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竺可桢日记感受大科学家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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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竺可桢日记感受大科学家的精神世界

2010年02月26日11:05  来源：《科学时报》

      编者按：竺可桢之子、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竺安从2000年起，从事编辑出版《竺可桢全集》的工作。竺可桢的著作大概是500万字，日记大概是800万到900万字。《竺可桢日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编辑出版过一次，但那时有很多禁忌，又因为篇幅太大，只选用了三分之一。现在这八九百万字的日记，是宝贵的史料。竺安在编辑工作中，看了很多竺可桢日记，有了很多感想。在一次文化讲座中，竺安讲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许多感人故事，现整理刊登，以飨读者。

认真精神

　　竺可桢在日记中，好多东西他都要记。作为气象学家，天气、物候如桃树开花了、柳树长出叶子了、燕子从北方飞来了，他都有记录。这对于一个气象学家来说并不奇怪，但是还有很多记录，如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重要的会议，三十几个人的名字全部记下来 。大家奇怪，他的记忆怎么这么好？后来才知道，他有个随身笔记本，在会上哪些报告，谁发言了，谁的发言从10：00到10：45；下一个谁发言，从10：45到11：25，他都有记录。再比如，作为一个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他喜欢旅游，到过什么地方，拍照片时的距离、光圈、速度都有记录。如果乘飞机出差或旅行，飞机几点起飞、飞行速度、飞行高度、看到什么样的云，云下面看到什么地方，他都有记录。可以这样说，只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毅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举例：
　　1936年8月11日，他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以此来算出从南京到杭州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
　　1961年，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到四川阿坝地区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何时到，走了多少公里(这是看公路旁边的里程碑算出来的)，海拔多少，都有记录。
　　要是看原始记录，你就会吃一惊，字写得歪歪扭扭，因为竺可桢去考察是坐在吉普车里，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从早到晚，一手拿着高度表，看看海拔是多少，又要盯着公路边的里程碑，一手作记录，还要看前方到了什么地方。这一年竺可桢71岁。可见，一位老科学家，在艰苦的情况下，从早到晚十多个小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坐在颠簸的车上认真工作，往往每十几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而且一路上都必须全神贯注。
　　竺可桢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天懈怠，他的这种认真精神非常令人钦佩。一般做好一件事并不难，但是天天如此，几十年里，千、万次地坚持下来，特别是他是一个大科学家，这很不简单。列宁讲过一句话：“不要轻视小事，因为大事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正因为他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所以成就了他在科学和教育上的诸多大事。
　　识才爱才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人才，但是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才要有眼光，你没有这个眼光，人才站在你的面前，你未必认识。也不能有私心，有了私心就会产生偏见而不能正确判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重要的是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你就能够识别，而且加以培养，给予支持。
　　竺可桢当浙江大学校长时，在识才、爱才方面做得比较突出。如他爱护、关心、支持苏步青的故事。苏步青当时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只有30多岁。竺可桢1936年接任浙大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内迁。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教授的女儿，小孩很多。竺可桢为了给苏步青安家，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他，而且还找到当时浙江省主席要了手谕，开了特别通行证，因为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最后使他们安全到达了贵州。后来在贵州，他们有了八个孩子，教授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一次竺可桢见苏步青在晒白薯干。竺可桢想，这样，教授怎能做好工作？于是他便向教育部为苏步青申请部聘教授，使苏步青的工资翻了一番。他还让苏步青两个小孩到浙大附中去住校，住校就能免伙食费，等等。后来，苏步青每次谈到浙大竺校长时，都非常感慨地说：“竺校长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啊！”
　　另外一个例子是物理系的教授束星北。束星北是个天才的科学家，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比如我们要培养一个大科学家，一定要找一个有名的教授或者院士做他的导师，然后在导师下面进行四五年系统的研究，这是比较快的成才之道。但束星北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六年里换了九所大学。这一方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但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一般大学是教授挑学生，有特别好的就加以重点培养。而束星北是学生挑教授，他头脑里有大量的问题，如果这个教授讲得不好，不能满意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就换另一所大学。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拿到一个硕士学位，然后到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又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并没有博士学位。这时正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为了要报国，他于1932年回国。回国后，他觉得从军是报效祖国的办法，便到军校去担任物理教官，但是他的脾气很急躁，说话耿直，跟蒋介石当面顶撞，批评蒋介石不抗日，就被解聘了。后来，他到浙大当教授，在浙大物理系待了20年。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
　　这样一个天才，脾气就比较大，一次吵架时他动手打人。竺可桢一方面批评他打人不对，要他去给人家道歉，承认错误，一方面又做说和工作。当束星北念了道歉书后，竺可桢就把道歉书揣在自己兜里。竺可桢这样处理，没有使束星北的把柄落在对方手中，消除了束星北的心理负担。但在校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大学教授为人师表，打人还有资格做教授吗？提出浙江大学不能留他，在会上争吵不下。竺可桢认为束星北是个人才，不愿放走他，他说：“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还可以督促他改嘛！”就这样力排众议把束星北给留下了。
　　后来，我国第一次试射的洲际火箭，就是根据束星北计算出的轨迹，在半小时之内，将火箭打捞出来。束星北是立了大功的。
　　第三个例子是个普通人。浙江大学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叫查长生，是高中毕业的学历，成绩非常好，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做化学系的器材保管员，需要很多化学知识，为此，他去旁听化学系的课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全部修完。抗战时，对药特别需要。那时，国外发明了磺胺药，他在文献上看到后，就自己合成磺胺药。但没有办法鉴定。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医务室拿的药吃了几天也治不好，情急之下，他就把自己合成的药给儿子吃了，结果一吃就好了。竺可桢听说这件事后，就跑到他家里去，反复动员他出来当教师，给学生讲课。
　　竺可桢特别注意年轻的人才，不是看你的学位，最终要看你的学问，你的贡献。1948年浙大哲学系主任谢幼伟聘了60多岁的熊十力来做教授，竺可桢在2月14日的日记里记道：“熊已六十余岁，虽对于国学、哲学造诣甚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也。”
　　熊十力当时只60多岁，而现在70多岁、80岁的人，只要是院士，大家都要请他去学校兼职。因为院士多了，学校的“地位”就高了。有些大学把哈佛大学的教授聘来，说是全职教授，但是人家是哈佛大学的全职教授，是要在校工作9个月。这种光图虚名、不讲实际的作风很不好。现在，包括大学和研究所，首先就讲，我们这个单位有多少个院士，可真正在他那里工作的院士没有几个，大多是兼职的、挂名的。
　　当年竺可桢是这样用人的，今天我们用人也应当不是看表面，不是看你是哪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如果真正是年轻有为的，就应该加以扶持。尤其应看到一点，院士也好、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好，他们获奖的工作，往往是在20年之前做的工作，他拿到诺贝尔奖的工作，是世界领先水平的工作。那么20年过去了，他的学术思想是否还在科学的前沿，就很难说。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做院士，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是并不等于现在他还在科学的前沿。我们现在用人，就是要知道，他的工作是否处在科学的前沿，是否能开辟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什么是对有希望的科学家的扶持呢？当然你给他实验条件、给他实验经费，给他优秀的学生让他指导，这也是很好的，但物质条件并不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是科学家的思想、他的观念，如果没有条件他可以创造条件。像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都讲过，这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是抗日战争在湄潭时期。而那个时期，却是物质条件最差的时期。科学家本身要有水平，能够看到科学前沿的问题，并加以思考，即使没有实验条件，也可以作些研究。上世纪40年代，王淦昌对当时科学界热点前沿问题——中微子的验证方法，十分关注。在没有实验条件的情况下，王淦昌想了个主意，可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写出论文发表了。美国科学家根据他的建议，做了实验，证明确有中微子这种基本粒子，后来还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观念是王淦昌提出来的。高水平的科学家能看到科学的前沿。
　　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学术争论、学术辩论，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也就是说金属和石头碰撞的时候，硬碰硬，才能打出火花。王淦昌和束星北这两个人经常辩论得面红耳赤是出了名的，有时候还会拍桌子，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辩论过了以后，彼此仍是极要好的朋友。有这种学术争论，学术研究才能上到更高层次。
　　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只读了一年，为什么这一年里，给他印象那么深刻呢？就是因为这种非常激烈的争论，当然还包括当时的束星北给他提了无数的问题。李政道也是不断提出问题，去问束星北，不断得到回答，产生思想火花。当时的浙大，的确有一种百家争鸣的风气。竺可桢没有以他为中心自成学派的观念，既没有重点支持他自己的专业——气象学研究，也不是说他是留美的，就支持留美的。他是根据谁有学问就支持谁。所以，不管是留美、留日、留德的甚至没出过国的，只要你有学问就支持你，学术争论没有任何禁忌。
　　科学研究要兴旺发达，创造这样一种民主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浙大的湄潭时期，物质条件极差，但学术民主气氛很好，教授们心情舒畅，专心教学与研究，不论是谁，只要有了好的成果，竺可桢都极力鼓励，即使教授间有了矛盾，他也是尽力调解，从不打一派拉一派。束星北曾多次顶撞他，说他“没能耐(去弄钱)”，他仍是爱惜这个人才。那时的浙大，确有百家争鸣的局面。
　　现在比较倾向于一个院士下面带几个教授、副教授，下面再加几十个学生，形成一个学派。基本上，以院士的意见为主导，学术争论很少。不同的教授之间、不同单位之间开展学术批评的机会几乎是没有。如果提了意见，就好像要把他打倒似的。这种风气，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我们现在是权威说了算，这是我们科学不能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