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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 2015-05-10 来源:历史百人会作者:王缉思
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领土主权,促进国家统一。为此,中国力促国际形势的缓和,珍惜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不需要在国际上挑头去反对任何一个大国。
在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议论中,一些评论家将今天的中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苏联加以类比,担心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出挑战,而美国则会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从而出现中美争霸的局面。
应当说,这样一个假设不是空穴来风,这样一种担心也不是杞人忧天。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中美关系曾经是大国关系中矛盾最深的一对关系。在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军机在海南附近上空相撞等一系列问题和事件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国际立场方面的冲突凸现。
世界上的许多评论都认为,中美之间互相说“不”,已经出现了一场“新冷战”,长期对抗不可避免。在美国方面,视中国为潜在的甚至是实际的最大安全威胁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崛起的大国,都不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美国企图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应当警惕、防范以至阻止中国的崛起。还有人说,9·11以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对外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只是一种表象,两国最终还会势不两立,甚至因为台湾问题而“必有一战”。
本文不打算全面回答“中美是否将争霸”的问题,而是从美苏争霸的历史过程说起,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探讨我们应当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同时,本文也试图比较今日中国和当年苏联所走的完全不同的崛起道路,指出中美对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一、历史环境的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极格局,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首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崛起和互为战略敌手。
美苏两国都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两洋大国,具有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超级大国的禀赋;同时两大民族都有扩张的历史传统和动力。
先看美国方面。美国在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宗教环境中,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滋生了一种“救世主”心态,以及获取海外市场和政治霸权的强烈愿望。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遭遇重大挫折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重新找到了生路。
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既源于欧洲,又带有更多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色彩,从根本上排斥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美国政治主流视共产主义思想为洪水猛兽,坚信“自由”必然战胜“极权”。在美国,基督教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超过欧洲,反共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美国的天赋人权观、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同当年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水火不相容。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使它认为应当将自己的思想和制度作为榜样推广到全球。
美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对外实行经济扩张和战略扩张的国家传统。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和战后初期的超强实力使其扩张野心更加膨胀。5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猖獗,把美国政治推向右倾,压制了务实温和的外交思想。此外,同苏联的军备竞争、庞大的对外军事援助计划、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以及朝鲜战争,都刺激了美国的军火工业。国内形成的强大军工利益集团,反过来又推动美国采取遏制苏联的强硬行动,造成了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
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基本上依照战时罗斯福政府战时构想的世界蓝图所展开。首先,美国倡导按照“大国一致”的原则创立联合国,在新建的联合国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联合国是确立战后美国政治霸权地位的组织保证。其次,在罗斯福政府策划下,各大国早在1944年7月便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则是美国战后扩大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重要工具。加上1947年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其他一系列金融和贸易体制,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在超强的物质基础上,又有了坚实的组织和机制保证。
美苏冷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都是当时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欧洲。苏联在联合国频频使用否决权,在东欧封闭了西方干涉渗透的大门,使杜鲁门政府确信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是苏联及其支持的“共产主义扩张”,从而提出了将“共产主义威胁”同美国的国家安全挂起钩来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和冷战时代的开始。为了实施“杜鲁门主义,”美国提出了大规模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4月,美、英、法、加等西方12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美国在政治(杜鲁门主义)、经济(马歇尔计划)、军事(北约)上形成了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对苏联的全面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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