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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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凯声教授讲座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

   元月12日上午9点，劳凯声教授到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作“关于教育研究的心得与反思”为主题的讲座，以下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教授、博导的一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 管理博士论坛刘建银整理：
   今天来到这里，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主办方原来告诉我这是一个与博士生的座谈会。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现在我把我将要讨论的提纲写在这里，我今天大致依据这四个方面，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即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
今天，在座的都是博士生，在日本，你们被称作博士候选人。这就是说，你们迈过了通往博士道路的第一步。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焦虑，我也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博士，来让我们的老师满意。所以，今天我想把我的经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同时结合我们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遭遇来谈谈我们如何应对。

   一、遭遇后现代

   在最近三年时间，社会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这种变革正在冲击我们的学习、生活和思维，使得我们不得不去适应这个变化。在我们的专业领域，这个变化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发现，我们习惯的方法、话语，它的解释力已经被消解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如何去适应变革了的社会。所以我说，我们遭遇后现代。根据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从小学、初中、高中，然后下乡，一直到我来北师大学习，我学了5遍哲学，但内容大致类似。以至于我的女儿问我：爸爸，什么是哲学？我只能回答说哲学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是的，我们不能摆脱这些哲学的束缚。在中国教育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场非常热烈的争论，就是关于教育本质的争论，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参与了这场讨论，我本科毕业论文做的就是这方面主题。那么，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是如何去讨论教育问题的呢？我们讨论教育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生产力呢，这种分析思路，源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哲学方法。我学过5遍哲学，归纳起来，这些哲学告诉我，大致上，我们把社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经济基础，它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就是上层建筑，比如政治、思想、宗教、教育、法律、监狱等等。我们也很熟知它们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见到的教育学课本，都是把教育放到这样一种社会哲学当中进行分析，这样一种二分法，导致了我们会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即教育或者是上层建筑，或者是经济基础。应该说，这样一种哲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很有解释力，可以解释我们社会的很多现象，就是说他是管用的。人们在一段时间，把哲学看成一种显学，打乒乓球和卖大白菜都要讲哲学。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它遭遇了挑战，那么我们90年代发生了什么，使得这种思维方式不得不发生变化？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终于承认我们社会需要市场，开始建构市场经济体系。对这一点，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讨论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时我自己作为教育法起草人员，参与了这样的教育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但是，在那时，人们反对把教育与市场联系起来，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一个公益性的事物，市场是不能介入到公益性的领域。这场争论一直延续了5年之久，以至于到了1995年，大多数人认为，教育仍旧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和市场发生关系。所以教育法第25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这样一个规定可以反映当时整个教育界对教育的一个基本认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成熟，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我认为，这个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向多元化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中，整个社会是一个一元化社会，我的一位博士生把它称为“总体性社会”，或者是“一体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承认个体的利益，强调利益的一致性、共同性，比如我们通常说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这句话，在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表明不同利益、不同追求的表达是我们计划经济否定的。但是，市场经济中，多元化是最基本的需求，买家卖家有多个，它们的追求是不同的，而且可能存在冲突，也可能发生激烈的对抗。一个好的政府，可能不能同时代表买方和卖方，否则就是强买强卖。所以一个好的政府，可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使得社会主体达成和谐。
   所以，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比如在教育领域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人们从来没有对教育出现这样强烈的表达，比如我们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设计，这种迹象非常普遍，这里面其实也暗含了家长的利益追求。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在培养我的孩子的时候，我逼迫他去学各种各样的特长，我们难道能说这种要求是错的吗？不能，所以这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新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的社会哲学开始失去他的解释力。传统社会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了我们社会是由一个不同主体组成的多元化社会。如果说这个哲学承认有不同利益追求的话，那它就把它解释成为一种阶级斗争，他导致我们遭遇了一系列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释教育领域里的这些现象，我们普遍遇到了困难，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失语。教育领域目前有很多话语，比如经济学的话语，如教育产业化等等，还有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当然也有我们独特的教育学话语，如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多元化的话语愈演愈烈，那么教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科？这些问题的提出，我觉得，反映了教育学领域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焦虑，即文化焦虑。何以见得？大家可以查查瞿保奎先生的《元教育学研究》，这本书反映的是80年代末人们展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在南方的上海，华东师大展开的是一场元教育学的讨论，企图通过教育学本身的反思来寻求教育学的科学性存在；而在北方的北京师大，我们则希望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来寻找教育学的新的生长点，来提高它自身的生长点。其实，无论是那种探索，其实都体现了一种文化焦虑：教育是不是一门科学，能否科学化，科学化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还有，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发生变化，人们也不断讨论新的问题，比如知识问题，人力资本开发问题，全球化问题，终身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似乎也在冲击我们头脑中传统的观念，我们很多原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新的问题。比如全球化问题，最初提出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似乎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契机，把它看成一个新生事物。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没有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前年哈贝马斯来中国做报告，一共做了三场，我听了两场。在中央党校，哈贝马斯专门讨论全球化问题，尽管哈贝马斯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但他它基本上对全球化持否定的态度。同样，1997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千年大会，提出了一个口号：差别同在。我们的时代，不但要承认差别，而且差别应该是共同存在的。这是一种与全球化相反的声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全球化正在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均值化问题，同一性问题，这些问题正在使得我们社会成为单向度发展的社会。我们今天的教育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说，我们正在遭遇这样一个挑战，遭遇后现代的挑战，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去应对，这是我们的责任。
   二、用阅读提升我们的智慧
   我在这里简要谈谈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焚书运动，第一次发生在秦朝，焚书坑儒，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我是参与了这次焚书运动的，我把好多书烧了，然后就上山下乡，清楚的记得，我们在北大荒看到的只是革命导师的选集和欧阳海之歌，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要能读书是很罕见的。但这样的环境恰恰培育了我们读书的冒险精神，包括手钞本禁书，比如《第二次握手》，我清楚的记得自己是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看得泪流满面，但接着就受到了批判。在北大荒，我们的一个住处，在横梁上有一个很大的皮箱，据说这是一个被枪毙的红军上校的遗物。平时在白天，我们谁都不敢去打开。在一个黑夜，虽然那个横梁很高，然而我们还是爬了上去，把皮箱子打开，我们发现了一件大衣，同时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九三年》，雨果写的；一本是《白痴》，托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后来我们关上门去读这两本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两本书没有，看过以后有什么感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在反复听样板戏的过程中去看完这本书的。我们看后印象很深。比如《九三年》里的人物，个个是那么有鲜明个性。第二本书大致是说我们社会正在扼杀我们的个性。后来我的女儿问我要读什么名著，我给她推荐了这两本书。我结合这个故事是说，阅读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性诉求的境界。虽然我自己还有一些很独特的书，曾经也被北京市评过藏书的什么奖，但是现在，年轻时候的那种读书的冒险精神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想，焚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一种悲哀，带来的是知识分子无书可读。但是，今天不一样，你们今天能读的书太多了。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出版了大量的书，但大多数是名著，不像今天，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学者，包括水平不高的学者，比如像我这种学者，许多书也充斥其中。读大学的时候，有时我也与你们一样，老师讲课，我私下读书。但是我当时读的是名著，是大家写的书，而你们现在面临的境况不一样，因为出书的可能性增大了。所以我想，阅读需要精选。“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生活的边界”。这句话是说，你的生活领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语言。有时一种文化你理解不了。但是，现在我要把他延伸一下，其实你的阅读的边界就是你的生活的边界。阅读一本好书，就是觉得遇到了一位知己。当然也有一些书，你会在经过若干年后，才会发现他的价值。比如《代沟》，我读了一遍以后，没有读懂作者对于代沟的理解是什么。后来我在90年代末期，当我开始作青少年研究的时候，脑海里翻腾起来的就是这本《代沟》，这时候我才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作为一代巨人，作者对代际之间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余响。所以我说阅读能提升人的智慧，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三、学术研究的三大意识
   我自己做了20多年的学术研究，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在发生一个变化，这个轮廓至今逐步清晰起来。最早我的老师说：教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规律，指导实践。一直以来，我遵循教师的教诲，去寻找教育现象背后的规律。这是我多年来的追求目标。但是，20年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过去所说的规律，其实并不是规律。我们曾经的规律今天都被否定了。所以我们要去讨论规律是否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主体对世界本身的理解去把握外部世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说“科学”这个词的时候，大致可以看成法国实证主义大师孔德的话，这词诞生至今大约150年历史。诞生以后，接着就和民主一起风靡世界，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就有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什么是科学？诞生的时候，概念很清楚，科学的概念是与信仰对立的。孔德说，科学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性质：自然一致性、因果联系性和可重复性。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可称为科学的认识，必须符合这样三个特征。因此，人们用这样的观点，来划分我们认知的财富。它完全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来划分的。那么教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努力于科学自我求证的追求。我们曾经也一直试图使教育学去屈从自然科学的要求，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有科学家说自然科学也是不确定的，这让我们大失所望。普里高津写了一本书，叫做《确定性的终结》，讲的九十自然科学中过去以为是确定的东西，现代已经变得不确定了。社会科学中同样有很多确定性，但它们大多数是强制性的结果，我们通常把一种发展趋势当成一种规律。趋势是人们选择的一种结果，选择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趋势。就如同鲁迅所说：“世界上其实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是这个路并不是唯一的，趋势不是规律。
   在关于社会和人的认识当中，传统的社会哲学束缚了我们很多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哲学不是一门显学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在追求方法论，可以说方法论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社会科学家，为了能够消除社会科学的不良形象，如思辨等，开始追求定量研究的方法，那时定量研究成为一种非常时髦的研究方法，以为定量的东西一定就是确定的东西，是人们必须遵循的东西。所以，从90年代开始，我一直就在反思，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去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规律，如果没有，我们的价值又存在何处？我自己最终认为，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本来不存在的所谓规律，在研究过程中，我为自己规定了三大意识：
   一是问题意识。
   实际上这是我对研究规律问题的反驳。我认为教育学研究不应该从规律出发，应该从问题出发。过去我们寻找了几十年，研究出来的结果不是规律。当然不仅仅是在教育领域，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各个领域当中找到证据。我们的研究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出发去开展。当然如何建立从问题出发开展研究，我自己是这样来训练我学生的：
   第一是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是起点。如何发现，其实作为一个研究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外界有时候对我说，劳老师，你做的工作，总是能够走在别人前面，轰动比较大，我只能说，这并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只能说我能更善于发现问题。其实我完全可以说，社会科学当中80％都是假问题，没有意义。有一次我参与教育部的职称评定，就是评价一篇硕士论文，题目是《论哲学家对自然科学家的引导》，当时我们一批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是平行工作的，它们不存在谁引导谁的关系。所以我说，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提出真问题，什么是真问题，就是有意义的问题。我看到很多心理学的论文，相当多心理学的论文我不敢恭维，比如论六岁儿童的运算能力等等，我说，这个凭借感性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这就是一个假问题。所以，发现问题很不简单。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两位老师对我的评价是，倾向思辨，但我博士论文选了一个实证题目。当时开题，共有五位先生，王焕勋、成有信、孙喜亭、黄济、顾明远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学者，其中有四个人反对我的选题，只有我的第一导师坚决主张我选的题目，导师说我不能完全指导你，但你可以去跟法律界的老师去学习。我后来是到中国政法大学选修了法理学的课程，到中国人民大学跟着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高铭喧先生学习了刑法的课程。我博士论文就是高先生作为主席主持的答辩。现在有人说，哎呀劳老师，你怎么就那么有眼光选了这么好一个题目，实际上我选这个方向的时候，教育法是一个很冷门的领域，人们都问我，你是研究什么的，我回答说研究教育法的。对方马上反应说，哦，是研究教育方法的。那时人们普遍把教育法当成教育方法，还很冷门。所以，我说发现问题是问题意识的起点，第一步，非常重要。
   第二是界定问题。所有的研究首先是从界定问题开始的。就是说我们要给研究领域规定预限，即问题域，问题的内涵、外延是什么，比如我们要研究学校事故，即在中小学校发生的人身伤害事件。很显然，我不可能对所有伤害事件进行研究。我们要区分意外事故与过错事故，这些都是法律上比较有严格的定义，就是过错事故，也可以分为故意导致的和过失导致的。所以我后来主要研究的是：过错事故当中的由过失导致的事故。那么别人可能会问我，意外事故难道不是学校事故？我说，是，但是没有进入我的研究领域。这就是问题的界定。以我自己多年的经验，很多研究生没有一种自觉的界定问题的意识。所以很多问题都很大。你没有清醒的界定问题的边界。我的一位博士生，刚刚答辩完，他开始想做青少年犯罪和犯罪侵害的研究，我说你的问题研究过大，这是两个问题，必须缩小，后来他说只研究青少年被害这个领域，我认为很好，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研究很多了，但是青少年被犯罪侵害的研究还没有完整的文献。但是后来我又说，青少年这个概念很模糊，现在很难界定什么是青少年，是青年加少年呢，还是要不要包括儿童呢？后来他把问题界定在中小学生当中。所以最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小学生犯罪侵害研究。现在论文已经出版。
    第三是对问题进行综合。综合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归纳整理。我把这样的工作叫做学术史的研究。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必须首先对进入我们研究领域的问题做学术史的研究。因为我不知道在你之前，是否有人提出这个观点。这也是说我们每个研究者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发现。我们过去出现了浅层次的研究。所以，我说必须要做学术史的研究。很多开题报告，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比较差，没有进行严格训练。这种学术历史的整理，包括中文和外文的资料。严格的学术应该包含在世界范围之内，有一位博士生，后来论文评价的清华大学教授说，我没有看到一本外文文献，在座的学生，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出现。在论文写作之前必须进行文献的归纳、整理，否则你不能说你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综合问题，是我们问题意识的一个必要环节。
   第四是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我们后面结合实际课题讨论，在这里略去。
   第五是验证问题。验证问题就是要去证实或者证伪。有时候，很多人向我说，劳老师，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假设是相异的，这个怎么办？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时候研究者的确感到很痛苦。就是最后的结果验证自己提出的是一个假问题。我的一个学生，在做学术史的时候，跑了北师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甚至北大图书馆和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都没有发现相关文献。他发现这个问题确实没有一个学者研究过，于是自己感到非常不自信。我说，这里就有两个可能，一是你提出的是假问题，不值得去研究；二是你提出的是新问题，别人没有碰到。现在就是你要去论证，他是假问题还是新问题，他所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去控制他，然后再去验证他。问题的意识需要不断在课题研究、对话和讨论中培植，不断的贯穿其中。我是这样经常与学生讨论，来培养他们问题意识的。
   二是学理意识。
   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界定为教育原理下的教育政治学和教育法学方向。我认为，教育学的问题包括两个元问题：一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比如教育政策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等；一个是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这是两大元问题。我自己在做政策和法律问题当中，经常要接触各级官员，因为这是一个很实证性质的学问。在这过程中我不断要确证，我不是一个官员，我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如果你的研究始终趋同于官员，他会看不起你。我所做的是学理性的研究，不是一种工作性的研究，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工作加以重视。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我自身自己是教育部的打工者，几乎给各个司局都打工，师范司当时的金副司长说，劳凯声你们学者要和我们保持一致。我说，你说得很对，但是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你们官员也应该和我们保持一致。我们只有相互沟通才能寻求共识。就是我作为一位学者没有独立性，你们还要我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清楚的定位。这种定位可以从四个向度进行分析：
   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这个象限理论把我们研究的立场划分得很清楚。当我们说到研究的时候，没有纯客观的立场。因为政策的研究，总是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做出准确的定位，否则你会遭遇被动。那么什么叫做学理意识？我通常做这样的解释，首先学理研究是一种范式的研究，这是我描述学理的一个概念；第二，学理研究是一个创造性的反映，而不是一种解释学、图解学；第三，学理研究是与实践保持一定距离的研究。我用范式、创造性、距离三个概念来理解学理意识。比方说，研究教育问题，在教育部，有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有教育政策与法制建设司，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也有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社会发展司（部），我们的研究与他们有什么区别？我无意于去贬低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分清楚我们与他们研究的差别所在。
   三是方法意识。
   方法是从已知达到未知的桥梁。方法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同。就是说这个桥如何搭，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有很多差异。我们现在很多人尝试用质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教育问题的，记得咱们国内第一本质的研究方法专著出版之前，编辑给我看，问我一个问题，这个翻译行不行？这不就是一个定性研究方法吗？他们没有把握。我说这个翻译，不是大陆人创造的，这是香港和台湾人的翻译，之所以要这样翻译，是试图与定性研究加以区别。过去我们往往重视思辨性研究、反思性研究，缺少必要的规范，使得人们怀疑这些研究的可信度。比如80年代，我们老师的论述就很成问题的，他们往往说，因为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怎么能从一个命题得出一个命题呢？它们之间没有包含关系，逻辑上不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能随意得出结论。对于质的研究方法，外行人不知道，可是现在我们内行人已经很清楚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从开始作研究，方法论就一直困扰着我。从读研究生开始，我一直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我导师的课题就是马克思的教育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共是64卷，我老师当时买来送给我，这是当时很贵重的礼物，其中最主要的论文我都看过，其中第23卷看过3遍，由于老师要经常与我讨论其中的问题，所以我必须仔细阅读，现在我并不要求我的学生去进行这样的读书。后来我记得我写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文章，我说孔子很伟大，在2000年前提出了教育平等的观点，我的老师后来就批评了我，他说教育平等的观点孔子怎么可能提出来，然后搬出《论语》来给我讲了三个小时。所以方法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关于质的研究，我后来归纳了两句话，我说，质的研究，如果就其方法而言，是法无定法，只要能达到，都应该是好方法；但就其人文关怀，价值追思而言，是道有常道。这两句话得到了作者陈向明的认同。
   四、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下面我讲讲自己的研究，供大家参考。我总结自己的一个优点，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持之以恒，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可能总是比别人快半步。有人说，当别人没有想到时，你已经想到了；当别人已经想到时，你已经开始做了；当别人开始做时，你已经做得较好了；当别人做的较好时，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别人做得和你一样时，你已经改换其他道路了。我自己从80年代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参与到教育立法活动，是顾明远和成有信两位先生选中了我参与这个活动。从此我与教育法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逐步深入进去。要是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今天可能与大家在这里讨论其他问题。当时一开始进去研究教育法的人，也有很多，当时北师大教育系就有五六个，但是坚持到最后就是我。当别人放弃的时候，我还在坚持。我们最近几年，我们这个研究团队，应该说在我们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有很大影响。别人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想到了。比如说，我们开始讨论一些教育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比如，三年以前我们就讨论第三部门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民营化的问题等等，都是别人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别人还没有做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持之以恒使我们总是比别人快了半截。比如民营化的问题，我关注很早了。尽管我和我老师经常讨论教育和市场的关系，但当时我并没有写文章，但是当我后来理解了第三部门的时候，我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就有把握了。所以我说，做学问是积累的过程，然后你才有一家之言。我们的政策分析，特别是我们提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当中的市场化和民营化的讨论，也同样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关于教育法律的研究，有人说，劳老师，你是中国教育法学的开创者，我说不要这样说，其实我们都是在共同发展这个学科。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发出的声音会受到很大的反响。比如《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这本书的一篇书评，受到新华文摘的刊登。青少年研究方面，最近几年，我们做了全国高中生的调查，少年儿童人身伤害问题的调查，北京市6个区网络文化和德育问题的调查，我的博士生还做了学校安全方面的研究，青少年被害的研究，我们现在做了大概三到四年的研究。已经受到一些影响，团中央已经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关注。
   最后我谈一点体会。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研究去看世界，有一个热点词汇叫视角。其实视角就是说角，就是你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讲话。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真正发现的过程，发现之旅并不在于去寻找新的世界，而在于用新的视角去看世界。如果这样，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新的问题，解决很多新的问题。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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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时  间：2006年10月10日 地  点：首都师范大学教四225 主讲人：左东岭     主持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项是一项纯粹的学术奖项，值得我们每个博士生为之奋斗，我们学校目前为止获得过一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今天我们刚刚结束今年校级博士论文评选，准备推到全国优博评审。作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我们邀请左东岭教授来开讲。左老师是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而且有着完整的好几轮培养博士生的成功经验，同时作为文学院的院长，文学院的博士培养过程和环节比较紧凑严格，最早实行预答辩制度，他还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他给我们开讲很难得，下面请左老师给我们现身说法：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左东岭：各位同学，应该说都是学弟学妹。这个题目从研究生部来说，叫做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博士生，从他们的要求愿望非常好，但是从我这个角度认为这个题目没法讲，因为优秀从来不能批量生产，如果优秀能批量生产那就得打折扣。1999年的时候，我获得了首届优秀博士论文以后，我的母校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曾经说过要回去跟研究生讲一讲，我坚决拒绝了，为什么坚决不讲？有两点原因，一个是我刚才说的，优秀不是学校生产出来的，连我自己也决没有把自己当优秀博士生，优秀博士研究生不能用优秀论成败，我当时在学校一点不优秀，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拿到学位，我为之奋斗为之熬夜，为之不安就是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这是当时的真实想法。当时我们的老师指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布置的书读不完，可老师说想不想拿学位，想拿就得苦读。拿得到拿不到学位对一个博士生是性命攸关的，能否得到优秀的确当时不在自己的考虑之内，所以也毫无经验可谈。另外还牵涉到导师，学生应该感谢老师，老师费了很大的心血，很负责任，而且导师把我培养成了优秀博士生，当然证明了导师的严谨治学精神与较高学术水平。可是学生没有获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导师是否水平就不高或治学不严谨呢。可只要一讲就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容易引起导师之间的不平衡。     现在为什么要讲是因为首先导师之间没有不平衡，无论如何说我导师好，也不会引起我校老师的误解。另外我想改一改题目，叫做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我觉得合格可以是一个标准，各方面都比较遵守规则，各门成绩都达到了标准，外语也过了，论文答辩也通过了，这就是合格了，这是以标准为衡量，优秀是没有标准的。在全国评比当中是不是因为你的优秀论文就写得比其他人水平都高，这就很难说，评奖过程当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不是说你只要写好就能评上，我跟谁一说评上优秀博士论文，得到奖金，你很高兴吧？我跟谁都说我评上感到很意外，评上不一定是最好的。合格有一个大致的标准，但是合格来自方方面面，我觉得可能听起来比较枯燥，第一，浪费一晚上博士生宝贵的时间，已经非常不安了，就更不能再罗里罗嗦。同时也不能讲得太技术化，这需要导师去讲，我在这儿想挑几个我自己觉得可以跟大家交流的经验，而且这种讲座方式我认为不是最好的方式，我想少用点时间讲，留更多的时间大家交流，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坐下来，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交流，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所以这不是什么讲座，大家可以做一个有效的交流。     我要讲哪三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要想成为合格的博士研究生，所有优秀博士研究生优秀博士论文都是在合格当中产生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哪个学科里合格得多，评上优秀博士论文的可能性就大，只要合格得多，就评上的几率更大一些。比如南开大学，从我得了优秀博士论文，去年又得了一篇，就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这一个学科在十年之间连续得两篇，这在全国很少，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在那儿读书非常非常辛苦，导师非常非常严厉。学校对博士生的中期考核非常严厉，写论文并进行答辩，答辩通过继续写，答辩通不过回家，就严重到这种程度。在这个学位点上读书确实是很辛苦，它有一个合格甚至严格的标准立在这儿，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决不会侥幸得到学位。当时就觉得学术是认真严肃的事儿，要在这拿学位必须达到这样的水准。我们点上有两位先生，他的话是什么样的话，有一位师范大学40岁的副教授要报考这儿的博士研究生，老先生就说这个算了，已经很难改变他养成的不良研究习惯了。所以我认为一个学位点培养博士生，最重要的还是把好合格关，不苟且，不降低标准，维护学术的尊严。有了合格当然才可能产生优秀，我觉得还是讲合格比较现实，在合格中产生优秀，这样更顺理成章。我以为这样讲也合乎本次讲座的要求。     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具有良好的学风和坚毅的精神。第二方面，如何和导师处关系，和导师处关系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三方面，如何写好博士学位论文。特别是如何选择合适的论题，什么样的论题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论题，容易合格更容易得优秀，我想挑出这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来谈。     第一方面，一个合格的博士研究生，他应该具有良好的学风和坚毅的精神。我们一听学生的谈吐办事就知道是不是好学生，从做人方面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办事实在，应该为人诚恳，这是一个学者基本的素质，凡是说话落不到实处，凡是夸夸其谈，凡是有一分说三分，就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中国古人讲道德文章，包括两个方面，道德好了文章才能过关，尤其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必须在做人方面先过关，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事情所证明。一位学者最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关键就是看他是否具有高尚境界和严谨态度，大家写几篇文章，做一些实验这可能容易，凡是成为优秀学生，必须有良好的素养，也就是说高尚的境界和严谨的学风，而且现在道德内涵在扩大，现在如果说政治领域里面道德内涵在缩小，道德等于政治，那么在学术领域道德内涵在扩大，这个道德内涵不仅仅是学生的道德水准，而且还包括他的综合素质，或者用学养更准确一些，学养是包括道德、素质、水准等等综合因素的。博士生当然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但一个好的博士生决不能只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一点我的体验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好的博士生他首先是一个专业人才，因为高级专科人才的培养路径越来越窄，领域越来越具体，但是它如果仅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很难成为一名优秀学者和优秀博士研究生，比如说一个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不仅仅需要对科学史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就是如果不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他要有很好的学养，这不容易做到。而且还要有认识论方面的知识，做自然科学就需要把实验做好，把数据弄准，其实是不完全对的。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人道主义的僭妄》，是批评“人道主义”的。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是两大课题，你读了西方学者这本书你会发现他谈的不是科学和民主的事情，他批评的是现代西方过于把人当作中心而忽视其他因素，把人看得高于一切，一切为人服务。那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吗？这本书不这样认为，作者认为人的最大问题是太看得起自己，把自然界所有东西都不在乎，最后人也受到伤害。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人类太狂妄自大，狂妄自大到什么程度？认为人可以运用科学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导致核威胁、艾滋病和地球垃圾化，而最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将要毁灭在人类自己手里，你说毁在老虎或者猴子手里是没人相信的。北京晚报曾刊登过一幅漫画，一大群狼说赶快跑，人来了，人要一来所有的动物都要面临危机，等所有动物都灭绝了，人也灭绝了。这样的书读了以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首先要评估一下科学研究的价值，当你发明核武器的时候，想没想过有什么危机，科学家要评估研究对人类所做的贡献，对人类整体的意义，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应该在专业之外反思一下你所从事研究有没有真正价值，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将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指得这个。 比如说当年跟我同一个寝室住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做的是生物学的艾滋病毒研究，他非常具备优秀学者的素养，他的书架上除了本专业的书以外，还有爱因斯坦的著作、西方科学史、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的书。他认为一个搞科学的人应该关注这些，他应该有思想。现在大学里面，许多人只关心实验，只重视数据，这些当然是需要重视的，但你不能没有思想，不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实验，为什么写论文。一个只会当工具的研究人员是很危险的，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自己来说都是很危险的。根据我接触的这些人，我认为一个没有思想的科学家那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搞人文科学的人更是这样，他应该读一读历史哲学方面的书，知道该如何认识历史。如果我们研究历史只注意文献学，只注意如何把握对象，却没有历史哲学方面的修养，无论是搞文学研究还是搞历史研究，都不会到达自觉的状态，研究自然也就缺乏深度。现在西方很重视历史哲学，而我们长时期在历史哲学方面，对于历史认识方式问题，其实是不太关注的，不太关注的人写文章容易流于一般化，表面化，不能把问题谈得更透，所以只有具有历史哲学方面的修养，然后才能让自己具有较为深刻的思想和思辨问题的能力，你要加强思辨能力，要增加自己的思考深度，我觉得历史哲学一定要关注。其实也就说到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学养，文章最后写得好跟自己本身深度有关系，没有这样的深度就成不了好学者，这不用多讲，我们很多人有体会，我只是在介绍自己有这样一些体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治学应该具有一丝不苟的精神，也就是坚毅的精神，指的是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就是决不人云亦云，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同时还能够持之以恒，有坐冷板凳的意志。每个读书的人都知道，读书是苦差事，我们说读书太幸福了，那只是成果呈现以后才幸福，读书过程是很艰辛一个过程。有人说做理工科的人读书少很幸福，但我深深体验理工科毕文科还辛苦，有的五点出去晚上十点回来，就吃面包，吃方便面，是靠什么样的东西坚持下来，我想就是坚持对学术的执著，拥有了这样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做学术的人需要长期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思考长期钻研，甚至梦里都在思考自己关心的问题，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是持续性连续性思考过程，没有长时间投入，那是不可的。但这其中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是矛盾，这问题矛盾是什么呢？虚心接受他人意见的矛盾，包括导师的指导，你觉得我想得是对的，一定要有自信，自信不是狂妄，自信和狂妄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曾经给文学院的新生讲过一个故事，我想在这儿奉献给其他院系的同学，明代有两位学者争论如何能够成圣人，成圣人有什么条件。其中有一个叫耿定理的说：“自以为是不可以入尧舜之道”，意思是批评对方遇事过于自信；被批评的人叫做李贽，他回答说：“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以入尧舜之道”，这是批评对方缺乏坚定信念与自信心。那到底是自以为是好，还是不自以为是好，妙处就在这二者之间，什么时候可以自以为是，什么时候可以不自以为是。从道德方面来说，一名优秀博士生不能轻易受环境影响，这才能坚韧不拔，才能成大器。比如说挣钱，比如说唱歌等等，最容易说三缺一，今天晚上赶快来一把，三缺一是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不去得罪三。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他在学习过程中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谁也拽不走，你叫他干什么就是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不能够坐下来，能不能守得住，这是考量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的时候，凡是能轻易被别人说动的人，大家所有人都夸他，这个人热心，这个人乐于助人，但这个人可能最后一事无成。一个优秀博士生要不被环境所诱，坐得住，守得住。但是同时你不又能成为脱离群体的怪物，一天到晚念念有词，也不能成这样，成这样的人学问做好了，人做傻了，最后女的找不着对象，男的找不着媳妇，也不行，这就是脱离群众。     以上所说的事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做，而是要认真考虑什么时候可以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比如说勤工助学，完全是可以做的事，有了钱可以补助生活，可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专业书籍，同时也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但是我认为时间应该相对比较集中，不能拖得时间太长，否则就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同时最好能够和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既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也可以得到一些实际锻炼。还有院系安排的勤工助学也可以做，比如给自己的导师当助教，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你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又帮了导师的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所以说不是说不能挣钱，也不是说不能打扑克，而是说你愿意打的时候，需要休息调整的时候，适当的娱乐完全是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不能被别人随意拖走，如果你经常被人拉走，整天忙于陪别人玩，这是不划算的，因为你正想看书，却被别人拉走了，他那时候正不想看书，所以才拉你去陪他。如果你要走马灯似的陪玩陪聊，你就完了，你这三年别说优秀，合格也很难。这样即使周围的人全都夸你助人为乐，说你是一个大好人，可你学业耽误了，甚至毕不了业，你能说你是一个合格的研究生？有的人一看就有思想，有操守，不是说别人轻易能够撼动的，这样的学者就是好学者，这样的学者就比较容易成功。如果说不是这样，经常被环境所迫，这样的学者是非常难做好学术的。这就是说学养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学者要有良好的学风，要有坚定的精神是要落到实处的，这是要协调好的一种精神，要想做好就要修炼自己，我经常跟学生讲读书的过程不仅仅是增加知识与培养能力，同时也是提高修养的过程，说这个人读了博士学位以后，一看就不像博士，这就说没有能够做到变化气质。当然一个人的气质不是装出来的，说走路和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说话有什么不一样，穿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即使你的外表和别人一模一样，但是就能看出来你比别人强，你的风度跟别人有区别，这个区别是骨子里面透出来的自信，这一点很重要，读了书读了学位受到高层次的培养，骨子里透着一种自信和坚毅，这是一个人优秀素质的体现，这是一方面。我们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博士生，我们应该拥有这样的学养和人格。 第二方面，如何协调好和导师的关系。除了奇才之外，凡是攻读博士学位的一般都读过硕士，很难相信一个和导师关系僵化的研究生，能够称得上是优秀博士生，跟别人关系不好也就算了，和导师不好，这会严重影响你的学业。不同性格，不同出身的导师，拥有千变万化的特征，很难有一个固定模式和导师相处，如果谁告诉你固定模式，那肯定行不通。我把导师和学生相处成为遇合，你跟哪个导师实际上是遇合。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你本来想跟某个导师读书，可是当年他可能不招生，你也就不可能不跟他念书。有时候你可能同时考了几所院校，可你最想去的那所院校刚好成绩不理想，最后不得不选择本来不太愿意去的院校。总而言之有很多不偶然的因素，结果你跟了他，跟他是一种遇合，这里面充满偶然性，师生遇合好了皆大欢喜，遇合不好两败俱伤，导师费好大劲培养你，最后结果却不理想甚至没能毕业，你心里会埋怨导师，说是怎么培养我的，连培养我毕业都做不到，所以遇合不好真正是两败俱伤。但是一般说来和导师相处有两个原则还是要坚持，我认为不一定所有学科都适用，但是大家可以听一听，也许会有些帮助。     第一，要适应导师不能让导师适应你。我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忠告一定要记住，要尽量去适应导师，不能让导师适应你。导师是严厉的人，你要按导师要求做事，否则会有很多烦恼。比如说有位导师很严厉，很多同学跟他读书，真是受尽了委屈，吃够了苦头，文章怎么改都不对，他也不说什么是对的，一次不行改两次，还不行，又拿回去改，改完再拿回来说还是不行，到第三次就生气了，说我不要你这样的学生了，你走吧。但我的文章到底哪不行，还是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行。后来学生就想了一个举措，说咱们去研究生院告他，他老不让我们过关，还让我们走。可是哥俩商量了一晚上说好像不行，后来这个计划没实施，就又准备逃逸。到后来觉得跑了也不合适，都读两年了，不要学位也不行，说我们俩怎么办？别的出路没有，就回家好好写文章，别想其他，后来还是按照要求做，顺利地拿到了学位。毕业后导师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说我就是要把你们训练成最厉害的人，逼着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本事。这种情况下要适应他，他是严厉的人，你必须适应他的培养方式。如果导师是一个随和，甚至随便的人，你必须要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老师一个学期不找你了，你可千万别不找他，你说他不找我，我躲他还躲不及，著不正好吗？我该挣钱挣钱，该打牌打牌。可你要是不找他，最后检验结果的时候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因此凡是随和的老师你要追着他，要让他给你辅导，写了文章就是要让他看，看完就得提意见，提了意见就改，不能他随和随便，你也随和随便，那最后吃亏上当的是你自己。所以说一定要适应老师，不能让老师适应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要避免导师的毛病。也就是说人都有毛病，我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说咱们中国两大怪，一大怪是学问随着职位长，谁要做了处长、司长，学问肯定比一般人大；还有学问随着职称长，到了博士生导师就什么都知道。其实人的知识都有局限，人也都有毛病，导师也不例外，比如说暴躁、吝啬、爱贪小便宜。别以为这些毛病只有同学当中有，所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这些小毛病如果出现在导师身上，本来也无碍大局，基本不影响他的学术能力与执教水平，而且作为成年人的导师也不大容易改变，你别指望导师六十岁了还能够把这些小毛病都改掉，如果不改你就站出来说，以后你酒少喝，再喝不当你学生。那他会说不当拉倒，他既不容易改变，喝点酒也没什么。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作为弟子，你不可能改变导师，所以也不必批评导师，批评导师的人应该说效果都不会太好，这个效果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导师不高兴，你不来之前喝三十年酒，你来我就要戒掉啊，凡是说导师不好首先就会伤到自己，无论在校内校外，千万不要说导师的坏话，无论你有多少理由，你有一千条种理由，说完以后人家说导师确实是坏导师，可返过来就会说，这学生也不怎么样，为什么？这就是说中国传统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不能说导师，中国过去十恶不赦的罪名有一个叫欺师灭祖。当然导师要真是有了恶习或罪过，那是不能屈从的，比如说他要偷人东西，他要出卖国家机密，那你干脆就退学不跟他读了，以后断绝师生关系都可以。可是小毛病是无伤大雅的，你不必公开指出来，因为这样容易使师生关系僵化甚至恶化。当然对于导师的毛病你更不能跟着学，你跟导师学的是治学方法，而不是要学他的毛病，你跟从导师是跟他治学，不是跟他生活，所以学他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很重要，不必学他的毛病，你不必什么都像导师，你不必他爱喝酒你也一定爱喝酒，你不必他喜欢贪小便宜你也贪小便宜，这没有必要。你可以做到洁身自爱，你要真正做到了洁身自爱他应该高兴，因为什么？凡是属于毛病和嗜好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不好，他也克服不了。掌握些很重要。第一条一定不要去让导师适应你，千方百计看导师他是什么样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学者，另外避免他的缺点，避免他的毛病，把这两方面结合好，我想就是一个好的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好就容易把书念好，就容易治学问，师生关系不好，有可能是一生遗憾。只要你在他这儿拿学位，无论你走多远，这种关系永远改变不了。你能把档案写死的东西忘掉吗？那是不可能的。学会跟导师处好关系，把它理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千变万化，凡是能读到博士学位的同学都是智慧在中人以上的，我想这方面大家能体会得好，这是我讲的第二方面，就是如何和导师相处。     第三方面，要做好博士学位论文，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说我的精神可佳，我跟导师关系铁得很，就是论文没写好，打死我也不相信这会是一个合格的博士研究生。前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这个最后的环节，是为了把学位论文写好，这才是最关键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还真得好好听好好想，怎么把博士学位论文写好。我想有这样点需要注意，一个是选好题。优秀的博士论文一定要注意它的选题，这个选题重要到什么程度？它是一个前提，最后这篇论文能不能写好，能不能获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题目怎么样。什么样的题目算是好题目，我想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具有较大难度的选题，无论是什么样的专业，最后要获得优秀博士论文，选题是否合适都是第一要素。这个选题一定要有足够的难度，没有足够难度的选题，最后论文写得很严密，所有的东西都写得很顺利，规范也都符合要求，但是就是缺乏难度，选题价值不大。什么样的难度是好的题目，我想你的选题应该在本学科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能够推动学科向前迈进一大步，这就是好选题。另外这个选题是别人很长时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博士论文现在提倡原创性，原创性不仅仅指没人研究，还指这个选题对于这个学科意义重大。你选了一个课题却是一个谁都不关注的问题，著不是好选题；你说我选这个有原创性，但是难度价值不大，这个选题也不是好选题。所以好的优秀博士论文，就是两个层面，第一是具有较大难度的选题，同时又能把难度解决得较为圆满的文章，首先第一层是难度很大，第二是把这个难度很大的难题解决得较为圆满，有了这两层可以说就是一个好的选题，就是说这个选题一定在你所从事的学科中占中心位置，解决这个难题就能使该学科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别人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绕不过去你的论文。凡是别人以后再研究这类问题，可以不看你的文章，这样的选题一律不是最好的选题。别人再从事你本领域的研究，一定要参考你这篇论文，不参考你的论文，他下面没法进行，这才是好的选题，这样选题是研究者长期思考并具有完善知识准备的题目，最好和以前从事的研究有连续性，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研究什么东西？要千方百计使它有延续性，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准备，不大可能提出这样重大的选题，所以在选题过程中，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最后落实到你，能不能评上，因素很多，但是这个题目有没有足够分量这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刚才说的是难度，现在再谈分量问题，这是第二层意义。博士论文要有足够的分量，所谓足够分量这就包括论述的系统性和深度，使用文献的严谨性和丰富性，足够的字数和良好的表达等内容。首先是论题的系统性，系统性就是要把问题论述得很完善，把方方面面都注意到。另外还有深度，论述这个问题不能是一帶而过，不能打擦边球。另外使用文献要注意严谨性和丰富性，这主要指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具有史学性质的研究，诸如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经济史等等，理工科可能不太讲究这个，但总要讲究试验数据对准确。所谓严谨性，就是你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不是随意拿来一段话和文字就能用，它的严谨性在于你搜罗文献要很丰富，你搜罗了20条材料，不必都写进去，是经过千选万选选出来，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这条材料背后有一大堆文献作为支撑；另外它对你文章提出的观点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论述，而不是谈别的话稍带说这个话，然后你又随便拿来作为一个论据，这都不是很严谨的学术行为，严谨的学术他所使用的文献，一定具有很强代表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还有一个丰富性的问题，丰富性和系统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好的学术论文不管是文科、理科还是工科，一定要注意到科学性。一般说来我们写文章搜集来的材料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支持你论点的，一类跟你的论点关系不大，还有一类不支持你的论点。任何学术研究当中都会出现反例，什么是反例，对于你的观点有所冲突和矛盾，也就是不支持你的论点的材料就是反例。现在的学术界有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教授，在这方面都很不严谨。不严谨到什么程度？他把不利于自己论点的论据藏匿起来。早在清代乾嘉学派那里就把隐匿证据者视为“大不德”，也就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可是现在隐匿证据的人比比皆是，看他使用一大堆材料做论据，好像论据很充足，却不知道他把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都藏起来了。但是如果在评选优秀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你把不利于你论点的材料隐匿起来了，那排只有一条这样的材料，那你这篇论文也就不行了。那遇到反例怎么办？严谨的学者在写文章时一定要学会消化反例，而不是把它藏起来。什么叫消化？就是把那些对于自己论点不利的证据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你进行一项增加工资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90%的人有利于你这个调查，你很高兴，然后就说所有人都同意。可是还有10%的人不同意呀，你不能对这10%的人视而不见，你必须对这10%做出说明，你把它消化了，你说为什么10%的人没有同意，你把问题都说明了，就会消化掉这些反例。在现在学术研究当中混学位的的确不乏其人，在座的人都很清楚，我从这个阶段读书读过来，对这些东西我太清楚了，文科抄袭，理科造假数据，别人说你的数据是编的，你怎么知道我编的，其实最后是经不起检验，别人照你的程序做一遍，为什么就的不出同样的数据？自然科学跟文科最大不同就是可重复性，可检验性，如果你的实验不可重复不可检验，用你的方式做的实验同行做不出来，那就说明你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就应该取消你的学位。尤其是要成为一个优秀学者，要参加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就更要注意规范性和严谨性。 博士论文还有足够的字数，特别是人文学科，你说我这个论文写得好，写了七万字，然后拿去评，这个不够分量，现在已经形成习惯，好的博士论文怎么着也得写十五万字以上，拿到手里有厚重感。当然良好表达也很重要，必须让人看着舒服，不能评委读了以后就不愿意再读，这是第二方面，要有足够分量。 另外第三方面就是要严格遵守学位论文写作的技术规范。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不能有任何随意性的流露，在这方面你不是一个优秀博士论文什么都好说，如果要想成为优秀学者这方面特别重要，这包括错别字的避免，包括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等等。这些技术性的小毛病在一般博士论文中也许常常出现，但是在优秀博士论文当中就要尽量避免，否则就会因小失大，因为很小的一个技术环节就可能出现问题。所以要严格训练，训练到什么程度？要清楚哪些话不能写，那些话不是学术语言，而那些话是好的表达等等。博士论文是很高水平的论文，所以还要讲究表达的优雅与准确。比如有人写博士论文说古代的一位官员有归隐的愿望，就说这是他的“乡愿”，这就出大问题了，因为他要表达归隐回家的愿望却用“乡愿”这个术语，他不知道这个词用错了，为什么？乡愿是中国评价人的标准，中国古代把人分成三类，一类是圣人，一类是狂狷，一类是乡愿，圣人是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调整自己行为的人，他会根据不同情况去改变，圣人可以根据条件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但却不会丧失自己的根本原则。狂狷这类人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定的操守，但却只会按照原则行事而不会变通，这就落在了第二义。乡愿则更差，他处处都讨好别人，却没有原则操守，这种人叫乡愿。乡愿形似圣人但却连狂狷都不如。把一个向往归隐的官员说成是“乡愿”，你不是在夸他而是在骂他，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导师的严厉斥责。如果此类不好的表达出现在论文当中，就足以颠覆你的文章，如果你也把回乡写成乡愿，那就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讲究，一定不能够因小失大。 以上就是我想讲的优秀博士论文所包括的三个方面，一个是难度大，一个是分量足，另外还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要叫人挑不出毛病，尤其是非本专业领域的专家，可能连乡愿之类的错误都看不出来，可他能看出你的封面不好，能看出你有错别字，他看出这个也不得了，他会说连我这样一个外行都能挑出问题来，能是一篇好文章吗？我认为优秀博士论文在评选的时候，有两点一定要做到，第一有坚实的理由打不倒你，无论是谁都得承认的学术鉴定就是这种坚实的理由，比如获得到了其他的奖项，比如获得到了权威机构的出版资助，比如在很高规格的出版社出版，比如获得了社会认可的专利，比如被本领域内的权威专家所充分认可等等，都是坚实的理由。评审专家面对这些具有权威性的认定，就会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有利于你的评选。另外一点是千万不能有人提出异议，比如一群专家评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说，我发现这本书有问题，无论是大问题小问题，只要发现被提出来就会有问题。这叫做有争议，已有争议就会出麻烦。因为有那么多优秀的论文，凭什么会特意关照你这篇有争议的文章？     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这些，评职称，评奖一律都是这样，千万不要有在场的人提出异议，哪怕很小的细节问题，各种评比竞争都很激烈，越是规格高的就越是激烈。当大家正发愁无法淘汰的时候，突然从你这儿找出一个毛病来，那真是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终于可以杀掉一个了，那真没有办法，最终就是要筛选出来那些没毛病的，无懈可击的，只要发现你有问题，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提出来，提出来以后你就成了牺牲品。反过来，如果有一个不能被颠覆的权威性的认定，如果挑不出你的任何毛病，那你就离成功不远了。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要写出高水平的，尤其是高水平社会科学的论文，在这儿我还希望跟大家强调几个小小的条件：     第一，要有理论的储备，包括成熟的哲学思想和中西理论方法的融汇运用，很难设想一个高水平的论文没有很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它的背景，这个学者理论水准不高，很难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写出高水平的选题，这点很重要。     第二，对研究对象有一个稳定思考，对你的研究对象要有一个稳定长时期的沉潜过程。     第三，对背景知识和相关知识领域的掌握。做学位论文当然需要熟悉研究对象，而且不仅仅是你的直接研究对象，还有背景知识和相关知识领域的掌握也很重要。之所以要具备这些条件，都是为了能够有新的学术发现，并提炼出创新性的论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发现创新型的问题，首先必须有敏锐的学术眼光，而著是和你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水平直接相关的。为什么学术大师能够发现问题，这是因为他的理论更丰富，所以他的眼光更独特。其次是在形成论题之前不要光看别人的成果，你在选论题的时候，不一定要把别人的成果全都一览无余地看完了你才去进行选题，也就是说梳理前人的研究状况，并不是把前人成果全部都看完了，而是自己先思考，思考要有前提准备，先有一个独立思考过程，没有独立思考过程就去看别人的成果，容易跟着别人跑，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是阅读原始文献与作品，也就是第一手资料，这样的阅读体会才是最重要的。当你有了体会之后，再去全面阅读别人的研究成果，对比出哪些是自己的新想法与新发现，并淘汰掉别人已经拥有的观点。创新性问题如何解决，这就是一个能力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我们每一个导师都给大家一个善意指导的忠告。老师给学生的是经验和方法，他不能给你聪明，所以在这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老师教给学生的是规章，他应该告诉学生我做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合格的，如果学生心里没这个底，胡乱去看书，最终也不知道什么是合格的。所以我在这讲，题目换成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就是因为我尽的是教师的职责，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合格的，老师必须告诉学生。至于说在合格上面谁能产生优秀博士论文，用功不用功，爹妈给没给你聪明的大脑，这两条都够了，我又告诉你什么叫合格，我想我们学校就应该能够出来一两位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但是难度相当大。大家要做得比别人更优秀，因为历年来要想获得优秀博士论文，三个条件最重要，第一，你先写出高水平的论文；第二，名校在竞争当中占有有利地位；第三，导师要是名师。首都师范大学现在只有两个优势，一个优势我们还有一批不错的导师，可以称之为名师，很多学生是冲老师来的；然后我们还有一批不错的学生，有不错的论文。再有就是名校，作为一个地方性大学，确实这几年发展很快，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知名度。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咱们学校有了长足进展，研究生培养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历史，但是距离名校还有差距，这就更需要我们去加倍珍惜爱护我们学校的声誉，尽早是我校跨入名校的行列。现在我们有名师，我们有好生源，在座各位都可以成为有名学生，再加上我们有了一定的名气，所以产生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还是有希望的。我要讲的就这么多，下面各位有什么高见，大家可以切磋。     提问：您好，谢谢您刚才的讲座。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我现在是研一，我现在如果准备考博，应该做哪些准备？     左东岭：当然有两方面，一个是眼睛盯紧了，选一个导师，最好选你现在的导师，有延续性。但是如果我是你的导师，我会告诉你，学术研究需要交融交叉，总在一个学校对学术不大有利，不是说咱们学校不好，你已经在这么好的学校了，可以到同样好的学校再去交融，这是一个。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读了十年书，从大学本科我当班主任，最后一直读到博士，我觉得读得效果非常好，今年毕业去做博士后工作。首先我想中国特色之一就是你得把外语学好，很多考不上是因为外语不好，首先英语要学好。其次考博士生还要看什么学校，有的学校喜欢考基础，有的学校喜欢考能力，对于我来说，我最看中还是他的能力，因为考硕士研究生还可以看基础，考博士研究生要看能力，如果这个人能力很好，很聪明，又有一定的学术训练，就有可能做出来。但是最重要的是有向学之心，认定这辈子就要做学术这最重要，还是刚才我讲的坚韧不拔。     提问：怎么评价一个人他是不是优秀的硕士生，或者是博士生，硕士生一定要考博吗？研究生感觉已经读了很多书，应该到社会上做一些事情，不能总在校园里读博，我感觉现在价值导向或者教育出现一点点问题，学生一直在学校里面读书，最后也不知道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我硕士毕业生以后，我想毕业以后回到我们那里做山村老师，我感觉已经很好，社会上比较重学历，导致很多人盲目考博，他不喜欢学习，硬逼着自己去学习，感觉很痛苦。我感觉教育在把孩子变成一种工具，现在学生普遍没有个性，我感觉价值导向是一个问题。     左东岭：你提出这个问题其实你自己基本上回答完了，但是你说得还是很对，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现状自己的条件做出自己的选择，有的人就愿意读博士，读博士不是呆在高校里没事儿干，高校里面很忙，高校是两方面，一方面它是一个知识创新的地方，知识在它这儿要增加新的内涵；高校也是一个保守的地方，社会上可以趋之若鹜，追求时髦，但社会长期沉积的并已经证明了有价值的东西，高校就要保持住它们，高校应该是一个保存知识，保存信念和创新知识，创新理念的地方。这是一个国家的价值所依托的地方，我们称作为精英也好，核心也好，它可以创造出知识，也可以保存有价值的东西。当然，无论知识创新还是价值保存，都需要更多人去传播它们。你勇于担当传播知识的重任这当然好。因为我们现在的硕士是一种学历教育，二十年前是精英教育，感觉走路都不一样，但是现在都一样了。无论你搞知识创新还是知识传播，我想责任心、严谨精神对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你不必担心不考博士别人就会轻视你，不会，在各行各业当中，有人说能人扫大街跟别人都不一样，聪明人扫大街动作优美干净，就是他的脑子管用，我想你不必有这方面的担心。以我个人观点看，最重要还是先做人，提高自己的素养。     提问：我是历史系的学生，明年就要考博了。我原来是学历史学中的西方社会学史的，现在想改成中国近代的社会学研究，您说最好能在原来基础上继续做下去，你觉得我需要注意什么？     左东岭：你现在不能去搞物理学或者医学之类的学科，因为这些离你现在的专业太远。可是在历史这个一级学科内还是有可能转的，第三要做社会史，你从欧洲社会史转到中国社会史，还不至于说没有延续性。     提问：我是想转到中国史，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     左东岭：那应该是可以的，你只要有兴趣，你对史学方法的训练，历史哲学的了解，文献学的训练，如果有了这些基本训练之后，你去从事某种研究，具备基本学术训练，包括你将来读完学位以后，还要经常转到相关领域，我想应该可以。     提问：我想问一下合格的优秀博士论文是多少字？     左东岭：八万字吧，当然你写得优秀也可以例外，我知道有一篇博士论文写了近6万字，都是干货，大家也觉得写的不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