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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9 12:54:0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教师的身份期待与身份过敏
王晓春

比如我是一个局长,人家叫我“王局”或者“局座”,甭管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都听了很受用;别人叫我“老王”或者直呼其名,我就不大爱听。这是什么意思?这实际上反映了我的一种价值观念:我的地位和身份比我本人更有价值。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就更不妙了,这说明我对自身的价值、自身的魅力缺乏信心,只好靠我的地位、职务来壮胆、唬人,这显然是一种自卑心理的表现。
其实细想起来,局长算什么呢?过去曾经有过无数局长,今后也将有数不清的局长,局长不过是一个位置而已;而我这个人,却真正是独一无二的,过去不曾有过我这么一个人,百年后也不会有我了,我这个人当然比这个位置有价值。可惜,这种尊重个人价值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很不发育,所以古人总是过分注意身份的。官员对上级自称“卑职”,对下级则称“本官”。老百姓见了官,自称“草民”、“小民”、“民女”,即使普通人之间,也要自称“在下”。总之,到处都看不见“我”,看不见个人特点。我们是不喜欢突出个人和个性的,我们喜欢让个人隐蔽在一种“身份屏幕”的后面活动。近年在机关里,称李处长为“李处”,赵科长为“赵科”的现象又开始流行,说明了传统文化的无比威力。这里面当然也有礼貌的成分,但是它显然比礼貌多出了一些东西。这多出的部分,我称之为“身份期待”,也就是说,希望靠外在的身份上的某种光荣,提升个人的价值。
那什么是“身份过敏”呢?既然我认为某种身份能给我带来荣耀,那么对这种身份的批评也就可能给我带来不安,即使你说的不是我也不行,因为我已经和这种身份“共命运”了。所以,我是“王局”,你若跟我谈论某局长贪污的事情,我就非常反感,我就要“对号入座”,我就要“吃心”。这种心理现象,可以称为“身份过敏”。
在我们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份过敏”弄到了很严重的程度。电影里演一个支部书记犯了错误,马上就有人说:“这是攻击党的领导!”小说里写一个农民做了坏事,就会有人说:“这是丑化贫下中农!”你要是敢说“工宣队”的一位师傅不好,那自然是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有问题了。总之那时候说话真是要小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跳出一个“身份过敏症”的患者,手里拿一顶帽子冲你扣过来。
教师在“文革”中曾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此“文革”以后,政府做了许多拨乱反正的工作,提倡尊师重教,提高教师威信,建立教师节。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作为教师自己,应该正确对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回报社会。如果面对“人类灵魂工程师”、“辛勤的园丁”、“照亮别人的红烛”、“太阳底下最光荣的人”等等颂词失去了“平常心”,那就会产生过高的“身份期待”,而且出现“身份过敏”的症状。
我常常给家长讲课,而这些课一般是由学校组织的。我的经验是,你在家长会上怎么批评家长,都问题不大,然而一提到老师的缺点,就要十分小心,说得稍微直率一点,有些老师就非常不满,认为你给家长留话把,扫老师的面子,拆老师的台。然而有许多(不是很少)问题,责任确实在老师,我怎么劝说家长配合老师也无济于事,甚至越配合越糟糕,我可怎么说呢?真是很为难。我常常想,难道时代发展到今天了,批评还有“身份禁区”吗?
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学和老师座谈,没有家长,我心想,咱们老师关起门来反思自己,还不能说得深一点吗?于是我就说直率了一点,举了一些例子,证明许多老师教育工作方法欠妥,心理健康状况可忧。一位老师写条子上来说:“您为什么总举这些反面、个别的例子?能说明什么?”还有一位老师发言道:“现在学生之所以越来越不好教,是因为报纸上老说教师的坏话,破坏教师的威信。”其实她正好说反了。现在传媒对什么人都不客气,唯独对老师,最留情面。不信你看,从政府高级官员到一般官员、法官警察、厂长经理、作家记者、歌星影星,无论什么行业,全都逃不过文人的刀笔和记者的镜头。你看“焦点访谈”,爆光了多少反面例子?那不也都是“个别”的吗?老百姓不是很爱看吗?相比之下,传媒对教师中的问题爆光是最少的,大家都给教师留着面子。然而,有些教师还是不满意,这恐怕是比较严重的“身份过敏”了。
老师们常常批评家长对孩子期望值过高,造成急躁和焦虑,结果适得其反。同样道理,老师如果对教师这个身份、职业期望值过高,也会造成自身的急躁和焦虑,结果也会适得其反的。不错,教师职业是光荣的、伟大的,但是这不等于我自己一下子跟着伟大起来了。教师职业本身不能增加我的人格魅力,不能提高我的智慧,增加魅力和智慧还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要让我的生命有光彩,需要我自己发光,而不能指望我的“身份”的光芒来照亮我。威信要靠自己建立,而不能靠别人树立。我们的光荣的教师身份,只能够激励我们更好的地工作,除此之外最好不要有更高的期望值。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总是希望别人不断的歌颂和服从自己,而拒绝反思自己的失误,这样就会严重妨碍自身素质的提高。  我在某次教师座谈会上谈了一些教育观念的转变问题,有位教师建议我也给家长讲一讲。另一位老师立刻反对说:“给家长讲?那以后课更没法教了!”我对她说:“您放心,我给家长讲是不会像今天这样说的。”她回答:“那也不行。您既然有这样的思想,就一定会流露出来。”她的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有问题,是在和老师过不去。我赶紧解释说,我自己也是老师,我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讨。那也不行。这位老师追击道:“您虽然原来是老师,但是现在搞科研了,所以才这样说话。您要现在还是老师,绝不会这样说话。”我只好回答:“也可能吧。”她大概认为我没有站稳“教师阶级”的立场,胳膊肘往外拐了。在她看来,是教师就得替教师说话,就得说别人不对,家丑不但不可“外扬
”,甚至“内扬”都不对。她没有说我是“叛徒”,可能就是够客气的了。我感慨良多,没想到在此看到了活生生的行业保护主义。我甚至联想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再一次感到了传统文化的可怕威力。有些人竟以为,堵住别人的嘴,蒙住别人的眼睛,就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们竟不明白,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前提是让每一个人美好起来,而靠掩盖辩解的办法,丑还是丑,自己是美好不起来的,而且只能一天天变得不讨人喜欢。
确实,那种对教师身份期望值过高的老师,常常会“身份过敏”。他们不但没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自己反而得病了。这是心理疾病。他们怨天尤人,每日忿忿不平, 缺少乐趣,学生没办法喜欢他们。那些认为乌纱帽比他本人更有价值的官员,一旦丢了职位或者离休退休,就会出现严重的心理危机,因为他找不到自身的价值了,这是一种可怕的空虚感。迷信教师身份的人也是如此。对这种人,如果你继续给他唱“教师颂歌”,那可真是害了他,会加重病情的。只好请他吃一剂苦药:提醒他,别依赖“身份”照亮自己,切实提高自身素质,找到自身的独立价值,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说,做教师我有价值,不做教师我仍然有价值,我的价值不依赖教师的身份。这时候,我才算是找到了真实的自信。(本文作于1999、12、22摘自拙著:《寻找素质教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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