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日记报》编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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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日 记”

——答《日记报》编者问  (1)

问 卷人：《日记报》编辑部

问卷起因：弘扬日记写作，推动日记研究，提高民族素质。

答卷人姓名：王庆祥    年龄：60岁

职      称：研究员    学历：大学毕业

问：您有写日记的习惯吗？缘自何时？至今共写了多少本，计多少万字？

答：我从1958年秋冬之际开始写日记，后因“文革”而中断，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写了。更可惜的是，此前大约6年中写下的十几本日记，藏匿在一位亲属处，他却因为替我担心而付之一炬，令我永远地失去了那一部分童心未眠，又情趣真诚的记录。自70年代末以后我又恢复了日记的写作，从断断续续地写，到每日必须记，迄今积有三四十本，总字数在200万字以上。一日不记，就像有件大事应办而未办，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问：您写日记的起因是什么？

答：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三面红旗”在国内掀起一片热浪，为了给经济建设的高潮增添气氛，政府同样发动群众掀起文化高潮，而“新民歌热”便是当年群众创作的一个高涨点，男女老少都动笔写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就是当年脍炙人口的一首民歌。我当时在沈阳市第十一中学读初三，学校请当地驻军派人来组织我们过军训生活，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而集体食宿，既新鲜又兴奋，也写了一首民歌，只记得其中几句：“艾克(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麦克(前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两条狗，不会跑来只会走，走到朝鲜折了腿，又在中东丢了丑。”最后两句是：“胆敢霸占我台湾，一定叫你爬着走!”主持军训的那位军官在大会上宣读了我这首民歌，还把最后一句的“爬”字改为“抬”字，意思是要让侵略者有来无回。这一字之师给我以极大的鼓舞，从此对文学产生兴趣，也感到每天的生活内容很丰富，确有可记之事，写日记的习惯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问：您的日记发表（出版）过吗？在哪儿发表（出版）？篇名（书名）叫什么？

答：过去我没有考虑过出版自己的日记或发表若干日记篇章。1998年长春市政协出版台湾学者丘树屏先生所著《伪满洲国十四年史话》，我多次随着丘先生在东北各地旅游考察的日记，因与该书内容相关而作为附录发表了，约有6万字。还有约2万多字的《〈李玉琴自述〉成书日记》，也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李玉琴口述、王庆祥撰写）一书附录于2001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在此前后，我主持整理和注释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199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学周日记》（1997年由长春市政协出版）、《罗继祖“文革”日记》（1999年由长春市政协出版）等相继问世，总字数超过百万。

问：您曾读过哪些名人日记？这些日记对您曾经起过什么样作用？

答：我曾读过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和《胡适的日记》等，这些名人日记都是重要史料，保存了民族历史上一些很有价值的感受和思考，它们引导我走入历史研究之路。

问：目前，写日记的人越来越多，发表（出版）日记的人也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答：这是好现象，在中国能有一亿人写日记，一万人愿意发表自己的日记，则对于国家、民族和地域史料的保存，以及历史著作的撰写，必有绝大的帮助。写日记，当人类开始了自己的文化活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中外历史上许多关于细节的记叙，往往就是靠日记保存下来的，中国历代皇帝都有《起居注》，其实这便是由史官代皇帝写日记，涉及军国大事要记到《外起居注》中，而宫廷日常生活，乃至于皇帝某夜宠幸了某后某妃，事无巨细一概录入《内起居注》，这当然都是很重要的记载。愈是社会各界有身份的人物，其日记价值愈高，这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动往往会牵动更深刻的社会层面，从而更接近那段历史本质的东西，也就愈能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至于领袖人物的日记，那就更是无价之宝了。如果社会各界、各层面的人物都能写日记，并能保存下来，且肯于公布，则历史学家不愁找不到真实史料，更不愁写出真实的历史了。人人写日记，实际是人人都参与历史，同时也参与对历史的总结，从而得出经验和教训，它的作用之大，价值之高，那是不言而喻的。

问：您认为日记可不可以发表，为什么？

答：我认为任何人的日记，或是日记中的部分内容，都是可以发表的。对于涉及国家或工作所在单位的机密，涉及容易引发矛盾的人际关系，以及日记写作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和一定范围内不宜公布的内容，可以封闭一段时间乃至其终身，只要该项日记具有社会价值，许多年以后照样可以出版，使日记写作者的叙述、感受得以发挥其对世人的启发与借鉴作用，而化个人智慧为大众共同的认识。今后我还想把与李淑贤、李玉琴交往的日记整理出书，她们的回忆录都是我撰写的，我与她们都有多年的合作经历，这是得天独厚的经历，其间故事多多，不应据为己有。我相信这样的日记出版后，不仅会增强人们对溥仪的进一步了解，而且对于丰富日记研究也将有着极大的好处。

问：您得益于写日记的具体事例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答：有一家出版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把我的一本著作向台湾某出版社转让了在海外发行中文繁体字版的版权，由省版权处主持经数月协商终于调解解决，不料事过数年，台湾那家出版社又再次出版该书，此项争议也随之再起。这时，省版权处和侵权出版社的相关负责人员均已经离退，数年前的调解过程无以证实。当此之际，我翻阅当年的日记，居然能把调解期间的程序、内容和结论一一查出，一件件都在宝贵的日记中留下了痕迹，使得后来的解决有据可循了。

问：围绕写日记，您有哪些值得乐道或难忘的故事?

答：我在多年的日记中先后记下与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交往的细节，例如我涉足溥仪研究之际与李淑贤女士从相识到合作的历程，我和溥杰等皇族人士交往的来龙去脉等。这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内幕”，在将来的某一天有可能成为有益于公众的珍闻轶事，对我考察历史的真实程度和揭穿某些人附会历史、欺骗读者，均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适当的时候我会把这类日记内容整理发表。在李淑贤女士去世四年后，北京就冒出一个靠编造溥仪生活隐私而捞名捞钱的无耻之徒，写了一本《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全属胡说八道，我发表文章驳斥了他。后来，那本假书被查禁下架，这是因为我的反驳文章有理有据，能够如此，除我保存了相关重要证据外，则是因为我的日记如实记下了历史情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记的确是历史的最好见证者之一，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再者，迄今我已出版30余部著作，1000万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从日记中找到当年写作的动机、成书过程，其间遇到了哪些问题？它们是怎样解决的？以至这些著作的出版和它们的影响，这些都让我终生难忘，因为这正是我的生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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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哪些著作来源于日记的原始记录？

答：日记的记忆功能，帮助我们做许多事，对我来说，确实有许多研究专题或专业方面的某些线索，是靠了日记的提示才形成的。例如，我整理、撰写的三部“口述历史”著作：《我的丈夫溥仪》（李淑贤口述）、《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口述）、《随侍溥仪纪实》（李国雄口述），其中许多素材便是与当事人接触的当天写在日记中的。《溥仪的后半生》、《溥仪交往录》两书中某些情节，也是我采访知情人之后写在日记中的。我习惯于在日记中记事、记人、记思路、记下感受，这些记载往往能够成为我的著作中某些素材的来源。可以说，几乎我的每写一部著作中，都有日记所提供的线索和素材，可能这本书用得多些，那本书用得少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日记和著作是分不开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我的日记全部发表，后世读者将会因此而更深切地理解我的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日记正是著作的最准确的大背景。

问：您认为日记对社会、对人生有哪些作用和好处？

答：日记记录社会和人生的观念、过程，总结社会和人生的经验、教训，记录、总结它们的每一步，每一个印记，每一个进步和成功，每一个挫折和失败，从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标，少走弯路，多获成功。它与历史研究和大部分著作的区别在于，著作或者成果只记录成功。如果仅存显示成功的著作或文章，这就不是全部的人生道路，是不完整的，不利于别人探讨、吸取你的全部经验和智慧。而日记不但反映人生，也激励人生，每天写日记等于每天做一次人生总结，有及时，见效快，它必然带来每天可见的人生层面的提高。这种激励是潜移默化的，也是脚踏实地的。人生，随时都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付出了，又没有痕迹留下，那太遗憾了，损失也太大了。写日记的人不会有这种遗憾，而且可以弥补社会的缺憾。写日记的益处很多，它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备忘录，而且有利于调解人的心态，磨练人的毅力，反思当天的言行，积累经验和教训，提高写作能力，提高人的综合文化素质。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新的社会环境下，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倡导写日记则是培养人才提高素质的好途径。记得有一次面对记者采访我说过：“我爱日记，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与我生命同在。它不是历史，却真实记录了历史的细节；它不是文学，却载入了最丰富的文学素材。日记不仅是日记，它有自己的学问，有别的学问无法取代或包括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段话被写到文章里去了。写日记确实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项生活内容，如果这一天当中重要的活动没有被亲笔记下，就好像这个活动白白地发生了。在我心目中，经历的事件与记录它的日记同等重要。

问：您认为您的职业（事业）与您写日记有关系吗？请简述。

答：日记记录我的事业，对我进行学术研究也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实，记录生活经历和事业经历都是认识深化的过程，往往能在写日记时发现好的学术研究选题，由此而写出一篇篇文章，甚至写出一部部著作来。例如我写的一篇两万余字的长文《罗振玉和王国维交往始末》，开始于我与著名文史学家罗继祖教授的长谈，而把这一话题作为选题的念头，就是在谈话后的那天晚上写日记时产生的，日记写了一个多小时，写日记的过程中文章的基本构架已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写日记，不但有助于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创作也有无限的好处，我在这方面同样有深切的感受。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写日记对事业发展极为有益，这不但指专业而言，还有个社会联系面的问题。拿我自己来说，与许多出版社、报刊及影视单位等，都有广泛的联系，不但与内地交往，还要涉及港、台地区以及日本、英国、韩国的单位或个人，没有日记这种“备忘”的最好的形式，是很困难的。

问：您现在的日记与以往的日记在写法、内容上有何不同？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答：10年前我写的日记以叙事为主，而且比较固定在每天晚上临睡前写日记，内容方面的变化是感受、体会和思想类的文字逐渐增多，例如人际交往、专业信息、观念变化等内容突出了，更侧重思考了，这或许是因为事业在人生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的缘故吧！遇有重要事项则往往等不到晚上，而是当时即记，因为属于思维的东西转瞬即逝，抓不住也就没有了。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忘性也在增长，有时我不得不立即记下，怕转身就忘掉，所以日记本是必须随身携带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我对日记的信赖增强了。

问：您对“日记”这一文学形式是如何理解的？您能给日记下一个定义（概念）吗？您认为应该怎样写日记？

答：日记是当事人标明日期，对每天所做、所遇、所思的连续性笔记体实录，是第一人称的自由体文字。写日记重在真实，在这一点上它与写文章或许有差异，因为后者主观上就有发表的目的，则随之会有所回避，不完全说心里话，甚至有意做“表面文章”。写日记就不需要这样了，否则写日记是毫无意义的。可以写诗，写散文，写应用文，或纯属记录。可以是文学作品，也可以完全不考虑文笔，最重要的是要把思想或事项如实记录下来。在紧张的日子里，写日记完全可以信笔所之而不事雕琢，但忌讳干脆把日记挤掉。可以抄录过眼妙文，或摘引友人书札中的某段文字，也可以是片片断断的感受或体会。与其说日记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如说它只是一种记录形式，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会议记录或课堂记录，而是一种人生真谛的真实记录。它的特点就是连续性和记实性，这就有利于每个人对同一个事物和同一个课题进行连续的观察、思考和对比，加以潜心研究，发现客观规律。

问：您如何看待日记的保密性？您如何看待孩子的“带锁”的日记？

答：应该允许写日记的人，包括孩子，拥有其私人日记内容的隐私权，一般说来这种保密不过是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期限内的私密，超过范围和时限，还是可以公开的。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其日记价值也未必失去，一旦公开仍然可以发挥作用。比如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 溥仪的日记，当其健在时恐怕不会允许我整理出版，而在他逝世30年以后这部日记出版了，人们照样可以从中看出这位被改造成为公民的前皇帝在思想深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问：您认为日记与提倡青少年素质教育有无关系？有没有必要在中小学校开设日记课教育？

答：写日记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应该从中小学生做起，应该从娃娃懂事而能书写的时候就要开始培养，加以提倡和引导了。要想使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养成每天写日记的良好习惯，有倡导和没有倡导大不一样。写好一篇日记，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记录，善于总结，这都需要老师的教育和帮助，需要家长的关心和爱护，有了这样的外部条件，孩子就会逐渐形成写日记的良好习惯，这对于孩子一生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建议，在长春市中小学（最好从小学四年级做起）开设写日记辅导课，选取讲演领袖人物、科学家、文学家、英雄模范以及已在社会流传的普通人的日记等各类著名人士的日记。山东省诸城百尺河初级中学有一位坚持写日记40年的管炳圣老师，据《人民日报》报道，从80年代开始，他批阅学生日记数以千计，搜集整理古今中外长期书写日记成才的范例，选作班会、演讲、德育活动内容，为学生树立榜样，在他的带动下，百尺河中学倡导开设日记课，把它作为实施素质教育中的一门德育课。广大师生写日记蔚然成风，推动了校风、学风、班风建设，全面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不一定“开设日记课教育”，但由班主任老师经常讲讲日记示范篇目，讲讲写日记的好处，引导孩子们逐渐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这却是很有必要的。日记不是老师给小学生留下的语文作业或数学习题，它作为一种记事的形式，属于梳理式或综合式的叙述，它作为一种感受、体会、思想观念的记录形式，则属于思想性的发挥和创造，而这些又同属于不断的自我总结和提高，对青少年来说这正是一条增强素质的重要途径。事实证明，写日记这种良好的习惯应该从青少年时代培养起来，因为它容易被接受，也容易坚持下去。

问：日记是一种人权的象征，为了保证日记写作者的人权不受侵犯，您认为需要采取些什么样的措施？

答：写日记属于思想范畴内的事情，人们要生活，要学习，要前进，要生存，就必须要有所行动，也必须有所思考，因为思考是行动的前提，而为了鼓励人们的思考，就应该鼓励人们记录。既然是思想范畴内的事情，当然应该允许写作者自由驰骋，并保守写作内容的秘密，作为日记写作者个人阅读阶段的日记，或许包含个人对社会、政治和人生的本人不一定愿意公开的看法，它反映一种人权，也是一种隐私权，不受侦察或起诉，对此应有相关法规予以保护，对那些通过日记侵犯人权的现象应加以制裁，切实保障日记作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如“文革”期间大量出现的那种因私人日记被查抄而致受刑的不正常现象重演，否则就会使“日记恐惧症”流行而造成负面影响，这也是一条历史教训。管炳圣先生就曾草拟过一部供讨论用的“日记法”，内容包括总则、权利和义务、日记形式及范围、奖励、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六章20条，其中规定日记作者的权利包括：写日记是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处于个人阅读阶段的日记不受侦察或起诉；日记作者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日记作者有权终生保守日记秘密，有权公开或部分公开日记内容，有权接受国家或团体的奖励，造成社会消极影响的责任自负，等等。其中还规定了日记作者应当履行的义务：遵守宪法及相关法规，努力学习先进思想理论，实事求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这部“日记法”还只是雏形，可贵之处在于它为日记立法做了有益的探索。

问：您认为成立“日记协会”、“日记研究会”，举办“日记论坛”、“日记博览会”，确定每年立夏日为“日记节”，是否有必要？您还有什么好主意？

答：写日记也有学习和研究的问题，也有不断提高质量的问题，更有一个前人遗存日记“入史”和服务于社会的问题，因此最好能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以便加强引导。再者，根据某种与倡导日记有关的历史背景，设立纪念节日，目的是推动日记工作，特别是整个社会各行业，尤其国家公务员，都养成写日记习惯有重大推动作用，我对此能够理解，对山东诸城朋友们的努力和事业追求也很赞赏，相信他们会把倡导日记写作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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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日记报》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您愿意给本报读者题写几句赠言吗？

答：晓明先生主编的《日记报》内容很好，是一张有特色的专业报纸，信息量很大，知识面也宽，能让那些尚无写日记习惯的读者爱上日记，并开始写日记，能让那些已在写日记的读者更热爱日记而坚持写下去。我看《日记报》有这种魅力，也就达到了办这份报纸的宗旨和目的，我祝愿它茁壮成长，并有宏大的发展。我愿寄语《日记报》读者：“研究并撰写20世纪某事业、某领域、某国别、某地区、某时段、某人物的历史，都能成为献给21世纪的美好礼物。无论任何一位有贡献于20世纪的人士的日记，也同样可以成为献给21世纪的美好礼物。”

   问：您能推荐几位周围坚持写日记（或进行日记学研究）的朋友吗？

答：管炳圣先生信中提及的谷长春，乃吉林省家喻户晓的领导人物之一，如果能动员他出面振臂一呼，则在我省成立相关的日记组织，开展相关的倡导日记活动，那会容易得多。陈长林也是一位勤于动笔的报社记者，他曾采访过我，并为拙著写过书评，颇有活动能力。还有那位退休的卫生厅干部刁震峰，他也是一位热心人物，我们通过电话，今后还会有机会见面。我相信，吉林省日记事业一定会有宏大的发展。我还相信，周围也会有相当多的高层次知识分子，都在以不同方式撰写个人的日记，不过，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或许会有在“文革”年代因日记而受害的一员，或许会有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议论这类事情的情形，这其实都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暂时我还不能推荐出某一位坚持写日记的朋友，但我相信随着《日记报》的发行和流传，一定会有愈来愈多的朋友参加到与日记相关的各种讨论中来，发表他们的高见，与万千读者交流感受和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宣传和等待代替推荐亦无不可。

我非常钦佩管炳圣先生、自牧先生、于晓明先生、寇广生先生、吕伦先生、袁爽之先生、萧滋云先生等一批活跃于山东、河北、江苏、天津、甘肃等大地上的日记人，你们以“位卑岂敢忘忧国”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节衣缩食，自筹经费，百折不挠，艰难攀登，默默地耕耘着，却只是为了若干年后才可能由社会和国家得到的收获。你们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在人们眼里或许只是一些微乎其微的小人物，然而，你们都有不普通、不平凡的人格，你们所致力的事业又何其庄严而宏伟！

我确实很钦佩各位把倡导日记作为事业而不惜一切投诸时间和精力的行动，更钦佩他们在这项事业中不断建树起来的理论及具体举措。虽然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社会条件，比如经济基础、政治地位或是社会声望等等，然而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不但敢想大事，还勇于实践，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着已被认定的事业，世界上所有的成功都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我相信他们弘扬日记的伟业也一定能够不断走向成功！他们今天的努力，也必将有助于能够在明天带动中国奋飞的一代人才的成长！

为了在社会上倡导和推广写日记，作为政协委员，我曾在长春市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呈递了《关于在中小学倡导写日记、筹建长春市日记博物馆并为日记立法的建议》的提案（载2001年4月10日《日记报》第11期），建议由市政府相关部门筹建长春市日记博物馆，收藏中外历史及当代日记原件、影印件或出版物，鼓励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那些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人士及其后裔，捐赠或有偿转让日记手稿。博物馆既能为史学工作者、各领域科学工作者和心理学家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又能把写日记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方面的益处宣传到社会上去，鼓励更多的人写日记，用日记为社会服务。我相信，倡导和鼓励人们写日记，一定会在培养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我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的一份责任。

   问：您能把您的典型日记（字数不限）和您的简历、小传、近照寄给我们吗？

答：最近有一本书，其策划、编撰者也是一位山东人杨茗朕，书名为《炎黄百子诗词书画集》，系在山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编辑完成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按内容分为《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两册，均为“珍藏版”，装帧精美，其中也有我的一页专版，还配发了近照和小传，现复印寄给你们作为参考，就不再寄简历了。

王庆祥整理于2004年3月10日

编后话：收王老师电话，知他发来电子邮件，当即打开电脑，收到此件，太令人鼓舞了！略作补充修改，拷贝，备在2004年4月11日出版的《足迹》上发表，放入即将出版的《日记情》一书《日记宣言》之后作附录，此文太妙了！本书决定删除一部分原定内容，暂不出版，也要刊出此文，这是对日记活动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管炳圣2004年3月16日凌晨2：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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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 井 不 止

       ——王庆祥老师的人生追求

                      管  炳  圣

王庆祥老师从1998年4月17日，寄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扉页上写着：

“管炳圣先生：

这是一部皇帝公民日记，也是迄今存世溥仪先生的全部日记。谨以此书‘敬赠百尺河初中第一届日记节’，以表我的祝贺。

日记既是人生的记录，也是前进的向导，

既是社会的印痕，也是时代的鉴镜。”

一来二往，他多次赠巨著，我们认识也快10年了。我始终被他的执著鼓舞着。

去年11月28日，又收他著《揭开末代皇帝尘封的传奇》一书，赠言“花甲之年，总结人生，画了逗号，继续前行。王庆祥2003年11月20日。”

该书对他是一个总结，对我是一面镜子。人生坚持书写日记，执著一件事，必定会成功的。王老师身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春市政协委员，没白天黑夜地写日记，研究末代皇帝溥仪及其周围的人和事，终于将尘封的历史客观地大白于天下，对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人们的注目是必然的。

他的辛酸谁人知晓？

人们历来喜欢花与果，有多少人去探究花的芳香、美丽，果实的甜蜜是如何得来的？而这是重要的，也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出报、出书向世人说明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切，才能知道自己应如何向人家学习，去追求生活了。

在该书《序言·溥仪手稿和生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几点体会中写道：“1、搜集、积累资料愈丰富愈好。自1979年确定研究课题以后，我最早从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家里挖掘日记、书信，各类记事等溥仪留下的数十万字遗稿和百余帧溥仪照片，可谓家珍。在已掌握了溥仪离开人世时所遗留的全部手稿资料的基础上，我又从北京、南京、天津和东北三省档案馆、图书馆，陆陆续续搜集档案文献资料两千万字和图片资料两千帧。其中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5千卷溥仪档案，查阅了中央档案馆所藏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所写的全部交待材料，还查阅了中华民国时期和伪满时期的报刊有关资料。我惊奇地发现，档案馆中许多原件，竟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而从没有人动过，是我亲手开启了当年的封套。与此同时，我访问了一切能够找到的与溥仪经历有关的知情人，如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溥仪的二弟溥杰、四弟溥任、二妹韫和及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及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韫馨、七妹韫欢、溥仪的族侄毓、毓、毓赡、溥仪的随侍李国维、王庆元等，至此，我才感到对溥仪这个人物能够比较客观和准确地把握了。到我家的朋友开玩笑说，你这里纯粹是溥仪生平档案馆、资料库，实际来说，还真有这个意思。2、开展研究愈专门愈好。每个人精力有限，而学海无涯，所以应该集中精力于某一特定专门领域，打深水井的办法肯定胜于广种薄收的办法。当我认定溥仪生平能够折射20世纪的中国历史以后，我就下了决心，专门研究这一个人物，把对于时代的广大层面的认识体现在一个人身上……”

好了，这就是王庆祥老师成功的秘诀。迄今他已获奖30余项，出版《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等专著30余部，计1000万字，有的被译成英、德、日、韩文版，有电影、电视剧等20余部电视片的专题制作。此外，还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天安门内联合举办了“中国最后的皇帝世家展”（总策划、专业顾问）。最近，又在北京颐和园创办了“慈禧太后、宣统皇帝与颐和园历史陈列——王庆祥先生研究成果展。”

   ★王庆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春市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副主任、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日记研究专家。从1958年开始写日记，积四十本约二百万字。一日不记像有件大事应办而未办，心里总觉不踏实。支持“日记节”，奔走呼号为日记立法。

             2004年4月5日经王庆祥老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