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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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国庆、祖国、香港”征文

　　戴国庆

　　60年前的10月，在全国人民欢庆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兴奋之情尚未完全退去的日子里，我诞生在祖国中部的河南省。父母一定也是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所以虽然我并不是出生在10月1号，但仍把我起名为“国庆”。
　　我想，父母当时一定也是极为兴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曾经在我们都还在读书的年纪，就已经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者和独裁政权的斗争，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也曾有亲人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当我在母亲肚子里逐渐发育成形的时候，母亲还坚持领导当地剿匪、土改等工作。因为残余土匪的暗算，有一次她坐的汽车从一座小桥上翻下。还好，我的小命竟然奇迹般地保住了，从此开始了我与共和国同时成长的历程。
　　小时候的许多事记不清了，长大以后学历史才逐步知道。在我一周岁生日前后那一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秘密入朝，并在生日的第二天凌晨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枪。在1952年“三反五反”的日子里，我的妹妹诞生，爸爸妈妈因此给她起名为“涤新”。
　　从幼儿园到小学，印象中有这么几点特别之处：
　　在幼儿园时，经历了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这一对河南历史后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现在只记得幼儿园的孩子坐满了几个车皮，热热闹闹地完成了这一趟旅行。根据历史记载，省委省政府是1954年搬迁的，我估计幼儿园的搬迁应该是在1954年底或1955年上半年。还记得，看到的郑州(就是现在金水河两岸)空地不少，印象中还有推土机为新建筑的“三通一平”在日夜工作。而现在这一带都已经成为上百万人口都市的市中心了。
　　后来上小学，只记得吃零嘴最喜欢的是用几分钱买上一段桂皮，咬下一小块，细细咀嚼，慢慢地享受那股香味。那大概也是我们口袋里能掏出的钱可买的不多的东西之一了，当然，画片、弹球也是少不了的。
　　50年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超英赶美”，“年产1070万吨钢”等口号仍然能记得。河南的大炼钢铁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连我所在的小学校校园里也燃起了几十座小炉子亮起的火花。记忆中，所谓炉子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点起火，至于是否能练得出铁，炼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的印象中就毫无记忆了。
　　疯狂不理智的行为必然带来回报。大概是1959年底或1960年，我们小学生们也开始身受经济困难带来的影响。虽然我所在的学校学生基本都是省委省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弟，但伙食标准也都普遍降低。我记得自己为了填饱肚子，曾经把大白菜根削去外皮之后，当萝卜吃。学校午餐的主食经常是一大笼屉蒸红薯，吃的人胃口倒酸水。水红花、小球藻、“瓜菜代”，这些现在年轻人不熟悉的名词也都做过我们的食品。许多同学的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好长时间不能恢复。
　　1961年，全家跟随父亲搬到了信阳，我从同学那里听到了许多对于“信阳事件”的骇人听闻的描述。我也曾在暑假期间到父亲蹲点的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生活条件当然是简陋的，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床下边，就有一只老母猪也一直在发出“哼哼”的鼾声。好在政府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农村生产很快得到恢复。我们的伙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到1965年全家又搬回郑州的时候，在信阳已经基本上可以细粮为主了。但郑州学校的伙食仍然少不了高粱面和红薯面做的糕，同学们戏称为“中州肥皂”(当时的肥皂也是黑黑的一条)。
　　物质上的匮乏无法充分补充，精神上的需求却有源泉供应。从初中时起，我对当时中苏间逐步升温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路线的论战开始有了兴趣，每次重要文章的广播，我都会仔细听，也会认真读报纸。再加上当时国内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热，在家长的辅导下，我们也开始读起了毛选和《毛主席语录》。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初中生，对那些理论是否真正了解远谈不上。其论述是否“真有道理”，是否“合乎实际”，我当然更没有判断力。但无论如何，在学校教育之外，这些理论阐述引导我开始对一个过去完全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思索，是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启蒙。
　　1965年，我进入高中，家也再一次搬到郑州。这时，我们开始知道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教育革命的谈话以及和毛远新的谈话。老人家的一些观点对我造成极大的震撼。如：“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再如，关于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言论：“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可以说，正是老人家这些言论、中苏论战以及国内随后开展的“四清”、“社教”运动，给我们这些刚刚有了一些自己“主见”的毛头小伙子和小姑娘们奠定了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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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正式参加“文化大革命”大概应该从1966年五月底的“停课闹革命”算起，我只记得我们是从参加每年一次的麦收劳动中中途提前回来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同学批评过工作组，也被工作组批判。后来，我和同学们又一起在郑州市最早对外宣传了北京传来的“毛主席、党中央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等消息(时间是8月初)，是郑州市第一批到北京进行“串连”的学生。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北大被贴出的当晚，我也挤在人群中，激动地记下了这一震撼人心的消息。当然，在北京，我也看到了令自己不安的一些现象，所谓的“牛鬼蛇神”被剃了黑白分明的“阴阳头”，唱着“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抄家、打、砸、抢开始出现。
　　我当然是“红卫兵”成员，但是，从10月份开始，自己已经从第一线逐步退出，更多地开始去思考一些自己看不懂、也想不明白的问题。进入1967年，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开始读书——欧洲和俄国的古典文学、欧洲古典哲学，当然也少不了马列的原著，我大概就在那时第一次读了《资本论》第一卷。我们不仅自己读，而且经常在一起讨论。我们的行为带动了不少周围的同学，大家都开始读起书来。
　　1968年，由于一个偶然又必然的事件，我一些批判林立果和林彪极“左”言论的东西被造反派获得，结果我在河南批判“为‘二月逆流’翻案”大会上被当时的省革委负责人点名批判为有“反动言论”。后我被本校的造反派拘押，关进“牛棚”，也享受了“坐飞机”被批斗的待遇。直到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后，我才被从“牛棚”里放出来，获得了可以和同学们一起活动的相对自由。
　　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给了我一个摆脱控制的好机会。在军宣队的暗中支持下，我离开了学校的同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山西省襄垣县戴家庄插队。在这里，我不再受任何政治歧视。同时，由于深信毛主席他老人家“青年人应该深入基层、深入社会”的教导，踏踏实实在农村一干就是将近十年。我当过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大潮中，我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搞了土地基本建设，修了路，整治了河流，种了树，推广了良种。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农民口粮够吃有余，分红维持在中等水平。(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家乡农民干活没我们那时那么累，在地里干活没我们那时那么多，粮食产量和现金收入又比我们那时有了大幅度提高。我们不得不赞叹正确政策的威力!)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时，我刚被选任县团委书记时间不长。但我感到，过去那种想主要从实践中积累经验才干的想法已经不适合，更需要的是补充精神食粮。于是，第二年，我调回到了河南的一个研究单位。并抓紧时间补习各项知识，于1982年以“同等学力”身份，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没有当时的历史条件，以我这种正经高一都没有学完的学历，大概是很难有这种机遇了。
　　研究生学习期间，学校的系统学习，社会上关于改革的各种言论，同学间激烈的思想碰撞，都使我获益匪浅。
　　1985年毕业后，我有幸到政府有关研究改革的单位工作，参自参与了国家改革有关热点问题的研究，出了一点力，精神收获自然更多。
　　1989年，我亲历了那年的大事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我和同事们虽然对青年人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我们更知道中国的问题只能靠系统有序的改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1990-91年，我到英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就近目睹了东欧各国的巨变和英国撒切尔夫人对英国垄断行业大型国企进行的“非国有化”改造。切身感受了发达市场经济的各方面生活，我戏称其为“洋插队”。
　　1994年后离开政府单位，先后在多家企业供职。最后来到首钢总公司，为企业在新时代的搬迁调整、升级改造站好最后一班岗。
　　对于香港，最初的知识是通过学校关于“鸦片战争”等的学习，知道了宝岛如何被英国人耻辱的割占。文革后，有个中学时最亲密的朋友告诉我，他生活在广州的姐夫从海上泅渡到了香港。随后，从香港涌来、领导国内各种新潮的家电、服装、音乐、影视、文学作品使我对香港有了更多的感受。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关系，充分认识了香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独特和重要作用。我到企业工作之后，认识了一些香港企业界的朋友，通过和他们的交往，对发达市场经济中大小公司的各种运作机制和其中活生生的各类人物有了更深的了解。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里，我同全国人民一起高兴，也深深为邓公“一国两制”的深远考虑给我国长远发展所展示的前景所折服。
　　六十周岁，对个人来说，是很长的一段经历，我也即将迎来自己的退休生活。但六十岁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才是刚刚起步，今后有更长的路要走，有更多的高峰在等着它去登攀。
　　回想个人这六十年，人生中各种磨难和享受都曾经历，除了没当过正规军以外，“工农兵学商”也都有过经历。这一生中有高潮、有低谷，有成就、有挫折，有快乐、有沮丧。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现在最看重的是其中丰富的经历，是我从中获取的精神财富。它将在我以后的年代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的祖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可质疑，祖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但我们也忘不了那跌跌撞撞的全部过程。我也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磨难的祖国，能够更好地总结经验，不再犯我们以前犯过的那些难以让人相信的错误。
　　伟人(政治家、企业家)在祖国历史中发挥过巨大作用，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但历史归根结底是广大群众创造的。我有时想，祖国的巨大成就，无疑是广大民众共同创造的。但过去的一些挫折，是不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一员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其中必然的因素之一呢?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能大体保持方向基本正确、步伐基本合理、成就斐然，像自己这样的普通民众的意愿、情绪、想法是不是也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呢?答案大概都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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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仍然会起到自己应起的作用。退休绝不是生活的结束，而是崭新生活的开始。我未来的生活，一定和我们的国家一样，会更加美好，更加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