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间思想库及其功能实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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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间思想库及其功能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分析
2014年03月19日 17:53 来源：《行政论坛》2013年5期 作者：钱再见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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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A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n-government Think Bank and Their Function Realization: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s

　　【作者简介】钱再见(1965-　)，男，安徽庐江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从事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民间思想库的兴起既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必然结果，提升国家能力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思想库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题中应有之义。民间思想库是一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政策研究组织，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非营利性、独立性和志愿性，属于社会的第三部门。民间思想库的主要功能包括政策咨询、政策宣传、政策评估和人才聚集等，但是，中国民间思想库的功能发挥有其现实限度。中国民间思想库的功能发挥和发展路径有赖于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包括资金捐赠制度、人才交流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但是，更在于坚持其民间道路。

　　【关 键 词】民间思想库/国家与社会关系/政策咨询/民间道路



　　近年来，针对思想库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事实上，中国官方和大学附属型思想库已经比较成熟，美国思想库研究专家詹姆士·G. 迈克甘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已进入世界前30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库[1]。但是，中国的思想库是以官方思想库为主，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都是重要的官方“思想库”。而当下中国的崛起与发展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日益增多的挑战，政府需要在公民社会成长的基础上借助于更多的民间思想库广泛集中民智、综合民意，以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民间思想库正是在此背景下应势发展的。

　　一、民间思想库兴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考察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民间思想库是由多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的跨学科、综合性政策分析、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组织，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非营利性、独立性和志愿性，属于第三部门。

　　1.民间思想库的兴起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必然结果

　　萨拉蒙曾指出，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第三部门即数量众多的自我管理的私人组织，它们不是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追求公共目标。这些团体的激增可能永久地改变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它们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它们所提供的物质服务[2]。在世界范围的“结社革命”中，涌现出一大批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它们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民主化发展。作为20世纪最后25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范式，市民社会理论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关注的问题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与强人政治背景下的精英决策不同的是，在公民社会兴起后的集体领导和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更加需要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结合，需要借助民间思想库等外脑之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孕育了大量的民智，也形成了广泛的民意。民智和民意就是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力量，需要有子产不毁的“乡校”，思想库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这种“乡校”的性质，是人们聚会并议政的地方。现代民间思想库则不只是简单的议政，而是更加专业化的出谋划策即包括了政策分析和政策方案设计，当然也包括政策辩论、政策批判和政策评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已经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一定程度的资源支配空间。同时，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需求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在客观上为民间思想库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2.民间思想库的兴起也是提升国家能力的现实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打破了国家—社会二分的分析视角与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公与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国家与社会存在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形塑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突出特点是以“国家自主性”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强调国家能力。回归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西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把国家能力理解为国家贯彻自己的政策目标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克服强有力的社会集团实际的或潜在的反对力量来贯彻这些目标的能力[4]，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把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领导人运用国家机器，控制社会民众，通过各种计划、政策和行动，实现其所寻求的社会变化的能力。这些能力主要表现为国家影响社会组织、规制社会关系、抽取资源和拨款或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资源等方面[5]。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冲突、适应及创造，形成了“国家在社会中”(State in Society)的研究视角。同时，米格代尔也指出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多元性，并强调国家与社会处于相互形塑的过程当中[6]。国家目标、意志的实现，凭借的不是国家的身份，而是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力量是由国家实际掌握的资源转化而成的，而国家的资源又总是在国家的行动中不断地消耗着，因此，从社会抽取资源的能力也就成为国家最基本的能力。王绍光和胡鞍钢借鉴了回归国家学派的相关概念工具对中国的国家能力问题进行了研究，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并且认为国家能力主要指中央政府能力，而不是泛指公共权威的能力。他们提出，财政汲取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主张以汲取能力和调控能力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其实，国家能力提升的基础在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首先是指国家政策能力的提升，突出表现即国家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能力，同时也表现在国家对民智的吸纳能力和对民意的综合能力，而不只是财政等资源的汲取。民间思想库作为一种民间组织，为国家吸纳民智和综合民意提供了又一种合适的通道。

　　3.民间思想库的兴起还是思想库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题中应有之义

　　思想库作为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研究和分析公共政策、储备和提供政策思想的“仓库”。德洛尔认为，成熟的思想库，如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是实用政策研究及其特有方法论发展的主要实验室[7]。其实，思想库的特质和生命力就在于其地位的独立性和研究的自主性和客观性。思想库的职能就是要有思想、有创新，离开了独立性，就难以产生新思想和新方法，也无所谓创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思想库的独立性、民间性和自主性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题中应有之义。詹姆士·A. 史密斯曾指出，思想库泛指从事公共政策分析和研究，并经常提出政策方案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其中，有一些思想库是严格地超党派性质的，即研究一些并不考虑其政治后果的政策议题；而另一些思想库则将为政治家或政党提供智力支持视为其功能之一。在美国，思想库和利益集团、媒体顾问、“舆论导向医生”(“spin doctors”)以及政党一样无处不在[8]。詹姆士·G. 迈克甘和R. 肯特·韦弗将思想库理解为“一个具有很大自治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它独立于政府和社会利益，如公司、利益团体、政党”[9]。安德鲁·莱克也认为，思想库是“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的非营利性的研究组织，它们生产并且主要依靠专家意见和思想以获得支持和对政策过程的影响”[10]11。简单地说，思想库即现代政策研究组织是以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府政策制定为目的的、超党派性质的、非营利性的、独立性的政策研究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库发展的内在逻辑就是基于超党派性质的价值观、非营利性的目标、独立性的设置和研究活动，获得客观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民间性和独立性是思想库的基本特质，也是思想库自身演变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民间思想库的功能及其在我国的现实限度

　　如上文所述，民间思想库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它熟悉技术方法，不为个人意志所左右，直接体察社情民情，既超脱又接近社会现实，研究成果更具客观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因而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突出地发挥了政策咨询、政策宣传和政策评估等方面的功能。但是，民间思想库在我国的功能发挥有其现实限度。

　　1.民间思想库的功能

　　(1)政策咨询功能。思想库并不直接参与政策决断，但其所承担的政策方案设计和政策分析研究工作是政策决策者的决断依据。如果说，思想库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以及政策方案的设计工作是一种“谋”的工作，那么，“决策中枢系统”的政策方案抉择则是一种“断”的工作。“谋”与“断”相互支持，相辅相成。其实，思想库的功能不仅在于出“点子”，即为决策者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而且还在于造“主义”，即通过政策理论研究，发现并传播那些短期内未必会成为政策的学术思想。民间思想库在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中有两大优势：一是由于民间政策研究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基础(socially based)，在获取真实经济社会信息方面有较多优势和有利条件，可以克服官方思想库在搜集真实政策信息上的局限性；二是可以保持政策研究的独立性、连续性(continuity)和系统性，克服官方思想库因领导人更迭和注意力转移而影响政策研究课题和条件的弊端，有利于提高政策过程的透明度、开放度与公民参与度，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其关系的稳定都有积极意义。民间思想库虽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但其对公共决策过程的影响力依然十分显著。

　　(2)政策宣传功能。政策宣传是指关于公共政策决定、政策内容和政策实施方式的宣布和传播。其直接目的在于通过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的宣示、宣布和传播，促进政策执行者、政策对象、目标群体，以及各利益攸关方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推动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民间思想库的政策宣传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对于自己的政策主张和政策理念的宣示和传播，以及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成果的发布和推介。在西方国家，思想库作为政府的“外脑”在政策宣传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思想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主动充当政策宣传机构，对公众、决策者和社会精英进行政策宣传。在政策宣传过程中，思想库常常借助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11]，如通过出版书刊，在主流媒体上接受采访、发表评论，举办媒体吹风会，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和培训班，提供访问学者资助，以及出席国会听证会、参与政府政策咨询等多种途径，思想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政策宣传。可以说，思想库独特的政策宣传功能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3)政策评估功能。安德森指出，很多政策评估是由非政府部门作出的，如大众传媒、大学的学者与研究中心、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城市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等)、压力团体和公益组织等。许多思想库把大部分或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评估执行的研究当中[12]。思想库常常通过对公共政策进行政策评估，来评判政府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公共政策运行的有效程度，并且从政策评估中不断地寻找和发现现行政策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政策调整的方案或政策终结的建议。可以说，从事政策评估也是思想库的立身之本和强身之道，是其能够生存发展和获得更多资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戴伊认为，由于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由各基金会资金支持、各智囊团实施的研究，通常都是对现行政策的效果加以评估。所以，各基金会和智囊团在自上而下的政策评估中扮演着与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同样关键的角色和作用[13]。在政治生活中，思想库由于有其独到的政策评估功能而起着一种“社会医师”的作用，如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其国内就有“诊断社会机能的医生”的美称。

　　(4)人才聚集功能。民间思想库是一个创造思想和汇集与培养人才的场所，不仅如此，它还在公共决策者、高等学校、专家学者和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和交流的机制。在美国思想库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叫做“旋转门”(revolving door)的学界与政界之间的一种交流互动机制。具体说来，就是指各种思想库为政府各部门储备人才，并且适时向政府输送官员和专家，充当人才交流、储备机构。由于思想库一般都承担人才培养、储备和交流三方面的功能，因而与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都存在着通畅的人员交流渠道。一些民间思想库甚至拥有自己的研究生院，培养高级人才。民间思想库还通过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答谢餐会、专题研讨会和培训班，以及提供访问学者资助等，既承担政策“启蒙”教育功能，也借此同政府和各界建立关系网。

　　2.我国民间思想库的发展及其功能限度

　　我国的民间思想库主要是指由企业、公司、个人创办的政策研究所、咨询公司、研究会等民间政策研究组织，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民间思想库在发挥功能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政策咨询功能的弱化。一方面，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国政府决策人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是进行“三拍”式决策，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因而忽视甚至无视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这使得思想库的政策方案规划和政策分析成果因缺乏市场和环境而落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民间思想库本身也缺乏足够的政策设计能力和政策市场营销渠道，导致我国民间思想库的政策影响力一般较弱。在我国的政策咨询市场上，内部咨询尤其盛行，充当内部咨询的政策分析专家往往都是官方思想库成员，包括服务于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室)的政策研究人员，他们通常是属于政府公务员编制或者是政府机关事业编制。因而他们与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容易获得经费支持，但是也极易导致决策咨询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甚至成为偏袒政府和企业的一个工具，造成事实上的“合谋”关系[14]。民间思想库则由于体制壁垒所限往往经费来源不足，加上研究条件的局限以及研究方法的落后，往往难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因而其政策设计能力常常无法满足政策制定的现实需要。此外，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来看，由于政策研究组织中的专家行为的灵活性以及自利动机的强烈刺激性，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也并非最大限度地为增进公共利益而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政策方案设计，因而也会出现“专家失灵”，造成种种政策分析失误，降低政策设计的科学性。

　　其二是政策宣传功能的不足。相较于成熟的思想库而言，我国民间思想库尚处于发展初期，无论其数量还是影响力都非常薄弱。从现实情况来看，民间思想库在当下中国社会中承担的主要功能除了政策设计和影响政府决策之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宣扬政策理念，宣示政策主张，传播政策思想，通过政策思想的宣传和政策分析成果的传播，既教育社会公众，也影响决策者，并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发挥桥梁作用，在政策网络中实现自己的准确定位。但是，由于中国民间捐赠机制的缺失，以及信息孤岛、信息壁垒和信息封锁所造成的政策信息沟通不畅，导致我国的民间思想库没有足够的政策宣传动力和能力，未能很好地担当起政策宣传功能。一些民间思想库目前还尚未形成自己稳定的政策理念和明确的政策主张，在研究过程中难以及时、准确地获取政策信息，加上研究经费紧张、人手短缺，无法形成有影响的政策研究报告和政策分析成果，因而往往缺乏足够的政策宣传能力。

　　其三是政策评估功能的虚化。政策评估是思想库的一项基本功能，但是，这一功能的实现依赖于相应的经济、制度、法律和政治文化环境[15]。政策评估是指对政策运行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和评判。因此，政策评估涉及对公共权威机关及其决策的监督和评判，是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没有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和责任追究，任何政策评估都只能流于形式。在民主社会中，民间思想库受委托进行政策评估其实是民主社会中代替公众对政府及其政策进行民主、公正和客观评判的一种机制。然而，有些民间思想库的专家和政策分析人员，不去实地考察社会的现实问题和矛盾，实事求是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各种决策思路；而是把精力大部分都用来揣摩领导人的“精神”，迎合某些领导人的心理需要，沦为领导人的“应声虫”，从事“御用咨询”，有时甚至是奉命论证。个别思想库及其专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自愿充当了公共政策决策者的吹鼓手，导致其政策评估功能的“虚化”而成为摆样子的“花瓶”。

　　其四是人才聚集功能的缺失。现代思想库不同于传统智囊的地方，就在于其高度的团队协作能力，良好的流程管理，持续的筹资能力和灵活的用人机制。由于思想库面对的是复杂的政策问题，具有高度综合性特征，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思想库广泛采用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合作。可以说，研究人员构成的多学科性是现代思想库的重要特征。西方思想库在开展课题研究时，通常把有关各个学科的专家组合在一起，开展协作研究，以便互相补充、互相启发。反观我国民间思想库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人力、资金和制度支撑，不仅严重影响了其研究团队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使其举步维艰，不得不为生存而疲于奔命。同时，由于工作环境较差、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不高，甚至连住房、医疗、退休等都缺乏必要的保障，特别是研究成果不受重视，更是挫伤了部分政策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加上人们传统观念上的“公有制单位偏好”依然存在，导致民间思想库往往不能有效发挥人才聚集功能，难以吸引并留住优秀政策分析人才。在现有的民间思想库中，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余人，年运营资金200万元[16]。在北京，仅存的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研究咨询机构只有仲大军的经济观察研究中心、钟朋荣的视野经济研究中心、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刘军宁等人的九鼎公共事务所等。有些民间“思想库”几乎演变成了几个“思想者”在苦苦支撑。

　　三、新时期我国民间思想库发展的路径选择

　　针对我国民间思想库发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探寻民间思想库发展的现实路径，包括法律保障、制度支撑和民间道路等，并切实采取相应对策，推进我国民间思想库的健康发展，服务于我国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实际需要。

　　1.法律保障。民间思想库的出现与发展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必然逻辑。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民间思想库不过是全球性的“社团革命”进程中人们不断创建的各种社团中的一种。其功能的发挥，不仅有益于促进基层社会发展，伸张公民权利，追求国家忽视或者无视的种种目标，而且也有利于提升国家能力，吸纳并彰显公共政策过程中所需的民智和民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力量、民间组织包括民间思想库的成长，不应被视为国家力量的对立物。相反，民间思想库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实现正是体现了政府“政社分开”的改革取向。民间思想库的出现，使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有了更多的选择。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政府由统治转向治理，先前由政府部门垄断的政策思想、政策主张、政策诉求和政策方案规划，都可以在政策网络中形成，即相关政策的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是各方合作、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民间思想库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民智聚集和民意综合的功能。因此，应以法律手段依法保障民间思想库的合法地位以及其功能的正常发挥。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则应该把研究和决策即“谋”与“断”的两个职能和业务范围区别开来。民间思想库应具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研究政策问题、表达政策主张和设计政策方案的权利，而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主要是决策。

　　西方思想库发展中有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只有让民间思想库能够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才能充分彰显思想库的功能，保证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的科学性。虽然自1998年民政部将“社会团体管理司”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后，民间组织正式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性，但是，按照我国现行的法人组织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思想库应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非政府组织(NGO)，而《民法通则》规定的四类法人(机关、企业、事业和社团)中并没有与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思想库对应的法人形式的相关规定。这导致了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思想库的相关民事责任规定无法明晰[17]。此外，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注册登记为非政府组织(NGO)还必须有一个官方或半官方的业务主管部门，然而，如果这样的话，也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民间思想库。为此，一些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转而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总之，我国民间思想库要真正实现其独立性和民间性，就必须要从法律上对民间思想库的地位、性质、作用、经费来源作出明确规定，明确其独立地位和多元化的经费来源。

　　2.制度支撑。从现实情况来看，至少需要构建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体系。

　　其一是资金捐赠制度。西方国家的思想库非常重视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并且把独立性看做是信誉的象征。其研究经费一般靠自筹或由基金会、大企业资助，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而其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是实现相对独立性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想，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就是先富起来的人能够拿出一部分资金回馈社会，其中包括直接把钱捐出来给穷人，当然也包括捐助给大学、科研机构和民间思想库。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制度化渠道，基本的制度设计应该包括完善的资金捐赠制度、规范的基金会管理制度等。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新格局中，政府也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包办一切事务，借助社会力量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在“后总体性社会”的背景下，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财力有限而民间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自由流动空间”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18]，应当逐步完善社会捐助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为民间思想库接受捐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全社会对民间思想库的支持。

　　其二是人才交流制度。中国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打破“铁饭碗”，但是一波“高考热”未平，一波“公考热”又起。“铁饭碗”还未打破，又捧起了“金饭碗”。究其原因，还在于“官本位”体制和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社会中还普遍存在国有单位偏好，因为国有单位取得了“资源配置的优先权”。现在看来，深层次的改革正是彻底打破这种“单位依附”和“单位层化”的物质基础，让蕴藏和消耗在国有单位中的丰富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释放出来，走向公民社会，充实民间组织。通过制度改革和人才交流机制的建构，在人力资源方面为民间思想库提供支持，可以进一步动员专家、学者、离职退休政府官员，参与甚至创立民间思想库。他们能够给民间思想库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宝贵经验以及丰富的阅历和见识。这也有利于使民间思想库不只是做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做经世致用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规范而有序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通过构建和实施政策专家—政府官员的交流互动机制(中国式“旋转门”机制)，建立起民间思想库与决策部门和官方政策研究组织的制度化联系，建立起强大的政策咨询后盾，同时也促进民间思想库政策分析和政策方案设计能力的不断提升。

　　其三是信息公开制度。林德布洛姆指出：“如果没有基于信息的讨论和专门的职业性研究的帮助，一个政策制定者(a government functionary)通常总会感到无所依据。”[19]实际上，信息是政策分析的基础，任何思想库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都在于能够获得准确全面的政策信息。因此，信息公开制度对于思想库的存在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全社会信息资源总量中有80％是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的，在民主公开的法治社会中，公众有权获知政府如何运作、如何行使权力等相关的政务信息。信息公开主要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凡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开。2008年5月1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在全国实施。在具体的政策研究服务上，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中心及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并且一视同仁地对官方、非官方以及民间思想库同等开放。虽然民间思想库由于其社会性基础好而在获取真实有效信息方面具有其优势和有利条件，但是全局性的信息资料则有赖于政府的权威统计部门和社会化的政策信息网络。此外，信息源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即信息是否有效也至关重要。如果通过现有途径无法获取现成的数据以及其他信息，则需要结合问卷调查、访问、专题考察以及利用机构记录来进行监测[20]。可以说，民间思想库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公开制度的支撑。

　　3.民间道路。依靠公众参与和社会力量支持，走民间道路，是民间思想库发展的自然选择。

　　首先，资金来源的民间渠道。诚然，在资金来源问题上，民间思想库需要政府扶持，在课题立项、委托研究等方面打破官方思想库和半官方思想库的垄断，对民间思想库同等开放，公平竞争。政府通过鉴定合同、委托研究等方式，实行有偿服务。但是，民间思想库的资金来源不能依赖政府扶持，一定要走民间道路，完全依附于官方扶持是没有出路的。民间思想库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应该是社会，既来源于公益基金、民间捐赠，也来源于社会服务，包括方案设计、政策咨询、项目评估以及市场调查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李成认为，中国经济拥有巨大潜力，随着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壮大，民间资本赞助智库的热情也会日渐明晰，中国或许将成为甚至比美同更加富饶的培育智库的土地。当然，资金来源渠道应该是多元化的，同时，还需要培育相对成熟的政策咨询市场，民间思想库越是发达，政策咨询市场越是成熟，政府政策决策的选择范围也就越大。这对于提升政府政策能力来说，无疑也是有益的。

　　其次，政策研究的民主路径。思想库常常被誉为西方社会中的“第五种权力”甚至是“第四种权力”[21]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则将思想库看做是“知识与力量之间的桥梁”[22]2。然而，过于依附于权力势必使其丧失地位上的独立性、判断中的客观性、政策方案规划的准确性，以及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依靠专家进行政策方案设计是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提高政策制定质量的必然要求。可是，政策制定的科学化绝对不是以牺牲政策过程民主化为代价的。相反，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恰恰是建立在政策信息采集的及时性、可靠性和全面性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德洛尔所认为的，现代思想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于精英统治论(meritocratic elitism)，它是由高素质专业人士团队组成精挑细选的机构，致力于为政策制定作出首要的贡献。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群体就没有对公共政策制定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可以说，公民参与、民意测验、政治家、高级公务员与思想库之间的适当结合，就是需要专门讨论的事情，并且有一系列可行的办法[23]。民间思想库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草根路径和民主选择。这突出表现在民间思想库对于民主价值的追求，例如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就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宗旨：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良，推进中国民主进步。

　　最后，服务目标的民本取向。民间思想库的最高目标，就是坚持民本取向以及对公民社会和公共利益的价值关怀与现实追求。民间思想库从民间生成，在民间成长，理应走民间道路，坚持民本取向，追求民主价值，服务于民生目标。同时，民间思想库由于其具有选题自由、研究面宽、社会联系广泛、不受政治可行性局限、超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外的特点和优点，而成为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一环。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民间思想库，可以有利于政府更多从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理路，实现国家—社会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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