泽：对，晨报老板龚曙光是大学老师出身，做过多年的文学刊物，后来又下海。这个人很能干、有思想、有激情，反正是一个真正做事的人，体现出湖南人的闯劲儿。
一个媒体做得好，一定要有“文学青年”，那种有激情、语言又漂亮的人。文学青年给报纸带来很大的活力。要让这个报纸看着舒服，必须这样，因为他们能感觉到最前沿的动态，又敢于表达。龚晓跃就是龚曙光请过来的，他是个比较感性的人，不知道风不风流，才子肯定是。有担当，没有太多遮遮掩掩，老板能够容纳这种人，很不容易。
当然，晨报集团不是民营，而是靠出版局这个系统，跟出版捆在一起上市的。我觉得这是好事。有庙就会有和尚。有平台自然就会有一些人来发挥，把底层的东西传播出来。
锦绣：长沙市民的生活趣味是不是跟媒体出版行业的主导有很大关系？
孟泽：也谈不上很绝对的关系，媒体至少构成了一个风景。长沙这个报系出现，让市井生活里面有一个族群跟着它，受它的影响，但要说整体的市井生活受影响还谈不上，市井有它自己的逻辑，首先还是赚钱这些功利性的、保证欲望的东西。
湖南的出版业有“敢为天下先”的姿态。钟叔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过批判中国人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勇气，而是湖南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跟钟叔河一起坐过牢的有研究鲁迅的朱正先生。翻译家杨德豫，也都是他们那一代人。包括我的老师、诗人彭燕郊——他的地位是被严重低估的，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参加新四军，建国前夕参加过第一次文代会，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说话，三个小时里一句重复的话都没有。刚才说的都是人瑞，一个城市里面要有这种人瑞。
以钟先生他们为代表，湖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在出版和文化界引领潮流，现在龚曙光通过媒体来行动—互相彰显，后人如果没做起来，老先生前面做的功绩也都没有了，幸好后面也做起来，精神气质跟前面有些相似，把八十年代的功绩也烘托出来了，就显得这个脉络还是延续了下来。
孟泽：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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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申：何时“轮到”孟博士成为“反面人物”
发布时间:2012-09-18
作者:许国申

“百年中国，真的是天翻地覆，一切都不复当初积贫积弱的样子了，列强们也早已收敛起横暴的嘴脸，常常排队在紫禁城外等待宣召叫起。”这话是谁说的？孟泽博士。在孟博士眼里，中国已经强大到不可一世，强大到“列强们”“常常排队在紫禁城外等待宣召叫起”了。——恕我寡闻，我没见过、甚至还没听说过中国人有用这般口气吹牛的。大概各个“列强”的博士们常常跪拜在孟博士门外等待孟博士“宣召叫起”，所以孟博士就凭此“想当然”了。果真如此，孟博士能否列出一张受你“宣召叫起”的外籍博士名单？或者是孟博士做了老板的谋士，每到招工时，总是看到应招人常常排除在门外等候“宣召叫起”。如果都不是，孟博士就不愧为文学博士，其想象力已经远远超过庄子与李白，堪称“历史之最”了。——不过孟博士的底气到底不足，他还得称尼采为“兄”：在中国，他可以称古今第一，在世界，他只能屈居尼采第二。 　　从孟博士的话中我们知道，孟博士是承认百年前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的，然而孟博士是否知道，这一百年间，中国是怎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渐渐走向繁荣富强的？鲁迅先生有没有为此作出一份贡献？如果有，怎么能说鲁迅是“反面人物”？ 　　说实话，我所见的中国，远没有孟博士说得那么强大。“美国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总额约64亿美元”——这是2010年01月30日人民网上的一则消息。美国总该是孟博士眼中的“列强”之一吧，孟博士怎么不“宣召”美国总统来训话，让他向中国人民磕头认罪，停止对台军售？ 　　也许有人要问：孟博士为什么要制造中国不可一世的谎言？他要把鲁迅打成“反面人物”。孟博士的逻辑是——积贫积弱的时代鲁迅可以骂骂成为“正面人物”，而今中国已经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鲁迅就该成为“反面人物”了。 　　按孟博士的逻辑，岳飞早该成为“反面人物”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哪个民族统治不是一样？岳飞与秦桧应该换个位置，让岳飞跪到秦桧面前。还有，如今已是“地球村”时代，凡是讲爱国的，都该成为“反面人物”了。汪精卫、周作人都该成为“正面人物”，那些抗击八国联军的英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士，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他们都是“反面人物”。——因为“尼采兄当年说过的，一切价值需要重估”。 　　孟泽博士是可爱的，他的可爱在于坦白。他说他读鲁迅的时候，“读着读着，竟然发觉自己原来连‘人’的资格都不齐全，就没有活成人样过。”从《鲁迅会成为反面人物的》看，孟博士确实“连‘人’的资格都不齐全”，至今还“没有活成人样”。作为一个博士，“连‘人’的资格都不齐全”，至今还“没有活成人样”，这使孟博士多么难堪啊！于是，孟博士来了个“脑筋急转弯”——把鲁迅打成“反面人物”，自己“‘人’的资格”就都“齐全”了，就“活成人样”了。堂堂中国文学博士，孟泽有没有读过“掩耳盗铃”的故事？——一个人面目可憎的人，难道砸碎镜子就不可憎了？ 　　说孟博士不知道“掩耳盗铃”的故事肯定冤枉，孟博士是聪明人，他弄了一面哈哈镜。把鲁迅放在哈哈镜前一照，鲁迅就成了“狂蛊中于人心”的“邪魔外道”了。请看在他那面哈哈镜前的鲁迅形象：“鲁迅是传统的敌人。”“鲁迅是现实的敌人，甚至是生活的敌人。”“鲁迅是自己的敌人。”“鲁迅之不合时宜，真是罄竹难书，非‘反动’不足以一言而蔽之。”——如此“反动”之鲁迅，还不应该赶快打倒？ 　　鲁迅希望速朽，我也希望鲁迅速朽，因为鲁迅速朽的那一天，就是中国大同的一天。那时候，谁也不理解鲁迅，谁也不知道鲁迅。历史地说，鲁迅不朽，不是中华民族之福，而是中国民族之痛。任何事物，腐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孟博士对鲁迅大动干戈口诛笔伐，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鲁迅未朽。鲁迅之争越激烈，中国的矛盾越复杂。看到现今之中国，鲁迅的灵魂大约是不能安息的。 　　抄录几则新闻，不知能否给孟泽博士退点烧—— 　　一个9岁的男孩因发烧不适，找父母要10元钱去看病抓药，然而家贫缺钱的父母相互推诿，为了谁去借钱发生激烈争吵。次日早上，这个孩子没有去上课，他在房间里用自己的红领巾在床梁上打了一个结，然后把下巴伸了进去…… 　　一9岁女孩因为完不成作业，吞下了20粒泰诺（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家长发现后，她被紧急送往了杭州市中医院，接受洗胃急救…… 　　一个13岁的小女孩，被人骗到美容院卖淫。父亲佯装嫖客，营救身陷“淫窝”的女儿。 　　我不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和国度”，抄录上面三则新闻也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我只是想：鲁迅曾喊“救救孩子”，现在谁来“救救孩子”？在鲁迅眼里，孟博士也是一个“孩子”——谁来救救孟泽博士？！ 　　附： 　　鲁迅会成为反面人物的 　　孟泽 　　很多年前，所谓“后现代”刚刚成为中国学者们的文化装备的时候，一个高官一任的前文坛领袖就说，鲁迅有一个就够了，有五十个鲁迅那怎么得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此话堪称时代的先声。 　　最近，在2008年操持过两场大国盛宴而更加著名的导演，似乎是接着前文坛领袖的意思说：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这话同样让人感佩，说出这样的金玉良言，想不成为弄潮儿也难。 　　百年中国，真的是天翻地覆，一切都不复当初积贫积弱的样子了，列强们也早已收敛起横暴的嘴脸，常常排队在紫禁城外等待宣召叫起。如此这般，如尼采兄当年说过的，一切价值需要重估。那么，自然也包括重估鲁迅。 　　说起来，按照今天的标准，鲁迅还真没干过什么具有“建设性”的事。特别是五四之后，“狂蛊中于人心”，人民完全被邪魔外道所惑，而鲁迅，就是那种不仅“连‘人’的资格都不齐全”，至今还“没有活成人样”。 　　数端： 　　鲁迅是传统的敌人。 　　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通过主人公之口说，翻开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在不是小说的文章中，鲁迅还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劝年轻人少读，或竟至于不读中国书”。据聪明的学者论证，这种反传统，不仅使国人从此在精神上失去立足之地，甚至直接开启了“文革”，其破坏性接近于毁灭性。且不说，汉字并未灭，中国也并未亡，足以证明鲁迅立论的荒谬，更不能容忍的是，数千年文明岂是“吃人”所能概括？“吃人”的历史怎么会吃出一个十三亿人的繁盛的种群来？ 　　鲁迅是现实的敌人，甚至是生活的敌人。 　　鲁迅对现实的否定，差不多没有妥协商量的余地。他不喜欢当局，就说“早已不记得有所谓民国”，说自己所处的时代活像是不堪收拾的颓败的晚明。他讨厌替权势豪强帮忙帮闲者，就说人家是“泛走狗”。他几乎要说梅兰芳是人妖，说顾颉刚是虫豸。他曾经不能忍受“现代派”们之爱听留声机，又因为几个青年之死而不愿在春光明媚之时赴朋友之邀，去“看桃花的名所”龙华。他还说，“心里受伤，永不痊愈”，以至终生记仇记恨到“一个也不宽恕”。此种自绝于人的态度，如何把自己做大做强？如何能够接纳多元价值？又如何可能胜任构建和谐社会的使命？ 　　鲁迅是自己的敌人。 　　一个和别人过不去的人，多少还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而鲁迅却是一个甚至和自己也过不去的人。 　　在鲁迅吐血似地写作的《野草》中，他居然“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然后发现“惟黑暗为实有”。他曾经期待速朽。他还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岂不是不给自己出路，不给自己余地，要了人命吗？我们何曾需要这样的拷问，我们何曾需要面对这样深渊似的“虚无”，多少千年以来我们都没有这样跟自己的灵魂较劲的主，我们不是照样好好的繁荣昌盛、福寿绵长吗？ 　　足矣，鲁迅之不合时宜，真是罄竹难书，非“反动”不足以一言而蔽之。 　　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把我视为心腹的班主任老师曾经悄悄告诉我，王国维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辛亥革命后一直留着辫子，闹“大革命”的那一年，自沉于昆明湖，殉了该死的满清，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遇此世变，义无再辱”，还有点大义凛然的气概。我偷偷找到书，看了王国维的照片，果然是一幅不买账的反革命样子。其时，鲁迅正被我们别有用心地供奉在神龛上，把他的话当做类似义和团的魔咒，以便打击层出不穷的的牛鬼蛇神和满世界越来越多的妖孽。看看鲁迅很少有笑容的照相，自然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伟大的冷峻和坚强。绝对正确啊。 　　三十年河东河西，否极泰来，王国维终于赢得“文化神州丧一身”的美誉，总算不止是反革命了，岂止不是，还被尊为一等的国学大师，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了，正像鲁迅当年被尊为“一等的圣人”。再看他的照相，也确实读得出孔子“斯文自任”的傲岸乃至桀骜不驯来。 　　天可怜见，如今轮到鲁迅要成为反面人物了。我想起来，小学中学时读他的文章，当时读得何其气闷，好好的话他不说得顺溜一点，绕来绕去让人急，因为他高居神龛，又不敢直陈己见，那份难受，铭心刻骨。念大学以后读他的文章，又何其沮丧，读着读着，竟然发觉自己原来连“人”的资格都不齐全，就没有活成人样过。 　　啊啊，现在好了。鲁迅终于要成为反面人物了，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骄傲地别过鲁迅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和国度，如何叫人喜欢鲁迅似的丧气、自我憎恨以至自虐呢？鸡蛋里头挑骨头，鲁迅太不懂得生活的艺术。他的几乎没有笑容的照相，原来是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己的憎恨的写照，是煞风景的不祥的象征。没有鲁迅，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内心，会多么祥和安宁。 　　期待速朽，或许，会成为反面人物的这一天，也是鲁迅自己曾经预判过的吧，算他还有自知之明。他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象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姒，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尊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边的甘言蜜语。”“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操持，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可是，谁是“中国人”呢？谁叫鲁迅自己也是“中国人”呢？活该！ 　　2010年02月25日 　　关于作者 　　孟泽，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洋务先知——郭嵩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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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似有悲情的城镇与乡村

□撰文/王砚供图/孟泽（除署名外）

2013年1月22日

2013年1月19日上午，长沙中南大学铁道学院。孟泽不习惯拍照，说话时还笑，一望镜头就僵住了脸。这张照片他没看镜头。他爱篮球，常去铁道学院的球场打球。图/朱辉峰

青树坪黄竹村，典型的双峰乡间。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街上的华人小店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街上的华人小店。。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怀旧也许是一种美德，但对于个人来说则未必。我念旧但似乎并不怀旧。还是往前走的好，我害怕在怀旧中颓唐，尽管免不了颓唐。”

    孟泽，蓄须，长发中分，颇似艺术家。与其倾谈异常迷人，言辞表述诗意而精致，对于新与旧，破与立，感受深切，却又逻辑缜密，理性克制。讲授中西方艺术之区别，更关注“湖南清绝地”的地域文化历史，曾著《洋务先知郭嵩焘》一书，认为郭是被“严重低估”的边缘化历史人物。两年前，他曾预想十年后的长沙，在价值观，信仰，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变化，尤其希望十年后的自己还能自诩为一个像教授的教授，像学人的学人。

    2013年1月16日，湖湘地理对话孟泽。

    [双峰县青树坪]

    被空心化的乡村，只剩下了无法远行的老人和小孩

    孟泽的老家，在双峰县青树坪，位于双峰县西部的一个古镇。有人曾在湖南省的版图上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以青树坪为中心，画两个同心圆，外圆直抵湖南的最边沿，可以涉足湖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内圆则是湖南省境最大的直径圆。这个实验说明：青树坪地处名副其实的湘中腹地。而双峰，至1952年始建县，此前全境属湘乡。由此，著名人物曾国藩、罗泽南，从湘乡人变成了双峰人。

    抗战前的青树坪老街，有店铺一百来家，自上街数起，光药号就有延龄堂、太源堂、正兴堂、见新堂、仁厚堂、裕康祥以及延年、保康、保寿、仁康、厚康等，还不包括美国人办的福音堂和后来的善龄、善济、健康等西医诊所。除药号外，还有南北货铺、布店、绸缎店、棉纱房、染坊、面厂等。

    “小时候，父亲在镇上上班。当年拍电影《蔡锷》，在镇上取过外景。没有河，但有一条青石板路，一里多长，我踩着石板路，去给我父亲打酒，结果走不回来，感觉太长了，只好一路问人区公所在哪里，问回来的。现在青石板路没有了，乡下老家很大的张家祠堂也没有了。解放后祠堂就分给了贫下中农，这边住一户，那边住一户，搬的搬，拆的拆，现在还剩下一堵墙。实际上，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个乡村就已经有点空心化了，家族不存在了，祠堂也没有了，新的社会系统已经把整个乡村重新安排。包括我们念书的学校，就在当地一户地主家特别大的院子里，整个中学才占那个院子的三分之一，有十来个班。我祖父还曾做过那里的管家，并长年主持家族内的公共事务。村里很多重要农具，如水车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我祖父的题款，我上大学以前一直以为那就是书法。”

    “刚上小学时第一次去双峰县城，跟一个小伙伴，先天晚上没有归家，第二天也无所事事，说走就走，赤脚出发。他有一个亲戚在那。当时我们想着走到他家，可以吃个饭，结果他亲戚不在，我们只好在县城里瞎逛一通。每人喝了一碗冰水，又走回来了。往返80里路。现在回想起来奇怪的是，两个小学生其实并没有任何目的，去县城干什么呢？这就是所谓憧憬吧。回到家，天都黑了，家里面的父母亲，居然一点没担心这孩子到底到哪里去了。如果现在的孩子消失了一天，他们不会急死？”这段小小的经历，明显排斥了日常经验，让人想起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而现在的乡村，只剩下了无法远行的老人和小孩。

    “我总觉得，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进入到了一个很别扭的地步。现代化的进程让人揪心。城市不是我向往的地方，县城也不是，乡村更不是。因为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乡村的空心化，人、资源、智力都在往大中城市集中，中国现在最优秀的年轻人，都纷纷涌向大中城市的高楼里面，却又苦于无所作为，他们不是以自己的真实需要为目标，而是以别人眼里的体面为目标；对于那些特别需要他们释放智慧和创造力的底层，他们却背井离乡。”
    人物   孟泽，1963年10月出生，湖南双峰人。曾师从羊春秋习古典文学、吴思敬习文艺学，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infzm》专栏作者，曾主讲《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著有《有我无我之境》、《两歧的诗学》、《洋务先知郭嵩焘》、《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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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皖四省图书馆联盟系列活动：历史文化名人解读之曾国藩四人谈 曾国藩：作为“圣贤”与“魔鬼”的演绎 演讲人：孟 泽

孟 泽 (时间：5月12日 地点：湖南省图书馆)

我算是曾国藩正宗的乡后辈，求解乡贤，不只出于好奇，也是自我成立的重要法门。     曾国藩作为“圣贤”，这不用多说，他还没死就很让人崇拜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曾剃头”，这不就是魔鬼吗？共和国以前，人多许之为“圣贤”，之后，“刽子手”的称谓更普及，如今，教科书之外，则无论官民，大都乐意把他当做道德文章、做官做人可以私淑的对象。     “圣贤”值得仰望，“魔鬼”让人恐惧，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历史的流程里获得这样两极完全不搭的评价？是时代观念作祟，还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或者，曾国藩的作为及其所服膺的理想，原本就充满内在的紧张与矛盾，连他本人都不免有天人交战无可如何的时候，而世道与人道，天下与苍生，庙堂与江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融洽一致的是非与标准，无量数的“生民”，总是被裹胁在历史的沧桑里，兴亡皆苦，命如草芥。     显然，曾国藩作为“圣人”与作为“魔鬼”的演绎，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处置的问题，如果能有所澄清的话，秦皇汉武以来中国历史上一些至今纠缠着我们困扰着我们的根本性的含混与暧昧，也许就会变得稍稍明白一点。     我手里拿着的这本书，是《刘蓉集》。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求学时，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他们一见如故，是金兰之交，更是君子之交。     在我看来，晚清所谓“同治中兴”，便是由曾国藩一班人的努力所造就的，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就这样的局面，除了风云际会，根本上还在于他们那种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理想主义怀抱与“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实践精神。     曾国藩做翰林时，有段时期推崇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刘蓉就告诫他，我们要以道德自诩。如果仅以文章自诩，你太小看自己了，担负不起这个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圣贤崛起、立德立功的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刘蓉就是小一号的曾国藩，他们的教养和思想，包括他们做人做事的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解读了刘蓉，也就解读了曾国藩。     为了深入我要讲的主题，我找到刘蓉给曾国藩、曾国荃写的两封信，仔细体会这两封信，也许就能体会他们在作为“圣人”和作为“魔鬼”之间的困窘与纠缠，二者又如何集于他们一身。     给曾国藩的信，写于曾氏回任两江总督后。他们早年有个约定，说哪一天，当然是功成名就之后，我们就“归去来兮”吧，回到山水田园里去。但此时，曾国藩位极人臣，功成而无法身退，刘蓉早有赋归之想，真正回到家乡却有点狼狈，他在陕西巡抚任上遭到弹劾，被革职留任，接下来又遭遇浐桥之败。     战败归来，刘蓉给曾国藩写了这封信，信很短，主要目的是求助，信中说：我在陕西当了三年拮据的巡抚，风雪交加的浐桥之役，死了两千多子弟兵，裸尸纵横，无人收敛。到如今，这些死在异乡的子弟，不仅没有得到抚恤，连他们活着的时候的欠饷也没有补发。在同捻军作战时，欠饷已经一年多的士卒，衣履破弊，被贼人刳腹剔肠后，肚肠中仅有麸糠，想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独人父母，而卒无以存恤之”，想到“生者含悲故土，死者饮泣黄泉”，真是惭负神明，负疚在心。为此，“伏乞阁下，念惨死忠魂，沦骨异域”，咨照有司，捐银兴工，在他们战死的地方，“建祠葺冢，以慰安之”，“庶冀九幽毅魄，稍有凭依，不至啼青燐而泣宵露”。     这封信，很沉痛，很悲怆，仔细读，会把眼泪读出来。那种伤怀，那种悲悯，那种怜爱，是刘蓉对他自己的，也是对三湘子弟，对天下苍生的。我想，这就是他们曾经努力要成为“圣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吧。必须承认，士大夫之杰出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之情，是从对于具体生命的这种怜爱和悲悯出发，也多少是以此为归结的，所谓“视民如伤”，于是奋袂而起，要“抚辑疮痍”。我们不妨设想，像曾国藩、刘蓉这样的书生，为什么会“举家效愚忠”去打仗？要搭上性命的功业，要搭上全家人性命的利禄，是何其得不偿失的功业和利禄？     他们的作为显然必须有内在的情感冲动作为依据，对他们来说，这种情感冲动当然是从神圣的家国伦理生发出来的。这封信，我想，大致可以说明他们作为圣贤的抱负和情怀从何而来，那种高远的期待和自我期许是从哪里出发的。     可是，我还得给大家念另外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曾国荃的，写信时，刘蓉是四川布政史。信中说，得知朝廷任命你为浙江巡抚，说明老兄的作为“上契帝心，下孚民望”。我到四川一年多，对地方毫无裨益，只有一件事情还值得告诉你，就是石达开就缚，巨患荡平。接下来，刘蓉就说这件事，信的口气跟前面的信完全异样，一点都不悲苦颓丧，而是自负骄傲，志得意满。说自己如何飞调重兵，力扼大渡河，让石达开部，归路既断，粮道复绝，死亡枕藉，偶尔有逃跑以及冒死抢渡的，均被击毙或落水溺毙。最后，“石逆势穷力竭，束手就缚，所剩部曲数千人悉弃械乞降”。     我们知道，石达开确实在大渡河边走到了绝路，但石达开其实是主动投降的，为保全手下人的性命，这才有刘蓉所说的“束手就缚”“弃械乞降”。那么，刘蓉是怎样处置投降的石达开及其部属的呢？信中说，除了将石达开和他的儿子、亲信共五人押解成都，其他人全部“骈戮于大渡河畔，竟无一漏网者”。信中还说，石达开在接受审讯时，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这样描述，刘蓉显然不是要表彰石达开的英雄气，而是在向曾国荃告白，我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强悍的家伙，而我比他更强悍，更凛然大义。     两封信，前一封表露的是他对牺牲子弟的负疚，对无辜苍生的悲悯，这封信则是写他“治国平天下”“济生民于水火”的胆识。从今天的立场看，包括石达开，那几千被刘蓉一一处死的太平军，显然也是无以为生、无路可走的苍生，但是，就像曾国藩当年在“讨粤匪檄”中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列祖列宗，为了我孔子孟子，为了名教，必须施以雷霆霹雳。当名教落实为君臣父子的纲常借以保证统治秩序的安全有效，当名教抽象为一种需要去无条件卫护的主义时，所谓苍生，在曾国藩、刘蓉的手眼中，就不能不一分为二了，一半是温驯的子民，一半是添乱的禽兽。     如此，作为“圣人”和作为“魔鬼”，从温情脉脉到暴戾恣睢，就成为了他们面对苍生的一体两面，出自同一个人的作为，并且同样基于他们经国济世的抱负，存菩萨心肠而付诸霹雳手段，仰望圣贤却难免堕入魔障，向往王道却总是辅成霸道。此时，以家国伦理为中心的儒家义理，就有了准宗教的性质，在极端的境遇下，不惜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哲学作为解释和自我开脱，而他们所杀的人，和他们自以为保护和“字养”了的人，原本都是生民，都是子弟。     自然，这不是曾国藩、刘蓉他们可以自我解除的困境，缓解以至超越此种悖谬性的逻辑，只能在新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框架中出现。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孟 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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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 诗性与理性

孟泽 湖南双峰人。曾师从羊春秋习古典文学、吴思敬习文艺学，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书。

审美说到底是情感问题、精神问题，只有在现代背景下重构"个人"与"天下"的关系，重构与新时代相协调的个人世界观，才能找到个人的归属和心灵的自如，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生命上的。

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世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至势力，这样的概括不止于二十世纪，今天仍在延续。这个时代许多旧的架构和规则在消解，新的格局尚未成型，渺小如凡人难免失措，只求应然之事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现实选择，诗性的缺失似为必然。
结识孟泽是一段美好的体验。浸淫中国古典文学数十载的他，言谈中不自觉流露的诗意的唯美和精巧的文法，时常令人讶异和欣喜。讶异是因为，这种表述，诗化的、温婉的，放在直接简陋的当代语境里，多少显得笨拙和不调和。欣喜不必说，还有什么比灵性更可贵、 比汉语之美更久违？但他又不是夸张的，甚至连奔放也算不上，缜密周全于是表达只得克制。据他说是因为年少时读进了许多的黑格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浪漫的天性便被逻辑的艰辛绑架了，直到今天仍在诗性与理性这相反的两极之间纠结。
杜甫云："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湖湘文化之于近代中国意味斐然，舍湖南难以言中国并不托大。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湖南人不乏诗意的血性、对家国情怀的传承和发扬，可说是传统走到近代的一次迸发，呈现出一种不止于楚文化的迤逦、亦不同于中原文明伦理教化的波澜壮阔。将论坛下午讨论环节的主题设置在"天下意识、家国情怀和个人归属"是孟泽提出的，本以为这种提法上能将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刚硬的题目柔化，下能让其着落在个人命运和情感上，不致宏大到不接地气。不曾想这个"宇宙问题"一抛出众人都有点晕，个人之于"天下"、内心之于外部世界的对立和统一一下子厘不清，却三三两两谈起了自己的尘封往事和年少记忆，动情动心。末了，一直听而不言的孟泽总结说，这般场面是他"始料不及却喜出望外"的，因为各位嘉宾都"袒露了自己的心灵"，让他感受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他们学术背后的潜在动力，那是"关于人、关于心灵的一种关怀"，这反倒是他这些年来参加了许多文学会议所没有看到过的。
就他个人而言，从审美的角度切入阐释恰恰可以为这个话题提供一种更为高蹈的补充。三十年前，十五岁的他便进入了湘潭大学中文系。大学前三年，除了背诵《离骚》、一首首钞录《宋词三百首》，总觉文史、文理的教化不得要义，"把原本应该明心见性的文学弄成了剑拔弩张的政治辅修。"大学第四年，碰到了民国学者萧艾，在举世尚不知王国维为何方神圣时便受教了王国维其人其文；遇到了诗人彭燕郊，接触到了彼时国人很不待见的颓废的现代文学鼻祖波德莱尔，从此开始反省自己的审美。
《诗经》推崇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的美学原则，但这并不是美学的全部和唯一，这其中包含了道德选择而不只是审美。审美对于人的情感必须是开放性的，如果将之以道德规范，再伟大的道德，即便是家国天下的道德，也不可能达到纯粹的艺术高度。"我们曾经处在家国天下这样一个完整的精神结构里面，现在这个世界消失了，现在的生活里已经找不到这样一种定性，于是我们的精神选择有一种逃避的倾向。"孟泽认为现代的情感可以超越传统的"温柔敦厚"，挥洒至更加惊心动魄的"壮观"。审美说到底是情感问题、精神问题，只有在现代背景下重构"个人"与"天下"的关系，重构与新时代相协调的个人世界观，才能找到个人的归属和心灵的自如，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生命上的。
抽离了家国天下，我们是谁？
"个人、家国、天下"在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建构，按照儒家的经典说法，那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今天看来，在现代文化和制度的冲击下，这种价值理想也变得可疑。我们已不再是皇权下的臣民，不再是君父的代理人，不再有人可以去担当一个拯救者，一个隔岸观火的悲悯者，你自己就是水火，你就在水火之中。
我们的传统里始终缺失一种基于草根的悲悯，缺失普遍的对于人性的关照，对于个体的微观的情感习惯性忽略和掩饰。
尽管我们是一个很实用的民族，我们的文化里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但我们也崇尚精神，只是这种精神不是关于文学、精神和信仰，它指向的是政治。在我们最需要精神的纯粹性和超越性的地方，最需要想象力的地方，我们填上的是结结实实的功利；而在最需要务实的地方，我们却想当然地浪漫。整个二十世纪延伸到今天，我们有时候把文学做成了政治，非常规范；却把政治的文本写成了文学，非常浪漫，也非常绝望。有时候，我们是以行政的方式和标准在做人和要求做人，却以做人的方式来打理行政。在最需要审美自由的领域，我们严防死守，在最不能容忍自由的地方却为所欲为。我们撒的谎，常常是关于信仰；我们做的妥协，常常是关于价值立场；而我们的真诚和坚持，却多半只局限于一种有限的现实目标，或者直接是和利益有关的具体事务。所有这些都造成中国当下文化气质的阴阳不调。中国人还是有很大的隶属性、依附性，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种不再屏蔽于家国、天下这种情怀的个人的主体性，从而生发出我们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思想。只有克服了这种拘束和局促，我们的自我表达和情感抒发才能够自然、自如，我们的审美才能够舒展和创造。（整理：姬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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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平等”“高贵”“叛逆”：这原本就是你们的天性--中国
发布时间:2011-11-14
作者:孟泽

10月20日，晨报在师大附中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活动，应邀参与，为一群可爱到恨不得化身其中的高中生讲了几句话，意思大致如下。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潇湘晨报》为同学们组织的活动，很高兴与《潇湘少年》的作者见面。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幸福和幸运的事情，多少年都没有机会和像诸位这样的高中同学一起聊天了，很兴奋。 　　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些年来，我们这里的大学与中学几乎是隔绝的，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基本上两不相干，各自在自己封闭的指标体系内运作，呼风唤雨，称王称霸，做出了不少让人感慨惊讶的业绩。作为大学老师，我了解中学教育，一般只能通过身边的孩子和他们家长的反映，通过给进入大学的学生上课时获得的只言片语。 　　恕我直言，我隐隐约约觉得，中学的老师，特别是中学的领导，是不太乐意自己的学生让大学老师来开导的，至少不能让像我这样的老师来开导，我有一些曾经的同学，现在是中学的骨干老师，见面时他们常常恭维我多么有思想，多么有学问，但基本上不会让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除了我不是主管部门的官员、委员，不是媒体上的闪亮人物，也基本上没有参与中考高考命题阅卷，因此没这个必要外，也许还有一些观念上的障碍。我说完下面的话，大家就会若有所悟的。 　　我想给大家说的主题是“我期待中的大学生”，为什么以此为题呢？因为，我总觉得，学生的素质，学生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可以决定老师甚至决定教育的，这话当然更应该反着说，学生毕竟是被动的一方，很容易被当做“实验品”，当做可以任意塑造的“工具材料”，特别是小学、中学的学生，譬如“疯狂英语”的李阳老师，最近就宣称，他是把他和他的美国妻子生的孩子当做小白鼠一样的试验品的，这很让人惊悚，连起码的人道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教育。以我的生活经验和从教经历，我大体上相信，“没有不是的学生，只有不是的老师”，“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那么，“天才”是不是会泯灭，学生是不是可能“是其所是”——成为他想成为和可能成为的人，教育者一方的作用自然更加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 　　好了，说说我对诸位的期待，说说我对于现代“知识青年”的一点理解。 　　诸位很快将要成为大学生，成为年满十八岁的公民，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即使仅仅作为长辈，而不是所谓大学教授，我也应该对诸位有所期待和指望的。至于诸位对我的期待，对大学的期待，我想，你们很快就可以用脚来投票了，就是说，如果你们中的某人进了我所在的大学，你可以选择上不上我的课，你可以选择上不上我所在的大学，兴许还可以选择上不上中国的大学，以至上不上大学。诸位都知道，这二十年来，世界上两位最负盛名的人物乔布斯、比尔·盖茨，就是进大学之后又退学了的。按照他们的说法，进大学，无非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梦想，寻找实现自己梦想的方式和途径，既然我找到了自己的梦想，甚至找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方式，甚至发现，大学成全不了我的梦想，那么，呆在大学干什么呢？当然，他们日后都承认，自己曾经多少受惠于大学教育。而且，我必须叮嘱大家，乔布斯退学，并不表明谁都可以退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乔布斯的，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一个文盲有所发明，也并不证明所有文盲都会有所发明，更不能说只有文盲才会有所发明。如果因为不读书不接受教育同样可以成人成才，就全盘否定教育，那是很弱智也很胡闹的逻辑，但这样弱智的逻辑常常被人们当成大道理。 　　闲话少说，回到我们的主题，我期待中的大学生，首要的一种品质，或者说他应该努力去争取和获得的一种品质，就是“独立”、“自主”。 　　前不久，人民大学有一位不太招人喜欢的学生写过一篇博客，这个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她的这篇文章写得发人深省，我为今天的大学生能够提供这样的思考，感到骄傲，文章题目叫做《不是需要怎样的学校怎样的教育，而是需要怎样的我们》，她说的当然是事关人生、事关教育的大问题，但是，大问题的症结及其解决，其实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拥有自由思想、自我主张、自主选择、自我承担的理想、兴趣和能力（当然，有一个差不多前提性的条件，就是环境允许与否），如果自己没有想法，或者有想法也是随众跟风的想法，那就什么也不要说了。有同学说，我有想法呵，就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让人刮目相看嘛，就是成为人上人嘛。如果是这样，那也只好罢了，因为这几乎还是科举时代的价值理想。我不否定现在很多人依然抱有这样明确的目标，这甚至也是我们生活的某种现实，特别是我这一代，也就是你们的父辈，总是望子成“龙”，而不是望子成“人”，其中就包含这样“光荣的”梦想和寄托。但是，我想，如果到了诸位这一代，还是这样自我暗示和自我要求，那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真是前途暗淡，没有未来。因为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生命观，而且，教育的普及，大学教育的普及，事实上也否定了现代教育朝科举方向发展，我们已经不太可能通过读大学来达到科举时代的个人目标了。 　　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每个同学都有想法，都有属于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个人认为，一个大学生，至少应该拥有独立的生活意识，有自主的阅读和思考的习惯，有自己承担自己命运的愿望和激情。读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世界、发现别人也不断自我发现的过程，进入大学，应该摸索并且逐渐懂得自己所为何来，将欲何往，逐渐可以分辨自己的兴趣所在和信心所系。因此，诸位进入大学，至少要学会比较和选择课程、专业、老师，不要再围绕考试、围绕分数学习，也未必要热衷人家之所热衷，有一句话叫做“独立才是真正的相互依存”，这意味着一个群体，每一个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独立性和个性，这样的群体才会是充满生命力的。即使从纯粹功利的角度考虑，我也想告诉大家，大学里没有一个专业是最可靠的专业，也没有一个专业是最不可靠的专业。道理很简单，世界是丰富的，生命是多元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上没有稳赚不亏的行当，也没有永远吃香的专业和职业。支撑你走得远、走得幸福和踏实的，最终只能是你的兴趣，你所认同的意义、价值和目标，你所服膺的理想。 　　我认为，构成大学生的第二种品质，也是大学本应该具备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是“平等”。理想的大学，我想应该是谁更拥有智慧、知识、个性、才华、气质包括美丽（因为不一样的气质教养而呈现的美丽），谁就更能得到拥戴。在这里，头衔没有太多的意义，“领导”“老板”这样的身份也是次要的，谁还记得蔡元培、鲁迅、胡适、范旭东当年是什么官阶什么头衔？但他们成为了我们民族最重要的记忆。人也许生来就不平等，但是，我认为，唯独在大学，唯独在受教育的年华，人是可以成长而且应该成长“平等”的生命观和人生态度的，在这里，“人”本身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还原，身外之物也许并不能彰显一个人的魅力。 　　我期待的第三种品质是“高贵”。所谓“高贵”，并不是要大家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而是心有所属，因此气定神闲，也就是康德说的，我的头顶是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上帝）在我心中，也就是乔布斯说的，追求你之所爱，信任你自己的内心和直觉，也就是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而不是“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意味着我们有丰富的内心，有“推己及人”的自我，我们是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的，而不是“为人”——看别人的脸色，看长官的意志，看眼前的市场行情。一方面，因为有足够充分的内心主宰，我们“高贵”“从容”，一方面，我们并不“自足”，更不“自矜”“自伐”，越“高贵”，越谦卑，越平和。 　　我还想提到的第四种品质就是“叛逆”，这个词比较吓人。“叛逆”有很多种表现，满嘴脏话是叛逆，愤世嫉俗是叛逆，遇事必反是叛逆，我说的叛逆是基于青春期特定的生理与心理产生的自我成长、自我认同中的叛逆，也就是说，在诸位这个年龄，将逐渐从一种主要是趋外的认同，譬如认同自己父母、老师的要求，认同报纸和媒体的召唤，走向趋内的自我认同，即自我逐渐拥有怀疑的能力和反思的精神，完成这一转变，然后可以超越现状，建立真正的自我，可以开始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精神参与这个社会，由此构成这个社会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因此，我说的“叛逆”，也许是一种文静的生长，一种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可以包括一种英气奋发，不可一世的豪情，必定无疑的是，叛逆意味着一种自我探索、自我选择的迷惘和痛苦，一种“长大成人”一定会经历的美丽蝶变。 　　最后，我还想告诉大家，与其说，“自主”“平等”“高贵”“叛逆”，是我期望你们应该具备的品质，还不如说，这些原本就是你们作为“英俊少年”并不稀缺的天分，就是你们原本可以也必然会成长发育出来的天性，如果没有人故意添堵的话。      (孟泽，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洋务先知——郭嵩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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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君自故乡来——循环的历史与空虚的文明
  

“十·一”，回了趟老家——湖南双峰。长假对于我这样没有情趣的人来说是十足无聊的，不会小赌怡情，不会应酬，到哪里去消遣呢？双峰没有可以游览观光的山水，行到水穷处，或许偶尔也能碰到一点悦目赏心的地方，但多零章碎句。耐人寻味的是这里曾经涌现的一些人物。于是，走访曾国藩、罗泽南的故里，还到双峰县委党史办的退休老主任罗绍志家里请教家乡人事，老先生称得上是最熟悉双峰文史的人了。

有朋友曾经问：双峰为什么会出一个曾国藩？我胡乱应答：“穷山恶水出刁民”，双峰可不止出了一个曾国藩。这一次，朋友小柯引用王维的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让我从故乡事说开去，以便填充他供职的媒体版面。

柯：这些年，许多地方纷纷在打造辖区内的“历史”和“人文”，连不太雅观的“西门庆故里”“夜郎古国”之类的牌子，也打出来招摇了，有点匪夷所思吧？

孟：“历史”和“人文”需要挖空心思打造，证明原本子虚乌有，或者曾经有，却被不肖的我们弄得四大皆空了。

想想也真是这样的，落寞的乡村不用说，当今中国大大小小的热闹城市，从京城到小县城，你能清晰地感知到它的历史和人文吗？真古董大体上糟蹋得差不多了，假古董和所谓新地标，从理念到格调，连使用的建材都是统一规格的，你除了从它们身上看到慌慌张张、晕头晕脑、不伦不类的现实，还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当代人心灵投射出来的历史的阴影，仿佛一块块伤疤似的。

我们的教科书也是这样，你能从现在的中小学教材里感受到深远的历史与厚重的文明吗？几篇主题鲜明的范文似的文言文，几则无本无源古为今用的成语掌故，几个如雷贯耳早已被我们敬奉成神仙的历史名人，发明了远不止一次的几大发明，从兴盛到危机，从酷苛到窳败，从一统到无序，从整齐到涣散——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王朝兴替，如同缺少内容的清单，缺少表情的偶像，没有氛围，没有质感，空洞到仿佛只剩下年代和名字，有关历史的“知识”越多，真正的历史似乎越不能彰显，历史背后的文明似乎越发空虚。正像近年来，一些人别有所托地热衷“国学”，弄出很多国学班、国学所、国学院，反而让你觉得所谓“国学”，更加莫名其妙，也更加无依无靠。

柯：贵家乡可有值得打造的历史文化资源？

孟：倒真有，而且用不着凭空打造，冯子振（元代诗人、曲家、书家），曾国藩，罗泽南，禹之谟（早期湖南华兴会、同盟会领袖，创办实业以及新学堂，1907年死难，遗言说“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幸毋奴隶其心而生”，这样的说话，是个人就会魂悸而魄动），都是弊家乡水土养育出来的人物。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们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至少，在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里，除了毛泽东的长沙一师范同学蔡和森和他的亲属，基本上就不知道自己的家乡还有其他历史人物。

柯：怕也不只是贵家乡的“历史”如此。

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现在治史的差不多都知道，这是一个含义极其深刻的命题。但我们这里，倒是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诠释了这句话，我们往往把历史作成了长官意志之下的意识形态教材。

柯：这未必是今天才有的情形吧？

孟：确实，中国虽然史乘浩繁，号称以史立国，有煌煌二十四史，有正史野史，但仔细观察却不难发现，古往今来，我们差不多总是只有一个朝代的历史，那就是当朝的历史。否定前此的一切历史，特别是前朝的历史，常常是确立新朝合法性的依据。这甚至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支配了我们全部的历史教育，以至一代接一代的人，总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知有钦定教科书以外的复杂的历史，以及历史表象背后复杂的人事与人性。

在当代，这种倾向体现得尤其显著。部分原因是，古典时代的文官选拔制度不再继续，古典教养不再是当政者必须的教养，以古为尚的道德理想主义也不再熠熠闪光，而大小首长们，因为位居要津，却依然像古代士大夫一样以为自己是“天与之！天与之”的“牧羊人”，是字养生民的“父母官”，无法不把自己的见识当作最高明的见识，把自己的教养当成最高级的教养。结果，一个地方的历史，常常只剩下首长们所乐于知道的“革命”史（可以追索到“汤武革命”），一个地方的人物，常常只剩下当局者所熟悉的与开国有关的人物。舍此之外的一切，不是腐朽的或者敌对的，就是不存在的或者没有意义的。

柯：好像是这样的。

孟：中国的文明史漫长，有文明古国之称，是所谓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但文明的历史积累其实相当有限，无论文献还是文物，总是不断从终点回到起点，总是不断归零。除了陈独秀所说的“大流氓的家谱，小流氓的传记”，鲁迅所说的那些满版子写着“吃人”二字的陈年流水簿子，除了始料不及的考古发现，我们几乎找不到所谓漫长文明的有效证明。这也许不只是由于古代文明的传播手段和承载材料导致的。

曾经有学者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永乐大帝到康熙王朝，不管是阿房宫大明宫，长乐宫未央宫，还是谁的林苑，谁的庄园，在经常上演的皇权更迭中，无不化作烟火。表面看，真是十分可惜，仔细想来，却也未必真的可惜。且不说，这些东西原本由苍生的血泪砌成，却从来与苍生无干，更重要的是，从故宫就可以看到古往今来中国皇家宫观的大体，从承德避暑山庄，从颐和园就可以知道帝国园林的概貌，从小衙门封闭的院墙，就可以领教自首都到省垣数十里城墙的威严。天不变，道亦不变，只有城头的大王旗在变，我们习惯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重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循环，是一仍其旧的简单的存亡绝续。

柯：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倒也确实不缺少家谱似的历史谱系，看戏（如今是看电视），听人闲话，人们似乎把帝王家的事，当成家事一样。

孟：没错，家国一体，这是神圣伦理。我们对每一任家长，都充满梦幻般的期待和嗷嗷待哺的翘首，尽管除了失望还是失望，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但我们对朝廷包括后宫里的鸡零狗碎，依然充满好奇，对围绕皇权的进取和纷争，照样兴致勃勃，连毛泽东也打压不住“帝王将相”在文艺作品中的猖獗。每个人都有一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账簿，每个人都有一本“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春秋。这联系着我们灵魂深处对于“英雄”的认同，对于“家国天下”的理解。说得难听一点，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只有那些纠缠着折腾着“家国天下”的“帝王将相”，现在总算还可以加上富商巨贾了。我们拥有一种由旧的文化传统以及现实观念共同陶冶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精英”意识，前面说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与此紧密相关。

现代社会的精英意识，显然不止是一种精英崇拜意识，而更应该是一种毫不别扭也毫不功利主义地接纳、尊重、发现、认同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物及其独立个性的意识，懂得欣赏、爱惜不同领域的卓越者，并且不以奇迹视之，而能够纳入人道主义理解范围的意识。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的精英意识，有时恰恰是反精英的，是常常不免要把真正的精英扼杀于摇篮中萌芽中的伪精英主义。

然而，我们又出奇地信奉成功哲学，高度认可成王败寇的逻辑，我们会对一切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人上人”的人，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敬畏和不可置信的迷恋，只要是菩萨，就习惯下跪。我们的是非，常常是基于一时一己需要的是非，我们的仰望常常只是基于现实目标的仰望，我们无法从现实政治的逻辑之外，分蘖出纯粹精神、情感、知识、人格的度量，更不要说宗教的量度，甚至没有成长出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怀。

如此，把特定时代的政治要求，看成是历史存废的全部依据，把存在即合理的现实，看成是全部历史的必然结果，以至起哄似地跟着领袖得意洋洋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丝毫不奇怪了。

柯：还是来说贵家乡的历史人物吧。

孟：他们在旧的文献中大体被称为湘乡人，譬如被称为“曾湘乡”的曾国藩，由他“领衔”中兴的桐城派古文余脉，被称为“湘乡派”，他的家乡就是现在的双峰县荷叶镇。双峰是1949年之后才有建制的一个县，此前，这里属湘乡，包括现在的涟源县（曾国藩的结拜弟兄刘蓉，现在算涟源人，其实也是湘乡人，他的故居就在双峰涟源交界）。

这也是我的家乡一种特殊的尴尬，有这种尴尬的地方应该不少。钟叔河先生曾和我说，“善化”是一个内含多少人文信息的地方，可现如今到哪里去找“善化”？

这种多半因为偶然的行政需要，或者干脆是某人心血来潮指点江山产生的新建制，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考虑，可以说是破坏性的。似乎空穴来风的行政区划，很可能让你从此就不能够名正言顺地找到和确认故乡的历史与人文。而我们这里的一切，又从来都是由行政主导的，政府之外很少有经营某种事业的空间和可能性，政府不出面，或者没有相对应的政府机构管辖，一切免谈。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的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其实曾国藩在这里一天也没有住过），如今参拜者不少，还是地方政府费尽心机的努力，前些年才终于争取成所谓“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参拜起来总算是名正言顺了。

柯：当局者的绝对主导，难免你说的长官意志吧？

孟：可是，你到哪里去找当局者以外的民间和社会呢？你又到哪里去指望时代潮流之外的别的什么流呢？我们早已习惯把意见不一者看成反动者或反革命（反国家）者，把时代潮流之外的称为暗流或逆流。

半个多世纪以来，属于双峰的乡土文化以及历史人物的“演绎”，自然是顺应长官意志，且符合时代潮流的，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曾经信心十足地破旧立新，把一切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东西，视为“封资修”，接下来则常常以发展为口实，干利己的勾当，乡土成为了我们需要迫不及待逃离的所在，乡邦文献文物更加是需要我们勇敢地拆迁捣毁和背叛的对象。

如此，我们所收获的历史，不能不是反历史的历史。

崭新的行政区划，似乎也正是为了成全我们的这种需要而设计出来的，我们乐于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以便走进新时代。

然而，罗马毕竟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当社会一旦走出自诩为“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进步与进化后，乡邦历史与人文，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所归属的重要依据。作为所谓万物之灵长，人其实是需要有所归属的，不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乡邦文献文物，正好对应了可以给我们带来方位感和归属感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地理与人文，我们甚至可以由此获得一些基本的教养和相对真确的自我认知，不仅关乎文明，也关乎人性。

柯：这几年曾国藩可是很热。

孟：是的，近年来，我们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点温饱之后的余裕和鞭长莫及的宽容，而且伟大领袖早年确实白纸黑字地崇拜过曾国藩——“独服曾文正”，视之为“大政治家”兼“大宗教家”，加上曾国藩经略天下，位极人臣，还有“相术”，还有“挺经”，还懂得官场厚黑，所谓集“功德言”于一身，“修齐治平”一样不落下，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所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还没有摘掉他“刽子手”“反革命”的帽子的同时，他正在比晚清时期更热闹地走上神坛。又因为我们的历史观其实是一种“英雄”史观，而且是那种一人独大的“英雄”史观（与我们爱好“正统”，认同“一元”的文化心理相一致），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时代，一种局面，必定是由某一个大英雄导演的，本该群星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非弄成众星拱月的局面不可，现实中是这样，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是这样。

曾国藩如今成为了上上下下无人不仰慕崇拜的独大的英雄，此前弃之如敝屣刚刚毁掉的生养了他的房子“白玉堂”，前不久也平地起高楼加以重建了。看到这样“簇新”的假古董，说夸张一点，我真是悲从中来。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然而，这样的当初，却依然在继续。罗绍志老先生告诉我，二十年前，在去曾国藩老家的路旁，秋瑾的故居还在（秋瑾祖籍绍兴，生于厦门，1896年嫁入湘乡即今双峰县荷叶王家，十年后和荷叶家人“诀别”，不久即赴死），现在完全没有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郭嵩焘曾经感叹，此人绝非“一介武夫”的评价可以打发）的“大夫第”曾经很完整，现在也只剩下一堵墙了；禹之谟家的老屋，早已剥蚀倾颓。

要么追捧，要么遗弃，这就是由我们打造出来的“历史”节奏，在这样的节奏中，除了不能保守文明和文化，真是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当然，常识常情平常心，是永远缺席的。

柯：罗泽南的故居还在吗？

孟：参观了曾国藩的系列故居后，《湘军领袖罗泽南》的作者朱金泰，带我去看了离曾国藩家的“富厚堂”不远的罗泽南故居。

罗泽南一生大部分时间耕读于双峰的石牛山冲，按照朱金泰的说法，罗泽南比曾国藩更称得上是早期湘军的创始者和精神领袖，他在理学以及教育方面的建树，让曾国藩“极所钦仰”，称他“读书明大义”，“可为师表”，“信为吾乡豪杰之士”，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曾国藩日记“夜读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辛亥革命以前，罗氏的《小学韵语》作为发蒙读物，曾经流行天下。不幸的是，在与洪杨的战争中，他早早战死，没有建成曾国藩那样的“中兴”伟业，也没有来得及像曾国藩那样苦心经营自己“三不朽”的光辉形象，倒是与曾国藩共享了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罪人的“荣名”。

早死的罗泽南，如今差不多成为了匿名者，包括在他的故乡。我和朋友走到他的出生地，向一个当地青年询问罗泽南的屋堂时，这个住在罗氏屋堂几十米远的青年一脸茫然，不知道罗氏是谁何人。

罗泽南出生的老屋还在，屋主人并非罗氏后裔，他向我们确认，这栋房子就是罗氏生长的地方。在屋前的地坪上，屋主人正用电锯锯木头，准备过年后把房子拆了。他说，房子太老太旧，实在不能住了。我说，你能等等吗？我多少有点心虚地向他保证，五年之内，应该会有人出面来保护这所房子的。他说，他已经给县里打过报告，县里文物局的人说，可以拆，隔壁是当年清廷为战死的罗泽南建的祠堂，保护那里，这里就算了。我们马上走到隔壁看祠堂，所谓祠堂，仅剩下一堵墙，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打理过的烂屋堂而已。

想到那个大体犹存的罗泽南真正的故居，几个月后将不复存在，我有点不寒而栗，赶紧拍了一些照片，日后有人念及，我至少还有照片可以应对。

“大义昭于万古，公论自在人心”，这是罗泽南当年战死武昌城下时留下的绝笔。他所说的“大义”，我们未必会服膺，他所期望的“公论”，则是每一个对于人道世道有所关怀的人一定会殷殷期望的。然而，“世道人心”，悠悠万古，“世道”从何说起，“人心”在哪里安放，“公论”是谁人之论？

究竟是什么在支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认知呢？又是什么在填充我们的记忆并且主宰我们的判断呢？如今，我们终于知道曾国藩需要敬重，是因为我们突然发现他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吗？而我们的时代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也许将依然在暗黑的循环中婉转，而所谓文明，也将依然空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