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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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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5 08: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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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很简陋。我1949年到台湾大学英文系当助教,工作是整理书籍。英文系两间屋子,差不多一个大客厅那么大,地上全摆满了书,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外文系的一个工友小妹告诉我,外文系有些日本人穿着短裤,一面骂一面哭,跑进来把书丢下就往回跑,赶着搭船回日本。他们回日本,只能带两个小小的行李箱,就这么上船了。 日本人离开台湾的过程,并不像台湾拍的电影《海角七号》那么简单,那么轻描淡写地说走了就走了。日本人回国是很漫长的过程,也有上百万的人吧。我们这方面也要慢慢安排,那时很多日本人都默默地留在台北,默默地继续待着。
台北市当年繁华的商业区容町是今日的衡阳街边,骑楼下面常常满满一排日本人跪在地上,摆出家里的家当来卖,杯子盘子、日用物品什么的。他们不是中国人的跪法,就是像日本平常那样跪坐在地上。可是那时候我还是很恨日本人,看见他们跪在地上,我心里有时还是很高兴的。
日本人战败了,中国人没有怎么对他们不好。日本人离开之前,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很少有人给日本人难看的,也没有怎么羞辱他们。东北人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不羞辱人。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很善良。
问:从大陆到台湾的年轻知识分子,当时都怎么过日子?年轻人能有什么娱乐吗?
齐邦媛:其实我每天接触的就是那六七个人,跟外界没有什么往来。年轻人没有什么娱乐,有的话就是打桥牌。看书学着打,各有学派哩。
我跟台湾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来往。
问:1949年前后的台湾,本土作家和大陆迁台的作家,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不少迁台人士把台湾看作暂留之地,不愿置产,一有机会就移民到国外去。
齐邦媛:我们在台湾没有买房子,一直住公家房子。为什么不买房子呢,因为觉得以后一定会回(大陆)去,不需要买房子。
那时候,我小妹妹早已去了美国,要帮我们申请去美国。我也想去那儿读书工作,但是我先生喜欢他在台湾建设铁路的工作。他不去。我父亲也说,他现在为百废待举的台湾铁路做事,可以深入研究,发挥一个工程师的创意和理想。而我只想读书和教书,真去了美国,我所做的也有限。因此,我以后没有再提起过。
我半生工作,全随丈夫的工作,做去留的决定,从不抱怨。我尊重他的理想。这是传统女性的婚姻观。
深度文化
问:你曾经提到忧心台湾的未来,担心台湾会从世界的人文地图上消失。你说"台湾文化一定要深度发展",而且"需要一代传一代,人数也需要稍微多一点"。这是你多年来对台湾社会的媚俗文化,有感而发吗?台湾文化"深度化"的面向可能是怎么样的?文化的"深度"又是什么?
齐邦媛:什么是"深度"?这是个千言万语,一辈子也说不完的境界。有时我想,深度是"Still water runs deep"。
问:也有人说"静水深流"。
齐邦媛:是的,我看了很多的翻译,还是觉得"潭深无波"最好。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懂得历史、文化、世界、人生的多重面向,就是深度。知道别人努力的事情,懂得他们为什么那样做,就是深度。
问:能举些例子来谈吗?
齐邦媛:我是个教员,教书的时候,总先要求学生读文学作品,要先培养"深度"。第一是观察力。不仅是观察"observation", 更需要深入穿透的洞察力,用英文说是"penetration透视力,在文字和叙述的后面,看到更多的意义。甚至有时在回家的路上,想一想它的意义。多年后,所读所想仍会跃上心头,重新开启新的思索。这就是作家和读者双方的深度吧。人类文学史上的永恒作品就是这么存在的。这种深入和穿透的能力,有些是天生的慧根"gift",有些是后天历练的。慧根也不全是生而显露,有些是后来才发现的,也有些因为环境的因素没有继续下去,比如没法读书,天分埋藏在永无止境的现实忙碌中。也没有办法。
另一个深入文学作品的要素,是联想。这种联想,常是靠天生的丰富的想像力,但更多是靠多读书。对真正的读者来说,读书好似探险,必须有很强的好奇心,是快乐,而非恐怖的。
1970年代初,我教书的时候,常把不同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用比较的方法跟学生讨论问题。让学生多想想。比如,人类总在现在和过去之间,觉得迷惘,甚至觉得现在的世界糟透了,从前的比较好。这个问题,英国诗人马修亚诺(Matthew Arnold,1822 - 1888)在《写于雄伟的卡尔特寺院的诗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这首诗里写到过。他捕捉到英国19世纪中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兴起,科学文明发达社会里,人类面临的处境和背后潜藏的焦虑暗流。他认为人的安适和快乐只能往内心寻找,对外在事物的期待,只能带来更多的挣扎和浮动。"彷徨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无力诞生。无处安置心神,且在大地孤寂等待"(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one dead/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With nowhere yet to rest my head/Like these, on earth I wait forlorn.)。英国诗人叶慈(W. B. Yeats,1865-1939) 也在《再度降临》(The Second Coming)这首诗里写过这个议题。人类在幻灭分崩的未来世界里,期待上天的启示:"最好的,信念尽失;最坏的,激情高亢。"(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 /Surely some revelation is at hand......) 另外,还有英国小说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 -1963)在1931年发表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讽刺"新世界"的外表尽管"美丽",科技虽然先进,但总体社会文化却是肤浅、没有灵魂的。而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小说《1984》讲政治极权对人类社会的侵害等等。在1970年代初期的台湾,我用这些教我的学生"开眼",打开眼界,把事情看得深一点,透一点。培养他们养成对社会、文化、价值的深入思考。
问:你曾提到"情书"也可以"潭深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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