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通：王庆云与《荆花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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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通：王庆云与《荆花馆日记》

按：《荆花馆日记》，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出版，下文为日记整理者撰写的前言。

《荆花馆日记》，又名《王文勤公日记》，作者为晚清著名督抚王庆云，时间自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至同治元年二月。其中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以后为其子传璨追记。

（一）

王庆云，字家镮，又字贤关，初号乐一，又号雁汀，福建闽县人，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二月二十九日，卒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七日。

据说其祖上业贾，家境曾经富饶，但到王庆云出生时，已家道衰落，生计窘迫。王庆云5岁入塾启蒙，因家中无力延聘老师，只好附学于伯姑林姓婆家。嘉庆二十一年19岁入县学，二十四年22岁中举人。自得中秀才之后的十年中，“门庭豫顺，食指渐繁”， 王庆云与兄弟三人先后于白石头乡叶家、程家开馆授徒，“以馆谷持家”。馆课之暇，约期归省，煮茗浮白，承膝下欢。期间，先后于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二年、三年、六年、九年北上赴京应礼部试。公车五上，终于道光九年获中贡士第五十六名，殿试二甲第二十名，赐进士出身。朝考获第十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留馆，授编修。这一年他35岁。

在翰林院时期，王庆云曾于道光十四年奉命典试广西，任正考官。十七年初，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协修。该年八月，出任贵州学政。履黔三年，王庆云以振兴边疆地区教育为己任，激励实学，优加奖赏。他与清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经世文编》编者，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藕庚）最为投契，还对《经世文编》收刻后，林则徐有关湖广盐漕的奏折及各省有关时务的奏疏，亲手整理补充。

道光二十一年回京后，他先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纂修。二十六年，始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这期间实际有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四年是丁忧在籍。二十七年五月，翰詹大考中，王庆云以诗、赋、楷法俱佳，列名第一，蒙道光帝召见并授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翌年，转侍讲学士。二十九年，又升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年，咸丰帝即位后，命大臣保荐人材。王庆云得到好友、礼部侍郎曾国藩的举荐，诏擢詹事府詹事，又署理顺天府府尹。咸丰元年五月，授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署顺天府尹。咸丰二年，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做为经世派官员，王庆云通知时事，于财政问题尤为留心。在户部二年有余的任职期间，穷其利病，稽核出入，查出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九百三十六万两。特别是在清廷财政艰困的背景下，参与行钞、铸大钱等问题的讨论和设计。

咸丰三年，王庆云外放陕西巡抚，四年末调补山西巡抚，七年六月出任四川总督。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用兵东南，财政日形支绌。王庆云由户部侍郎而转任地方督抚，于中央财政窘况知之甚明。在任督抚时期，特别是在晋三年，于地方财政税赋多所兴革，解京内外协济各饷逾千万，地丁不足，佐以盐课、捐输，竭力催提。督川期间，王庆云一方面巡阅营伍，剿匪缉盗，力行保甲团练，同时积极筹办条粮津贴、楚盐抽厘并江西、湖广捐输，以备拨解。八年兼署成都将军。

九年四月，英法联军侵华日亟，咸丰帝以“王庆云平日办事精细，心地和平，必能驯扰外夷，安定民心，操纵得宜”，特调其出任两广总督。七月，王庆云自成都登舟出川。因忧念大沽警报、广东海防，内心焦虑，行至湖北，旧病复发，即借住汉阳，请假调理，一月后具折请辞。九月十二日奉上谕，准其开缺。年末王庆云至西安，次年四月渡黄河，侨居山西汾州。十一年九月，同治帝登极前一日，降旨征召起用祁隽藻、翁心存、罗惇衍等退闲官员，授王庆云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又于十二月十七日改授工部尚书。

虽病体日羸，请假调养，行期屡改，王庆云仍欲力疾赴召，却于起程前一日即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病殁山西汾州，赐谥“文勤”。同治三年，山西在籍绅士合词请入祀山西名宦祠，奉旨依议。同治八年，归葬福州西门芋坑山。

（二）

王庆云闽县祖居旁，有屋三楹，曰荆花馆。王庆云丁忧期间曾在此读书课子，随所得，笔为札记，并有《荆花馆遗诗》存世，故其所遗日记亦以“荆花馆”题名。

《荆花馆日记》从王庆云道光二十六年服阙期满、返京任职记起，至同治元年病逝止，共十六年。由于王庆云勤于记述，“日有恒业，夜则记日间所事，以自考镜”，留下这部总数约八十余万字的日记。日记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他本人担任户部侍郎、顺天府尹，以及出任秦晋两省巡抚和四川总督期间，办理中央财政情形和地方重要政务实情，包括觐见奏对，朋僚交游，租房借债，求医问药，以及赴任、出巡、沿途所见山川形胜、风土民情和与友人来往函札、诗文等，也包括清廷的各种仪注（如召见、入值、迎驾、陪祭、葬礼等）、科场试事等等。所记或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见于邸报、上谕、廷寄、奏章，或从与人交谈、往来书信中获得的信息。除记述事实外，也记录了王庆云本人对事情的看法主张，对人物的臧否。

由于职务和任职地区的不同，日记所记的内容也各有特点。前一阶段即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三年，王庆云自言“起家词馆，两权京兆，三载农司”，[①]因此日记中的京官生活，多为在翰林院读书修史，以及参与户部理财活动及处理顺天府地方事务情形。咸丰三年至九年的后一阶段地方督抚生活，重点在地方筹款、劝捐、吏治、防务等，而于国之大事，如清军和太平军、捻军的交战情况，列强侵华活动，则始终均有述及。现将相关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翰林生活：与林则徐、曾国藩的交往

道光二十六年返京任职后，王庆云初在翰林院国史馆读书修史，虽然在八月十二日“派署提调”，实际主持国史馆工作，但相对后期职务而言工作尚属清闲，生活也堪称清贫。每日所记多为日常的读书写作生活，以及师友朋僚间的交游酬应，吟诗习字情形，与家乡的书信往还，甚至看病吃药的方剂。这些都为我们了解清代京官、翰林的生活提供了颇为具体而详实的样本资料，同时也为相关人物的研究提供了颇为有价值的线索。如：

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全天活动如下：

早，进天安门朝房，磨勘顺天卷，分得七本多七签少三签，中刘翰清卷佳，二场尤好。午正至馆，校进呈冬季传四篇、吴师传一篇。尚有穆师官衔未上。供事张叔瑾，撤承发一年。晚，邀古樵、吉甫昆季及薇堂小饮。子贞适来，入座颇酣。

这一时期，王庆云交游范围主要以在京的福建同乡、乡试会试同年为核心，也有一些京官同僚。其中包括林则徐（少穆）、林镜帆（林则徐哲嗣）、沈葆桢（幼丹）、何秋涛（愿船）、何绍基（子贞）、毛鸿宾（翊云）等，而且与礼部侍郎曾国藩（涤生）、大理寺卿倭仁（艮峰），以及御史季芝昌（仙九）、袁甲三（午桥）等也交往颇多。如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记有：

晚，邀子贞星使及郑小山、沈幼丹、何愿船雅集。

日记中提及林则徐的地方有20余处，主要是书信往来。例如：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廿三日：

奉到少穆前辈手翰，并委书都匀陶济园封翁家传。来信勉以文章事业，毋徒以笔陈图作铁门限。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七日：

少穆前辈书来，以洱茶为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二十九年在云贵总督任上引疾开缺回乡后，王庆云等积极主张和支持林则徐再度出山。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他先是“致林镜帆书，为少穆先生劝驾”，未见效果。五月，咸丰帝下登极求贤诏。经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等举荐，清廷命转饬林则徐“迅速北上，听候简用，毋稍延缓”。

七月初六日，王庆云“闻少穆先生尚未应诏束装，拟为劝驾之书”。此次又因故未果。王庆云仍不甘心，在八月初三日收到林则徐来函之后，又于次日的复函中再次劝驾，并在日记中保留下了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内容：

出则当肩其事，而为公难者，世间无易就之业，亦无必不可成之功，视其人方略何如耳。此事从来如三年之艾。今上春秋鼎盛，必不责效目前，但使审度形势，专一事权，终当收无穷之利。且都人士喁望之情，与九重侧席之意，正以需人，担荷时艰，若人尽畏难，谁与共济？

此函与林则徐十月最终接受钦差任命，再次出山或许也不无关系。

王庆云与曾国藩的交往，也是《荆花馆日记》中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日记中最早有关曾国藩的记载为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的曾国藩，与王庆云被分派为当年武会试的正副考官，二人因工作关系相识，此后惺惺相惜，相互引为知己，交往日益频繁。

曾国藩对王庆云颇为看重。咸丰帝登极后，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三月在应诏陈言折中，主张用人行政二者并重，同时举荐时任通政使司副使的王庆云。[②]据《荆花馆日记》三月十八日所载：

赴园复命。晤涤生，以保举告。予谓前已有信坚却，何尚尔耶。答以非为进讲，因于掌中书封字相示。问以折子递未，曰已进矣。为愕然久之。回朝房告敬堂，则曰此不必辞。进城，晤艮峰，又曰当勉力以答知己。闻前数日涤生与艮峰、敬堂议及此事，乃悟此举固出涤生，至诚二公亦尝赞之，故更不踌躇也。

王庆云对曾国藩也极为欣赏。同月二十六日《荆花馆日记》有记：

涤生任事之勇，与人之一，余所不及。

王、曾二人由公交而私谊，交往日密。例如，曾国藩见王庆云常赴圆明园直日，而车马不济，往来“车中颠簸颇乏”，遂于以辕骡相赠。据《荆花馆日记》咸丰元年七月十七日记：

涤生送来辕骡一匹。

咸丰二年曾国藩丁忧回籍，王庆云身膺户部侍郞兼顺天府尹重任，公事猬集，二人也时常函札往来。面对漕运或海运同僚纷争如讼的乱象，王庆云不禁慨叹：“河漕大局，惟涤生可与议此，而今又契阔，环顾喟然。”十月十六日作书与曾国藩，书中有云：

偶有疑难，思欲商度，环顾喟然。此景此情，非寻常朋友离索之比，又不敢轻以语人，惟兄能共喻之也。

此后曾国藩在乡组织湘军，率军在前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王庆云则出任陕西、山西等地督抚，实际担任起在后方为清廷筹济饷源的重任。虽然二人此后再未谋面，但关系却更加紧密。据《荆花馆日记》咸丰四年九月初五日载：

致涤生书，良友久别，剌剌不能自休。

而且这种联系也变得更为重要——关系朝廷安危。同月二十九日日记：

得涤生九月望日书。前在衡州造船募勇，未毕而贼至，有宁乡之胜，旋败于岳州。贼以大股南犯，再胜之于湘南，而复有靖江之失。于是常、澧被掠，窥长沙愈急。近者岳州十三战仅败一次，余皆全胜。转战而前，克复武汉，事机凑泊，有不尽由人力者。现在贼退靳、黄已下，须趁势追剿云云。因与子临书，言：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长江数百里，涤生以孤军深入，以后解饷，难于今日云云。读涤生奏稿，须眉毕现，使人勃勃有生气，惜字多未及发抄，使人人共见。

王庆云以此项饷需尤关全局，遂移缓就急，停支本省兵饷等款，先行解往前线备用。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如果没有王庆云从晋陕两地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其结局是不可想象的。这其中首先是源于王庆云“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的政治自觉，当然也包含着他与曾国藩的私人交谊与惺惺相惜。

《荆花馆日记》中，涉及曾国藩的内容总计约有200余处，也为曾国藩研究提供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资料。

政事公务：从侍郎到督抚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史料价值之所以较高的重要原因，一则是因为他两权京兆，三载农司，历任秦、晋、蜀三省督抚，职务重要，履历丰富；二则是由于他勤于著述，记载详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政事公务，日记中保留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据粗略统计，《荆花馆日记》一天所记最多者有达800余字。有些重要活动，如皇帝召见，“退则记天语于册，以识不忘”[③]，而且记录颇为详细。

例如，道光二十七年得获翰詹大考第一后，五月十六日在圆明园受道光皇帝单独召见：

子初即起，丑正到园。出门雨甚，将至园放月，旋晴。至朝房具服，复至吏部朝房小憩。寅初二刻宫门辟，遂入递折，还至朝房小憩。卯初三刻复入，候旨于出入贤良门东之朝房。卯正，传出召见第六起，与锡龄、鹤汀、富呢牙杭阿容斋、支清彦少鹤，入勤政殿西小门外之南房候宣。甫交辰初，宣入勤政殿赐见。御座居中，跪在军机第三垫之西面，向东北免冠叩头，奏云：臣王庆云叩谢皇上天恩。

上问：汝福建那一府？

奏云：臣福州府人。

又问县，奏云：闽县。

上问：是原籍否？

奏云：原籍就是福建。

又问居处，奏云：城内。

上问：福建省城有英吉利，他人并不多，只有八九个人，汝看见否？

奏云：臣不大看见他。

上云：自然。汝见他作什么。

言至此，似有慨然之色。

又问：他所居何处？是城内城外？

奏云：在乌石山。

问：他所居是他自己起盖，抑系我们给他住的，或是租民房住的？

奏云：他山上住在庙里。

上问：汝是升侍讲学士来谢恩的？

奏云：是。

上问：汝今年四十几岁？

奏云：臣五十。

上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实难为汝。这题目谁不懂得，但做得不好的甚多。汝三样俱好，自然要把汝取在一等第一。

时瞻天颜，似有悦喜惊讶之意，臣伏地叩头。

上又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得好，实难为汝。

上问：朕记得放汝试差、学差，是那一省？

臣叩头奏：蒙皇上天恩，道光十四年放过广西试差。

上又问学差。

奏云：十七年放贵州学差。

上云：汝当时是编修。

奏云：是。

又问：汝得过日讲起居注官否？

奏云：未。臣去年蒙派文渊阁校理。

上云：往后讲官缺，自要出来引见。

奏云：是。

上云：翰林衙门无甚事，向后可以照旧用功。

奏云：是。

上倚佩，臣叩头，冠起，退出。

正是因为此次翰詹大考成绩突出，王庆云开始受到关注和提升，由侍读学士、侍讲学士、通政使司副使、詹事府詹事，而顺天府尹、户部侍郎，由闲曹散吏，而渐居要津。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其日常生活内容和精神状态也发生明显改变，每日或顺天府署，或户部衙门，或入朝值日，或赴库监收监放，与早年翰林院编修的生活，已全然不同。

不仅如此，日记中更保留有大量相关政务活动的实质性内容。例如，咸丰元年，担任户部侍郎兼署顺天府尹期间，内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王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设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虽颇费斡旋，最后户部会奏内务府编放庄头租项，终于守定不准增租夺佃的底线。

五月初五日  拟与讷制台公函稿。径启者：内府编放庄头一案，事阅二年之久，地亩尚未兑清，实缘租项未能议定。前者内府令委员会同指地议租，已承尊处会咨办理矣。弟等本意，俟内府司员目击增租夺佃之难，然后彼此咨商，从容挽救。今户部又以各佃控案发，令饬属妥为办理。内顺属已有十九起之多，不知直属更若干起。次等佃户，纷纷赴诉，必非低首下心，束手足而甘受鱼肉者。庄头欲依势作威，逼勒州县。州县顾畏参限，逼勒百姓。万一蠹役刁民从中播弄，弊有不可胜言者。此事受德受怨，姑置勿论，第部中既令饬属妥为经理，而民力地利，既万难强齐，佃户、庄头又两不相下，州县之晓事而能了事者，不可多得。迨至经理未能妥善，或酿成它故，圣明在上，吾辈何所逃其责乎。且以二年不能完结之案，奏限三月，其限内能否清完，概可想见。及参限已届，行取职名，既不忍以无辜州县纷纷置诸吏议，那时分辩已迟，办理更为棘手。弟等相此事机，似难姑待。为今之计，若仿照嘉庆五年户部奏案，吁恳恩施照州县原册禁止增租夺佃，此久远相安之办法也。内府不得偏听庄头，地方官亦不许偏徇佃户，申明旧例，将互控案件，请仍归现审处核实差项钱粮，酌量秉公办理，此平允可行之办法也。截至现在，将已增租者，听其增租，未增租者，著委员会同地方官悉心体察地力民情，妥议租项，务使庄头、佃户，两下无亏，不许稍有抑勒。此目前相安之计，亦不得已之办法也。前者内府咨文，经户部层层指驳，理屈词穷，遂以奏案强令遵办，若吾辈有言，更以为见好市恩，受人怂恿，故此事断非咨商之所能了。弟等谊属同舟，既有所见，不敢不率臆直陈。台端体国爱民，必有高识远见，非弟等所及者。骧首下风，伫候示复。不宣。

再如，同年奉命查办顺天乡试中直隶士子与京官为籍贯事互控一案。因顺天大、宛两县，寄籍多于土著，未经声明入籍而应试者颇多，王庆云认为若一律按例斥革，伤及甚众，奏请令补行入籍。时京官势众，以为袒庇士子，声言弹劾。最后终于议定，未入籍者补行入籍，且已入仕人员也一律补行入籍。前后日记记录此事颇为具体：

八月二十四日  籍贯事委霸昌道文煜、南路厅丁希陶审讯，是日传到贡监各具亲供。余谓报官入籍一节，恐属具文，代匮半年余，见有归原籍者矣，未见有报明入籍者也。以例而言，凡未经报明入籍，即有地契粮串，而未阅六十年者，皆不得与考。第思六十年则两世矣。流寓之人，本非得已，祖孙限内不许读书应试，其攻苦而幸获一襟者，以法绳之，而皆当废锢，此情不可也。其祖父已经寄籍，或仕宦，或胶庠，为子孙不以祖父之籍为籍，将使父子异籍耶，抑将为证父攘羊之举，而后得改归原籍，此理不可也。考子孙之冒籍，并及祖父。昔何其宽，今何其隘，不特本人坐废，而数十年前出结收考之人，皆当追议，为一身而累及一家，为一人而波及众人，万万无此政体。天日在上，岂有瓜蔓连钞之理哉。且如同乡官所言，京官中有冒籍者，禀保中有冒籍者，将并京官及禀保之冒籍者而攻去之耶。抑明知其人众，不可胜攻，俟其子孙应试而后锢之耶。宽以待及身违犯之祖父，而刻以绳不能异籍之子孙，忍孰甚焉。

二十五日  华阳过谈，将来复奏籍贯事，但说情理，而不引用例文，诚是。又云《礼部则例》于冒籍处分，宽严不一。余谓率性将两歧说破。

检《科场条例》冒籍门，并续增三十年议复赵东昕各条，令人有求生不得之叹。尚幸祖父寄籍，漏未报明，其子孙作何办理，向无明文，似有一线生机，然无例而已有案矣。

再如，清末财政支绌，行钞、铸大钱之议屡起，王茂荫（子槐）的行钞奏议甚至引起正在伦敦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的关注。时任户部侍郎的王庆云，直接参与行钞、铸大钱之事的讨论与方案拟定，日记中有相当多的相关记载，既有王庆云个人的主张，也有同僚的讨论过程。上世纪六十年代《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之所以抄录整理其日记，重要原因之一恰是看重了这些与清末财政密切相关的内容。如：

九月廿五日  直庐。阅王侍御条奏行钞疏草。兹事之不可行不待问而知，顾言者有不得已之苦衷，则亦当于不可行中，留万分一之余地。盖论事易，而当局难；摆脱气习易，旋转运会难。运会所趋，若水赴壑，可勿惧哉。

廿七日　今日银贵钱贱，方道光二十五六年早有议及者，而莫详于朱学士嶟、刘给谏两疏。兹得何伯英所抄部议，及各省复奏，汇为两本，于此案可称大备，付之钞胥，暇日细为批点。各省复奏，皆不可行，大抵以转运繁难为解。试向未用银之时，岂非用钱流转。又试思将来之银，如今日之金，亦能不用钱流转乎。各疆吏既同称窒碍，岂能以口舌再争究竟。及后知履后艰，斧柯在手，而不能行，乃敢信为真不可行也。伯英有心人，可与论事。闻所钞盐务尚多，当从转钞，或尚有可以变通处耶。

到部。补廿五稿。与翁少农谈。自来国用不足，莫不加赋于民，如一邱之貉。顾我朝以来，因明条编之法，徭银已归地粮，康熙间丁赋又归地粮，至雍正间耗羡归公，而农民上供遂成偏重。今商贾拥资千万，但使家不置田，即一丝一粟之赋，未尝上纳。同此践土食毛，可谓不均。今江浙赋漕之重，各省盐课，在在取盈，一经定额，即不能议减。若取商贾之有余，以减盐课，则盐务日有起色，以减江浙浮粮，则东南民困得苏。裕国阜民，端在于此。今日不患不变法，而患无善于奉行之人。舍得人，诸事皆无下手处。少农言，茶烟二物，为今人日用所必需，可以征榷。余未敢应，处此位而发言不谨，一蹉跌即为桑孔后身。与其变法而取害，不如守经以观时。石头路滑，尚慎旃哉。细思今日整顿盐务，必先减盐课。以百倍国初之户口，宜乎盐利日增乃反日绌者，课重而官不敌私也。必课减则私戢，私戢则销畅而引增，其利不归之国，又将焉往。商者四民之一，盐者又百货之一，分地行盐，而百货则任其居积，初不过而问焉，不平甚矣。《易》之益曰“损上益下”，《语》曰“均无贫”，此龟鉴也。

十一月初八日  候文大农，适王子槐侍郎至，谈大钱。余谓当十总以五钱重为适中。

出任地方督抚以后，王庆云日常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协筹军饷，军饷二字成为其日记中最常见最突出的名词。时常接到“著王庆云设法筹画，速于陕省无论何项，即行拨款，派员起解”之类的廷寄上谕。例如：

咸丰六年三月初三日  未刻奉廷寄，令筹解庐州、扬州军饷，又催解京饷甚急。中外交困，而取资一隅，不沦胥不止。守土者以民为本，荣辱得丧，只得付之天命。

又如：

咸丰七年四月初七日　接初五日五百里廷寄：奉上谕：胡林翼奏，饷欠兵饥，请于山西藩库、河东盐库筹银三十万两等语。山西协拨各路军饷甚多，未必有此巨款。虽不能如所请之数，总须先拨一二十万，俾资接济等因。钦此。胡中丞奏，都兴阿进剿皖贼四次，夺垒十一座；杨载福水师正拟会攻湖口，便图安庆；李续宾步队亦素称得力，请拨三十万两，稍清旧欠，以为进战地步云云。屡空之余，请求愈巨，何以塞之。

初八日　余拟楚饷既有不时之需，将所拟每月二万，提前数月解往，请届时乃再拨月饷。月川以为太板，实不如请由藩库筹八万，将河东本月拟解二万添入作十万，与旨意似亦相符。而先解河东二万，续由藩库分批起解，辗转间与提解月饷之法略同，而不露痕迹，亟从其议。次日，复致月川，十万似勉符旨意。但无款亦属空言，且何以为继。

升任四川总督后，王庆云也曾主持筹办条粮津贴、楚盐抽厘并江西、湖广捐输，以备军需，但相对而言协济军饷不似晋陕二省频繁，日记内容多为与地方吏治、防务有关的军事行动及保甲治安措施。如，为镇压贵州思南教匪之乱，王庆云遣兵出防酉阳、秀山，并请饬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的经过情形。为镇压四川啯匪，饬行保甲，立限捕盗的措施安排，以及奏请于酉阳设屯田，分设屯兵，驻防城乡要隘的过程等。

经世思想：学问与行动的距离

王庆云通晓时事，是清季经世致用思想的积极提倡和实践者，日记中也保留有许多相关史料。出任贵州学政三年期间，他与清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贵州巡抚贺长龄（藕庚）交往密切，视为知己。王庆云于财政情形尤为留心，所著六卷《石渠余记》，分条记载清初到道光年间财政、兵额、吏治、漕运、钱币、矿政、关税、畿辅营田水利等沿革实况，间或有画龙点睛的评断，甚至有些还考评到明代或明代以前，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关于盐务者，有《纪盐法》、《纪引课》、《直省盐课表》、《纪盐禁》、《纪河东盐法篇上中下》；关于漕运者，有《纪漕粮》、《纪漕船运军》、《纪漕运官司期限》、《纪罢漕折》等。《荆花馆日记》中，保留了大量与该书有关的信息，如某篇作于某日，作者撰写的过程、资料来源，以及写作中对得失利弊的思考。

从充满忧患意识与焦虑情绪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鸦片战争以后和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外患内忧交加之世，王庆云从一位体制内读书修史的翰林，到督抚一方的封疆大吏，始终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这既与他出生于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对东南夷情有切身的了解有关，更有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日记中不仅有很多他阅读研讨《海国图志》、《瀛环识[志]略》的记载，而且还记载有他与《朔方备乘》作者何秋涛（愿船）、《瀛环识[志]略》作者徐继畬（松龛），很多很深交往的情形。作为同为京官的福建同乡，王庆云与地理学家何秋涛的交往很密。何秋涛潜心中国北部边疆及中俄关系研究﹐所著《北徼汇编》（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价值极高，而且于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书均有研究。王庆云对何秋涛颇为钦佩，视为良友，语多赞赏，如：“愿船书气盎然，语有条理。”“博闻强记，令人有望洋之叹。”“与愿船谈，令人忘倦。”“愿船过谈移晷，令人怀抱为开。”“须良友以广见闻，安得人如涤生、愿船哉。”等等。虽然何秋涛于同治初年早逝，但《荆花馆日记》中仍近50处王庆云与其相互借书、抄书、雅集交往的记载，也是研究何秋涛生平的重要史料。

王庆云与清末另一位经世思想代表人物徐继畬的交往，则更有耐人寻味之处。徐继畬在任福建布政使、巡抚之时，王庆云与之是否有过交往不得而知据。据日记载，王庆云于道光二十九年即《瀛环识略》付梓刊行的第二年夏天，已经读到了徐的这部名著：七月二十五日“借得《瀛环识[志]略》，读之。”次日又“竟日翻《瀛环识[志]略》。”并于二十九日又将此书推荐给好友曾国藩。据其记载，当时该书流布甚广，“已遍布贵近，殆去天尺五耳”。虽然对书中所述知识很感兴趣，但是对徐继畬的许多观点似乎并不认同。他的评论是：“《识[志]略》颇善叙事，而于立言之礼甚多违碍，未免为之惋惜。”大约徐继畬那些赞美之词，如“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对王庆云而言还是走得太远。于此也可见王庆云的思想边界。

在王庆云出任山西巡抚时期，徐继畬已因福州神光寺案被贬回原籍山西，在平遥超山书院以读书授徒为业。到任后，王即致书“松龛前辈”，内言：“静念生平，珂乡知好本无几人，……欲知地方一二利病，夜行无烛，伥伥何之。”徐继畬也因此与王庆云有了颇为直接和频繁的交往。作为地方有影响的士绅，徐继畬在当地颇为活跃，特别是在镇压阳城农民闹盐粮事件中，更是与王庆云频频互动，日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载。咸丰五年初，王庆云到任伊始，即接到“阳城黄令传绅禀，县民赵连城欲纠众滋闹盐粮，情罪甚重”。当时官吏豪绅向农民增征田赋、哄抬盐价，加增过多，民不堪命，阳城、沁水农民赵连城、王法囤等聚众反抗。王庆云最初以“官先自返无瑕，而后可以戮人。如果民顽，亦不能不示以火烈。……至抬价之盐伙与重利盘剥之胥差，尤不可稍为宽假”。先撤任沁水、阳城县令，并提两处办盐之人至省讯办。他认为：“官护商而又纵之渔利，民侧目于商，而因无忌惮于官，若不持平，何以服众。”并不欲用兵镇压。而徐继畬则一再致书，“言阳城已成髋髀，非芒刃所能解，请奏斧斤”。 王庆云坚持“凡事皆不可轻妄而况兵乎”。因此迟回数月，后见营县兵役莫可如何，决意威克，奏奉廷寄上谕：“王庆云奏山西阳城匪徒赵连城聚众滋闹，经该抚出示晓谕，许其出道，乃该处刁民仍复怀疑负固，自应酌调官兵围捕。倘该匪畏罪输诚，著将首要犯人重惩办，其余无知愚民，仍著设法解散等因。”遂调兵围捕，将为首的赵连城、王法囤等解省枭示。事后徐继畬颇为振奋，认为“潞、泽可数十年无事”。而王庆云在检点上任第一年所收徐继畬来书，按次排比之后，也有“虽其言不尽可从，而急难之中，为我忠告，岂世俗之交所有”的感叹。后来王庆云因病去职，客居山西，徐继畬还曾以本支叙传向王庆云请序，并“以《养生杂说》相劝勉”。仅从王徐二人七十余次的交往记录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已经非常丰富了，清末社会的官与民，绅与官，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学问与行动等等，甚或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三）

就目前所知《荆花馆日记》现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19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从王庆云家属处征集、抄录有一份全文约80余万字《荆花馆日记》（简称《近代史资料》本），经著名史学家荣孟源先生等人审阅，原拟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因故未果。1998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以《王文勤公日记》之名，影印出版了福建省图书馆所藏、王庆云裔孙王孝缉誊抄的另一手抄本（简称广陵本）。原日记手稿本现已湮没无闻。

笔者于两抄本相比较，发现二者颇存异同。一、《近代史资料》本系依手稿本原样，按册抄录，分为37册，各册的时间、字数并无一定。有些册首尚有简注，说明本册大概。广陵本则按时间顺序一贯到底，已看不出分册的痕迹。二、除部分字句、夹注位置、时间表述等互歧外，最大的差异是《近代史资料》本保留了作者许多奏稿和诗文，而广陵本则无。三、从当时的观点出发，《近代史资料》本有意省略去了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至三十年三月以前（前7册）所记以读书生活为主的部分。

《王文勤公日记》虽内容丰富珍贵，可能因是繁体字手抄本且未加标点的缘故，目前利用者不多，相关研究著述少见引用。《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将所存抄本为整理底本，改繁体为简体，并依广陵本补齐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至三十年三月部分，重新标点、校勘。相信《荆花馆日记》的出版面世，将给研究者提供利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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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记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以下所引均为日记所记。
[②] 曾文正公年谱。
[③] 王传璨《王文勤公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