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与《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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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与《我的路》

罗达成

《文汇月刊》有许多产生重大影响的稿件，源头来自选题会，而且提出绝好选题的，并不一定是组稿编辑。在1983年6月号发表，之后又在《文汇报》上连载了十多天的刘晓庆的《我的路》，是组版责编徐凤吾在1982年深秋的一次会上提出来的选题。

徐凤吾说：“现在社会上以及电影圈里，对刘晓庆有很多流言，讲她跟丈夫离婚了，私生活相当乱。讲《原野》里因为拍了她的裸体镜头，所以片子审查通不过。还讲她走穴、倒卖黄金，经济上也有严重问题。一个刚刚出道的青年演员，有艺术天赋，也有相当成就，现在身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甚至试图自杀。《文汇月刊》应该为刘晓庆提供机会，澄清事实，而且要让她自己动笔。以我感觉，刘晓庆一定有话要讲。随便她怎么讲，刊登出来，一定会产生强烈反响，读者也一定会十分关心。”

梅朵大为赞同，作为老资格的电影评论家，以前是《大众电影》的创始人，现在又是《文汇报》麾下《文汇电影时报》的创始人之一，像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这样的电影界头头脑脑，以及谢晋这样的一批大腕名导，都是他的至交或是熟人。因此，梅朵对刘晓庆知根知底，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演员，走上银幕仅仅几年，却尽显才华，迅速蹿红。不过，刘晓庆冒出来的过程一波三折，四五年间饱尝艰辛，一度看不到出头之日。1975年3月，当刘晓庆拿着部队的介绍信，怯生生地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海鹰》摄制组试戏时，既不懂表演，也不会说普通话。她在王晓棠、张勇手、王心刚、刘江这些大牌演员面前，手足失措，完全失去了信心，只好抱着“豁出去了”的想法孤注一掷。

刘晓庆不知自己怎么过关的，还在感到庆幸，《海鹰》却突然停拍了，摄制组通知她回家。然而，绝处逢生，在临去机场的一刻，《南海长城》摄制组让她去试戏。谁知《南海长城》拍完之后，没有放映几场就停映了。刘晓庆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到四川，在部队话剧团的演出中跑龙套。后来，她又有机会参演了珠影厂拍的《同志，感谢你》和《春歌》，虽说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部片子均未成功，但她感到很值得，也很满足，“锻炼了我的表演，丰满了我的羽毛，我懂得了一定的表演技巧，懂得了如何去分析人物、塑造人物。虽然还十分幼稚，可毕竟还是入了门。”

命运又给了刘晓庆一次机会，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刘晓庆结婚后仅四天就来到珠影厂拍戏，已经一年了。当《春歌》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打来的电话，黄健中导演邀请她拍《小花》，说请她在片子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剧本随后寄来。然而，刘晓庆白白等了好多天，剧本却迟迟未见，在去黄山拍外景前一天，她来北影厂报到。当晚她在家看完剧本，又生气又失望，那是什么“主要角色”？让她演的何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是一个活道具。刘晓庆对出演这么个角色，没有一丁点儿信心。

她到了黄山，头一件事就是抱怨黄健中：“为什么不把剧本寄给我？”黄导笑而不答。很久以后，黄健中才对刘晓庆说实话，摄制组的人都不让寄，“如果把剧本寄给你，你还愿意来吗？”

尽管戏份有限，刘晓庆还是很想演好这个“活道具”。为了拍《小花》抬担架一场戏，她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一遍遍练习跪走。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的事，谁知这跪走疼得要命。练到后来膝盖红肿不堪，一跪下就疼得刺骨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见刘晓庆有事没事地跪着走，还以为她有精神病。刘晓庆感叹说：“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道理，我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她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是艰难之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我按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

刘晓庆做梦也没想到，当样片送回北影厂让厂长汪洋审查，他看完这段戏，当场忘情地叫喊道：“把这个演员留下来！”短短一句话，改变了刘晓庆的人生。

（图：刘晓庆写《我的路》）

刘晓庆很快走红了。1980年，她因电影《小花》摘取了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奖。不过，赢得声誉的刘晓庆，在拍戏时很会表演，在生活中却不会掩饰自己，保护自己，她为人张扬，口没遮拦。在拍摄《原野》时，她居然敢不知轻重地跟大名鼎鼎的杨在葆打嘴仗，而且，竟敢赌演技，演不好就跳楼。刘晓庆曾生动地对此作过自我描绘：

“我第一次见到扮演仇虎的杨在葆的时候，就感到仇虎仿佛就是为他写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是个不成熟的演员，我可以做你的老师’。我当时风华正茂，并不以为然。我说‘是呀’。停了一会儿，憋不住，我说‘我也可以做你的老师’！在讨论剧本时大家都表决心，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我说‘要是演不好金子，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在拍摄前进行排练的时候，我抑扬顿挫地念出我的台词，正在得意之时，杨在葆突然喊‘停’！当着全组人的面说‘你表演有毛病，你不要拿腔拿调的，你看着我，感受多少就表现多少。不要硬去演。你现在是在做戏’。我满脸通红，同时我又感觉到他说得对。”

“如果说，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那就是在《原野》。到影片摄制后期，我对金子的掌握已进入了自由王国。我已感觉到我的成功，焦急地盼望着影片在全国上映时刻的到来。曹禺看了影片，证明了我感觉的正确。他对我说‘很好，很动人，你演得比我写的还要好’！他即席挥毫，为我题了八个字：‘诚重劳轻，求深愿达。’我十分得意地瞅着导演凌子，凑到她耳旁说了一句悄悄话，‘看来，我可以不用从楼上跳下去了’！”

刘晓庆没有想到，事业上愈来愈得意，生活上却愈来愈失意。自《瞧这一家子》以后，各种片约蜂拥而来，她扮演的全是女特务、女流氓、交际花、轻浮女人一类的角色，以致在好多人眼里，这就是刘晓庆在个人生活中的写照。而在接拍影片《神秘的大佛》后，批评文章一时排山倒海，社会上对她的谣言四处流传：倒卖黄金、卖奖杯、自杀、他杀、被判刑、被毁容、生活作风不正派。最痛心的是，在刘晓庆蒙受误解和难堪的时刻，她的丈夫非但不为之排忧解难，却不分青红皂白打了她。刘晓庆感到感情完全崩溃了，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她选择了离婚，离开了家，住在北影招待所。这件事，立即成为北影厂的头条新闻。刘晓庆孤苦无援，轻易不敢出门，不敢面对人们的指指戳戳和恶意评点，真是度日如年！

《文汇月刊》有人想到了她，梅朵也希望能对她雪中送炭，把组稿任务交给了余之，让他赶快到北京去找刘晓庆。余之自然义不容辞，他不仅是刊物分管电影的编辑，同时还兼任《文汇电影时报》的副主编，跟电影圈混得相当熟。他打听到刘晓庆正在河北避暑山庄拍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随即给她去了封信，说，“梅朵和《文汇月刊》知道她正处在各种流言的困扰之中，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上，均有许多的酸甜苦辣要倾吐，希望她能写篇文章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同时，《文汇月刊》很愿意将她这样有成就、有影响、有潜力而且有争议的年轻演员，推到封面上“亮相”。刘晓庆接到信后，很快给余之回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深谢编辑部对她的同情与支持，自己也确有如蹈水火、四面楚歌之窘迫，有许多话淤积在心，她一定抽时间尽力将其中的话全部倾吐出来，题目就叫《我的路》。她答应写了，心里却还在挣扎，梅朵和《文汇月刊》太仗义了，居然敢冒这么大的风险，让她自己写自己。“这个大胆的设想使我吃了一惊。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位演员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写过‘传’，只有两鬓斑白的艺术家，在即将告别艺术或是即将告别人世之前写一些艺术上的总结，或是写一些回忆录，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我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一个季度过去了，转眼已是1983年3月，刘晓庆的《我的路》了无影迹。余之又发信催稿，刘晓庆回信对写作的耽搁表示歉意，说她对《我的路》的写作时在念中，不敢忘怀，只是拍片太忙了。一个月后，余之赶往北京，直奔刘晓庆摄制组所在地——北京西苑饭店，具体商谈写作事宜。其时，她正在拍摄由李翰祥执导的《垂帘听政》。空手而归的余之，感受到编辑部内部急不可待的压力，一改之前的温文尔雅、耐心等待，开始狂轰滥炸，频频去电催促文稿。逼稿之紧，使刘晓庆戏称余之为逼命的“黄世仁”。半个月后，这个没有退路的“喜儿”，决意抛开杂念，不计后果，破釜沉舟地开始写作。

刘晓庆的胸中翻江倒海，她写作时的心境哀怨而又激愤，想到从此自己便没有了清白名誉，这一切将跟随着她走进坟墓，悲愤之情难以言表。由于这些传言，北影厂在宣布她为1982年的“先进生产者”后又撤销了，电影家协会也迟迟不批准她参加。而在许多人心中，她的名字几乎等同于1980年代的“潘金莲”。

刘晓庆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她决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真话，将所有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众，包括她自己最不愿意让人干涉，却一直最被人肆意干涉的个人生活。她准备解剖自己，分析自己，袒露自己，用一把尖利的刀将自己弄得血肉淋漓，然后将自己交到观众的面前。她相信人的善良本性，相信人们会对她作出公正的评价。

那是刘晓庆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日子：

“我足不出户，关在屋里写了三天。从第一个字直到最后一个字，一直没有倒回去看一遍，也没有提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思路源源滚来。每一句话都从我心里流出，我的眼眶里时不时含满了眼泪，它们流过我的面颊滴到纸上，我就在这眼泪浸湿的纸张上面，奋笔疾书。三天之后，我把稿子扔开，全力投入拍摄工作。一个星期之后，我用两天时间将全部稿子细细地改了一遍，慎重地将它交给了《文汇月刊》。”

（图：《我的路》在《文汇月刊》中的选段）

接到刘晓庆稿件，余之喜不自胜，而我捧读《我的路》长长的小样，心中很快为震惊、喜悦和赞叹所充斥。在文章第一节《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里，她就概括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入木三分的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很难想像，这篇文章竟出自一个非职业作者的青年演员笔下！满纸真情，坦荡而又淋漓尽致的自我剖析和痛诉，在流畅、质朴的文笔中汩汩流淌，有成功的兴奋和笑声，有不拘世俗、真率中略带狂傲的谈吐，也有被冤屈、被围攻时孤独无助的哀怨和泪水……一个真性情的刘晓庆，活生生的刘晓庆！

我们知道，这篇文章肯定会产生影响，也一定会带来麻烦。稿子处理得小心翼翼，《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看了以后讲，有些地方有点粗俗，要改。徐凤吾还记得，以当时眼光，觉得有个地方有点“黄色”，说到她“床上功夫很好”，徐凤吾删掉了。文章刊登在1983年第六期《文汇月刊》上。三万字的文稿，配发了六张照片，封面人物也是刘晓庆。反响大大超出了预期，像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各地要求增订、加印《文汇月刊》的电函和汇款单每天飞至编辑部，铁道部南京铁路分局一次就买了五千本。刊物加印了两次，到三十万册，还是供不应求。党委开会讨论时，马达一锤定音，说一刀切，不准再加印了。而在商议《文汇报》上是否要转载时，有六个人参加讨论。马达说：“你们五个人都同意，我不反对，但转载时要把里面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删掉。”随后，《文汇报》便选择《我的路》的主要章节连载了十多天。

刘晓庆的《我的路》，与观众平等对视着，平实、真诚地倾吐了一个走红的青年演员，却身陷困境的苦衷，无奈而又无助。通过极具影响力的《文汇报》、《文汇月刊》这两个权威载体，它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到海内外。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封“读者来信”飞向《文汇月刊》，飞向北影厂和刘晓庆。其中支持者比例为百分之九十九，反对者为百分之一。一时间，在国内形成了一股刘晓庆的“《我的路》热”。有的报刊还就《我的路》中的一些观点，如关于“个人奋斗”，关于“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等问题，展开讨论。有的报刊则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我的路》进行批判。巧合的是，其间北京市正值“两会”期间，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有人提出质问：为什么要宣传问题很多的刘晓庆？宣传她的个人奋斗？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刘晓庆过山车般的经历了大喜大悲。起初她喜不自胜，《我的路》在《文汇月刊》第六期全文发表了。所有的这一期杂志被一抢而空，人们排着长队购买这本杂志。《文汇月刊》寄给她的二十本杂志还没到她手便不翼而飞。一天之内她收到九十六封信，电报、电话源源不绝，夸她写得好，写得真实！刘晓庆欣慰不已，她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了！

可是好景不长，《我的路》发表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那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下调子，“《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紧接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都发表批评文章，全国许多省市都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及编者按，好几个中央一级的单位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会上公开点她的名，有几家省报因为转载了《我的路》而受到上级批评，在报纸上作公开检查。

一下子，刘晓庆又成了“典型”，一些朋友同她疏远了，就连《我的路》中提到的有些朋友也躲开了，怕沾惹上麻烦。最让她难受的是，一位跟她最好的朋友竟也劝说：“天要下雨，不打伞是蠢人。你最好赶快在报上写一篇文章检查自己的错误。”刘晓庆断然拒绝了，她认为自己没有犯什么错误，更谈不上检讨什么错误。

而对《文汇报》、《文汇月刊》的批评更直接，来头相当大，党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胡乔木也提出质问。1983年10月，“反对精神污染”来势汹汹，其间，《文汇月刊》编辑部几次被要求清查“精神污染”的文章，而余之被要求“讲清楚”关于《我的路》的问题。“讲清楚”，是当时的专用词。余之三次检查，还是讲不清楚。责编徐凤吾的珍贵日记，简略地记下了那段时日《文汇报》和《文汇月刊》所承受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1983年6月24日：“月刊第六期已脱销，这一期加印二十万。《文汇报》转载后，轰动一时。陈沂认为，报纸不应转载。北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意见，说，刘晓庆刚受批评，报刊为什么发这样文章？有人告到胡乔木处。”

8月15日：“上午内部会议，讨论刘晓庆《我的路》问题。胡乔木认为，宣扬了个人奋斗。”

11月2日：“罗说，马达通知，写一个初步‘清理精神污染’的书面材料，几人分头写。”

11月5日：“马达北京开会回来，胡乔木接见谈话，说文汇的错误文章，有三：一，王若水文章；二，刘的‘我的路’；三，张辛欣‘疯狂的君子兰’——有人说这是‘异化论’在创作中的表现。他还说过，是很坏的作品，是‘存在主义’的。”

12月3日：“月刊部向党委汇报清理情况，谢蔚明读清理报告。马达最后发言，月刊成绩很大，问题较多，文艺思想要进一步清理。宣布明年一月号起，委托史中兴代他审稿（唐海已退休）。”

形势严峻，《文汇月刊》已被作为重点整肃对象。时任市委文教书记、宣传部长的陈沂，起初的批评还是保护性的，但后来，随着胡乔木的发声，清查力度增大，陈沂也开始顶不住了。然而，形势出人意外地由风雨交加，开始逐步转向绵绵细雨了。原先《文汇报》和《文汇月刊》的自我检查一直通不过，一再修改，要求增强严重性、深刻性，现在却出现了转机。

不久，北京方面有消息传来，是胡耀邦同志叫停了这场为期两个月的运动，他认为“反对精神污染”搞得扩大化了，要防止出现“左”的偏差。

“1月14日，上午部门会议，梅朵读了胡耀邦同志关于清理精神污染（纠偏）与整党的报告。”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马达第二天乘飞机赶到北京，第三天一早，由“北办”记者陪同前往。对于这次胡乔木找他谈话，他没有思想准备，有点担心不知道要谈什么。在胡乔木家的会客室落座后，马达先开口问：“乔木同志肩周炎好些吗？”胡乔木一下子把他的话挡住，说：“今天不谈这个，不谈这个……”马达预感到，今天的气氛不像是谈话，而更像是要挨批了。

十八年后，在马达推出的回忆录《马达自述》和《胡乔木同我的三次谈话》中，曾对此作了详尽的回顾。

“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胡乔木首先提出了问题。马达回答：“那是刘晓庆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马达没有想到这次郑重召见，是会从一个演员写的连载故事开始的。胡乔木又说：“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马达连忙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胡乔木显然感到不快，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面对胡乔木抛来的大帽子，提到原则高度来批评，马达也只能沉默以对了。这一段不愉快的开场白，昭示着接下去的谈话不会轻松。

一个想不到，接着另一个想不到，第二个话题竟是与马达八杆子打不着的“关于人道主义”。胡乔木一个人唠唠叨叨、翻来覆去地说了两个多小时，中心意思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是思想上的倒退，等等。

胡乔木坐在沙发上，想想说说，说说想想，谈话已持续三个小时，是中午时分了。马达说：“乔木同志，您太累了，您休息一下吧。”见胡乔木点头答应，马达连忙起身告别。而同时在座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自始至终坐在那里听，他跟马达一样不断地抽烟，一言不发。

回“北办”的途中，饱经政治风云的马达一路思索，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政治含义？如果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批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找他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谈话中并无讨论，而只是胡乔木独自所作的一次宣讲；如果是启发马达运用《文汇报》带头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由于对此所知无多，虽然尽力去领会，但仍有不少疑问，比如人道主义是否都和社会制度挂钩？人道主义是否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

马达回报社后，曾与理论界一些同志讨论过，他们都认为还要再考虑考虑，不肯马上动笔写文章。理论家不肯贸然动笔，马达又怎敢轻举妄动呢？与胡乔木同为“中共两支笔”之一的周扬，就为人道主义的问题，在1983年的“清污”运动中付出了惨重代价。胡乔木与马达谈话之际，躺在北京医院的周扬，已经成了没有思想的植物人，靠鼻饲延长生命，直至1989年与世长辞。

马达原本准备买明天中午的机票返沪。可第二天早晨，又接到胡乔木秘书电话，要他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而他中午回到“北办”，胡乔木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他下午三时再去谈话。马达只好把机票退了。

这天话题更重要，胡乔木告诉马达：“前两天我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件事，书记处讨论过，中央很认真地考虑过，希望这件事对新闻界会有积极影响，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还详细向马达说了胡绩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以及王若水关于矛盾异化问题的争论情况。又说，党对错误倾向是不能迁就的，他的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一些老同志为什么在形势转折的时候，就不清醒了。

胡乔木对三年前的“清污”运动被叫停耿耿于怀。他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 , 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存在这个问题。最近（指某位知名作家）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要我解释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他连这点也不知道吗？他那些话、那些文章，有利于党、有利于社会主义吗？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谈话至此，主题明朗了，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点题后，马达脑子里飞转着、思索着胡乔木此番召见的用意：可能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话。

胡乔木最后这次谈话，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但马达似乎预感到，新闻界、思想文化界那种风起云涌、草木惊心的日子，又将来临了。

果不其然，马达回到报社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经吹开了。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文汇报》班子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马达又得考虑如何作检讨了。这时的马达，忽然想到他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马达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

不言自明，《文汇月刊》又被要求做新一轮的清查。

不过，刘晓庆总算艰难地从《我的路》这件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马达的回忆录中，还曾记下胡乔木对刘晓庆看法的戏剧性变化：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讲一段插曲。大致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文艺部记者给我看一份复印件，是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一封信。因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我还默记得出它的大意，信上说，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看了这封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需要考证就可以判断：一、在这之前，乔木找我谈话批评我时，他并未看过《我的路》，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什么，也可能是看了哪个部门编发的内部情况反映了这件事，于是，他就匆忙下了断语；二、随之而来的，是对演员刘晓庆的态度也起了变化，从‘个人奋斗’是一个罪名到热情加以鼓励了。时间相隔不长，从一次谈话到一封信之间的反差太大了。”

刘晓庆在压抑中度过了三年，还有好几年受到了出国限制，幸亏后来夏衍出面，跟胡乔木疏通了一下，才把她解放了。对此，刘晓庆念念不忘，心中永远记住夏衍跟她说的一段话：“《我的路》发表后，我也知道有些人对这篇文章有意见，说你强调了个人奋斗。我看，个人奋斗没有什么不好，现在怕的是个人不奋斗，不肯奋斗。个人奋斗有什么不好？现在提倡自学成才，自学成才不就是个人奋斗吗？！”随后，《我的路》先后被翻译成十四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刘晓庆也得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