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过的周作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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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过的周作人手稿

作者：韦力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5月10日 星期日

周作人《秉灯后谈》手稿本之一页。

    ●失书记之十九
    韦力 收藏家，北京
    周作人算不上书法家，但我却很喜欢他的字，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有多种，我觉得其中一条比较关键，那就是自己的字太过丑陋。2011年之前，我先后买到周作人的书法作品十几幅，他的手稿我也买到了两幅。我在这里专门把2011年作为一个转折年，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跟周作人有关的所有物品价格大涨。这种涨幅有点平地而起的意味。以我的这点经济实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都不能与之相匹配。此后的几年，周作人的墨迹我再也没能得到过。这次涨价的原因，源于嘉德的那场拍卖会。
    2011年秋，嘉德上拍了一组鲍耀明所藏的周作人手稿，数量是16件，这么大量的周作人墨迹同时出现在拍场上，这是第一次。以往我觉得，自己所藏的跟周作人有关的书法作品已不是少数，颇以此自矜。那天我很高兴地在嘉德公司，把这批东西细看了一遍，也听到了这批东西来源的八卦故事。这些八卦颇有趣味性，但可惜双方关涉之人都还健在，我当然不会冒失地都说出来。我们还是接着说这16件拍品。16件中仅有一件不是周作人亲笔所书者，这一件是沈尹默给周作人的书斋所书的匾额，当然就是那有名的“苦雨斋”三个字，而恰恰这一件，是我最为喜欢者。当然就想像着，把这件匾额挂在我的书房里，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冷静下来，觉得不太对味，等书友们来我的书房看书时，人家会认为我太过“托大”：你以为挂上“苦雨斋”，你就是周作人了？这么一想，就放弃了购买的心思。此匾额最后拍到了65万，能卖这么高，我也没能想到。
    除此之外，大多是周作人的手稿。可能是他的东西价格太过珍贵，拍卖图录上把他的每一篇文稿都数出了页数，因此定价的高低，跟页数的多寡有直接的联系。我不妨例几个让大家看看：《药堂杂文》81页，估价是80万至120万。《书房一角》中《桑下丛谈》总计31页，估价则是35万至50万元。《书房一角》中的《看书余记》总计33页，跟上一篇页数差不多，所以定价也相妨，是35万至45万。而《秉烛后谈》页数是最多的，有105页之多，估价当然也是最贵的，是100万到150万。拍品中余外还有几封周作人写给他人的信，或是他人写给周作人的信，数量最多的一批拍品，是周作人赠送给鲍耀明的个人著作签名本，有33册之多。这类拍品，我少有涉及，应该是谢其章兄等人的“菜”。周作人的手稿，虽然标价已经很高，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能够拍到几件，可是最终的成交价远超我的想象，结果是一件也没买到。拍卖的前几天，北京出版社的杨良志先生来电话，他劝我把周作人的这批东西全部拍下来，然后拿到他们出版社，影印出来。我跟他说，不可能让我一个人都拍到手，我尽量地跟别人争，能买到多少算多少。杨老师说这样也行，但这个空手而归的拍卖结果，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再跟他见面了。这个万恶的周作人！
    俗话说，不是我无能，是“共军太狡猾”。拉不出屎来当然怨茅坑。因为那场拍卖的成交价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把价格列出来，你也就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着别人争下去了。《药堂杂文》200万，《秉灯后谈》300万，这个价格还不包括佣金。我以前买到的周作人手稿，那叫一个便宜，从来没有超过这个价格的十分之一。记得十几年前，中国书店上拍了一批吴晓铃旧藏，其中有不少周作人著作的初版本。谢其章兄在拍场上奋勇拼搏，终于拍得了几件，我印象中其中一本他到手的价格是900元。为此，他惊诧了好一阵子。而本场上拍的那批周作人签名本，数量是33册，拍卖结果是62万。我猜不出，老谢看到这个结果后，是气得痛骂，还是偷着乐。
    我佞于古书，有着厚古薄今的偏颇心态，所以对书圈中很热的新文学版本不甚措意。在中国书店的那场拍卖会上，经陆昕先生之介，以结识谢其章先生，由此开始了跟他的十几年的交往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很多观念感染了我，让我对新文学版本也知道了一些皮毛。尤其他对周作人的喜爱，也让我开始留意跟知堂有关的书籍跟物品。我称赞他对知堂老人如此熟悉，他谦虚地对我说，哪里哪里，今后我带你去认识一位真正的专家。后来他就把我带到了止庵先生的府上。在此之前，我读过几本止庵著作，也在鲁迅博物馆开会时，跟他见过几面，但未能深接。此次在其家聊天，方知其对周作人的研究，有着自己特独的视角。也许是因为学医出身，止庵先生作文、作事、作人都有着苛刻式的谨严。我觉得这种由理入文的人最为可怕，他们能把一件天造地设的尤物解剖成一堆杂碎，可谓直杀得花残柳败休。这种个性的人，我还认识一位，那就是台湾的黄一农先生。他的本业是天文物理，我听说他在外太空领域的研究上，有着自己的创建。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转为研究中国历史。我在台北的酒桌上听他讲，如何用正史来研究《红楼梦》。那种奇特的方式，把睿智的张大春先生也带进了沟里。跟止庵兄聊天，他也有这种本事。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他会百折不挠地从各个角度让你屈服。
    我是在止庵先生家里，第一次把玩周作人手稿。在此之前，虽然在各种展览中见过不少，但都是隔着玻璃浮光掠影地仰一下。其实在止庵家里，我还看到了不少其他文人的墨迹，然却唯独对周作人的手稿印象深刻。这源于他给我讲解了此稿来源的本末。止庵告诉我，这几页手稿是香港的鲍耀明先生赠送的。1949之后，周作人生活还是困难，而鲍耀明先生却常年给周作人提供生活上的补贴，给他寄来了许多国内买不到的食品。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周作人把自己许多的稿件以及物品都赠送给了鲍先生。好像是止庵告诉我，周作人把这些东西赠给鲍先生，也有着他深层意义上的考量。许多年之后，鲍耀明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去出版周作人的著作，为此还跟周家后人打上了官司。止庵兄说，鲍耀明为人很达观，他有不少周作人的手稿，都赠送给喜爱者。某次，一下就送了三份，一份给了止庵，一份给了王世襄，还有一份送给了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先生。孙先生将自己所得，后来又捐给了鲁博。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的十余年，没想到鲍耀明所藏的周作人物品，却上了嘉德的拍卖会。我觉得止庵恐怕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嘉德公司古籍部拓先生告诉我，鲍耀明卖出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变成钱。因为他卖出这些物品的前提是，所拍得的资金全部给了自己妹妹所办的残障学校，并且这个学校，也是公益性质的。所以嘉德的图录中，在每一件拍品的后面都备注着这句话：此件拍品所得款项，将捐赠香港英华渔人协会，用于发展中国大陆聋童教育。像鲍先生这样达观坦荡的人，可惜在今日大陆并不多见。从某种角度来说，大陆的慈善已经有了另外的味道。
    谢其章和止庵这两位仁兄，虽然是难得的书友，但他俩人也有让人难看的时候。这起因就是止庵和黄裳先生打笔仗。而笔仗的起因，似乎也是跟周作人有关。这个过程很是热闹，在这儿我也就不啰嗦了。在此阶段，黄裳先生在中华书局重印了一部书，其中精装本仅有100册，属于非卖品，是黄裳先生专门送友人之物。在书圈内，黄迷甚多，所以此事一经公布，很多人都想成为那百分之一。谢其章兄也想得到一册，他托我向黄裳先生索要，并要求提上上款儿。黄裳果真送给他一册。此后不久，谢其章在一篇文章中，似乎是支持止庵的观点，这引起了黄裳先生的大不满。他来信指责我，说我怎么推荐这样的朋友。因为我在推荐信中，当然会说些好话。说谢先生如何如何的崇拜他等等。因此，黄裳认为我这是说谎话。但事已至此，我只能写信向老先生解释之。因为止庵跟黄裳的笔仗打得正酣，这个过程中，确实让我无法发声，支持哪一边都是伤朋友，这让我真正体味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另一层含义。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明白黄裳先生很想让我表态，按照“文革”的说法，那叫“站队”。但我却让他失望地缄口不言，他当然对我的这种暧昧态度很不高兴。此事之后，老先生很少再给我来信。在此之前，黄裳很关心古籍拍卖市场，让我把能搞到的古籍拍卖图录都寄给他。有时他收到后，也会高兴地告诉我，哪些书应当将其买下。在这场论战之后，他再也没有以往的指点江山。跟朋友保持良好关系，并不那么容易，但得罪一位朋友，竟然如此的轻而易举。而今，黄裳先生已归道山，不知道他到现在是否已经原谅了我当时的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