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已发《湖南教育》2009年1月中旬刊 培植“湖湘语文”(上) 黄耀红 我们所说的“湖湘语文”,就是以湖湘文化为底色和底蕴的语文教育。 “湖湘语文”与“湖南语文”,仅一字之差,然“湖湘”所强调的不是行政区划,而是文化归属。 “湖湘语文”不在于标举此种“语文”有何异质,而在于湖湘人在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保持一份深刻的文化自觉,极力彰显湖湘人血液中流淌的爱国济民、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忍强健、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湖湘文化精神。 在中国语文教育呼唤本土化、民族化的语境中,在大一统的语文教育研究格局中,我们鲜明地树起“湖湘语文”这面地域文化下的语文教学大旗,是建设湖南语文教学“研究共同体”的需要,是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感、挖掘丰富的湖湘语文教研资源的需要,是建设湖南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的人才梯队、实现中小学语文教育学术研究、教研引领和田野实践之间对话的需要,是铸造湖南语文教育界集体群像的需要。 在应试教育依然严峻的当下,在语文教育依然是带着镣铐跳舞的当下,我们“湖湘语文”如何在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驱使下,杀出一条血路、开出一片新天? 路在脚下。 一、 底蕴:湖湘语文的文化渊源 “湖湘语文”的底蕴与根基来自于湖湘文化。 提起湖湘文化,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岳麓山下的那座千年书院。仅从存在的时间上考察,岳麓书院之历史比英国之牛津、美国之哈佛更为久远。自宋代起,数百年来,这里名师咸集,学者如云,一度成为全国学术活动之中心。 遥想当年,湖湘学派之传人张轼---我们的宁乡人,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迎着远道而来的朱熹,两位大师于岳麓书院设坛讲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学术风范何其令人神往!至明代,一代硕儒王阳明与东林学派到此,学院一时云蒸霞蔚,辉映四海;明清之际,王船山布道于斯,学者又是络绎不绝,奔走相告…… 毫无疑问,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象征。 值得追问的是,湖湘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不了解湖湘文化精神,我们就理解不了“湖湘语文”中“湖湘”二字的份量与重量。 人是文化的核心。对于历史与现实中湖南人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性精神、气质、性格的破译,就是对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的最好阐释。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从来就是一个豪杰并起、人才辈出的地方。 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创造“湘军”的曾国藩到抬棺出阵、收复新疆的左宗棠,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无君既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的黄兴到“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蔡锷,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朱镕基等杰出的政治家到袁隆平、黄伯云等卓越的科学家,从沈从文、黄永玉、谭盾等一大批湘籍文学家、画家、音乐艺术家到无数湖湘俊杰……无论是政治、军事、科学还是文学、艺术,无论文韬还是武略,湖南人都足以令世人刮目相看,甚至有人将湖南誉为中国的“人才之都“。 湖南人才中从来不乏改变中国社会的风流人物。“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这已成为中国历史的共识。 为什么湖湘大孕育出如此优秀的儿女?湖南人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性格?湖湘文化到底有着怎么的精神内核? 湖湘文化,博大精深。然而若对湖湘人才群落加以历史考察与现实剖析,你会发现,湖湘文化精神的最大要义在于:它是一种忧世济民、九死不悔的担当精神,一种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一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 湖湘精神不是写在书本里的条文,它表现为湖南人的群体性格和价值取向。湖南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既“霸蛮”又“灵泛”。“霸蛮”就是坚忍、执着、倔强、刚硬,就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血性精神。这种“蛮”性与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地理环境有关,更与湖湘文化的浸淫分不开。湖湘文化之形成,一方面受中原文化(正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吸取了野性自由、清奇瑰丽的楚文化之精华。因此,在湖湘文化中,既有兼济天下的儒家因子,又有不循规蹈矩、敢于打破现有框架的野性气质。他们“霸蛮”而不“愚鲁”,“灵泛”机智而不油滑。 从周敦颐创立理学到王船山提出的“实有之道”,再到毛泽东对“宇宙之真理”的探索,湖湘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以天下为已任的“原道精神”。在“原道”过程中,湖南人时刻表现出不信邪、不怕鬼的斗士精神,表现出开风气之先的志士精神。湖南人从来相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们普遍敏于行而讷于言。 厚重而鲜活的湖湘文化,滋养着湖南这片土地,滋养着优秀的湖湘儿女。 湖湘文化与我们所讨论的“湖湘语文”是一种怎么的关系呢? 湖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 师郑定子先生说,无论多么有名的学者名流,他们都离不开他们所处时代的“语文教育”(这种教育不一定以“语文”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说,“湖湘语文”其实是一个包容空间极大的概念。可以说,没有“湖湘语文”也就没有“湖湘文化”。即使将“湖湘语文”中的“语文”理解为近代书院、现代学校制度下的“语文教育”,其历史也是极为悠远的。在湖湘语文教育发展的长河中,从朱熹、张轼、曾国藩到徐特立、杨树达、黎锦熙等等一大批令我们景仰的先人,已经创造了一座又一座教学与学术的高峰。他们都是湖湘文化优秀的传播者与建设者。 确实,今天我们标举“湖湘语文”,就是要总结和继承“湖湘语文”的悠久传统,就是要从湖湘文化中获得精神动力、思想启示与智力支撑,就是要大力弘扬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中的湖湘精神,造就一支扎硬寨、打硬仗的“语文湘军”,就是要彰显湖南语文教学中的务实与求变的精神。 二、 历史:湖湘语文教育的荣光 回眸和检索近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史,无数发黄的书页里清晰地记载着湖南语文人的思想旅痕与历史荣光。 远者如湘人曾国藩,他的教子家书里存留着大量关于读书、作文的独到见地。如读书“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氏对“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的读书法推崇备至;他强调读写结合,“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 及至近代语文独立设科之后,不论是语文教育研究与语文教育实践,湖南都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学者与学校。一代宗师徐特立在国文教育上的建树足以彪炳史册。早在1914年,他就提出国文科之教授要旨:“一知普通之言语,二知日常之文字文章,三养成表彰正确思想之能力,四启发其智德。”他认为,教材要选择三种材料,即“用教训为主者”,“以知识为主者”和“以趣味为主者”。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红色苏区,他具体组织编选教材,注重乡土教材的开发,强调作文与生活实际的结合,等等。徐氏是毛泽东的先生,是湖南语文教育的骄傲,也是了不起的教育家。 黎锦熙,是另一位载入中国语文教育史的湖南人。1924年,他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是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本语文教学法专著。1950年,该著又得以修订重版。在这部专著里,黎氏从“语文方面”(形式的)和“心意方面”(实质的)两方面对“国语要旨”展开深入探讨,他提出国语教材要“合于本国的教育宗旨”和“适应儿童身心发展及生活需要的程序”。为了改革旧有教学的弊端,他特别提出了“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教段”分为“理解”“练习”和“发展”三个阶段。这种探索,在国语文教学中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1938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成立。遥想当年,这汇聚了一大批语文名师。如杨树达先生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在中文教学方面都有着极高的造谐;曾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工作过的早期语文教育家阮真先生的《中国国文教学法》更是以调查为基础,充满了真知灼见;国学修养深厚的钱基博先生也提出了诸多关于国文教学的深刻见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湖南语文教育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诸多“第一”。据湖南师大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导师周庆元先生回忆,已故的师大语文教学法教授张隆华先生堪称新时期语文教学论研究最早的开山启林者之一。在“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以张先生领头的湖南师范学院语文教学法教研室率先出版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本《中学语文教学法》教材,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又率先推出了第一本《中国语文教育史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湖南语文教育的学术界与实践界联系相当紧密,张隆华先生就曾与当时湖南省教科所语文教研员曾仲珊先生合作撰写过《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在张隆华先生的影响下,湖南师范大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在承传中发展和创新,建设了一支实力强劲、令学界注目的科研梯队。张先生故去之后,学术研究不仅薪火相传,而且发扬光大。进入新世纪,湖南师大成为国内最早拥有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点的师范院校之一,周庆元先生亦是全国最早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导。可以这么说,在语文研究界,湖南师大早已成为中国语文教育研究的南方重镇。 从中学语文教育实践看,湖南学校语文教育也有着历史的荣光。创立于1912年的“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堂”(今长沙市一中)当为近代湖南语文教育的典范。至今,该校依然保存着毛泽东当年就读该校时写下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二三十年代的省立一中,慎选良师,学生的学术研究活动极其活跃。诸如《一中学生》《长高学生》等校史资料清晰地记录着动荡清贫岁月里的辉煌。 进入新时期之初,当时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有相当一部分就由湖南省教科所组织编写。省教科所也先后组织编写过一些具有“湖南风格”的语文教材与读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湖南也涌现了相当一批在全国有地位的特级教师及其教改经验,如湖南师大附中邓日老师的“自能作文”、长沙市一中吴稷曾老师在作文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等等。 总之,不管是从湖南这片土地上走出的语文学者还是名优教师、特级教师,我们从他们的学术成果与教学探索中,都能感觉到湖南人特有的执着精神、创造意识与务实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