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柯：在个体突围中寻求教育之路

jssh365

杨林柯：在个体突围中寻求教育之路
——在深圳少儿图书馆弘爱人文论坛上的演讲
首先感谢深圳少儿图书馆和弘爱人文的邓运清、田国宝老师以及各位家长、各位同道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机会！
咱们今天的话题主要谈教育。运清给了我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大家都不满意？二、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学生需要的？三、免除恐惧的教育要怎么实现？
说到教育大家都是一肚子苦水，学生苦，家长累，教师受罪。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要我说，真正的教育应该为每一个生命的发展和成全服务，让人成为人。可我们的教育只剩下了功利性的应试，不仅学费越来越高，而且资源分布很不均衡。过度应试带来对学生身心的损害，学费高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资源不平衡又使得社会的不平衡加剧，恶性循环，让人沮丧。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学生需要的？那一定是自由的教育？没有自由就没有教育。如果以此为标准，那我们实际上缺失了教育。我们的学校目前基本上还是一个训练机构，主要为考试升学服务，为各个层面的利益服务。教育本来是为了人的解放，培养自由的公民。我们的教育是不断限制人的自由，捆绑人的精神。学生为什么不快乐？看看我们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目标就是工具化的，是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这样的教育，自然不会尊重生命，因为生命只是手段，事业发展、江山稳定才是目的。虽然我们嘴上喊的是“以人为本”，但实际上还是“以国为本”的。
第三个问题：免除恐惧的教育要怎么实现？这个问题太大，实现良好的教育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我还是从我的人生说起吧。
记得王立群先生说过，每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话曾经让我颇有感触。
我生在乡下，前20年都在农村长大，至今对农村都有种天然的情感。小时候，我其实很听话，很老实，绝对相信报纸上的宣传和书本上的忽悠，学习特别刻苦，走路都背英语单词，晚上点煤油灯做题，怕打瞌睡就不坐凳子，以至于头发经常被烧。家门口演大戏，我上学从戏台前经过，望都不望一眼，意志力超强。没课外书读，开大会时就读字典，甚至亲手抄过从同学处借来的《唐诗三百首》。
当时每天早上六点前要播放《东方红》，晚上要播放《国际歌》，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国际歌》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东方红》里却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总觉得哪儿不对头，但也不敢和任何人讲。
上高中后，进了重点班，看到同学都超强，我不想只在成绩上证明自己，就暗地里搞文学创作，结果很快就在当时的《宝鸡文学》头条上发表了三首诗歌，让全校师生高兴了一把。后来又发表小说，著名诗人商子秦还专门到学校来看我，一时间让我在学校很有些影响。后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上大学中文系或新闻系，将来当作家或记者。
谁奈命运总开人的玩笑，鬼使神差，我考入政教系，甚至大学录取通知要我们带上《毛选四卷》。要知道，《毛选》当时农村每家可能都会有十几套，因为没人读，我们就在年末拿来换鞭炮，可上大学让我带这样的书，所以，考上大学并未给我带来喜悦。虽然我是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陕西师大也是当时的一类大学，但在全村人的传说里，我是“差点没考上”，因为师范院校在乡民眼里，将来就是个“教书的”。所以，我自己也觉前途迷茫暗淡。在绵绵的秋雨中，我坐着一辆解放牌卡车来到西安南郊的陕西师大。
进入政教系让我很是郁闷，尽管天南海北的同学汇聚一起，很是热闹，主要是我不喜欢所学课程，所以一度想放弃自己，在疯玩乱逛的无聊中混了三个月后，渐渐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就到中文系偷着听课，私下写诗歌，没想到一首《寻找一颗星》在全校诗歌征文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也让中文系各位才俊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听说可以转系，我就暗暗运作，经过向政教系、中文系和学校教务处三方的申请和两个月的奔波、24个公章的折腾，终于成功转系，并成为大学多年来首例。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突围。转系的成功，让我在政教系新生中火了一把。但此后三年，我成为一个在政教系和中文系之间游离的边缘人物，这让我得到许多自由。尽情地读书、写作，发表了不少作品，得了单项奖学金，后来毕业留校，进入附属中学教书。
虽然学的是师范专业，可我当时并不热爱教育，很长时间一直缺乏一种职业认同，主要是还没有从文化哲学高度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觉得这个职业不风光，连当时的许多农民都瞧不上，因为不能“办事”。 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这是古训。当新鲜的职业磨合期过去之后，接下来的体验更多的是惶恐、琐碎、平凡、歧视、冷眼……因为在一个权本位的社会中，中学教员是多么卑微的角色，虽然给教师戴上“蜡烛”“灵魂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一顶顶高帽子，但我并没有觉得教师有多么神圣，更没有去深入思考它对世界和生命的价值，只把它当做一个谋生的工具。在工作6年之后，我也曾经想过逃离，因为生命就是一种体验和品味的过程，一条胡同走到黑的人生似乎也有点不幸。但生活往往并不会听你的，它有自己的逻辑，有时它就是一部法律，你得听它的，并和它讲和；而自我也有很多局限，人要超越自我很难。所以在许多教师和同学选择南下并纷纷跳槽的时候，我经过慎重的思考，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又经过12年，我逐渐由学教、会教到努力教好，只是想做一个合格教师，并没有想怎么出类拔萃，因为觉得教育不是牟利的事业，也不应该成为名利场。基于对教育内涵和本质的思考，我从不参加什么“赛教”，也拒绝参加各种收费的论文大赛，至今没有向所谓专业“核心期刊”写过一篇关于教材和教法的文章，也不怎么读这些期刊，觉得价值贫乏，只是读一些杂书和喜欢的期刊。至于出名的事，35岁以前不是没有想过，因为它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而我当时想的是文学。
一个文学青年到了中学，自然常常有创作的冲动，但教育工作的忙碌导致时间只是一堆碎片。我一次次拿起笔，又一次次放下，除了偶然写写诗歌和散文之外，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留下。海子的死亡和国家社会的变化也让我的文学梦渐渐破灭，孩子的出生让我惶恐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伴随着最初的喜悦，我不得不踏上为生存而战的行列。
兼课、编书、命题、写稿……甚至想过经商，每年用辛苦钱买一大件生活用品，今年电视，明年冰箱，后年音响……渐渐地，自行车也换成了摩托车，PP机换成了手机，硬板床换成了席梦思床，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2003年，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凡、普通但却真实而温馨。也读书，但没有像后来那么狂热；也打牌，但只是为了寻找快乐和圈子认同，不再想出人头地的事，因为上升和“成功”是一种文化本能，而守住自己做一个平凡人则需要修炼。
当然，这其间一件事情彻底打消了我想入非非的念头。2005年，《美文》杂志在我们学校举办了“全球华人美文大赛的颁奖仪式”，来了许多名家。其间我参与接待，谁料想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相机胶卷曝光，偏偏和余秋雨、贾平凹、吴克敬、谢有顺的合影曝光最严重，无法使用。我在心中警告自己，你和风光无关，你也无法依托别人，你只能在寻找自己中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一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职称评定。我是一直记着这样三句话：“凭道德做人，凭良心做事，凭本事吃饭”，对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厚黑文化以及人性的复杂缺乏深刻认识，原想，只要搞好工作，结果自有回报。谁料想，中间有那么多玄机和潜规则，虽然后来总算过关，但一个被认为“条件最硬”的人差点没评上，还是给我带来很大刺激，让我领悟到，在现有系统中，人，原来是一种货物，定价权不在自己手中。我想，自己是否要独自上路了，因为这个体制已经无法安托你的灵魂，而自救的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醒来后的无路可走才是最大的悲哀。别人的路不是你的路，别人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你为谁而活？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人告诉我，我只有重新拿起久违了的书本，我把阅读作为对抗荒诞和虚无的手段，从中国到外国，从哲学到历史，从近现代到古代，从诸子百家到《圣经》，从鲁迅、胡适、殷海光、吴思到康德、笛卡尔、哈耶克、奥威尔、别尔嘉耶夫、阿伦特、克里希拉姆提……我发狂地读书，并不断写作读书札记，几年下来，竟然写完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本子，摞起来有一尺多高，也最终明白，读书和写作才是通往自由的路，物质世界不可能有自由，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由。我把读书学习的收获与学生分享，并通过课堂不断寻找作为一个教师的意义，也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认同。
我多年坚持“大语文”的教学观，大凡母语能够承载的内容都可以进入课堂。在教学中，我尝试跨越工具化的语文框架，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大事情，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因为我觉得，独立思考能力关乎人的幸福；一个人越善于独立思考，越不会被压力击倒，也越会找到自信和快乐。但在僵化的评价体系下，我时常充满困惑与矛盾，比如，学生的独立思考经常会受到大一统思维的绞杀；学生的生命状态很难得到教育的温情眷顾；功利主义的肆虐使教育在反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教育本有的价值不断遭到抑制，而教师能够影响到的空间非常有限。更可怕的是，群体评价不仅绞杀个性价值，甚至不断逼迫良心向现实让步。逆淘汰法则畅行无阻，传道型教师备受冷落，训练工作者如鱼得水。
在关注学业成功又关切身心成长的教育实践中，我不得不两面出击，但常常是两面受困。很痛苦，很憋闷，有点扛不住的感觉。当时我还给著名作家陈行之写过信，诉说苦恼，我说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当时不断听到学生自杀的消息，甚至也有教师和家长自杀，我内心除了焦虑、苦闷之外毫无办法。只是想，教育就这样下去吗？我就这样活下去吗？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又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我想守住我的课堂，我希望语文在人文教育方面可以小有作为。于是，我在课堂上开始了我的教育突围和一个人的课堂改革。我当时是什么都讲，只要学生喜欢听的，我个人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我都讲。从课前分享、每日赠言、读书推荐到历史真相、社会批判……学生都很喜欢，甚至下课后许多学生就把我围住，问这问那，搞得我也不得休息，顾不上喝水，但心里很高兴。甚至有学生把我在课堂上讲的话发到网上，组成“杨林柯语录”，有140多条，我一直不知道。
但世界本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尤其是在一个问题环境中，一个理想主义者注定有诸多的困境。你对世界越发力，你会发现你发往世界的力会神奇地回到你身上。可能有个别学生把我讲的一些东西回去给家长说了，有些家长也一样，因为长期是在一元化价值体系中生活的，对其他价值观的介入会本能排斥。被忽悠了那么多年，也没觉醒。几个家长就利用家长会到学校告我。家长对老师有意见，学校自然要重视，那一定是老师错了，所以纠正老师的行为，让家长没意见也是合理的。
学校几位领导和我谈话，说要每周听我的课，甚至说到要上行政会处理。我觉得这事情闹大了，虽然我心里知道我是对的，但面对家长投诉还是有不少困惑。这个事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精神困扰，也让2012年春节成为我有生以来最灰暗最孤独的一个春节。当时，我只有和自己交流，和书本交流，十几天时间，我竟然读完了五本有关教育的书，写了三万多字的东西。
开学后第一周作文课，我把印制好的东西发给学生，整整32张，让学生写读后感，并要求学生带给家长。结果学生拿到后很激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课堂，学生们都静心阅读。后来学生把它发到人人网上，一时间迅速传播，引起《华商报》记者的关注。
经过一番波折，这封信在《华商报》发表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热烈的反应，进而影响到全国。《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用整整四个版面进行了报道：向教育叫阵。好像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大战风车的教育英雄。其实，呼唤英雄的年代本就是不幸的年代，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你只能选择做一个人，守住作为教育者的底线和常识而已。况且一个人与体制的较量好像和空气的宣战，你永远打不过它。虽然甘地说：“起初，他们忽视你，然后他们嘲笑你，接着他们打击你，最后你赢了。”但我并未觉得有何胜利可言，我只记住了里尔克的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我只是从个体层面挺住了，有谁能胜过体制呢？虽然这封信获得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但我其实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我的周围，我看到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从中学到大学，依然不断有学生自杀，李白说：“万言不值一杯水。”我有时真有这样的感觉。这封信最多只是讲出了一些教育常识，讲出了大家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发现和创造。
万言信的发表对我也是一次精神洗礼，我对人性和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个世界不完美，人性有缺陷，但看清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恨和批判，而是为了爱。生命短暂，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没有化解不了的恨，只有来不及的爱，而爱意味着包容。你能包容这个世界，说明你的心比这个世界要大，超越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你自己，克服这个世界的局限也是走出自己的狭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病理切片，都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一个普通人，你注定改变不了世界，但你可以力求不被这个世界改变，并通过改变自己而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辐射。不求轰轰烈烈，但求真实存在。
现在，我的课堂很自由，也没有谁干预你的课堂，学生也很欢迎这样相对自由的语文课堂，也可以大胆蔑视教材。至于成绩嘛，有时高，有时低，但都不至于影响到我的情绪和学生的语文学习热情，因为语文不是为考试而生的，它是生命的成长，是为了安顿这个生命，让一个人自觉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我的教育文化随笔集也已交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合同已签订，希望年内能够出版。
最后，我们一起分享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访华时说的两句话：一、要走得快就一个人走，要走得远就得一起走；二、没有人什么也无法实现，但没有制度，什么都无法持续。
其实，中国的问题，制度是关键，人心是根基。各个方面都一样。制度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短板，几千年就是没有搞出一套好的制度，最后只有以暴易暴。而制度问题追索到最后，又是人的问题，制度由我们每一个人构成，改变我们自己也是改变这种制度。
我觉得，现在一味埋怨体制也没有用，指望体制从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教师只有从自己做起，从每天做起，从每一节课做起，关注自己的职业成长和精神成长，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才是唯一出路。只管去做，不要抱什么希望。因为有希望就会有失望，而这块土地似乎不产生希望，但却从未绝望。
最后，还是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快乐自由起来。只有我们快乐自由起来，学生才能有快乐自由。把身体搞好，尽可能活得比那些邪恶的人长点；多读几本好书，活得比谎言聪明点。从观念上解放自己，才能从精神上解放学生；教育学生其实也是教育自己。
我要说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201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