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 上课是人生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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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上课是人生的节日

采访 | 本刊特约记者  安琪​

童庆炳先生

童庆炳   1936年出生于福建连城。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编委。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美学方面的研究。

我的故乡是我的风景

教师月刊
童老师你好！曾经在你的博客中读到，你对家乡福建龙岩连城县莒溪镇那边，你记忆中的小溪被污染变成臭水沟而痛心疾首，印象特别深刻。

童庆炳
2010年秋天，我回到离别了多年的故乡，看到故乡的环境被污染的情景，包括崇山峻岭中茂密的森林被一片片焚毁，从我家门口蜿蜒而过的几乎寄托了我童年一半欢乐的美丽的河流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小水沟，古老的祠堂一座座消失而杂乱不堪的拙劣的小楼横七竖八充满整个村庄，我跟年轻的镇长真的生了气。但那次回去，我还是把全乡内外走了个遍，几乎每一条还能认识的街巷、每一座临近的山岭、每一条可以走通的田埂，都留下了我的脚印。

无论如何，故乡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只在故乡生活了[size=+0]15年，可是我满脑子都是它。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55年，从19岁开始来这里上大学，除了有几年在国外任教外，我就没有离开过北京，但我从不把自己当成北京人。我只是觉得北京是我的客居之地，是临时的客居之地，我很少把北京的变化放在心上。而故乡的水，山，竹林，田野，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也许故乡的一切对别人来说，都很普通很平凡，普通得像到处都可看到的东西，平凡得像萝卜和白菜，但我的内心不会同意这种评价。“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我是一个游子，不能不带着游子的情感来回忆、思念我的故乡。故园情是人的一种特性。我的故乡是我的风景，不是你和他的。

教师月刊  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起步阶段，你的小学生活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吗？

童庆炳
我在故乡福建连城莒溪小学读书的时候，无论家内家外、校内校外都认为我是一个老实、乖顺的学生，模范遵守学校的秩序，十分尊敬身边的师长叔伯。比如在路上偶然遇到老师，离老师还有一丈多远处，我会先站定，然后行个鞠躬礼，等老师跟我打了招呼，从我身边走过，我才再走自己的路。为此，老师们都喜欢我。学习认真努力，成绩优异，那是不用多说的。每次考试在全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要是得个第三，我自己就觉得是重大失败，恨不能找个地缝往里钻。我精力充沛，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毫无例外地积极参加，并总是表现突出而受到奖励。我的算术（数学）最好。每次算术比赛，那奖状总是我的囊中之物。作文比赛，也总是第一。作文比赛的奖状特别华丽，红红绿绿的。
[size=+0]每次学期考试后或一个活动结束后，学校都会发奖状。每次我拿回一张奖状，母亲就会亲手把它贴在饭堂的墙壁上面，母亲站在凳子上，从高处往下贴，并对我说：这个墙面都属于你，你要是争气的话。于是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奖状，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就像当年沙皇俄国的版图越来越大。那墙面最终差不多被我的奖状占满，成为我的“展览馆”。

母亲会剪纸，什么雄鸡唱晓啊，蝴蝶双飞啊，都是她的拿手好戏。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就会剪几张画儿，红红的，贴在我的奖状边上，给我的“展览馆”增加一些艺术气氛。无论谁到我们家，第一眼引起他们赞叹的就是我的“展览馆”。母亲根本不识字，但她却能准确无误地指出哪一张奖状是因为什么而获奖的。我不知道她从那里学到这本领。

教师月刊  然后你就一路读上去？

童庆炳  也是有坎坷的。我13岁那年，家里太穷，不能供我上完县中。尽管我以全县第三名高分考入县中，在学校又是少有的优等生，但我父亲只供我念完初中一年级，然后就以交不起学费和家里无人担柴为由，强令我辍学。从此我与孤独为伴，艰难地走遍了一条又一条山路。

然而，我上学的愿望像烈火般在心中燃烧。一年后，我向父亲提出了返校复课的要求。这酿成了我与家庭的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我哭泣恳求，无用；绝食斗争，还是无用；我就夜晚出走，让全家人在漆黑的夜里打着松明火把，大声地呼唤我的小名，找遍村里村外每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父亲仍无妥协之意。

一个大雪弥漫的清晨，我终于不顾一切地担着一个行李卷和几斤米毅然离家，朝通往县城的路走去，扬言就是半丐半学，也要把学上到底。在我独自一人走出约有半里远的时候，我步子慢了下来，我犹豫起来。恰在这时，我听到了祖母的越来越清晰的呼唤声。大雪迷蒙中，我看见一个矮小的身影颤巍巍地向我靠近。这时，我的泪不住地流，决心也完全动摇了。我知道只要祖母张口劝我，这场“战争”也就结束了。我站住了，我看见祖母头上的白发和白雾缠绕在一起。她喘着气，拉住我手，眼光在我脸上搜寻着什么，好久好久没有说话。我等候着她最后的“判决”。她哆嗦着嘴，但什么也没说。她的手慢慢伸进她的褂子口袋，掏出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包。她揭开了最外层的红布，又揭开了第二层的黄布，最后揭开了最里层的黄白色的毛边纸，露出4个白晃晃的银元。她抓起我的手，把那]4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在我的手掌上，说，这是你的学费，别忘了星期六下午回家来拿米，你去吧，孩子。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知道，这[size=+0]4块银元是她的全部积蓄，也许积蓄了十年八年，是她准备买寿材用的，这是她自己的送终钱。我接受了她的凝聚了全部的爱的如千斤重的银元，哭着跪了下去。雾渐渐散去，眼前露出了一条像银元般白晃晃的路，伸向县城的路。
教师月刊
如此诗意的描述，那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上学路啊！
童庆炳
毕竟，这个经历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刻骨铭心，甚至有点惊心动魄。​

童庆炳先生书房一角

上课要使用“内部语言”

教师月刊
你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至今都在教育岗位上，一定积累了丰富的上课经验。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童庆炳
上课绝对是一门艺术，一门高级的艺术。我在[size=+0]40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上课既然是一个节日，认真备课是无需说的。你可以讲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但每一个汉字你都必须读准，读错字是不允许的。因此连点名册上每个学生的姓名你也必须在上第一堂课前高声地先朗诵一遍。一个字有两种读音，你在点名时必须事先了解这名字中的这个字读什么。至于大部分学生常读错的字，你在读到这个字时，还必须把那个字故意读重一些，让学生交头接耳，以为老师读错了字，然后你把这个字用拼音注出来，并说这个字有人常读错，这样，既纠正了学生的读音，同时获得了学生的信任感。这以后，你放心好了，学生不会交头接耳了。但这不是重要的。

教师月刊
这重要的事是什么？

童庆炳
上课前的那一个晚上，或上课的那天清晨，你必须洗一个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会平添几分精神。平时你可以穿得随便一些，但走上讲台时，你必须穿上最好的服装。这是你的节日，此时不穿，何时才穿？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少穿，可上课时是一定要穿的。我全部的名牌就是一条金利来领带，这是货真价实的，是我获得“曾宪梓教育奖”时从曾宪梓
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绝对假不了。每次我都细心地系上它。皮鞋必须擦亮，这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知道我的习惯，总在我上课前一天，把我的皮鞋擦亮。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近半个世纪来，我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上课，在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茅草盖的教室里也讲过课，在亚德里亚之滨的地拉那大学讲过课，在韩国高丽大学讲过课，我的习惯是手里拿着一支粉笔站着、走着讲课，决不坐着。站着讲课可以配合讲课内容做出各种手势和动作，虽然每次下课回家，都累得像一头病猪，这也不要紧。

教师月刊
听你的学生说过，你有一个“内部语言”的说法？

童庆炳
是的。知识义理总是与生活体验相同的，不能老是念讲义，不能老是操持经过修饰的“外部言语”，你得把讲稿扔开，把你自己的生活体验，你尝过的酸甜苦辣，并操一种同朋友聊天时未修饰过但却充满激情的“内部语言”，让学生觉得你是一个会观察会体验会检讨自己生活的人。要允许学生在讲课中举手插话，提出疑问，或发表对你的意见以及不同看法，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童庆炳先生部分著作

莫言获奖，我心里所有的就是“欣慰”二字

]教师月刊
尽管你说的是大学教师的生活，但既然是教师，不管大学、中学还是小学，必定有相通的地方。那么，你认为好的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童庆炳
不管教的大学、中学还是小学乃至幼儿园，一个教师最重要的是热爱这个职业，热爱才能产生一种，用现在的话说，叫作正能量，才会有责任感，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当教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自己特别有感受，每当哪个学生做出了什么成绩，获得了什么成果，我都感受到一种幸福。就像农人，春天去插秧，那时秧苗还很幼小，甚至枯黄的，经过农人不懈的勤奋的施肥、浇灌，秧苗不断地成长，秋天收获季节到了，农人会在田野旁抽着纸烟，看着自己的成果，舍不得开镰去收割他的劳动果实的那种感觉。

教师月刊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应该是农业而不是工业。你所描述的这种“农人舍不得开镰”的情感，实在是太精妙了。

童庆炳
  我自己当了一辈子教师，这种感受很深。像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表面上很平静，但内心很为他高兴，也很激动，因为，在他的劳动中，也有我的一份心血。

当年在鲁迅文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向莫言提了一个问题，让他好好回答。我问他，你在《红高粱》里写到，往高粱酒撒一泡尿后会使酒变香，这是写实的吗？你怎样看你的这段描写？莫言站起来回答了，他说是高粱和尿的发酵。我就把他的回答加以完善，我说，你要是这样来解释，那你这样写就是失败的，这段描写其实涉及中国人的一种信仰。然后我就给他举例子，我说，像北京人过去治病，因为没有钱，缺医少药，就家家户户养了红茶菌，认为红茶菌能包医百病，就是用一个玻璃罐子，里面养着红黑色的红茶菌，那个菌是无害的，家家户户就认为喝了红茶菌能治病。这个流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大家又迷信了另外一种强身健体方式，满街老头老太在那里甩手，叫作“甩手疗法”，认为只要一天甩多少下手就可以长命百岁。后来又变了，变成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看到老头老太抓着一只公鸡或母鸡进医院，把鸡血抽出来，注射到自己体内，这叫“鸡血疗法”。鸡血疗法在北京又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老百姓的生活真是困难，真是没有办法治病，“文革”后又流行练功，“香功”“中功”什么的，也是一个道理，都是一种痴迷、信仰和寄托，这些疗法都是不能证实的、虚幻的东西，但老百姓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相信了。你的“红高粱”加“尿”更香，也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最普通的红高粱，最普通的酿造法，没有任何高科技的附加，因为信仰的力量，认定加上简单的一泡尿就能香透十里八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写的其实是一种社会心理最终积淀而成的思想意识。慢慢地，莫言听明白了。

教师月刊
2013年1月22日，莫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在受聘仪式上的致辞中说到，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正是童庆炳的鼓励帮助，他得以完成硕士论文，可以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自己是北师大文艺学硕士（引自“光明网”）。作为莫言就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研究生班期间的导师，你在莫言获奖后的低调令人难忘。

童庆炳  莫言说的“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这句话里有一个故事。1988年，莫言回山东高密老家修房，逃了四周的课，我上的“创作美学课”他也没来听，何镇邦
老师打电话把他叫回来。有的老师扬言要开除他的学籍。他感到紧张，就来我家找我，表示愿意改正。我对他说：开除一个学生是容易的吗？你的学籍在北师大，北师大开除一个学生要校务委员会通过，你放心好了，我给你顶住，你改正了，就没问题了。他说的“挺身而出”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二十多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他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是他创作才华横溢的表现，同时这也是我们国家近些年的一件文化大事，我作为他的老师怎么能做贪天之功为己有的事情呢！我拒绝采访，拒绝写文章，我喜欢毛泽东那句诗：“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再丛中笑”。这样，被一些人理解为“低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心里所有的就是“欣慰”二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