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慧园》论坛[教育：民间记忆]专栏=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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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慧园]管季超认为：

http://www.jssh365.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9&extra=page%3D1&_dsign=466d528a

       真实的历史常常被扭曲和涂抹，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甚至一个很小的‘单位’都可能如此。这就需要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来记录/讲述历史，用真实的碎片拼接还原出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本站诚征真实记录教育历史的个人记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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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真像，是我们的责任；
  努力从‘个人记忆’里打捞真实的历史碎片，是我们的方法；
  举凡与‘当代中国教育’有关的一切尊重历史的‘个人记忆’，都是本栏目需要的。
  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一个‘单位’甚至某次‘活动’，都是本栏目关注的。
  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历史文献/历史照片，更有佐证历史的作用，当然欢迎提供。

=本栏目所说的‘历史’，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是一定要‘年代久远’才是‘历史’。

  管季超在教育界从业33年的经历一次次证明：
  ------教育界的‘工作总结’‘工作汇报’乃至官方文件/领导讲话，还有每天都在产生的见诸报刊网络的‘新闻报道’，都在有意无意间扭曲涂抹着真实的历史，‘个人记忆’应该来纠正/弥补/还原真实。

=‘个人记忆’也可能会有局限性。
   所以，本栏建议投稿者：
------不考虑文本的长短，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记忆的真实性’上；
------只讲述亲历亲见的事件；
  ------着眼于从‘历史细节’开始，力避空泛无据的‘宏大’。


=管季超在退休之前，将在本栏‘记录/还原’1994---2014年亲历亲见的教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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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管员管季超联系方式
移动电话：13971958105，
邮箱：xnjyw123@163.com，
QQ号：1309586706
微信号：jszy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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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ssh365.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1&_dsign=f749f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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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994年，‘刘老板’称呼已开始在孝南区教育界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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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个叫“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在草场地工作站开始，有20多个人卷入到这个计划中，他们分头返回到自己的村子，采访拍摄村子里的老人讲述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饥饿时期”的经历和故事。
我们能记忆到什么？我们的记忆能持续到多深或多远？如今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个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的年代里，记忆有其价值。
一群手持DV之人潜行于那些村子，探访那些深居于简陋昏暗农舍里的老人，试图记录下深藏于老人内心的记忆。这些手持DV之人回到的村子都是“和自己有关的”，或是出生并长大的村子（至今还在那里生活，比如村民作者；或已经离开，比如上大学或打工去到城里），或是自己的父母或祖辈生活的村子，或是跟自己的生活有过一段关系；而那些村子里的老人，也是头一次有人带着摄像机端坐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打开记忆之盒，翻到出那些久远的往事。
这是祖孙两代人的相遇，中间相隔了整整一代人，或者说跨过了一代人的记忆空白。注定了，这也是一场遭遇，或者说奇遇，中间会有一些故事，预想不到的，不期而遇的，节外生枝的，倍感挫折的，柳暗花明的……等等。现在这些故事变成了影像放映在我们面前，邀请我们共同参与和分享。
每场放映后吴文光都将和导演一起与观众见面，交流影片和拍摄感想。
嘉宾介绍
吴文光，1956年出生云南昆明，1974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务农至1978年；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之后在昆明和新疆尼勒克二牧场任中学教师三年，在电视台做记者、编辑四年。1988年至今，作为自由职业者居住北京。
纪录片作品：《流浪北京》（1990年）、《我的1966》（1993年）、《四海为家》（1995年）、《江湖》（1999年）、《和民工跳舞》（2001年）、《你的名字叫外地人》（2003年）、《操他妈电影》（2005年）、《亮出你的家伙》（2010）、《治疗》（2010）。
著作：《流浪北京》、《革命现场1966》、《江湖报告》、《镜头像眼睛一样》；主编《现场》（出版三卷）。
2005年，策划与组织村民影像计划。2010年，策划与组织民间记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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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嘉年华2013年度特刊：由我而史——谁来书写小草的历史？《我们的历史》
2014-01-11

文/张思之、吴思、胡发云、十年砍柴、季业、张钧、王颖

历史，始于“我”

“'我'是一个个体，'我'是一个严肃的个体，'我'是一个高贵的个体。”
2013年11月17日，“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盛典上，86岁的张思之先生在即席演讲中，声如洪钟，震聋发聩。
这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却是张思之先生耗尽半生得出的结论。数十年在烽火中辗转，在运动中沉浮，身无以自主，心不由自我。直到运动结束，由此生之种种波折厄运，他才发现，“我”这样一个个体，原是可以这样独立于世、独立于史的。
此时年已半百的张思之，由疑而始，思考自己的道路与信仰；由我而史，回望自己的来路与去向。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及每一个个体，才是自己的主人，才是历史的主角。而历史，正是由“我”开始。
作家胡发云，在20多年前整理父亲遗物时，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家族，使他对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亲人，以及对他原来信以为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知。而这些发现，却是始自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材料。
发现历史，往往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疑问开始，它有时竟来自于不经意的一句话。一句“以前咱们家也是这样的高墙大院”，揭开了土地的秘密。扬州中学高中学生王颖，从一位已故长辈的故事中，发现了课本中不曾讲述的“土改”史。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到他们这一代，那段历史早已由暴风骤雨，演变为娱乐游戏“斗地主”。
而在另一面，到了王颖这一代，历史固然可以成为游戏，但也不再是课本上的标准答案。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去反思，通过档案材料去求证，经由父辈的足迹去追寻。只有历史回到“我”的身上或身边，才有了态度和温度。
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历史的发现，也是一次次求索之旅。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的编导季业，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首席记者张钧，他们通过对个人历史的寻找和记录，为百年风云提供了生动脚注。
无数个个体经验汇聚而成的历史潮流，成为历史学家思考的起点。而历史学家的思考和建构，同样也是一次次超越自己的探索之路。从最初的历史教育形成的唯物史观，而至血酬史观，而进化史观，而儒家史观，直至造化史观，吴思历史理论“造楼”的历程，也是自我进化与净化的历程。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当事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应是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这是新历史合作社自始坚持的理念。“历史嘉年华2013”以“我写我历史”为主题，从名人到普通人，纷纷登台分享“我的历史”。作为“历史嘉年华2013”及新历史合作社年度特刊，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组文章中，有文学家之手笔，有治史者的反思，也有中学生的探寻，但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再将自己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掩藏于宏大的叙事之下，而是作为“一个高贵的人”，记录自己的生命轨迹。
正如王鼎钧先生在答谢“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时所言：“国家记忆有共同的记忆，有个别的记忆，融合起来是兼容并包的记忆，是无私的记忆，是天下后世都能接受的记忆，是万古千秋不受淘汰的记忆。”
由是，历史，由我而始。

父亲的“交代”

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文/胡发云（作家）
1991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过完他的虚岁八十大寿两个多月之后，兀然离开了我们。
当时父亲身体尚好，没有任何要烦劳我们的地方，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还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照看一下孩子。他突发脑溢血的当天上午，还去邮局买了报刊，然后登上我们家附近一座刚刚建好但还未通车的立交桥，从高处看望这个日益变换着面目的古城。回家路上，父亲顺便买了我最喜欢吃的鲜河虾–那天下午，我结束了一个多星期的笔会回家时，父亲正坐在厨房门口的一只小椅子上，将河虾的长须一一剪去，准备晚上做一道他拿手的油焖虾。就在那天下午，他斜依在自己的床上进入了昏睡并在第二天中午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去世，让我顿时有了一种空洞的感觉。第三天，办完父亲的后事，送别了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邻里故旧，听了许许多多他们对于父亲的回忆与赞颂，我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一下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屋子里一切都是原样。只在那个梳妆台上方，在母亲的遗像旁，又添了一帧他的遗像。这只梳妆台和另一个大衣柜，是抗战前，他新婚家具中的两件，欧式风格，硬木的，很重。武汉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家里被乱民进入过，拿走了很多物件。这两样大家具，大概因为太重而被留下，只把大衣柜上的水晶玻璃镜卸走了，大衣柜下面的一个抽屉也被卸走了–进入者大概要用它来装一些小零碎吧。直到我懂事，大衣柜的柜门上，还贴着一张花鸟画遮丑。那个被拿走的抽屉，也一直留着一个方方的空洞。
站在父亲那通达宁静的遗像前，我放声痛哭了一场，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嚎啕大哭。
我一辈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四十二年。我曾在一篇关于亲情的文章里这样写过：从我记事起，到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父亲，于我来说，父亲已和家里那些老式家具一样，成为一种极熟悉也极惯常的存在。如同我不曾想过我从何处来一样，也不曾想过他将到何处去。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过下去。面对父亲死亡给我的打击与震撼，我才感觉到，他对我是如何重要。而那数十年温厚祥和的日子是如何珍贵。这是任何一个伟人英雄的死都无法比拟的。对于一个给了自己生命的人，对于一个从襁褓中开始守护你，直到你成家立业依然牵挂着你的人，怎样的感谢与敬重都是不为过的。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写写他，要动笔时，才发现他一生中，那一段于他，也于我们这个家族有着关重要关系的历史，我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就是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他在这一段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其间的任何一件往事，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点和这段往事有关的物件、照片或文字。仿佛那是一段从来不曾存在的岁月。
父亲其实是一个珍爱生活并兴致勃勃地记录生活、保存生活的人。一张电影票，一份演剧说明书，连外出旅行的公交车票、公园门票，都会收藏起来。看一次排球联赛，他会将各队出场队员姓名，各场比赛的比分都一一记下，甚至家庭购物，他都会认真记下流水账–这些文字，常常成为我日后写作的资料。他也给我们讲过许多他年轻时候的游历或奇遇，北京的风情，西安的吃食，在庐山爬好汉坡，在大西北熬鹰，坐羊皮筏子渡滚滚黄河，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那种豪华赌场的赌徒们打“苏哈”一夜输掉万贯家产，在大沙漠骑马掉队遇见狼群，被它们团团围困在一个小沙丘上，天色渐黑，直到烧完了随身带的所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才被赶来的同伴们救下，有时也会讲到几件他一生中很得意的奇特医案，但那都是发生在平民身上的故事……他坚决地回避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段岁月。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搬迁新居。清理父母的各类遗物时，发现了和父亲那一段岁月有关的东西–在一只破损不堪的牛皮纸袋里，装着厚厚一摞纸质不同、墨迹各异的材料，那是1949年后，父亲在历次运动中的自传、履历、交代材料或认罪书。好几次，我读着读着，不忍再读下去。这个一生都那么自尊自持、淡定从容的人，会写下这么多自污自辱的文字。如果说50年代的自传尚还客观、冷静、抱持着分寸，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认罪书，就不忍卒读了。那是他自1949年来的二十年中，第一次被隔离审查，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个已经插队去了，家里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刚上初中的小弟。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父亲所以数十年来一直保留着这些取辱底稿，我想大约是为了安全，他必须在不同运动不同背景下，保持自己叙述或交代的前后统一，唯一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罪恶历史”交代得更彻底，更细致，以至许多微不足道或纯属私人生活的细碎往事，都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他对自己的批判也在一次次升级，一次次加入新的政治语词，以符合运动的需要。至于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已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他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还依然保存着这些屈辱的文字，是他有意想留给我们，还是他没有完全相信，这些东西是永远也用不着了，就已不得而知了。
为了认识父亲，我不得不一次次背负沉重，强忍痛楚，将父亲在一次次愈来愈强大的压迫与恐惧中，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安全写下的那些文字读下去，这件事断断续续用了我好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又沿着父亲文字的线索，四处搜寻它背后的历史真相。最后，我终于从这些文字中读到一个壮丽温婉令人激动怅然的家族故事，一个时代大变迁，大震荡中的汉口人家的命运。
我见到父亲最早的一份履历，是1955年写的，查阅了一下，当时正值审干运动。可以看出，当年的父亲，已经学会了一套“新中国”的语言，并按照新时代的价值观来进行陈述。他在自己1949年前所服务过的许多机构前，都加上一个“伪”字–“伪一四五后方医院”、“伪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伪测量学校”（但略去了“军政部”、“中央陆地”等字眼），包括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惨烈屠戮破坏，并导致胡家背井离乡从江西迁徙到武汉的张献忠，也用了这样标准的革命语言“……胡家瑞，男，1913年9月3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祖籍江西，在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时迁来武汉居住。我祖父胡远盛年青时自行耕种小块土地，到老年时因所种田地靠近铁路线被当时铁路局购买去了，因此改业经商，在汉口开设振丰织布厂，数年后由于生意不好而停业，购置平房数间靠收租金过活。1915年患脑充血逝世。”
这一些文字中，父亲大约考虑到祖辈的土地、财富、社会政治态度等敏感问题，在叙述中都做了趋利避害的陈述，也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在新政建立之后，毁掉了那么多旧时代的照片–因为照片上可以透露太多的信息。后来，我向亲戚们征集了许多胡家老照片，询问了许多胡家往事，并实地走访了祖父辈的故居，看到了许多父亲未曾充分表述的情况。父亲说的曾祖父的“小块土地”，据我的大表姐说，在今天汉口闹市区的京汉大道上，紧邻当年最繁华的中山大道。20世纪初，张之洞修筑京汉铁路，征购了我曾祖父那块土地。曾祖父用那笔钱款，在汉口的发祥地–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居仁门长堤街购买了四处房产，自住一处，分给我祖父兄弟三人各分得一处，余下的现金，也做了这样的平分。这样，才有了后来我祖父兄弟三人投资碾米厂、织布厂等商业活动。2008年，我找到长堤街安定巷口的祖父故居，一个多世纪后，虽然进行过多次修葺改建，但原来的木质框架结构大多还在。临长堤街的两层楼房有两个门面宽，向安宁巷内延伸约二十多米，占地约二百多平方米。现在这块宅基地上已经住着十多户人家。我又找到附近祖父哥哥的故居，现在是我的远房堂兄胡发青的遗孀及儿子一家居住。他们说，1949年后，当年老屋的院子被房管所盖了公房，近些年，他们在老屋的宅基地上翻盖了这栋三层楼新房，占地面积也有近百平方米。
祖父一代，是胡家最后一代诗书耕读的传统生活者。他们自洽自得的日子，突然间就被一次世道变迁兀然打断了，而他们的儿女们，却是如鱼得水地进入到一种新的生活中。祖父那一辈，应该是怅然又平和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纲常尊严，生活习性都不允许他们也像子女那样改变自己。记忆中，祖父春夏秋冬所有的服饰，没有一样是洋装，甚至连中山装都没有。一直到他老人家上世纪60年代82岁去世，永远是传统的长衫长裤布袜布鞋，即便在武汉的酷夏中，也绝不穿短衫短裤。我父亲那一代，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很快西化了，与祖父相反，他们留下的民国照片中，看不到一件中式服装。
祖父那一辈在这样一次大的社会转型中，是无奈的失败者和出局者。几次不成功的投资之后，他们都退回到个人的传统生活中。记得我母亲多次开玩笑说，你爷爷兄弟三个，一个玩鸟玩了一辈子，一个钓鱼钓了一辈子，一个玩蛐蛐玩了一辈子。母亲说的钓鱼的那一个，就是我祖父，七八十岁的时候，还会坐了火车到临近乡下去钓鱼。
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了最早的一批现代武汉人。满清到民国，两代人完成了一次天翻地覆又温文尔雅的历史转型。
“我父亲胡传茂出生于1881年9月7日。幼时在私塾读过4年书。成年后随祖父种地和经商。自从我祖父去世以后，曾做过猪鬃生意，一度和朋友合伙在硚口汉正街杨家河开设碾米厂，因为各股东意见不合而退股，并曾在旅舍和板厂当过店员。近多年来因年老体弱没有工作。我父亲一生胆小谨慎，闲暇的时候喜欢钓鱼，从来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
“我兄弟姐妹共5人。姐妹各一，均已婚。弟二人都是医务工作者，二弟胡家镛现在汉口江汉区工会工厂联合保健站当医师，三弟胡家庆现在汉口市二医院当医师。我们兄弟姐妹因居住分散，平时很少会面。我爱人王剑华浙江嘉兴人，初中文化，曾当过小学教员和店员，现在家中料理家务。目前我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很年幼。
我是1919年2月间进汉口桥口惠民亭私立辅德小学读书，于1925年毕业，继续到汉口汉正街至公巷天主堂内进然中学读书，至1929年8月毕业后，由我堂兄胡家骥介绍到汉口鄱阳街天主堂医院学习班学习，当时因该医院学生名额已满，调至该院医师郑香亭诊所学习。1930年夏季，郑医师到上海开业并兼办牛奶厂，我也随同继续学习。”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武汉最好的一段时光，是史说“黄金十年”的顶峰。我父亲兄弟姐妹五人陆续立业成家。父亲和二叔都当了医生，三叔正在学业攻读之中。祖父在丧偶数年之后，放下了独自养育一群儿女的重担，除自己有房产及租金，还可以安享儿女之福了。但是，遥远的北方，一直暗涌着不祥风云，“九一八”之后，中国大地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父亲在自传中写到：“1935年11月，我考入武昌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当司药，后来调为军医。1937年6月，我被保送到南京伪军医署军医学校军医训练班第九期受医务训练。七七事变，训练班于8月间结束，我仍回汉到原伪部队工作。1937年12月份，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一八五师，我被调至该师一○九二团当一等佐军医。1938年10月中旬，随伪部队开到咸宁县金牛镇前方与日寇作战，被打垮后，伪部队向湖南溃退，我到长沙后没有赶上伪部队，即随伪军署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我二弟胡家镛及女友，妹胡淑君，妹夫洪锦麟，爱人杨曼云都在该卫生船舶工作，他们是在我离开武汉的前一天送一批伤员到长沙的，我到长沙后找着了他们）。才知道二弟胡家镛又返回武汉去接另一批伤员了。”
一部艰苦卓绝碧血汗青的武汉保卫战，在父亲的自传中变成了这样简单平淡的数百个字。在十多年后清队中的几次交代材料中，父亲对这一段历史有过更加详尽的描述，虽然里面充满文革的意识形态语言，但是从中我依然读到了那个民族危亡故园飘摇的气息。
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的危局日渐凸显。淞沪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失守。一个月后，南京沦陷，日寇屠城。民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是许多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大学的图书仪器和各类人才都还滞留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重要机关以及主要的党政军要员们也已移驻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日军攻克南京之后，紧接着就制订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计划。1938年7月初，华中派遣军的兵力由徐州会战后的3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占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三十多，配备各型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意图毕其功于一役，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完成对全中国的占领。
一场惨烈的血战即将开打。父亲在南京军医学校受训返汉，立即投入到防空防化演习培训中，父亲在1969年3月清队运动的隔离审查中写到：“1937年下半年，反动政府为了假抗日，在武汉成立防空司令部，并作防空防毒演习，我也参加过演习。防空演习是公开地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旅部办看护训练班，我讲了几次课。”
作为武汉保卫战的亲历者，父亲一定知道，那段日子，武汉上空发生过什么事情。但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那八个月中，血洒长天的武汉大空战。但正是父亲的这些交代，引领我去撕开了重重历史帷幕。作为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我居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发生过中国二十世纪最大规模也最壮烈的空战。没有提到那些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在敌我军力悬殊的搏杀中，一批批献出自己美好的青春，也没有提到无数的父老乡亲在大轰炸中血肉横飞家产毁尽……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就是从一场空战开始的：“1938年2月18日中午，武汉城区响起了尖锐的空袭警报声，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正向武汉飞来。驻防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代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苏制E-15、E-16战机升空迎击，在武汉上空与敌机英勇激战，击落敌机14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4架。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武汉保卫战之二–武汉上空的鹰》）
父亲在交代中写到的“金牛之役”，也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壮战歌。金牛镇，古称黄石、大冶，江夏，咸宁、鄂州五县通衢之地，是扼控武汉南大门的要冲。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止，历时约4个半月。日军前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35万余众（是时，日本全国陆军的总兵力约90万人），中国参战的部队则更达130个师，约100万人。会战时间之长、参战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八年抗战期间任何一次战役所不能比的。父亲当时所在的185师，正是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前，殿后作战的一支部队。军史上有着这最后一役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记载：“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城区只留卫戍部队一个旅(第185师第545旅)的正规军作象征性的抵抗。至10月24日，以中山舰对日空战直至沉没，宣告了武汉失守。这天，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宣布：'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同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分别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
26日，日军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切断了粤汉铁路，但是，此时中国守军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未能得逞。
武汉保卫战开始前数月，父亲让自己的妻子杨曼云，妹妹胡淑君，二叔胡家镛的女友（我至今没能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后来的家庭变故，家族对她颇有怨艾）及妹夫洪锦麟进行了三个月的战地看护培训，进入战时的一个特殊机构–军政部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这是战时通过水路救治运送伤病员的舰船医院。武汉保卫战中大量的伤病员，都要通过长江水运到湖南。在日军掌握制空权的形势下，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我记起小时候，他们几位长辈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数次谈到在长江行船时，遭遇日寇飞机大轰炸，有一次他们前后的轮船都被炸沉，只有他们那一艘得以幸免。只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一艘国军的医疗卫生船舶。父亲在金牛之役结束之后，步行到长沙，多方打听，找到已经护送伤病员抵达长沙的妻子，妹妹，二弟女友。但得知二弟胡家镛在这危难之时，再次返回武汉去接尚还留在那里的最后一批伤兵，那时，武汉地区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第二天，适逢长沙大火，全城火光熊熊浓烟蔽空，整个长沙变为废墟。
短短数月间，父亲兄妹数人，宁静温馨的都市生活，兀然陷于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火中。那时，年岁最长的父亲25岁，二弟的女友尚未满二十。我的表姐曾听长辈说，考虑到这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会有许多的不便，父亲和大家商量了一下，给二弟胡家镛和女友匆匆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是在一个庙里办的。在父亲文革中另一份交代中，写到是在当时作为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临时驻地的长沙金刚禅院找到这几位女眷的，那么表姐说的庙，大约就是这金刚禅院了。一个战火狼烟颠沛流离中的战地婚礼，没有酒宴，没有洞房，只有漫漫长路，等待这几个年轻人继续跋涉。
父亲的履历中继续写道：“在1939年2月间派我到广西兴安大溶江镇伪军政部第一四五后方医院当一等佐军医，担任重病室与伤员室内科主治工作。同年8月被迫参加该院全体员兵集体入国民党，几个月后每人发给一个党证（解放时我将它烧掉了）。当时我对政治是模糊的，只知道搞医务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堂姐，也就是二叔胡家镛的女儿从广州来汉省亲，我问起父辈的往事，她告诉我，她那儿有一张照片，是我父亲、二叔、小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曼云，还有已经挺着个大肚子的她妈妈的合影。我问，肚子里是不是你？堂姐说，是她的哥哥，比她大三岁，在她出生前就死掉了。因为这个哥哥的早夭，她父母亲感情有了裂痕。母亲怨恨父亲，一个当医生的，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她母亲一度情绪异常，常常和二叔争吵。生下堂姐不久，她独自一人去了重庆，在舞场里和一个英国人好上了，不久和那个英国人一起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英国。这样的一次私奔，对于胡氏家族来说，是一个逆天的恶行，也是一次奇耻大辱。后来，以至数十年后，堂姐的生母多次要求回来探望女儿，都被我祖父等坚决地拒绝了。她们最后见面与和解，是在上世纪末。
战时药品紧张，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随便动用军用药品的。但是二叔的妻子一直不能原谅这一点。
这个悲剧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1940年冬天，他年轻柔弱的妻子杨曼云，在两年多的跋涉辗转辛劳困顿后，因病不治去世。这是父亲一生中，对他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其后数十年中，父亲从没有再提起过这件断肠往事。在他的交代材料中，有这么几句淡淡的文字，但我读得出他从未遗忘的伤痛：“1940年冬我爱人杨曼云因病去世，由于夫妻感情的关系，当时对工作不起劲，想离开大溶江镇，于1941年3月间请准长假离开医院，于1941年夏季到达重庆后，找到了我爱人的哥哥杨圣诚处闲居。”
堂姐回到广州，给我寄来了那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阴郁的秋天相聚了。照片上，我父亲他们五个都穿着便装（或许正是这一点，让这张照片得以保存到现在）。面容消瘦，神色阴郁，衣衫也远不如往日讲究。一点也看不出劫后重逢的欣喜。杨曼云静静站在父亲身边，这大约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曾在我三叔家看过她一张战前的照片，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斜躺在草地上，纯净又快乐的样子。
杨曼云去世的时候，应该很年轻。她还没来得及生孩子。
九年之后，我母亲要生我的前些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杨曼云来到她床前，神色悲戚，对我母亲说，看你多好啊，有了家，又要有孩子了。然后久久无语。我母亲将这个梦对我父亲说了。父亲沉吟半天说，这个孩子生了，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云吧。于是，我的名字，就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性有了关联。这个女人跟随我父亲，在战火中流离半个南中国，最后把年轻的骨骸，埋在了西南边陲一个叫大溶江镇的陌生地方。也埋葬了父亲战乱之中最珍贵的一段恩爱。
“抗日战争胜利，医院随兵役部办理结束。我于1946年元月被调至白市驿伪第四军官总队第一大队为队员兼医务所主任，1946年3月由过去的同事唐健民介绍我进重庆北碚伪中央测量学校校医院当二等正军医（中校）。该校在1947年秋迁到苏州。”
父亲调往苏州，这个美丽的江南文化名城，从此与我有了生命联系。
父亲一生喜爱艺术，1940年，刚到广西大溶江145后方医院的时候，父亲曾和小姑父一起，组织了一个京剧社，为那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演出。父亲去黑头，姑父去小生。我们小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他们一起唱唱老戏。
父亲在另外一篇交代材料中写了，到了苏州之后，很快爱上了苏州评弹。闲暇时光，常去各个书场听书。当时我母亲在评弹艺人张月泉工作室（原文如此）工作。母亲的任务是到各个书场听书，将其他评弹艺人的好段子，好书目默记下来，回来后整理成文，供张月泉参考或使用。（母亲的这段经历，她生前也从未对我们说起过。）就这样，在书场里，他们相识相爱了。1948年春上，他们结婚了。我算了算，我应该是在苏州孕育的。
顺便说一声，查阅父亲在苏州中央陆军大地测量学校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之父吴忠性，和父亲曾是同事。一个是校医，一个是教官。只是前者在1949年后进入共产党军队，而我父亲当年婉谢了让他留在共产党军队医院的请求，乘舟东下，回到故乡。
父亲最后写到：“1948年9月调至汉口洞庭街兰陵路口伪军医署第二休养总队当二等正医务主任。1949年2月该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先搬到湖南衡阳，到衡阳后总队以下的几个组改为大队，1949年5月伪总队分数批迁重庆，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我同总队部的一部分职员和眷属是第一批乘火车到柳洲转搭汽车于7月抵达重庆。11月重庆解放前夕，该队总队长金克明逃跑了，总队部大部分同事不愿意走等待解放。重庆解放后，我们随着伪军医署所在解放军二野军事代表赵文怀领导下办理清点移交物资，并在二野卫生部学习队学习三个月，于1950年3月呈请批准返籍。蒙二野派船并发给生活等费回汉。”
这二百多字，其间又有多少风雨飘摇荡气回肠的经历？1948年9月，整整十年之后，父亲回到了三百年来先人居住的故乡武汉。带回了他的新妻，和新妻腹中的孩子。那是他动荡半生之后的第一个孩子。我曾见过一张胡氏家族在那年冬季的全家福照片，年近七旬的祖父端坐中间，父辈兄弟姐妹五个及其配偶子女依次前后左右排列。长辈们指着照片上我母亲隆起的肚子对我说，那就是你。那是自1938年那个离乱之秋十年后，全家人的第一次团聚。
那一年父亲已经35岁。父亲依然在为那些伤病员工作，但这一次的伤病员，是在中国人的自相厮杀中流血负伤的。
1949年1月8日，我在离祖父家不远的普爱医院出生。那是一家建于1864年的教会医院，也是湖北省最早的西医院。据说那一天，蒋介石在武汉黄浦路官邸召见孙科、张群、张治中，商讨最后的和谈事宜，并令外交部长吴铁城知会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未果。13天之后，老蒋黯然下野。于是，便有了父亲履历中交代的“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几乎重复了十年前那一条护送伤病员艰难西撤的路线。那是1949年2月，我刚刚满月。这次西撤历经五个月，7月到达重庆，11月底二野大军进入重庆。父亲是有机会去台的，他当时已是休养大队负责人。但是他放弃了，守护着全队设备药品还有那些伤病员等待一次历史的大更迭。父亲也是可以进入共产党的军队医院的，但是他也放弃了。正如他说的，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认为治病救人，悬壶济世，是医生的天职。他后来才知道，有一些人，哪怕是保家卫国浴血杀敌的手足同胞，也是不可以被救治的。救治他们，就等于是他们的帮凶，是人民的敌人。这些在文革中成为组织和群众对他说得最多的批判用语，后来也成为父亲对自己罪行的批判用语。
一段漫长的军旅医生生涯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战争的腥风血雨也停息了。父亲卸甲还乡。他当年拿着二野军代处发给的批文与路费乘舟东下时，大概没有预料到，其后十多年中，还有着那么漫长的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在等待着他。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父母和幼年的我。这张照片一直都在家里的：母亲穿着旗袍高跟鞋，抱着我。父亲长裤衬衣，侧后站立。父母脸上都是安宁幸福的微笑，一点也没有另一种危险与苦难逼近的感觉。倒是不到一岁的我，眼里充满疑惑和思虑，和那种年龄很不相符。
一直到我弄清了父亲那长长一段历史之后，我才发现这张照片是在重庆拍的，仔细看，父亲穿的是夏季的军便装，肩头还隐约看得见肩章扣带。这是父亲唯一一张和他军旅生活有关联的照片。他所有其他物件都毁掉了，照片，手枪，中正剑，各种可能会带来麻烦的衣物和用品，还有他及他的亲人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想，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父亲的叙述中，多次提及“请假”、“请调”、“请辞”，说明了当年国民革命军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是拥有很大的职业选择权的。当年，不论在日占区还是在大后方，作为一名年富力强的医生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样式，甚至留在沦陷的武汉，也依然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的三叔胡家庆在日寇逼近的时候，因为尚未成年，和祖父一起留在了武汉，数年后也成为一名医生，从日据时期，一直到1949年后，他是我父亲兄弟三人中生活得最富裕也最安稳的。这只能说，十四年的军旅生涯，是父亲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我们从未听到父亲对他当年的选择悔痛不已怨天尤人的原因。
父亲从中学起，读的就是教会学校，工作初期，也是教会医院。一直给他各种专业教育和提携的天主堂医院医师兼太和医院院长郑香亭先生，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曾是一名教徒，或有宗教信仰。但是从他一世的作为，对待人生命运的态度，我看到他内心的光。

发现土地的秘密

历史是关于“故乡”的回忆，故乡是快乐和痛苦交织的土壤，有人，有土，有情，有天。如果历史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利，那么它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算不上，仅是一架阴森的骷髅。
文/王颖（扬州中学学生）
（编者注：王颖为江苏省扬州中学高中学生，2012年，她以《土地土地》一文参加了“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并获一等奖。王颖从母亲的一句话中，开始了好奇的探究和发现，并通过亲人的访问和乡人的调查，发现了一段与己相关却从未听闻的历史。这是一个发现土地，以及发现人与土地生死关系的故事。）
找到“土地”这个切入点，看似巧合，实非偶然。
与那块土地直接相关的人，是我的外婆。外婆走得早，年幼的我尚且对生与死没有准确的概念，关于“外婆为什么会死”这个问题，妈妈的回答是外婆命苦，再不愿往下说。直到一次和我逛东关街，她指着路旁的青砖墙告诉我：当年你曾外祖父家房子外的围墙也有这么高。藏在心底就要遗忘的问题涌上了心头：外婆怎么会命苦？我曾祖父是做什么的？那所房子现在哪里去了……
当得知曾外祖父是“地主”时，心里有些小虚荣，未想到祖上竟有此光辉。顿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飘飘然之感。转念又想到历史书上“打土豪、分田地”等内容，“地主”可不就是周扒皮之类的混蛋恶霸，是咱人民的敌人嘛，一丝嫌恶搅合进来，真是万分纠结。对待“地主”的心情如同现代人对待“土豪”，羡慕和嫌恶兼而有之。
曾外祖父家男丁多，多产的粮食可以卖不少钱，他用卖粮食的钱来买土地。越近年关，曾外祖父家就越热闹。来卖地的同庄子的农民，大都分为两类：一是家中实在是田少人多，再勤恳也余不下粮；二是家中土地充裕，自己好吃懒做。这就解释了土地的分配最终难免走向兼并的原因，因为生活要的不是土，而是土里生长出的“银子”，没有钱，只能卖地。这样生动而符合逻辑的解释，教材上是不会出现的。曾外祖父打发了农民之后还要应对骂开来的妻子，家里虽然田多，日子并不充裕。
同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曾外祖父怎么就能多产粮食呢？母亲说大概是因为他的精明，人家要卖地给他，他不会当面答应，当天晚上会偷偷地跑到地里去走一圈。一个资深的老农民，通过步数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个地是不是足够大，他还会偷偷地拿地里的土回家试种，看这个土地是否足够肥沃。
母亲的话向我描绘的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为帮助别人才拥有许多土地，却因这些土地被误解，被欺凌。我从主观上相信我的母亲，同情我祖辈不幸的遭遇，有一种叫不平的心情会悄然滋生。我不知道向谁去申诉，不知道除了家人之外还有谁愿意听这个故事，不知道还有谁还记得这些故事。
于是我选择将此事逐渐淡忘，如果没有“中学生写史大赛”，不用几年这件事就会被我彻底遗忘。当我的老师将大赛宣传片播放出来时，曾外祖父的故事一下子就从记忆里跳出，故事与大赛的要求那样吻合。我想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回归记忆，追寻真相的平台。尽管时间很紧迫，我已下定决心要参加。
真实的故事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完全不用苦思冥想出人物的姓名、年龄、性格特点。这让写作变得轻松不少，很多时候，是故事本身在牵引着自己走，而不是用键盘生硬地敲打故事。历史本身就顺应着事件发生的逻辑，虚构的细节是无法和事件节点相吻合的。就以我外婆为例，曾外祖父去世前对外婆说：“这辈子，要找最穷最穷的人嫁。”外婆生于1946年，曾外祖父去世时她正好20岁，正是嫁人的年纪。
人物以及视角的选择困扰了我很久，初步曾外祖父周登发定为主人翁，还是有点犹豫。毕竟周登发这个人物太小，既不是参与长征的红军，也不是共产党的地下专员，更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充其量是一个受害者，但受害比他更严重的还大有人在。然转念又想，既然是受害者，便是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中国的历史多是写帝王将相，小老百姓像是历史汪洋中的一粒细沙，渺小得无法找寻，殊不知，一粒细沙再小，也是来自于人来人往的沙滩之上。有人处，便有历史。曾外祖父家，不过是那个时期一类人的小小缩影。这里，仅当我是用一粒沙代表了一片沙滩。
初稿当真是满怀热情一气呵成，拿去交给老师，又被退回修改。自己再读，确实有不少的人称错乱，事件与事件的联系不清晰。再问母亲，她能提供的信息也很少。为了将断点的圆圈画完整，我找到了我的舅公，也就是曾外祖父的大儿子。向舅公说明了来意，他没有向我讲述，而是告诉我最好不要写这篇文章。又提到“抓起来”“政治”等字眼，或许是“叛逆”在作祟，我本着“反正我说的是真话，没什么好怕的”这一想法，等到了舅公的妥协。
从舅公的讲述中，我不仅得知了曾外祖父兄弟俩的确切姓名，还纠正了“地主”“富农”的出现时间。长时间以来，“土改”和“文革”因其悲剧性如同糨糊般混淆在我脑中。早在土改之时，曾外祖父就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好在“土改”虽然没收了大部分土地，最后还分得了18亩，一家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真正的苦难到文革才开始。
半夜里，家里突然闯进了一群庄子里的农民，曾外祖父周登发和妻子、弟弟周登宝和孩子们都被这群人赶到了院子里，一部分农民留在了院子里，看着周登发他们，剩下的农民浩浩荡荡冲进屋子，厨房里的碗筷有的被抱走，有的直接被摔在地上，房间里的脸盆架倒了出来，铜盆落在地上，不一会，又被人捡起，拎在手上出去了。家里预备过年的咸鱼咸肉被提了出来，几个人哄上一抢便没了。两三个人正扯着一团大红毛线，周登发的小女儿刚想哭喊，她的母亲就已捂住她的嘴巴，她闷闷地叫了几声，在砸抢之声中渺不可闻。连曾外祖父套在脚上的鞋子都没有放过。
地主是要批斗的，曾外祖父的弟弟周登宝挡在他前面，周登宝道：“老大，一根油条你我都一人一半，今日的祸我也替你分担。你只照顾好嫂嫂和侄子们。”周登发只能看着弟弟被那群人绑着，脱了外裤，站在冷水桶里。一盆一盆的冷水从周登宝的头顶浇下，水桶里的周登宝，双腿发抖，浑身哆嗦，嘴唇也是青紫。到天亮时，周登宝才被人从冷水桶里捞出来，双腿已走不了路。
我看见舅公的手因患帕金森综合征而颤抖，这一切让我觉得不可置信。以往对“文革”的印象仅来自于文学及影视作品，苦难也只是那些角色的苦难。我从未想过这同时期的故事离我这么近，痛得像后脑被人狠狠敲了一棍。
在我动笔修改的那段期间，舅公一个下午连续打了四个电话给我，反复提醒我写作要注意尺度，甚至一度想让我放弃。我可以理解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后怕的心理，也感受了一个长辈对后辈的关爱。我知道那篇文章的意义不在批判，我更相信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年代。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解决了封建制下人身对土地的依附，给与人身自由，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这是网络上对土改主要意义的概述。土改的重要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没有彻底的土改，农民还是没有土地，地主仍然可以随便剥削，农村的生产力得不到解放，政权无法有效巩固。很多人都把地主的形象定义为“周扒皮”这一类恶霸混蛋。但实际上土改时很多的“地主”“富农”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智慧、努力挣下了自己的家产，由于在土改之中被划定了成分，导致自己，乃至全家人一生的痛苦。
在电脑上敲完正文的最后一个字，文章的标题也有了。不需要任何修饰语，我打出“土地土地”四个字。两声“土地”像是悲叹，像是呐喊。土地二字朴素而沉重，仿佛有压迫感从面前袭来，很快又消失了。反复浏览着修改稿，像是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史命。我从容交稿，此时获奖与否已不再重要。
在此之前，若问我历史是什么，我会很老实地说，它仅仅是一门高考学科，每个事件都是公式般的背景、经过、意义、影响，背熟它们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历史是和记忆相关的学科，历史教科书是一个与过去建立联系的方式。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途径：摄影、录音、纪念馆……对中学生来说，参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写史，无疑是最为快捷轻松的方式。一旦参与进来，就像换了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平时看不见的、广阔生动的世界。无意识的，我们成为历史的一员，可以近距离感受历史的脉搏和心跳。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历史是关于“故乡”的回忆，故乡是快乐和痛苦交织的土壤，有人、有土、有情、有天。如果历史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利，那么它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算不上，仅是一架阴森的骷髅。不可否认小人物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他们也是历史的弱者，一只无形的手捂住他们控诉的口，留下一把把辛酸的血泪。我们要做的，是从家庭开始，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在时间的沙海中寻找历史的碎片，将它们拼接完整，这是我们后来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由个人的记忆，到民族的记忆，再成为国家的记忆，这才是我心中的历史。

土地土地

文/王颖
一抔新土
越近年关，老周家的门头就格外热闹。
周登发看见妻子变难看的脸色，意料之中，还是去开了门。
进来一个同庄子的农民，又是来卖地。这些农民大都分为两类：一是家中是实在田少人多，再勤恳也余不下粮；二是家中土地充裕，自己好吃懒做。
周登发答应买下那人的一亩半的土地，拿了现钱出来，打发了农民离开。妻子见人走远，开口就骂：“又买！买了你种的完？”周登发无奈：“家里不是人多么，更何况他们也要现钱来过年，到年关了，我不买他们的地，不是把他们逼死么。”妻子瞧了周登发手上的钱袋，越发气恼：“家里的钱哪里不是一分一分卖掉粮食挣来的？外面多了那么些田，家里日子却过得紧巴，说出去都觉得好笑！”说完进了屋，狠狠甩上了门。
周登发无奈，这种争吵，每隔几天都要来一回。
冬日里入夜极冷，周登发多裹了件外衣，走在空荡荡的田埂上，还是冻得发抖，他清晰地听着牙齿碰撞的声音。
布鞋踩在冻硬了的土地上，每一步都直直的，周登发口中数着步数，呼出的白气弥散在空中。转了弯，还是在这家的地上，沿着田埂继续走，一圈走了下来，周登发略略算了下，统共是有一亩半的大小，放下了心。
周登发瞅着这片夜色下的土地，仿佛看见了第二年秋天丰收的景象，到时遍地金黄，收了粮食卖掉，家里多了一份收入，日子也可以宽裕些。黑暗中，周登发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欣慰的笑容。
第二日，家中的花圃有了松过的痕迹，小女儿弯下腰，发现新鲜的土壤中埋下了一粒粒的种子。周登发带了弟弟周登宝和大儿子来到花圃旁，说道：“这是那几家地里的土，咱们先试种，看看土质，再决定明年种什么。”周登宝笑道：“大哥这几天晚上冒了天寒出去就是为这个？”周登发点头，摸着老大的脑袋：“老大要记住，土地是咱农民的根，马虎不得啊。”
小女儿方才两三岁，听不出个所以然，只大略知道土地是个好东西，有土地，他们一家才有饭吃，才能把米借给别人，才能买得了物什。想着可以买东西，又高兴地蹦跶到别处玩了。
1950年，那些新土，那些可以帮着农民过冬，那些承载着周登发希望的新土，将他和他的家人带入了苦难的深渊。
周登发和周登宝两家总共有六十几亩地，队里来了人，只说他们家的地超过了这边人家的平均数量，多出来的部分全部要充公，另外，根据多出来的亩数算，他们一家会被划分成半地主（富农）。
妻子趴在周登发的腿上只是哭，一直哭，声音越来越小，再没有劲力大声骂喊。
半根油条
半夜里，家里突然闯进了一群庄子里的农民，周登发、妻子、周登宝和孩子们都被这群人赶到了院子里，一部分农民留在了院子里，看着周登发他们，剩下的农民浩浩荡荡冲进屋子，厨房里的碗筷有的被抱走，有的直接被摔在了地上，房间里的脸盆架倒了出来，铜盆落在地上，发出金属的嗡鸣，不一会，又被人捡起，拎在手上出了去。小女儿才4岁，只以为自己在做噩梦，恐慌地躲在母亲身后，双手抓住母亲的裤腿，仍在不停颤抖。家里预备过年的咸鱼咸肉被提了出来，几个人哄上一分便没了。两三个人正扯着一团大红毛线，整齐放在箱子里的毛线，现在杂乱纠缠，那些人更加分不开，只得狠狠地骂。小女儿认得那团毛线，是母亲预备给自己织毛衣的，她刚想哭喊，母亲就已捂住她的嘴巴，她闷闷地叫了几声，在砸抢之声中，更加不可听闻。
领头的人拿了搜出的余粮钱，走到周登发跟前，弹弹纸钞：“就这么点？”周登发配合地从地上站起，不发一言，他知道，这是要搜身。
那人从周登发的胳膊向下，一路拍打，没有任何收获，有些悻悻，看见周登发脚下的鞋子，顿时来了精神。周登发看着那人发亮的眼光，脱了鞋子，赤脚站在旁边的地上。那人倒提一只抖抖，什么都没有，一脚将另一只也踢远了。
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漫长，一大家子十几口人，蜷缩在小小的房子里。
那群人来时，小女儿往里缩了缩，见他们要带走父亲，立刻和哥哥跑了出来。周登宝挡在他们的前面，对那群人说道：“我哥哥身体已经不好，我代替他去。”周登发一把拽住周登宝，周登宝道：“老大，一根油条你我都一人一半，今日的祸我也替你分担。你只照顾好嫂嫂和侄子们。”周登发双眼闪着泪光，看看孩子们，又看看妻子，松开了抓住周登宝胳膊的手。
周登发只能看着弟弟被那群人绑着，脱了外裤，站在冷水桶里。一盆一盆的冷水从周登宝的头顶浇下，伴随着哗哗水声的是人们高兴的呼喊。水桶里的周登宝，双腿发抖，浑身哆嗦，嘴唇也是青紫。到天亮时，周登宝才被人从冷水桶里捞出来，双腿已走不了路。
中午，周登发被抓了去，戴上高高的大帽子，和庄子里其他几位地主富农一起，拖到了搭好的台子上。大队干部涨红脸，把右手举得高高的呼喊：“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万恶的地主分子周登发！”围观的人立即跟着呼喊口号，声浪阵阵，似要刺穿他的耳膜，他将头放的很低，身后的棍子更容易地敲在他头上，一下又一下，五官因疼痛而扭曲。
周登发被压制着，沿着队里划分好的路线走在村庄之间，头上的高帽尚未摘去，胸口还挂着“地主分子周登发”的大牌子。周登发不知道群众为何这么激动，吵吵嚷嚷，他也无心细听，就是这些人卖过地给自己啊，多么好笑。他喉头苦涩，咳嗽咳岔了气，脚步略一停顿，被人从后面狠狠推了一把，踉跄一大步。
一块烧饼
周登发一家，没有能够入社。
周登发会比平时起的更加早，他要去城里拉灰，回来为土地施肥。车内的灰沿着他走过的路慢慢洒下，流成身后地上的细细长线。车，他可以推得很稳，但他们家的土地被分在别人的田中间，连平稳直达的田埂都没有，拉灰的木车只能在土路上颠簸，像一个不听驯的小兽。
到了中午，周登发吃不了大食堂，又不愿耽误时间，每天早上在衣服里放一块黄烧饼，那烧饼由体温捂着贴身放了一上午，竟是温的。他就站在路边上啃，也不喝水。同一个庄子的人，每看到他灰旧的衣服前襟张着，都知道他怀里揣着块烧饼，必是今日的午饭，脸上便会挂着怪笑。不知从何时开始，“周登发”和“黄烧饼”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笑话。
当弟弟周登宝告诉周登发那些“地主”“富农”也可以申请入社时，他却有些犹豫。他问弟弟：“公社里的生产不是要换成工分？”弟弟点头，他想了下：“这几年人民公社里的情况也不是太好，大家在一块，积极性都不高啊。我一样的种地，拿工分换到的东西却少了，日子不是更难过么。”弟弟指了指院子内的小侄女，说道：“哥，你不入社，孩子上学怎么办？家里到现在还没通上水电，水可以从外面井里打，电怎么办？”
周登发最后还是打了入社申请书。
日子并没有好起来，自己的小女儿逐渐长大，作为富农的子女，她成分不好。平时在家门口玩就经常被歧视，每当知道大人们都告诫自己的小孩，不要和自己的女儿这群人玩在一起的时候，周登发只能将哭泣的女儿抱入怀中安慰。周登发没有想到，自己入了社，孩子读书也只能读到小学，没有初中高中可念，更不用想分配工作。
周登发终究因为不甘心气坏了身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黑五类”被提出来重新批斗，周登发的病终是熬不过去，没等得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在1968年便撒手去了。临终之前，周登发把女儿叫到床边，看着自己的最小女儿，无力说道：“我以为可以让你母亲、兄弟们过得更好，结果终是让你们跟着我受苦，是我害了你们。我们现在是穷，但穷……是好事·……”他抬手帮女儿擦去眼泪：“我有罪啊，不能看着你出嫁了……”周登发浑浊的眼中突然流下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在枕巾上。抄家、批斗、嘲笑……这一件件事情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发生的，胸中闷闷地疼痛还是那么深刻。周登发声音哽咽：“老七，只记住，一定一定要找最穷最穷的人嫁！”
小女儿哭倒在周登发床前，再抬眼时，周登发已驾鹤西去。
历史感悟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很多犹豫。第一，便是题材，我选择了土地改革。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什么“地主”、“富农”这类名词，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出现。实则不然，中国近百年来总共有三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便是离现在最近的，也是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1950年土地改革。周登发，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所经历的，正是第三次土地改革。然而文化大革命发生在1966年，远隔了整整16年。
第二个犹豫便是人物以及视角的选择，初初将曾外祖父周登发定为主人翁，还是不放心的。毕竟周登发这个人物太小，既不是参与长征的红军，也不是共产党的地下专员，更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充其量是一个受害者，但受害比他更严重的还大有人在。然转念又想，既然是受害者，便是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中国的历史多是写帝王将相，小老百姓像是历史汪洋中的一粒细沙，渺小得无法找寻，殊不知，一粒细沙再小，也是来自于人来人往的沙滩之上。有人处，便有历史。曾外祖父一家，不过是那个时期一类人的小小缩影。这里，仅当我是用一粒沙代表了一片沙滩。
我用第三人称来写，写完自己都觉得像是写了一篇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否能够打动人，那段历史都不再冰冷。那是已成历史的人和事，他们有语言，有泪水，有无奈，有神态……我想通过活生生的人事，警醒自己，警醒他人。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喊冤平反，更不是为了批判，只是为了去揭示一段真相，还原一段历史。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其影响必然有正面，有负面。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怪罪个人，那个时代本就无人对错，只是迷茫无知罢了。但如果现在，我们仍在对待某些问题的态度上，轻易地下定义，从而将矛头指错对象，那便是悲哀了。
（注：本文为“为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获奖作品，此处刊用时有删节）

反思历史始于疑

口述：张思之（律师）整理：杨东晓（本刊主笔）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才真正从根本上考虑过往二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说，让我真正对历史开始反思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在温都尔汗之后。
“九一三”
我知道林彪出事算是很早的，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那时我还在北京郊区的南口农场劳动改造。10月初，和我同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的朱平–他是我在北京市法院时的同事，来告诉我“林彪出事了”。
朱平是我们劳改农场唯一的经常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的人，他不仅外语很好，还有一项技能：会调短波。所以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消息。当时我们能够每月进城一次，10月1号他回城里，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听了。
我从1954年就开始“偷听”敌台了。那年搞内部肃反把我软禁起来，这时我得到320元稿费，我们领导找到我说“你不要拿这笔钱”。我说这不是我愿不愿拿的事，现在的问题是人家给不给。
但是人家出版社根本不理法院，还是把320元稿费给我了。我去买了一台南京电子管厂的熊猫牌五灯收音机，能够听短波的。我就开始听敌台了。
尽管自肃反以来，我此生遭受的一连串的厄运就开始了，但我一直没有想过是哪里出了问题，一直把毛泽东当做神一样对待，直到林彪在沙漠中折戟了，一个写入党章的人“温都尔汗”了，肯定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分歧，而且分歧公开化了，这使我产生了思考：他的接班人，一个刘少奇，一个林彪，怎么都公开分歧了？
“镇反”
我对1951年镇反的做法，当时就是不赞成。因为这样做不是依法办事，处决一个人起码得经过法律的审判，得给人有个说法。镇反的时候也不经审判了，一张布告几十个人命就没了；没有布告也可以杀人。尽管我对这种做法不赞成，但镇反是当时的大趋势，毕竟是个运动、是个政治运动，我也就认为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切都应该服从政治需求。1979年平反后“归队”时我不愿回法院，也与这个有关。
我亲眼见过的一次在土城执行枪决，枪决了70人。我眼见那被杀的、杀人的，都在发抖。开枪的都是新兵，他们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枪–士兵也害怕，打不准啊！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里很久都过不来。
从1951年镇反开始，到1952年“三反五反”，再到后来的历次运动，法院都很难严格地依法办事，都是服从政治。给我印象最深、刺激也最大的，是1957年反右之前，人大代表对法院镇反的做法很怀疑，于是有人大代表到法院来视察工作。法院对在此前没下过判决书的死刑，临时写了判决书，一看就是假的，怎么办？就有人出主意用醋泡。后来，法院的同事陈建国贴出了大字报：“法院醋泡判决，良心哪里去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打老虎”
镇反以后，印象较深的就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前几年为了回忆这段历史，查了一些资料，毛泽东每天都有指示，他是亲自指挥。他一定要在全国打出大老虎，包括部队里也要打出大老虎。
北京市的法院开始没有动，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机关没有成立打虎队。后来每个单位必须有老虎，哪个单位没有老虎，单位必有问题。这个时候法院也成立打虎队了。
当时法院领导还很信任我，让我做打虎队队长。可是我什么材料都没有，什么根据都没有，我怎么打呢？
当时的院长王斐然、副院长贺生高他们两位都对我很信任，他们让我做打虎队队长，我也不好拒绝。当时我的工作最忙，敌伪产的案子积压了一万件，工作忙又要打虎，怎么办？那就只能晚上打。
打虎打谁呢？既然反贪污就找财会部门吧。财会部门找谁呢？想来想去，就去找在旧社会法院工作过的财会人员。我们查了他的账，人家确实没问题，我们拿不下来他。于是就想方设法内外夹击，找他的夫人、深更半夜到他家里去闹。搞了很长时间，这个“虎”还是打不下来，人家确实没有贪污。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是法院宿舍，后来有人告诉我，听到他夫人在院子里跟人说：“张思之没有良心，他结婚的被子都是我给他缝的，被子四个角上那花生、栗子都是我从山上给他找来的。他这样欺负我们、欺负老头子，坏了良心了。”
这场运动中，我也想到过，这样做对不住人家。但那是大运动，不是他家就是别人家，反正得找出大老虎来。
揭发
我们的院长王斐然，是1948年和我一道从解放区进北京城的老领导，他人是不错的。1951年镇反之后，北京市委以副书记刘仁为主的一些领导，认为应该充实法院队伍，于是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来了他们信任的贺生高来做副院长。
贺生高是位老陕北人，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他是刘志丹那时的人，他到最后走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几颗子弹。
正副院长后来对立起来了，两派之间弄出很多矛盾。
有一次我听到王斐然在下班后给一个女子打电话，而此前又听说过他进城后与原配离异态度很坚决。我年轻时就是这个观念：共产党员就是圣洁的，一点灰尘都没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样？再加上王斐然也包庇过道德和工作作风都不良的同事，这种情况下，我就成了“贺派”了。
到了“反高饶”的时候，空气已经变得很不一般，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一出来，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加强党的团结。我开了几天会都是一语不发，我知道我要是讲话，人家肯定不爱听。到最后会议要闭幕了，常真发难说：“思之同志不发言不太合适吧。”那就讲吧，我一讲就搂不住火。
我讲王斐然曾经袒护某人不良作风和工作问题，还有对他官僚主义的不满，并且在那种场合批王斐然平时男女私情，气得他当场回了一句：“无非是'房中术'嘛。”现在想来，我这样的批判属于低级趣味了，确实不应该。那个拉我起来讲话的人很凶恶，他说：“思之同志讲话很重要，应该让市委派人来听。这个人经历过延安整风，他有经验，他知道怎么煽风点火。”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这样神圣的党，怎么能容忍你这样的行为，你既然是领导，你就要用非常圣洁、纯洁的姿态来领导工作。所以我不能容忍他的缺点。
肃反
很快，1954年的内部肃反，降临到我头上。
1955年“肃反”大规模开始后，法院常委在党内号召全部共产党员中县团级以上停止工作，来对付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法院骨干分子都站到了我的对立面。
他们在整我时，用的手段比我们打老虎时恶劣得多了，有人给我写了一封“特务来信”，故意造成我与特务有联系的假象。我认为这是法院内部的人写了来陷害我，因此坚持让他们调查是谁写的，这很好查，但他们就是不审查这封信是谁写的。不但不审查，到了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以后，他们又拿着信来找我，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是你写的，你承认就没事了。”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写特务来信？他们这种手段真是又荒唐又很拙劣。
我也不是那么好整的，虽然几十个人为了王贺之争来斗我，但我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过。有一个具体的情节是：王斐然看到怎么整我也拿不下来，他就来找我了。他说：“问题讲清楚也就告一段落了。老这样子僵着也不是办法呀。”我说：“那我可以如实地讲，我该讲不该讲的都讲了，我已经讲清楚了。”他提示我说：“那你可以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这很明显是想让我把贺生高咬出来。我对他说：“那你要早做这么个自我批评，我不早就没意见了吗？”
更早的时候，有人批斗我，是因为我参加过远征军，他们就批我参加过“伪军”。我从来都敢公开讲，我对美国是有感情的，二战期间美国这个国家对中国提供了多大的援助，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参战，德意日不是没有得逞可能的。但是抗美援朝时，我真是认为美帝国主义是野心狼。我刚加入远征军时就接触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了，并深受其影响，但在抗美援朝时，我认为是美国政府背叛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有一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就一直没有恐惧，因为我一直置个人的生死、荣辱温饱无所谓，我太无所谓了。早一天走晚一天走，都是走；吃好一点吃差一点，只要是温饱问题能够解决，都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怎么整我，怎么给我不舒服，我都太无所谓了。知道他们是故意整人，但我并没有怀疑过他们整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对运动发展事态已经明白了，但是即使是1954年内部肃反肃到了我自己身上，我也没觉得是政策有问题，我以为是下面的人在执行中出了问题。
对斯大林的崇拜也这样。1953年内部肃反还没有开始，我是刑事庭的庭长助理，同时是敌逆产清管理组组长。有一件事我未曾公开讲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我觉得我受到了沉重打击。我甚至觉得自己比毛比周都沉痛得多。人类的前途没了，不得了，这怎么办呢？我命令我领导的一个小组停止了工作，开追悼会，40多人一律站着。正在这时，出身北师大、我们一起工作的苟正华闯了进来。
苟正华一进来就说：“老张有个案子要向你汇报。”我“啪”就甩他一个耳光，“你也不看什么场合，汇报什么”。我在那种极度恶劣心情下，竟然抽了他一个耳光。后来我一直向苟正华道歉，他对我很宽大，我们俩关系一直很好。我在当年对斯大林的热爱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太重大了、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去世时，我有的只是这样一个想法，人类的前途，怎么办啊？
“放卫星”
“大跃进”我们参与了，我们还在南口北京市委的农场参加了放卫星宣誓大会。
南口农场放卫星的方法是，把已经快要成熟的30亩稻子拔出来放在一亩地里，当时所谓的密植，绝对是密不透气。庄稼不透风不行啊，后来经高人指点，在这块地的四个角安装了四个鼓风机来吹，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来视察过，因为这是新生事物。
我们也不是无知的人，30亩稻子眼看就要有收成了，你拔出来合成一亩？这不是糊弄人吗？但是当时我心里还有个疑问：《人民日报》上面小孩子坐在稻子上。《人民日报》能造假吗？《人民日报》总不会骗人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想不通，也不信一亩地能产几十万斤。
南口农场当时有四个分场，总场召集四个分场开誓师大会“放卫星”，放卫星的方法很简单，一分场上去发誓，比如他们宣誓要产2000斤，二分场宣誓就要产4000斤，三分场宣誓就要产8000斤，到了四分场就是1.6万斤。当天就能长几十万斤。这很明显是在瞎吹，跟我在一起的周奎正，他说这一亩稻子长这么多，这装在麻袋里摞起来，得摞多高了呀？就为这句质疑的话，当时就按反革命来批斗他。
我们这时候就很明白这放卫星是怎么骗人的了。但我认为路线不会有问题，毛泽东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从心里觉得他说得多好啊！那些出问题的，一定是下面执行者不好。
“不驯服”
1979年8月份高考评卷，我们被封闭在北师大看卷子。那时是保密式手工作业，很辛苦，效率也不高。卷子还没看完，学校党委就来人找我，说市委通知你明天早晨9点到市委报到。我问什么事？他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保密的，但是你必须来。
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李立功宣布，市委决定要审判“五大领袖”。市委研究了分工。第一个是老佛爷聂元梓，第二个是蒯大富，好像第三个是韩爱晶，念到韩爱晶时，宣布审判员张思之。念完宣布散会，明天开始工作。
这时我只好找到法院带队的，我说对不起啊，这个任务我接受不了。当时我讲得比较温和，我20多年没办过案件，我怎么会审案子呢？他们就说：“我们是反复研究的，我们研究了材料，因为五个人中，韩爱晶最难对付。我们觉得你能对付。”我说：“对不起，我很难办。”当时我很强硬，我说谁决定的，我也不会去。
1979年“平反”后给我的前景是，你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原来你是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当时我刚恢复党籍，他们就说：“作为党员你得遵守政策吧？”我问：“哪条政策啊？”他们说：“归队呀。法院你实在不愿意回，那你得回律协。”我说我宁肯回律协。我说我是从律协出去的，我就回到律协来。
当时普遍的想法是律师比法官低一等。法官都是政治上过硬的人，有问题的人才去做律师。或者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政治上靠不住的人才做律师。很多人对我的决定很难理解。
我做出回律协的决定，是认真思考过的：经过这么多年反反复复所谓的斗争，人总要有所思考。
从这次开始，我也不那么驯服了。
（本文为张思之先生口述，本刊主笔杨东晓整理）

在历史的苍天下

很多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行事没有底线。但我知道，中国人最起码曾经是有信仰的。人们心里有一个朴素的“苍天”。王冀豫心里的“苍天”就没有死，所以，他才有面对罪恶的勇气。
文/季业（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编导）
2013年，恰好是《冷暖人生》开播十周年。十年，五百多期节目、五百多个人物。作为一个参与该节目近八年的“资深”编导，我见证了其中的大部分。回顾栏目的筚路蓝缕之途，对历史人物的挖掘和记录，起到了劈山开路的作用。从2004年至今，正是对国军抗战老兵、志愿军战俘、文革知青、中越战争老兵等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呈现，使《冷暖人生》开始触及时代精神的核心。现今的《冷暖人生》，历史人物的比重几乎是五分之二，是实打实的中流砥柱。
而《冷暖人生》的历史讲述风格不同于同时代的大量历史文献类栏目，也不同于“口述历史”类栏目，它的着重点不仅在于历史事件的还原，也不止于人物的历史见证人身份，更重要的是，其中人物的命运必须被历史扭转–这种扭转带来的戏剧性和人性凸显、情感激荡是故事的主核，而由此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对命运的感慨等等五味杂陈的感受，则是主核激起的层层涟漪。
以下，我写几位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人物。对他们的有些感受，我已呈现在播出的节目之中，有些感受，况味则更微妙复杂，难以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上完全呈现，今日写下来，也算给它们找个归宿。
王冀豫
王冀豫站在办公室正中，身材挺拔，隔着衣服也能看出肌肉结实，脸上的线条似刀砍斧劈，根本不像60岁的人。只是他看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左眼怪怪的，后来才知道，那只眼瞎了。
2010年年末，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一个在文革武斗中打死人的红卫兵的自述–这个人物太有分量了。毫不犹豫，我们决定联系采访，出人意料的是，对方一接电话，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于是，王冀豫就出现在了《冷暖人生》的办公室里。
一切如此顺利，我压抑着内心的波澜。接下来的采访和节目，是我职业生涯面对的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一个文革亲历者（他亲历的程度如此之深）将可能出现在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上，在彼时的意义可谓石破天惊。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主持人陈晓楠亲自采访，我操控面对王冀豫的摄像机。我差不多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他说那句话时的语气、神情。王冀豫的坦诚以及反思的深刻程度，远超我们的期许，很多话都有着振聋发聩之感。
1951年，王冀豫出生于北京某部队大院，写出《动物凶猛》（该小说后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王朔，在王冀豫嘴里都是“小屁孩儿”。这是最为“根正苗红”的一批人，当1966年红色燃烧中国的时候，王冀豫15岁，正是最为“动物凶猛”的青少年。他们一方面颇为自负，认为自己这样的“军干子弟”才是真正的“革命接班人”，而现实处境是：他们的父母又多数都“靠边站”了，那些他们平时看不起的“平民子弟”竟然借着“造反有理”的指示“抢班夺权、翻身做主”了，这绝不能容忍。在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大人们自顾不暇，散布在各大城市无人管教、青春能量急于发泄的青少年成了能被有效利用起来的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他们先是合力“砸烂了旧世界”、推翻了“反动权威”，继而就根据各自的立场分化、互殴了起来，曾经的街坊、同学、工友成为仇寇。且看王冀豫描述他们一伙人在街头偶遇“狗崽子”的一幕：
“一帮人打一个人，打倒了以后就拿靴子照脑袋上踹，真是踹，嘭嘭的。当时给我瘆的，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人脑袋我说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太残忍了！后来我就被一个高中的给我提溜起来了，他说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人渣，他是流氓，他是人民的敌人！真是叫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羞愧极了。脑子里马上过了一个最简单的念头，我应该把自己给否定了，应该像他们一样–我觉得人呐，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干坏事就跟溃了的堤坝一样，我就是那么一个瞬间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混蛋、特别狠，狠到照他脑袋上连着踹！刚开始还有点心里发怵，后来觉得很舒服、很痛快，打人是乐趣。真的，人就可以变成这样，可以变成野兽，瞬间的事。”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派系林立，王冀豫这样的干部子弟们自称“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他们组成的“联动”派和平民子弟为主体的“四三”派势同水火。1967年8月5日，在一场北京粮校的武斗中，王冀豫等一伙“老兵”被一群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开着卡车、整齐地喊着“打倒联动”口号的“四三派作战人员”围堵在一条死胡同里。陷于绝境的王冀豫们发疯般地突围，混战中他脑袋上挨了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一砖头，他抄起棒子追了上去。
“我就追上去照他脑袋给他一棍子，他就像个布袋子一样，嘣，就特别有弹性，就摔在那个坡上了。滚下来以后他好像才缓过劲来，想爬起来，他的头就在这儿，我就看着他，一棍子打他这个左前额。当时我就特别疯狂地指着他大喊：我说你跑不了了！这个血就一下溅出来了，我那棍子头上都是血。”
混战在几分钟内结束，绝地反击的王冀豫一伙竟以少胜多。但“胜利”的喜悦只维持了一会儿，当听说死了人、尤其是这人还是自己亲手打死的之后，王冀豫体内那看似凶悍的魔鬼一下子就瘫软了。
“我一听当时我就怂了，一下就如五雷轰顶，嗡一下就懵了。这个理性突然又回来了，杀人害命，这都是缺最大的德了，就浑身都发抖，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后来就跑到医务室，再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血就那么噗噗地往外冒，嘴巴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眼睛半睁着，瞳孔散了。能看得出他很结实，也很英俊，小伙子。那个瞬间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他是人了，他不再只是一个敌人了，他是人了，前面没有任何冠词。”
事后，从“四三”发出的讣告中，王冀豫才得知：被他打死的那个青年名叫王雁鸿，19岁，普通工人子弟。从此，这个名字和那张死亡的脸就成了王冀豫的噩梦。当时的乱世，法制几近弛废，警察没有马上找上门来。王冀豫此时恢复了他半大孩子的虚弱本性，他躲在家里，既不敢自首，更不敢告诉父母，想出了一个南下去参加“援越抗美”、到战场上自救的主意。于是他奔武汉、到广州、进海南，一路目睹各地武斗的惨景，停尸房里不仅有“作战人员”，还有很多被流弹击中的无辜路人–卖甘蔗的小女孩，进城的老农民，探亲的公务员……此时他才开始在心中自问：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1967年12月14日，王冀豫在海南被捕，那一刻他大大地松了口气。他先是被拘押在海口监狱，半个月后被转押回北京半步桥监狱，九个月后，王冀豫被释放转入学习班。出狱后他才从警察和父母那里得知，自己是在王雁鸿的父母的首肯下，才得以被提前释放的。采访到这儿，晓楠问：你后来见了他父母吗？王冀豫摇头，“没有，不让见。”那是采访中他唯一一次流泪。
之后的岁月，这些热血沸腾的红卫兵，被下放农村“改造地球”，在艰难时世中成了一个个泄了气的皮球，也都清醒了过来。接下来的采访中，王冀豫列举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有和他一起参加“8·5粮校武斗”的“同案犯”，也包括几个曾在京城风光一时的武斗“狠角色”–这个得了癌症、那人吃了官司、自己则在工厂的一场事故中弄瞎了左眼，说到这儿，他忽然抬起头，看了天花板一眼，说出了最令我震撼的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苍天有眼。”
很多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行事没有底线。但我知道，中国人最起码曾经是有信仰的。人们心里有一个朴素的“苍天”。王冀豫心里的“苍天”就没有死，所以，他才有面对罪恶的勇气。
1967年，王冀豫16岁，王雁鸿19岁。如今，王冀豫62岁，王雁鸿如果活着，65岁。好多年了，每到春节，王冀豫都会给王雁鸿烧纸，烧纸的时候他絮絮叨叨，对着夜空里的王雁鸿说话。王雁鸿早已不再是个噩梦，而像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如此特殊，他从未离开王冀豫半步，跟他一起见证着时代。
节目做完后，我和王冀豫也算成了朋友。他在京郊开了一家马场，总是叫我有空去玩，但我只去过一次，是为了给节目后期拍些外景镜头。王冀豫的马场更像个沙龙，时常高朋满座。同龄人都叫他“黑子”。
有一天王冀豫忽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因为在微博上“胡言乱语”，账号被注销，要我关注他的新号。我劝他谨言慎行，他嘿嘿笑着，那时我觉得这个比我大二十多岁的男人还是个孩子。
近一年来，“文革忏悔、公开道歉”这些词汇已经渐渐在媒体上更多出现了，前些天，我看到王冀豫又接受了凤凰视频的专访，在专访中他说：“道歉，是一个时代罪恶的一声叹息。”我想起王冀豫说过，他媳妇总骂他：你的那些丑事要说多少遍？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则回应：我就是要一遍遍地说，知道我丑事的人越多越好。
我还记得王冀豫的另一句话：
“我没有资格道歉，也没有资格忏悔。我就是认账。”
李文茂、郭庆堂、张洪恩
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医院，现在是一所普通的民办医院。曾经的这里很特殊，只是知道这种特殊性的人很少，并且，越来越少了。
2010年1月，我和一个实习生开车来到这里。走进医院宣传部门，向对方表明身份和目的，对方相当冷淡。我说我想看看曾经住院老兵们的资料，对方说“都没有了”。我又申请想去老院区看看，对方说“早就荒了，院子上锁了，钥匙也不知道在谁手里”。
很显然，我这个记者在对方眼中，对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效益都没有任何价值。所幸，我手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李文茂，时年70岁，已经退休十年的他接到我的电话后略显惊讶。因为我所说的这几个字“志愿军精神病院”，已经二十多年无人向他提及了。
沙岭子医院的前身，叫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原属部队编制。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300万志愿军中有20万伤残，而这20万人中有1000人极为特殊–“应激性战争创伤精神后遗症”–这是学术叫法，通俗的理解是：朝鲜战争使这1000名士兵“发疯了”。河北第三康复医院是几家专门收治志愿军精神病人的部队医院之一，先后有380人在这里治疗。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这里当护士。是这所特殊医院的最老的见证人之一。
（李文茂采访记述）“就有一个病号叫江兴汉，他就老爱这枪，捡一个木头把儿，腰里掖着、兜里装着，两个青霉素药瓶他也对到一块儿，弄成一个枪的形状，打枪这个那个的。你收了他可不高兴了，就是瞄准……有一个叫马光耀，就发怒，咬自己，把自己这两手都咬的都五指不全了，没办法就捆在床上……还有一个叫李海荣，常年不穿衣服。夏天晒就晒着吧，晒得黑不溜秋，老跟那儿站着……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打骂可厉害了，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床上，扔到墙上抹得哪儿也是……”
近五十年过去了，李文茂记得每一个他看护过的病人。他所说的赵桐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在朝鲜战争中，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赵桐风屡建奇功，荣获“特级战功”。然而在1954年，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病，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犹如冲锋陷阵。
由于档案和病例未经妥善保存，多数志愿军精神病人的详细资料已无从查证。幸运的是，经李文茂介绍，我们找到了另一位当事人，同是沙岭子医院的退休职工郭茂昌。郭茂昌的父亲郭庆堂，就曾是在沙岭子住过院的380名志愿军精神病人之一。
郭茂昌1947年出生于河南农村，记事起知道父亲是志愿军，但一去不回，家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直到1957年的一天，郭茂昌发现“守寡”多年的母亲忽然欢天喜地，原来，父亲竟然来信了。母子俩连忙赶往信中的地址–河北省张家口沙岭子，在第三康复医院，见到了父亲和他的一些战友加病友。郭茂昌清楚地记得父子相见的一幕：父亲的大手抚摸着自己的脑袋，用河南腔惊喜地说：“昌，这是我的儿子，昌！”
虽然知道父亲病着，但英武高大的郭庆堂仍然是少年郭茂昌的偶像和精神支柱。1949年，郭庆堂从河南大学政法系毕业，而后加入志愿军入朝，是部队里罕有的大学生。其因何发病已不可考，据李文茂回忆，郭庆堂的病状相对平静，不像有些病人那样激烈，住院期间还保持读书、看报、写日记的习惯。他和儿子也保持联系，郭茂昌16岁时又一个人去探望了他一次。
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到医院当护士，后升任护士长。那时380名病号有的已经病逝，有的痊愈后被家人接走，还剩下五十多人。“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有功劳的人更得好好护理人家。我们那会儿护理质量好，喂水呀、喂饭呀、处理大小便都挺好，所以病人活的时间都挺长。”李文茂说。
护理之外，护士们还组织病人们种树、饲养小兔子。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但到了1966年，一切都变了，“军管会”进驻沙岭子精神病院。先是每晚6点，病人要集中起来“学毛选”，后来又挨个对病人进行政审。那个总是自残、不得已需要绑起来才行的马光耀，就被查出了问题。
“因为唱歌嘛–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就那个，他们就说你听最后这句，他说是”恩人“–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恩人。”（李文茂采访记述）
唱歌口齿不清的马光耀被抓了“现行儿”。1968年，总写日记的郭庆堂忽然被从医院带走，护士们也不知道原因，不久，郭庆堂被送回来了，但已经是一具尸体。
郭庆堂的死因现在已经成谜，采访到了这儿郭茂昌沉默、摇头、红了眼圈。“不能说，没法说。”他哽咽良久。我也沉默，没有追问。伤口过了四十年，一碰仍在流血。
“护士跟大夫医院领导领着去看他，挺瘦，不让我见，怕我害怕。从十岁到我结婚总共才见三次面。母亲更苦，母亲老想着叫父亲回去，能过团圆日子，始终没有盼到。1968年也盼回去了，我捧着骨灰回去的。”（郭茂昌采访记述）
采访后，郭茂昌拿出父亲的遗物：两张照片，两枚入朝作战纪念章，一本日记。郭庆堂笔迹端正遒劲，其中一篇，是他抄写的《共产党党章》。
我提出去看望郭茂昌的母亲，被婉拒。1982年，郭庆堂获得平反后，母子俩被调入第三康复医院，安排就业。随后，我跟着李文茂走进住院部大楼，其中的一间病房，还住着当时还在世的唯一的一名老兵–张洪恩。
在2007年另一家媒体拍摄的视频上，我看到沙岭子医院还剩下三位老兵，三年后我再来，就只有张洪恩了。他时年85岁，牙齿已经掉光，蒙被子躺着，一副木然神情。有些志愿军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和直系近亲失去联系、或者亲属不愿赡养，就只能在医院终老。李文茂问张洪恩：
“张洪恩，认得我不认得？”
“李文茂啊。”
“今年多大了，张洪恩？”
“六十九。”
“六十九？不是吧？”
“是，快七十了。”
“吃什么饭了？”
“馒头。”
“吃几个？”
“俩。”
“怎么样，还可以吧？”
“可以。”
“你的外甥来看你没有？”
“没有。”
说了几句，张洪恩就又躺下，不吭声了。李文茂静静地望了他一会儿。病房里有两张床，张洪恩占一张，李文茂搭边坐的另一张床上，正踞着一个被民政部门从街头捡来、临时放在医院的少年精神病患者。此时他正满脸带笑，咿咿呀呀，自言自语。
沙岭子之行的最后，李文茂带我去荒废的老病区。他穿着臃肿的黑色棉衣，肥胖的身体，影子被冬天的残阳拖得长长的，摇摇晃晃。接近医院的角落，这里人声渐静、荒草渐生，寒鸦在掉光叶子的树上，聚了又散。围墙上还隐约可见旧时代的大标语字迹。铁门上果然上了锁，已经生锈。我和李文茂隔着栅栏向内张望，院子里的几排平房破败不堪，杂草已高过了窗沿。其中的一间屋子存放着二十几位在这里死去的老志愿军的骨灰，多年尘封，已难以想象里面的样子。
“这院里这边都种着花草树，桃树、果树，工作人员连种带让病人也协助。他们也劳动呀，挖挖土呀、摘个果子、摘个豆角，显得也有点活儿。像刚说的那个李海荣光屁股，也在进那个门就看见、在那儿晒着呢。”
李文茂指着荒院各处，眼神一下子回到了过去。提到总爱光着屁股的李海荣时，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也是最悲伤的笑容。

最后一个“托派”

这是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的人物，在他一系列令人咋舌的经历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我有可能拂去蒙在他身上将近一个世纪的尘埃，把这个面目模糊的老人从少人关注的昏暗角落里请出来。
文/张钧（崔永元口述团队首席记者）
刚听到个消息：陆立之夫妇今年冬天在民政局的帮助下住进了养老院，两人一个104岁，一个93岁，没儿没女，在家就是出了事也没人照应。
去年，我曾和同事一起去看望过他们，那时陆立之的脑子已经有点糊涂了，之前，他托人告诉我们说，还有些话想说。摄像机架起来，他开始说，说来说去，都是三年前我采访他时说过的话。
陆立之是我采访过的第一位百岁老人，他可能也是国内在世的最后一位“托派”。

（一）

2009年2月15日傍晚，我突然接到同事孙老师的电话，他让我赶紧和原《炎黄春秋》的副主编刘家驹先生联系，他那儿有个百岁老人的采访线索，据说经历很丰富也很传奇。
陆立之，又名陆梦衣，出生于1909年，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1930年被开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刘仁静为首的托派组织“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成为军统的一员。现居安徽滁州，他写过一些回忆早期中共活动的文章，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
刘家驹先生的介绍很详细，最后，他补充道：“他还是刘仁静的亲戚，而且很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后一个正牌托派。”
当时，我做口述历史采访不到一年，尚没有采访百岁以上老人的经历，陆立之让我既兴奋又惶恐，这是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的人物，在他一系列令人咋舌的经历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我有可能拂去蒙在他身上将近一个世纪的尘埃，把这个面目模糊的老人从少人关注的昏暗角落里请出来，这让我颇跃跃欲试。但是，他毕竟已经超过百岁，身体、思维、记忆力怎么样？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都还不确定。
不过我的忐忑只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负责联络受访者的张新就给我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于刘家驹事先给陆立之打过电话，所以老人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陆老的思路很清楚，而且记忆力也没问题。”听了张新的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那天下着雨，冬末春初的北京潮湿阴冷，我走在朝外大街的便道上，一边走一边在电话里对张新说：“马上订机票，咱们后天就去。”

（二）

在出发前的一天时间里，我和搭档张新开始疯狂地寻找有关陆立之的信息，收获颇丰。我们不仅从著名托派王凡西的回忆录里找到了有关陆立之的记述，甚至还发现了中共1930年1月将包括刘仁静、陆梦衣等人开除出党的通知，这一切都为我们确定陆正牌托派身份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由于陆立之的经历十分复杂和丰富，涉及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众多，这些事件、人物有的我们有所了解，而有的之前简直闻所未闻。每个枝杈伸出去都会耗费掉我们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我们自身的知识储备和采访积累可以稍稍减轻一点工作量，但是要做的准备还是做不完，这让我直到踏上飞往南京的飞机时心还没踏实下来。尽管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知识盲点，我的行李中装上了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参考书：《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等。
我另外的一点不踏实，是仍然对老人的状态没有把握，尽管张新的反馈是积极的，但在见到老人之前，甚至采访完成以前，一切都还说不好。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应付长时间的采访，只能持续一两天，那么我们重点问哪些问题？如果采访中发现老人的记忆力或者思维有明显的衰退，我们该怎样启发和引导，帮助他完成回忆？如果采访中老人的身体出了状况，我们又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遍遍地冒出来，我就像个复习了很久，去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反复熟练地回答着这些问题，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飞机上，一直持续到从南京开往滁州的出租车上。

（三）

2月17日傍晚，在滁州市工人路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陆立之。老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精神看上去很好，特别是一双眼睛格外有神。我们走进房间时，他主动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向我。他的手有点凉，但和我相握时，我能感到从他手上传递过来的力度。
房间不大，临窗是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和纸。我们坐定后，老人有点艰难地坐到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从桌上拿起一本黄色封皮的书，递向我，说：“这是我头两年出的一本书，送给你。”
我连忙起身接过书，我知道这就是那本我们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实的《谁主沉浮》。这本书是陆晚年所写回忆文章的结集，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内容很庞杂，既包括作者对其本人在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四一二”事变、抗战等大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的记述，也涉及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托派组织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和覆灭、军统组织在30年代和抗战前后活动等情况的记载，还包括他对周恩来、王明、瞿秋白、米夫等中共和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的回忆。在见到陆之前，我们只在网上零散地找到了其中的几篇文章。陆立之把这本书送给我，为我们接下来的采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交谈的过程中，陆立之有时会起身取东西，行动有些迟缓。他的夫人告诉我们，之前老人的腿脚还很利落，上下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去年他过一百岁（虚岁），市里领导来看望他，送给他一幅“寿”字。这幅“寿”字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房间里最醒目的位置。有天挂在墙上的“寿”字有些歪了，他自己登上沙发想把条幅扶正，就摔骨折了。养了大半年，现在刚刚痊愈，但腿脚已大不如前。
那次见面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拜访的目的却全部达到了。通过跟陆立之的交流，我发现尽管老人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重复和中断，但对一个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他的思维和记忆力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整个身体状况看上去也很好。这让我对接下来的采访增加了不少信心。
不过，在当时，还是有一个现实问题给我造成了困扰。以往我们对高龄受访者进行采访时，一般都希望能有老人的子女陪同：他们对老人的身体状况最了解，一旦发生意外大家也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反应。陆立之没有子女，身边只有年近九旬的老伴照顾他的起居。他的家房间不大，光线声音状况都不理想，很难达到我们拍摄的基本要求（我们的采访通常会架设红背景，布置简单的灯光，对环境声有较高的要求），在老人家里完成采访有难度。我们可以在宾馆里布置一个采访间，每天接送老人，但陆立之居住的楼房没有电梯，他住在四层，对骨折刚刚痊愈，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每天上下这四层楼梯，简直是莫大的折磨。
这时，一同前来的张新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把陆氏夫妻一起接到我们的宾馆去住，这样既可以省去老人每日往返上下之苦，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采访，同时，我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我觉得这办法不错，跟老人一说，他们欣然应允。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一早就把两位老人接到酒店去。
冬末春初的滁州天气还很冷，房间里没有暖气，陆老夫妇在室内都穿着棉袄，我们也没有脱下身上的羽绒服，陆立之的夫人王师正忙前忙后地为我们添茶倒水，拦也拦不住。言谈举止之间，看得出两位老人当年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同样看得出的是他们对我们到来的欣喜。在滁州这座破旧的居民楼的一方斗室里，人多一点总会更暖和些，他们过冷清的日子过得太久了。

（四）

第二天一早，张新就把二老接到了酒店，稍事安顿，对陆立之的第一天采访开始了。
与老人见面之后，我的心里有了底。对陆立之，是可以按照时间为经，事件人物为纬，突出重点的思路，来进行一次个人传记式的口述历史采集的。头天晚上，我连夜通读了他的《谁主沉浮》，更强化了这个想法，像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口述历史采访中也属难得一见，如果不能做一次深入的采访，全面地记录他复杂曲折的一生，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当时我心里的小九九是，在老人身体允许的前提下，争取花上一周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次采访。
我们的谈话是从陆立之的小时候开始的。对于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采访，我和我的同事，通常都会用这样的问题作为开端，我借用了挪威作家古尔布兰生一部著作的名字，将这个问题称为“童年与故乡”。一方面这样的问题更容易把老人带入回忆的情景中，逐渐忽略掉我背后一直虎视眈眈的摄像机，话题也不沉重；另一方面，这问题本身也有意义，可以让我们、让未来的研究者去了解镜头前的这个老者是“从何处来的”，会为解释他后来的很多行为提供有效的信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对进入拍摄后受访者的状态进行观察了解的机会，以便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尽快找到与受访者交流的最佳方式。
陆立之在镜头前兴致勃勃地讲了半个小时，这中间我没说几句话，却发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重复，一个是跑题，一个是不按时间顺序讲，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在高龄受访者中很普遍。我要做的，就是耐心听，即使重复跑题了也不马上打断对方。过于迅速的反应有可能会破坏掉老人讲话的节奏和其固有的意识流动，让他陷入一种不知所措，大脑突然“死机”的状态。而且在老人跑题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有新的线索和故事浮现出来，这常常是对我们耐心的意外奖赏。只有当我意识到这样的重复和跑题不会再有新鲜的信息浮现时，才会在老人停顿的时候去引导他，使之回到正常的讲述轨道上来。
对陆立之我就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当我开始逐渐介入他的讲述，试图把其从跑到天边的自语中拉回来时，我发现，他可以跟从我的指引，重新回到对眼前事的回忆中。这让我大喜过望。一件事一件事地讲，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采访者适当的介入和引导，当第一天下午，我们完成了对陆立之的头两个小时的采访后，我们之间的最佳交流方式也建立起来了。

（五）

每天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对陆立之的采访按这个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中间，滁州市政协的领导来过，滁州日报的记者来过，他们和我们寒暄，请老人和我们吃饭，给陆立之拍照，这算是给我们单调重复的采访增加了一些热闹。凑热闹的还有宾馆对面街道上夯实地面的施工机械，它们发出的巨大声响常常让我们不得不停下工作。
来访的人中有人问我：“他说的是真的吗？”
其实这问题从采访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陆立之的经历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他前半生的经历，因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本就稀缺，活到今天并且还能讲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他对上世纪20-30年代中共早期活动、莫斯科中山大学生活以及对托派组织的回忆和讲述都可称弥足珍贵。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年代久远，其他相关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他所呈现的许多故事和细节又多不见诸文字和相关史籍的记载，堪称孤证。如果老人通篇信口开河，那么我们所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的价值甚至这次采访的价值是不是都会大打折扣？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给自己寻找着答案。老人的身份是确凿的，这点我坚信不疑。在托派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有三处提到他，1929年秋，他们曾经在从莫斯科大学回国时同乘一条轮船。里面还两次提到陆叛变托派组织，到南京自首的事。他与刘仁静的关系也是没问题的，在陆立之保存的照片中，有刘仁静晚年生活的照片，他与刘的合影，他参加刘的葬礼的照片。此外，从40年代的报刊里，也能找到陆曾发表的文章。他的一生脉络清晰可辨。同时，他去世不久的哥哥陆久之的经历也可以与他互为参照。至少，陆立之不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
而在陆讲到一些重要的史实时，我都会在采访中或者休息时多问几句，比如这是您亲身经历的吗？这是您亲眼看到的吗？或者，这是您从哪儿知道的？搞清楚信息来源，会为以后的研究者解除掉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再有，就是当事件呈现出来而我将信将疑时，我会鼓励他呈现更多的细节，细节越多，辨别事件真伪的线索越多，对研究者的帮助就越大。
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清楚，做得再多，我也无法保证老人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所从事的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也不应承担为受访者讲述史实背书的义务。对材料进行辨析、考证，决定是否采纳，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材料做扎实了，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尽量多的线索和可能性。想明白这点，我也就不再纠缠老人讲述是真是假的问题了。

（六）

陆立之的身体之好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在采访进行到第五天时他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症状，让我很是担心，甚至开始考虑是否先终止这次采访。但第二天，老人家就几乎好了。很快，我们的采访就突破了一周，开始接近尾声。
对采访，总体上我是满意的，老人对刘仁静事迹的讲述，对五卅运动、“四一二”事变、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对托派组织的成立统一，对抗战时期上海孤岛里军统的活动等的讲述，细致而生动，充满了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一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出入其间，也是鲜活可亲的。我们希望他能重点讲的，他基本上都讲了，一些我们事先准备没有涉及的内容，他也在不经意间讲了出来，应该说这次采访的收获是沉甸甸的，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同住一家酒店，每天都在一起，除了采访，我们还常会拉拉家常。渐渐的，我们与两位老人之间有了些工作之外的感情。二老年纪大，吃不了硬的东西，一日三餐，基本上就是喝粥，或者是阳春面，小馒头。于是采访多少天，我们就一起吃了多少天的阳春面、小馒头。以至于我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碰这几样食品。
陆与现在的夫人王师正是半路夫妻，王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年轻时应该很美。她后来也投身军统，与陆40年代相识结婚，1949年后一起被抓，一起劳改，一路辗转，晚年一起落户安徽。陆年轻时颇风流，结过不止一次婚，但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吃了几十年苦的，却是这位看上去与他不大般配的大家闺秀。我们每天采访时，陆在摄像机前讲，王就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七）

采访越是接近尾声，我内心由一个问题产生的纠结就越严重，这是在我看到《双山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后产生的：
在莫斯科的孙大中，彩莲以“美丽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断为一些国民党大官们的贵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们，甚至深恶他们，终于和一个并非公子的陆某结了婚。
文中“美丽的小麻雀”叫黎彩莲，被王凡西称为“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1936年因肺结核去世。陈独秀当年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过对黎去世的深切悲伤。而上面提到的“并非公子的陆某”就是现在每天坐在我对面接受采访的陆立之。
我的纠结主要来自下面这段文字：
反对派统一以及大破坏后，她的丈夫陆某变了节，投向南京政府。那时彩莲正在红十字会医院内产子，惊闻此讯，忍痛弃子逃出了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在危难之时抛下在医院待产的发妻去自首，在什么年代这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他讲到去南京自首这一节时，陆立之没有跟我讲这个情节，我要不要在采访结束前点明这件事。
这件事的难处在于，陆的夫人有天在走进采访间前对陆立之说：“黎彩莲的事就不要讲了。”而这句话恰巧被我的同事摄像小吴听到了。而每天陆的夫人都会听他的采访，当着两位老人，这个问题变得重如千钧，让我始终无法启齿。
有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貌似无意地提起了王凡西和郑超麟的回忆录，问陆立之是否看过，他迟疑了一下，说，“看过”。我又问：“您觉得里面写得内容真实吗？”他想了想，说：“基本上还是真实的吧。”我没再继续往下问，他也没接着往下说。
整个采访持续了十天，比我们计划的多了三天，陆立之，这个目前中国唯一在世的正牌托派，第一次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在摄像机前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2009年2月27日采访结束时，我特意问了一下摄像，一共录了多少盘磁带，他告诉我，四十二盘。后来我知道，那是1238分钟–20个小时零38分钟。
我最后也没有向陆立之提出关于黎彩莲的问题，我想那段往事一定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我不愿意面对一个年过百岁的羸弱老人在镜头前的尴尬和辩解，或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应，这对我们都是一件太残忍的事。
这可能有点遗憾，那就遗憾吧。

谁来书写“小草”的历史？

尽管多数人的命运不载于文字，重大事件的叙述也被修官史的人垄断，但民间依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向后人传达历史真相的一鳞半爪。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可以将一棵棵小草的荣枯真实地记录下来。
文/十年砍柴（作家）
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
学生时代，学唱过的歌曲很多，而能在人到中年依然记起的，很少。《小草》算是其中一首，或许是生长在乡野，在我初中时代第一次唱这首歌时，心中有些许悸动。但当时年少的我，也不可能从这首歌生发出更多的什么“微言大义”。
近些年，我数次在清明节回那三千里外的故乡，为祖父祖母扫墓挂青。几乎只有老人和幼儿留守的乡村，草木疯狂地生长无人砍伐。祖母的坟头，只要过一年，野草就齐人高，将墓碑和坟头遮得严严实实，我和我的兄弟用柴刀将草砍伐干净，才能露出墓碑上镌刻的字：“李府张氏老孺人之墓”。
我的祖母，至死都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娘家，她的父母和亲人唤她的乳名；嫁给我爷爷后，载入族谱、刻入墓碑的是“李张氏”。她的两个儿子–我的父亲和叔父、四个孙子–我和三位兄弟，大名倒是清清楚楚地刻在“敬立人”之列。
祖母只活到五十多岁，她在我长兄出生前两个月病逝，四个孙子两个孙女都未曾见面。对我们兄弟而言，“奶奶”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清明前去光顾一次的土堆。我的祖父去世时，我已经12岁，念小学五年级。儿时他偶尔给我讲往事，也只是一些片段–他无非是寂寞中对着不谙世事的孙儿自言自语而已，他的述说中从来不提奶奶–那位替他生过七个孩子只两位成人的妻子。我的父亲有时会给我说两句奶奶的事，也只是“可怜”“善良”“从不和邻里吵架”云云。在爷爷的葬礼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了奶奶苦难一生的概述。我的舅奶奶–即奶奶娘家的弟媳妇呀，在哭姐夫的时候，勾起对苦命的姐姐的回忆，她用哭腔诉说我的爷爷命好，长寿，看到了孙子孙女出生，得到了儿子的孝敬，她那位姐姐自嫁到李家以来，她讨过米，经常挨饿。好不容易熬到大儿子工作了，娶了儿媳怀了长孙，可孙子还没出生就走了……
现在我的舅奶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有时回想起她哭诉我祖母的一生，我不觉凄然。像我祖母这样平凡而穷苦的乡村妇女，连她的儿孙都不能完整地说出其一生经历，遑论他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样的普通人，包括我的祖母祖父，就像山间那些小草一样，生长、枯萎、完全消失，无人在意。
国史只为王侯将相大儒名臣等人物作传，自然不会记录这类小人物的命运；那么家族史呢？同样不载。我翻看过本族1983年修订的族谱，多数人如我的祖父祖母，只有一行字记载其生卒之时，他们的人生故事，或精彩或平常，或顺遂或凄苦，全部湮没在两行字中。只有取得过功名和有过官职的家族成员，才会在族谱中附有小传。
我对民间写史感兴趣后，对这类问题进行过一番思考。很能理解在传统中国普通人的故事不载于书是正常的。在多数人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文教不彰，即使是尊师重教的古代中国，能掌握文字并有意识地记录所见所闻的人，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中间得意者进入官场，自然不会写小人物的故事；即使失意如蒲松龄、曹雪芹这样的士人，同样只把笔端对准自己的同类。
然而，尽管多数人的命运不载于文字，重大事件的叙述也被修官史的人垄断，但民间依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向后人传达历史真相的一鳞半爪。
在高中时，因为一位历史教师的缘故，我隐隐觉得中国有两套叙事的模式。这位历史老师是湖南新化县的，新化是陈天华的家乡。他讲课时讲到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解释说这两个小册子是用我们湖南中部叫花子讨米的莲花落写的，所以朗朗上口，易于传播。讲到太平天国时，就放下书本，给我们讲石达开与洪秀全决裂后，分兵向西，曾经包围我故乡宝庆府长达半年之久，最后在正为湖南巡抚做师爷的左宗棠规划下，坚壁清野守住了宝庆城，石达开不得不撤退，继续西行，直到殒命大渡河畔。家乡也便赢得了“铁打的宝庆”之称。
这些发生在故乡惨烈的史实，在历史书中往往是轻轻带过，即使是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也很难关注。比如我所在村庄往南2华里的一个乱坟岗，儿时我和伙伴常常去放牛。老者告诉我那是埋葬“长毛”的地方。这些长毛如何来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如何战死，埋骨异乡？没有系统历史知识的老者，当然说不出所以然。多年后我对照石达开围宝庆城的那段历史，才明白宝庆城北路曾发生过一次惨烈的交战，以争夺城北门户，战场就在我村庄旁边。最终太平军战败。
我在想，那段死伤无数的战事发生时，我的祖辈正在做什么？逃难？旁观？一切都没有答案。
这样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我无法苛求不识字的祖辈将他们看到的人与事记录下来，留给我们。
而今天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早在乡间普及，普通人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文字、图像、视频记录周围的一切，也能通过网络等方式进行传播。可以说，民间记录历史，在技术上已无障碍。那么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
我以为一是意识；二是方法论。
意识上的障碍，是因为受到长期的官方历史观教育影响，把历史记载看得高不可攀。因此首先要给“写历史”祛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书写自己所见所闻，不但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权利。只有更多的人使用更多的方式来记录自己亲历的历史，历史才难以被某些人垄断。
第二个是方法论的问题，好的做法能使所记载的历史更为全面，更接近真实。有志于参与民间写史的人，最好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写日记。我自己记了15年的日记，一直没有断过。一件事发生时，身在其中者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因为习焉不察。但如果记录下来，再过五年十年翻日记，它就有历史感，原来当时某个时期，尤其把小历史和大的历史一对照，就很有意思。比如二十年前我刚到北京，三环路刚修好，三元桥边的烂尾楼中旅大厦还在修修停停。现在北京修到六环，再翻看当时的记载，感觉就很不一样，很有历史感。
当一个人记录别人的故事，比如找长辈口述其人生经历，帮着记录下来，重要的是如何引导老人讲出细节，说出更全面的信息。没有引导，长辈们可能不明白，他觉得我要教育这个孩子怎么吃苦，给你来一番忆苦思甜。而且要善于判断平常叙述中可能隐藏的精彩故事。比如某人的奶奶家比他爷爷家富裕，当奶奶的可能讲到这桩婚事，两句话就带过去了。但如果你思考一下，差距甚大的两家怎么会结亲？细挖下去就可能将精彩的细节引出来了，这些细节很可能佐证大时代的变迁。记录长辈的口述之外，尽量多方面采集资料。同样一件事每个人处于自己的立场，其叙述也不一样，几乎所有的大人物、小人物都是这样。对民国时期发生的大事，蒋介石的日记记录，和李宗仁的口述自传很可能相差甚大。同样一件事情，奶奶说的跟爷爷说的可能不一样，妈妈说的跟爸爸说的也可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多了解，详细地记录，然后结合其他的史料进行对比、甄别。
很遗憾，等我明白这些道理时，等到记录的技术手段不再是障碍时，我的祖母已经逝去四十九年了，我的祖父也辞世三十一年。他们和无数小人物的故事，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黑幕里。
但愿以后的小草历史不再被忽视、被湮没。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可以将一棵棵小草的荣枯真实地记录下来。

我的历史观：五栋楼的故事

一号楼唯物史观是我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历史观。二号楼血酬史观是我2003年初步形成的历史观。三号楼进化史观，是我2008年试图借鉴改造的。四号楼，儒家史观，从2008年到现在2013年，我一直在学习理解改造。五号楼造化史观，只是我想象中的未来建筑。

文/吴思（历史学者）
主办方要求每个主讲人讲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介绍我们各自的历史观的特点和形成经过。我想讲一个五栋楼的故事。这五栋楼分别是：一号楼，唯物史观。二号楼，血酬史观。三号楼，进化史观。四号楼，儒家史观。五号楼，造化史观。
一号楼，我最初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
我们所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从中学到大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报纸广播里整天说改造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就是我们这代人无从选择并且不容置疑的历史观。我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特别感兴趣，因此学得特别认真，加班加点地学，装了一脑袋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有简明的结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同三层楼。在这栋楼里，活动着不同的阶级，主要是两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上层建筑里，住着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他们的保安和吹鼓手。主要阶级的变化，决定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例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按照斯大林版唯物史观的分类，共有五个历史阶段。
唯物史观有许多高明之处，不过，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和我们亲历的当代史的时候，难免产生一些困惑。例如，我们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邓小平出山，到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然后调整农村政策，大包干，然后大丰收，其背后的逻辑似乎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经常表现出这种逻辑。
二号楼，我杜撰的历史观，我称之为血酬史观。
为什么要建二号楼呢？因为有了以上困惑，我经常感到一号楼太小，住不下在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庞然大物，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我称之为暴力集团。他们不是生产者，他们掌握的不是生产要素，而是破坏要素。他们凭借破坏要素参与分配。坐了江山之后，凭借权力参与分配，还选拔雇佣了一个庞大的代理人集团–官家集团。
这个集团显然不在生产关系之内。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就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社会集团，如此说来，阶级分析中没有暴力集团的位置。唯物史观把暴力集团归入上层建筑领域，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起守夜人的作用，相当于统治阶级的保安。这批人被安排在三层楼上的一个角落里。
我认为，把暴力集团当成保安，太贬低他们了。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产关系不顺心了，就改革一下，放一放。放多了，不合算了，再收一收。如此收放自如，保安能做这么大的主吗？
于是，我就设计了二号楼，里面有两大集团，一是暴力集团。二是生产集团。描述生产集团行为逻辑的，有经济学的各种定律。描述暴力集团行为逻辑的，有血酬定律。这个定律也是我杜撰的，大意是暴力掠夺行为与暴力掠夺的收益正相关，与卖命的风险及成本负相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风险越大，卖命的越少。
遵循血酬定律的暴力集团的行为，与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我发明了一条对元规则的解释，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是最基础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在暴力集团的主导下，生成了其他一些次级规则，好比楼房的层级结构。
在生产关系层面，暴力集团会选择最佳自由度，让生产集团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所谓鸟笼经济，充分利用他们，又不至于反客为主，不至于翻天变天。
在财政税收层面，暴力集团会选择最佳抢劫率，也就是最佳税率。
在意识形态层面，暴力集团会制造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价值观，世界观，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历史观。为自身的行为辩护，维护自身统治。
这也是一栋四层楼。
生产集团与暴力集团之间的博弈，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暴力集团内部的博弈，也是一个长长的故事。生产集团内部的博弈，还是一个长长的故事。生产集团内部博弈的故事，由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讲。与暴力集团有关的博弈，正是二号楼里的故事。
一旦生产集团翻了天，像控制保安那样控制了暴力集团，例如，资产阶级控制了议会，议会控制了政府，政府控制了军队和警察，资本主义时代就开始了。一旦公民控制了政府，政府又控制了军队和警察，公民就成为暴力最强者，民主主义时代就开始了。
与一号楼对照着看，二号楼的特点是：在生产力之外，引进了破坏力，让暴力集团从上层建筑的一个角落里现身，落地，与生产集团共同构成二号楼的支柱，其中破坏力还是核心大柱。什么时候生产集团能把庞大的暴力集团控制住，封在盒子里，压在下面，以生产力为核心支柱建起一座新楼，那时候，生产力才可以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才可以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现在把权力关进盒子或笼子了吗？如果尚未成功，我们就仍然处在适用血酬史观的历史阶段。
三号楼，进化史观。
引进暴力集团和破坏力要素之后，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把握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的关系？哪种理论适合描述这种关系？我试过唯物辩证法，试过博弈论，试过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还试过阴阳五行学说，这些理论各有千秋，但最好用的好像还是进化论，再加上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行为生态学。
进化论好比一栋楼，由低到高，讲述了生物演化的故事。不同的物种如何形成，如何遗传变异，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相互作用，达成某种生态平衡，层层演化，构成一个又一个时代。在进化论里，故事的主角是物种，常规是遗传，新闻是变异，基本剧情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结局是生态平衡。
行为生态学，不仅讲述进化的故事，还仔细分析各个楼层里不同物种的生存策略，他们的互动，进化，用博弈论计算这些互动的成本和收益，最后演化出稳定的对策均衡体系（ESS）。
我觉得这些叙述框架很精彩，对生物界的解释力很强，便把它搬过来，作为基本框架，整合前两栋楼的建筑材料，在生物进化的基础上讲述人类文明演化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主角不是物种，也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或民族，还不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而是某种生存策略。生存策略是行为生态学的重要概念，我用它来定义各大社会集团。采集狩猎是一种生存策略，暴力掠夺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打天下坐江山，和务工务农、投资经商一样，都是生存策略。这些生存策略的载体可以叫阶级，但又比阶级大，包括了生产集团之外的暴力集团，我把这两大集团称之为阶群。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就是最大的两个阶群，就好比动物和植物。
这些阶级和阶群彼此互动，继承创新，适者生存，形成某种世态均衡，这就是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
四号楼，儒家历史观。
我们这代人在评法批儒中长大，对儒家缺少尊重。至于儒家史观，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忠臣奸臣，三纲五常，满纸的道德评价，好像水平不高。
大概在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英语中的“right”如何翻译。我认为最贴切的译法不是“权利”，而是“权分”。分，名分，本分，你的分我的分，在古汉语中是权利和义务的统称。在分前边加一个权字，可以把权利和义务分开，同时将西方的权利概念与中国的传统思路接轨。一旦找到把西方的权利概念引入儒家传统的接口，再进入这个接口细读，我发现儒家史观很不简单。这里涉及老祖宗的东西了，我们得恭敬点，多介绍几句。
先简单地概括一下：儒家史观，好比一栋建筑，内部有不同层级，还有大大小小的单元房。这栋建筑的名字叫礼，礼的结构大概有两层，一层官，一层民。民又分士农工商等小层级，官也分皇帝贵族和文武九品官员等小层级。每个主体都有不同的名分，不同的名分处于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单元房面积，比如底层小民50平方米，上层二品官500平方米，最高层皇帝10万平方米等等。单元房的大小边界一直在或暗或明地变化，儒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些面积的尺寸如何规定，规定是否得到遵守，是否发生变化。
这种关注本身，已经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分析大楼的内部结构。
儒家史观最概括的表述来自孔子。我们知道，检验一种理论，最无情的办法就是用它预测未来。在《论语·为政》篇里，子张问孔子能否预测未来。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孔子极端自信：“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鉴往知来，通过回顾三代之礼的因革损益推测未来。沿着这条路子，他甚至敢于预测百世之后。可见，孔子历史理论的核心词是“礼的损益”。用我们的比喻说，也就是大楼内外的增增减减。
大楼内外的增减变化，即礼的损益，如何进一步分析呢？儒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做了一个示范。《资治通鉴》的第一笔记载就是大楼内部层级和单元房的变化，也就是名分的变化。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任命三位晋国大夫为诸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天子提拔几个贵族算什么大事？司马光用上千字的篇幅，论述了此事的意义。他首先介绍自己采用的理论框架：“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司马光用了三个概念：礼、分、名。不同的名和分，例如君臣，公侯卿大夫，如同大小不同的单元房构成大楼一样，构成了礼。天子的职分是：正名，定分，以礼为纲纪治理天下。这就是司马光心目中的社会结构，也是他把握历史的基本框架。
司马光把礼分解为名和分，然后分析名和分的变迁。他说，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圣人的拳拳之心，始终牵挂着君臣之间的分际边界。
我们知道，名和分一直处于历史变迁之中。以前没有皇帝之名，秦始皇以郡县制统一中国之后，给自己创造了皇帝名号。以前也没有公民之名，现在也从西方引进了。
除了名称之变还有分际之变。前边说过，“right”可以译为“权分”。顺着权分的思路讨论分际变迁，也就是权利义务的边界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社员如何有了自留地，如何可以大包干，如何可以进城卖菜，如何可以进城打工，如何可以开办企业，这些都是权利边界的扩张，单元房面积的扩张。权分边际的变迁，民众权分的扩张，导致了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构成了改革开放历史的基本轨迹。
有的时候，名号不变，权分却变了，例如，号称是公仆，其实成了老爷，这就是潜规则。有的时候，权分不变，名号却变了，例如还是仆人，却被称为主人，这是更高级别的潜规则。
儒家的礼制和名分分析，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纲常伦理，还关注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天有天的分，地有地的分。这就好比在大楼的最高层建了一座大庙，金碧辉煌的天坛。我们知道殷商时期，对天命和鬼神极度崇拜，大规模的活人献祭，到了周朝，往往用陶俑代替活人，天之分减轻，人之分加重。
对天地人的全面关注，就好比在关注大楼及其内部结构之外，还关注大楼的地理和地质条件，关注气候条件，甚至关注信仰等超越性价值问题。
那么，三皇五帝到如今，上述名和分到底是如何变迁的？变迁的力量来自哪里？分际的变迁有什么规律？这些很有深度的问题，都可以从儒家史观中开发出来。儒家经典《周易》所描述的盛衰转化，也可以看作分际变迁的某些常规。对于儒家史观，我研究得不够，但已经意识到水深鱼多，无论是观点还是史料，都是一座宝库，这里先推荐一二。
五号楼，综合前四栋楼的好材料建构一种历史观，我称之为造化史观。
前边有了四栋大楼，到底选择哪栋作为自己的历史观呢？我感到了选择的困难。每一种史观都有优点，也有缺点。
儒家史观包容天地人，关注官家集团内部的名分变迁，这是优点。但对各个生产集团的关注不够，对不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如何获利，如何分配，缺乏深入探讨和计算。
唯物史观对各大生产集团和阶级关系有深入的分析，但缺乏对暴力集团和官家集团的讨论。
血酬史观专门研究暴力集团和官家集团的行为逻辑，对生产集团内部的关系缺乏讨论，也不关注人与天地的关系。
进化史观的“遗传变异、适者生存”原则很好地解释了生物进化史，但主要关注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我们可以把物种换成人类的各种“生存策略”，超脱地看待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及其下属各个纲目科属的互动，客观科学地计算社会的均衡状态，就好像计算生物界的进化稳定对策（ESS）一样。
我的愿望是：综合前四栋楼的好材料，取长补短，建造一栋新大楼。例如，在唯物史观中补上暴力要素，在儒家史观中补上生产要素，用进化论和行为生态学的方式讨论甚至计算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的互动，同时用儒家的名分变迁思想，讨论各个行为主体在互动中的边界损益，而且吸收儒家史观中的天地成分，赞天地之化育，参赞造化。如此建立新的历史观，可以称之为造化史观。
结语
一号楼唯物史观是我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历史观。二号楼血酬史观是我2003年初步形成的历史观。三号楼进化史观，是我2008年试图借鉴改造的。四号楼，儒家史观，从2008年到现在2013年，我一直在学习理解改造，虽然很敢下手改造，但至今也没学好，今后还要继续学习研究。五号楼造化史观，只是我想象中的未来建筑。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本文由吴思先生根据在“历史嘉年华2013”上的演讲整理修改。）

国家记忆2013o致敬历史记录者

致敬名单
2013年11月17日，新历史合作社主办的“国家记忆2013o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典礼在苏州举行，向8个在历史记录、发掘、传播和公益领域内的杰出贡献者致敬。
近一百年来，我们在向前奔跑的同时，回首家和国的记忆，有太多的遗忘、遮蔽甚至歪曲。
而幸运的是，在当下中国，有为数众多的人，勇于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
–他们参与发掘、记录、整理、研究，参与教育、传播、动员，参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他们坚信并践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值得记录，每一份抵抗遗忘的努力都值得尊重，历史记录需要公众参与、公共立场，需要传播和共享。
–他们尽自己的心力，默默耕耘，对历史尽责，为时代留证。
我们有理由向他们致敬。
年度历史影像–《生死连，兄弟情》
那是一场离我们最近，却离我们最远的战争；那是一群仍在我们眼前，却被视而不见的青春身影；那是一个已经逝去，却被呼唤回归的年代；那是一卷在历史中被潜像，而在今天才得以显影的底片。
年度历史图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先生长于乱世，半生漂泊，“先后经历七个国家，看过五种文化、三种制度”，尝遍家国情恨、人世沉浮，于是有了四册回忆录的宏篇巨制。
先生自言“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于是，一己受想行识之中，足见一代众生的存在；一人流亡生老之际遇，可窥历史之壮阔、世纪之流转。
年度历史记录者–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参赛学生
历史的传承，记忆的接续，不仅是通过书本与考试，更需经由口耳相传，血脉相通。父母虽老子弟在，数万名年轻人持续接力，由自己出发，追溯生命的来路与去向，追问家国的过去与未来，可知吾史不断，薪火不灭。
年度历史报道–中国青年报《为心道歉》
为心道歉，留史为证。我们也许能躲避过去，但终究逃不过历史。《中国青年报》不仅记录了一段往事的开头与结尾，也在追问一个时代的来由与方向。
年度历史行动者–“文革”个人道歉者
历史，是所有人的过去。历史的负面，不仅国家当需反思和戒惕，个人亦当有自省与担当。迟到四十年的道歉，虽然来迟，却正当时。
年度历史公益–孙冕和他的朋友们
他在公开信中发誓：“如不让幸存的老兵在他们暮年过上有尊严的日子，切断我的手指，誓为抗战老兵募钱。”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一言之诺，也不仅是他的朋友们的古风高义，他还希望带动这个国家，站出来为父辈尽孝，为历史担责。
年度公民写史–沈博爱
他只是一位普通农人，是中国大多数的一员；他的经历因坎坷而平常，正如中国大多数的故事。唯一不同的是，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默然终身，由此他成为千千万万梦碎而无声消亡者的代言人。天不丧中华斯文，只因为在中国的底层，一批并非博学鸿儒的小人物，有着赓续文脉的责任感和行动力。
年度特别致敬–张思之
他的法律生涯与红色中国同龄，因此他也与这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同命。他用行动守护历史的底线，他用辩词刻下历史的年轮，他用自己的一生为时代写下独特的“案例”。或者说，他，以及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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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彻底互联网是一种颠覆

2014年03月14日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作者：晋雅芬

9月30日，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第5期上线销售。有着杂志情结的唐建光这一次并没有选择纸质杂志，而是带领团队毅然投身新媒体，创建新历史合作社，打造数字产品品牌“我们的历史”。


9月30日，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第5期上线销售。在这本杂志的背后，曾经有过一场不小的风波——今年年初，《看历史》杂志主编唐建光带领团队集体离职，此事件很快在业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年6月，从《看
历史》出走的唐建光又重新回归“历史”。然而，有着杂志情结的唐建光这一次并没有选择纸质杂志，而是带领团队毅然投身新媒体，创建新历史合作社，打造数字产品品牌“我们的历史”。
作为曾经的传统期刊人，一脚踏进新媒体的唐建光如今对于办刊有着怎样的感受和体会？完全脱离纸质杂志的《我们的历史》究竟如何运营？新历史合作社又是一个怎样的新媒体平台？或许，他的这些经历和探索，会给仍然置身于传统期刊领域的办刊人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一场风波——
媒体变局中不同的路径选择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的杂志客厅，是一个在京城媒体圈有些小名气的四合院式酒吧，这里也是新历史合作社的总部。
说到今年6月创建的新历史合作社，集体离职事件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毕竟这是日后所有全新探索的起因。靠在杂志客厅一个临窗的沙发上，目前职务是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的唐建光，为《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回顾了那场备受关注的离职风波。
2007年，主张以新锐的观察视野和写作手法书写历史的《看历史》杂志创刊。在知识类、学术类、通俗类占主流的历史杂志中，《看历史》这种全新的尝试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但这一独特风格和杂志浓厚的人文气息却为其聚拢了一批忠实的读者，杂志的品牌和发行量也由此得到了较快提升。然而，《看历史》在5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赢得广告商太多的青睐，用唐建光的话来说，“每年似乎都看到了一种可能，但杂志却始终处于亏损状态”。恰在此时，移动互联网时代汹涌而来，随之而来的移动数字阅读让整个媒体市场开始发生变化，读者在迁徙，广告在迁徙，而这留给一本新创办小众历史杂志的生存余地也变得越来越小。
在这一背景之下，杂志究竟要往何处走，让唐建光及其团队与投资方产生了分歧，并最终导致团队的集体离职。唐建光并不愿多谈与投资方之间的分歧细节，在他看来这种分歧很正常，只是“面临整个媒体大变局时不同的路径选择”。
有分歧是正常的，而且由于《看历史》本身体量很小，这场风波也算不上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钛媒体专栏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师魏武挥认为，“掀开似乎是件小事的表面，这桩案例孕育着最普遍的传媒转型之痛，这个转型属于内容生产上的矛盾集中爆发”。也许正因如此，关注唐建光及其团队的出走与回归，对业内人士而言就变得更有意义。
一种回归——
完全砸碎才会有一个新世界
6月，唐建光及其团队打造的首期《我们的历史》在多看、拇指阅读和豆瓣等3个数字阅读平台上线，内容聚焦“台湾的脚印”。在很多人看来，唐建光及其团队回归“历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作为一群有办刊情结的人，他们没有选择纸质杂志而是转战新媒体的做法，却着实让不少业内人士有些出乎意料。
对此，唐建光解释说，最初他们也曾考虑另立门户创办一本纸刊，但做一本刊物至少需要三五年的培育期，而且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创办纸刊并不明智，因为“你是在和世界逆行，是在逆流而上。你的机会越来越少，你的成本越来越高，也许到了你认为可以赢利的时候，这个世道已经完全变化了。”
“试图在一个传统媒体的废墟上构建新媒体，就像是在沙漠里建大楼。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砸碎，直接把原来的推倒重来。你只有把它砸碎，才会有一个新世界。”很快，唐建光及其团队就否定了创办一本纸刊的想法，并决定用一种全新的模式构建这本相对小众的历史杂志——创办完全脱离纸版的数字杂志。
唐建光说，在传统纸刊的成本构成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投入到内容本身，稍微好一点的杂志会在内容上投入20%～30%的成本，大多数杂志则只能为内容投入10%，剩下的成本几乎都花在了纸张、印刷、运营、发行、物流、入场费等环节上。“同样一个历史内容平台，现在数字化之后的运作成本只相当于纸刊的1/3，而且60%～70%的成本都花在了内容上。如果你只做虚拟团队，连工作场地都省了，那么你在内容上的投入比重会更高。”
尽管目前只推出了一种数字杂志，但唐建光及其团队对于构建全新模式有着更大的“野心”——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在主刊《我们的历史》之外，再辐射出4种～5种系列数字杂志。对此，唐建光解释说，传统纸质杂志强调“杂”，在一本杂志中会包括若干栏目，主题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试图用一个信息包满足各种读者的需求以及读者的各种需求，但这其实并不适合未来的媒体形态。
“现在我们也在做信息包，但这个信息包主题非常明确，一期只做一个话题，相当于把原来纸质杂志的封面专题做成一本特辑。而原来纸质杂志的其他栏目未来也会被放大，逐步打造成为一系列独立的数字杂志。”唐建光介绍说，下一步他们将依托原来纸版杂志的《寻路》《战场》《传承》等栏目，陆续推出涵盖人文旅行、军事、人物、家族、商业等领域的系列历史类数字杂志。“原来是满足一个人的多种需求，而现在是把每个需求进行细化，用特辑或信息包满足用户在专门领域的深度阅读需求。”
一个平台——
专注于历史内容产品的生产
9月24日，唐建光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消息——“新历史合作社已与中信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我们的历史’系列数字、纸质产品将由中信出版。新历史合作社专注于优质历史内容和产品，并借由中信强大的出版平台和行销渠道，提升产品品质和阅读体验，传达至更广泛用户”。
10月11日，唐建光又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有幸邀请到两位新同事加盟”，分别负责新历史合作社的内容统筹和“我的历史”公民写史项目，以及新历史合作社数字媒体产品、视频产品的制作和运营。
合作上的有序推进、图书上的疆域拓展、人员上的招兵买马，这一连串的进展让刚刚创建4个多月的新历史合作社羽翼日渐丰满。其实，所谓新历史合作社，是由原《看历史》主要团队成员发起，同时有很多与历史有关的写作者、媒体人、公益人等参与的开放式历史产品生产平台。“生产流程中的核心概念是一云多媒：云包括作者群和内容池，作者不一定是我们的员工，他可以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一切人，这样逐渐形成一个无边界的内容生产队伍；内容池，就是生产的内容放在一个池子里，它可以变成图书、杂志，可以变成视频所需要的内容，可以被不同品种的产品所利用。多媒就是指多种媒体形态、多种销售渠道。”

对于唐建光及其团队而言，新历史合作社既是一个新的媒体平台，更是一次新的创业尝试。他们为合作社设定了两个边界：一是专注历史领域，二是专注内容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我们的产品将包括系列数字杂志、纸质图书和杂志、纪录片和电视节目等影像产品、活动产品、定制产品等。目前正在构建历史记忆平台——‘我的历史’公民写史，每个人都可以记录和分享自己的历史，预计年底上线。”
尽管目前在线销售的数字杂志还没有实现赢利，但唐建光对新历史合作社未来的前景非常乐观，“随着传统阅读的用户快速向数字阅读迁徙，数字阅读平台的用户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当达到一定规模，就会有足够的营养、土壤养活这些数字产品。未来，我们将进行多种产品、多种渠道的销售，形成产品群并在更多有价值的数字阅读平台上线销售，以实现整体的良性收益”。
唐建光将这个“未来”设定在了2015年。对于唐建光及其团队跳脱纸刊的数字化探索，拇指阅读创始人左志坚评价“这是本人目力范围内，比较靠谱的一次尝试，也可以说是内容人必然要做的一个方向：靠数字内容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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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都有价值

2014年03月14日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许荻晔

唐建光：首先加入了学术单元，即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巧合的是，在我们宣布成立“我的历史”平台的第二天，台湾“文化部”也宣布启动“国民记忆库”的收集行动，他们也打算用数字技术保存，做成资料库。

唐建光（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苏州
在“历史嘉年华2013”举行期间，早报记者专访了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
东方早报：本届历史嘉年华与上届相比在设计上有什么不同？
唐建光：首先加入了学术单元，即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公共历史很早就被介绍到国内，但真正引起学术界重视要到2010年。我们与上师大公共史学中心合作举办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希望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公共历史学科建设，进而也通过理论指导实践。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的定位应该在哪里呢？其价值何在？
唐建光：个人写史肯定不是学术研究，但确实是历史资料，保存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国家的记忆，是对未来负责的方式，它的很多价值未必是现在能看到的，但我觉得对将来是一定会有作用的。现在研究辛亥、抗战、“文革”等时期的资料少，就是因为保存差，很多人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书信、照片等被“破四旧”破掉了。
东方早报：国外有类似的做法吗？
唐建光：最突出的是犹太人大屠杀那段时期的记忆。上世纪4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或社会各界，希望挖掘犹太人的那段记忆，但基本都被抗拒了。但最近我们有同事去以色列交流，发现犹太人自己在挖掘、保存自己的历史，收集整理个体群体的记忆，通过国家、社会的参与，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在美国很多都是以社区、族群、地方为单位来进行项目采集，很多地方性的图书馆都会通过当地居民的口述，把一切可以保存的资料保存下来，也就保存了地方记忆。
巧合的是，在我们宣布成立“我的历史”平台的第二天，台湾“文化部”也宣布启动“国民记忆库”的收集行动，他们也打算用数字技术保存，做成资料库。只不过他们是官方的，而我们是民间的，但是可见个人写史、个人记忆的保存已经成为趋势。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的方式可以推广给每个人吗？
唐建光：有一点难度。这种个人历史记录多数是非功利的，这是其推广的障碍。其次是技术门槛，要求记录者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对材料的分析甄别能力，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第三是心理层面，我们收到的很多反馈中，有些人并不是很愿意去直面过去的经历，宁愿让它过去，也不想去回忆。从这些角度看，应该不可能让每个人参与，但我们希望尽可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对于我们来说，目前的个人历史记录可谓“有多少算多少”，哪怕多一点资料、对我们的历史记忆都是有帮助的。
东方早报：“我的历史”这样的平台会对民间记忆的保存提供哪些帮助？

唐建光：目前的写作者、记录者往往自发，缺少相关的组织和培训，乃至很多人分不清虚构和真实，把个人史当小说来写，这不管是对作品可信度还是史料价值，都存在很大影响，所以我们首先会进行相关的组织与培训。其次，个人史写作不像商业写作一样有出版、挣钱这样的外在动力，这湮没了一部分积极性。我们希望构建一个组织平台，让历史学者、写作者、出版人、媒体人加入进来，构建一个可以交流的出品通道，让内容得以出口、分享，提升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就是图书馆系统，大量的个人写史可能并不是完整的形态，有的可能是碎片式的，有的可能是博客连载式的，但这些内容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希望能够把其中有价值的内容整理、收集起来，做成图书馆，采取线上和线下的形式，不仅收藏纸质书、碟片，也会做成线上图书馆，利用数字分析的方式，使这些史料成为可被检索、被利用的数字形态。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项目已经收藏了3000多部民间历史作品，但我们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构建一个更大的面向公众参与的平台。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怎样算是好作品？
唐建光：我们作为个人写史的组织和动员者，不会对此设定标准进行限制，在我们看来，只要是非虚构的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就是有价值的：于个人有记忆的保存价值，于社会有历史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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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的自然选择2013年05月23日
来源：北京日报

丁燕重返车间。

这是梁鸿《出梁庄记》中的一张照片，文字说明是“向学的手和我的手之比较”。

本报记者 路艳霞
今年以来，图书市场有几本书特别值得关注，学者梁鸿的《出梁庄记》、诗人丁燕的《工厂女孩》，还有美国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非虚构写作”是这些作品的标签，它们触碰中国现实，将小人物的情感、悲欢尽现，而这种写作样式此前并不多见。学者、诗人、作家的全新写作行动，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潜台词”？这是一个值得梳理和关注的文化现象。
学者与诗人“殊途同归”
“我很累！”“我不想加班！”诗人丁燕在东莞一家工厂的厕所发现了斑斑字迹，她没有放过这个细节，而是在新书《工厂女孩》中加以真实再现。
在这家工厂，丁燕打工200天之后，完成了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而这些真实内容竟然来自她躲在厕所里的潦草记录。
“在一家音像带盒厂，我应聘上了啤工（即注塑机操作员）。这是最累、最脏的工作，但对年龄没有限制。”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丁燕说，在处处碰壁之后，才找到了这份工作。工厂机器24小时运转不停，而她每天要干11个小时。
丁燕走进了女孩们的工厂生活，更走进了她们的灵魂世界和情感世界。而这样一份关于小人物的真实记录，在过去的本土作家写作中是少有的。
丁燕2010年从乌鲁木齐迁居东莞，2011年进工厂打工，但她触及生活的方式和写作方式并不孤独，在中国北方的北京，大学教授梁鸿竟然和她“殊途同归”，而此前二人未曾有过任何交集。
“我和妹妹经常通电话，说村里的谁谁娶亲了，谁谁考上大学了。”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文系教授，走出乡村的她一直惦记着老家的乡邻。但是电话的传递没有让她感到满足，她想回家，想深入踏上家乡土地的冲动，变得越来越强烈。“2008年，我在老家河南穰县梁庄待了下来，那是一种特别自觉的回归，想寻求内部的情感资源，以试图找到自己。”梁鸿说，走出书斋，回到梁庄，其实是一种情感的需求，更靠后的才是公共关怀、社会责任感等，“最本能的冲动是心灵得不到某种满足，更要贴近某种东西，某种实在的东西。”
“一开始我是拿着笔记，但都是零星记在一些小纸条上，当时仅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回到家的冲动。”但当梁鸿重新讲起了家乡话，和叔叔、婶婶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和婶婶、嫂嫂住在一个炕上的时候，相互的心都在打开。“我开始做起了所谓的调查，其实是以亲人的身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熟悉的身份状态里，去倾听，去寻找。”
继去年推出了记述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变迁的《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的又一部新书《出梁庄记》也于上个月面世。为了写《出梁庄记》，作者的足迹遍及11个省市，走访340余人。她跟随梁庄人打工的足迹，走进了51位梁庄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世界。“《出梁庄记》写的是整个中国大地的故事，他们在城市奔走的感觉，他们的离散与挣扎。”梁鸿说。
关于这部新作，梁鸿依旧选择了“在现场”的非虚构写作。“我到每个人家采访都是住在他们家里，如果实在挤不下，也会住在离得最近的宾馆。”到西安采访时，梁鸿就住在旁边的小旅馆，房间落满了灰尘，“因为我住得那么近，早上嫂子就可以过来叫我，两分钟我就到她家。”
同样是写中国题材，同样是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外国作家也在行动，他们的作品同样引发了国内读者的强烈关注。
早在2006年前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文社科部主任张吉人就在美国著名的人文杂志《纽约客》上，发现了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部分故事。正是由这部作品开端，国内陆续引进了几部老外写中国现实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如《打工女孩》《再会，老北京》等。
2011年，张吉人将《寻路中国》引进国内之后，去年又引进了何伟另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的非虚构作品《江城》。何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涪陵教书，和当时的中国大学生谈文学、谈莎士比亚，与今天的中国年轻读者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而今年3月，何伟夫人张彤禾（Lesliet Chang）的《打工女孩》也“来”了，作者和东莞打工女孩一同生活了两年，呈现了她们的生活和心路，令中国读者感到震撼。
“是生活帮我选择了非虚构”
梁鸿和丁燕不仅不约而同选择了扎根生活的写作，而且选择了“非虚构”这一过去不常听说的文体。
2010年，丁燕与东莞文学院签约，决定写“她在东莞”系列，最初丁燕报的选题是散文系列。“我到一家纸箱厂采访，很快就意识到，这种采访是不能继续进行了。如果要采访正在工作的女工，她们一旦要回答我的问题，货就会堆下来，她们的回答往往很仓促。”丁燕于是决定自己去当一回工人。而真的走进了工厂女孩的生活后，她做了一个决定：“我不打算写小说，也不打算写传统的抒情散文，是因为它们都不适合我所面对的当下现场。不是我选择文体，而是生活帮我选择了‘非虚构’这一文体。”丁燕意识到，简单抒情会显得很浅薄；简单讴歌工业生活，所有工人会觉得很可笑。
“我所面对的工厂女孩题材，它很复杂，也很急切，需要我尽快地、迅速地，以一种迥异于新闻报道、小说写作的方式，把我看到的场景表达出来。”在丁燕看来，新闻报道在乎社会事件，非虚构更在意个体内心深处的灵魂、情感。而小说是需要三年五载的积淀，才能最终呈现出来。“但这些女工的遭遇以及我看到的场景，还有我所面临的工业文明和农民文明剧烈的交织，在我眼前展现得非常激烈，已经等不及慢慢地储存，再以小说的方式来表达了。”丁燕说。
即便是面对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将他们生活、情感以非虚构写作方式呈现出来，也让作家收获到了震惊。
“梁庄人大致的故事我都曾听说过，但真的面对面听他们讲自己故事的时候，他们刹那间语气的突然飘忽，突然的高声笑语，内心世界的伤痛和丰富，真的是你原来没有认真体验过的。”梁鸿发现，和梁庄人真正坐在一起的时候，故事的沉重会深深压在身上和灵魂上，“而所谓的震惊是来自于隔膜，走进梁庄真的是重新打开一个世界的过程，打开一个你曾经熟悉，但是又慢慢陌生的世界的过程。”
“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在场者、倾听者，退出了叙述主体的位置；主体是乡亲们，是农民，我只是让他们的话语得到主体呈现。”梁鸿总结着新鲜的体验，她甚至认为，从2008年深入走进梁庄以来的这5年，是她拥有过的最幸福的时光。
梁鸿和丁燕的选择在异国作家那里同样得到了相应契合。张吉人说：“何伟和张彤禾，都是花几年时间为一本书深入生活。”他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能沉得下去，故事自然而然就来了，像张彤禾自己也说过，去一两个礼拜和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收获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因为待的时间长，能看到人的长线发展以及比较长时段的故事。
不愿意和报告文学同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作家有意跟现实拉开一定距离，作家更愿意淡出生活，强调虚构性。但这样也造成一个后果，连续多年以后，他们有意无意地疏远了现实生活。其作品也因此受到读者的诟病。”《佛山文艺》主编文能认为，正是因为非虚构写作把作家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强调了文学的在场感，也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写作的回归。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原《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对此表示认同，“其实，早在2003年，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就推出过《黄河边的中国》，他调查黄河边的乡村，表现手法也充满了文学性，和现在火热的非虚构写作如出一辙，只是当年文学界并没有提出来‘非虚构’这个概念而已。”由此，在李少君看来，非虚构写作近年引起广泛关注，其实更多来自文学界对纯文学的反思。
除此之外，社会对非虚构作品的需求也比任何时候都迫切。“这些年来，社会现实急剧变化，在现实面前，人们感到苦闷、焦虑、茫然、无奈，读者渴望有文学作品来分析、描绘、呈现那个他们熟悉但又困惑的现实生活。”李少君认为，读者急于知道真相，作家们体验式的写作显然契合了需要。
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股“回归潮”中，作家们强调，他们的写作不能看作是报告文学，他们甚至有意识撇清与报告文学的关系。
梁鸿一再说，她写的“梁庄”不是报告文学，她实际上是在探寻、发掘，是在把梁庄人某个姿态、眼神、生活传递出来，“我没有报告某个观点，我只是想把这种多元、暧昧、混杂层面呈现出来，让你去感受和思考。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农民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读者读完“梁庄”会五味杂陈，有的人心痛，有的人感动，有的人甚至背起行囊踏上了回乡路。
而反观报告文学，梁鸿直言，“如今的报告文学把思考摒弃了，没有了对社会的疑问，那你还写什么呢。”她认为，报告文学不对人的丰富性去追寻，不恢复对社会的质疑功能，是会没落的，“一种文体本身不会有什么错，但当人们不愿意将自己归纳在其中的时候，说明这个时代的这个文体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变成这个样，需要人们重新思考。”
丁燕显然认同梁鸿的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有过辉煌，不少作品把社会复杂、深层的问题都揭示得很到位。”但她认为，在市场化之后，报告文学有堕落化的倾向，“报告文学变成了讴歌式、应景式的报告文学，变成了企业家、成功人士的讴歌文体，也变成了比工作总结更有文采的‘工作总结’。”可以说，报告文学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严重缺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读者对报告文学越来越失望。
作家们的反思，也引起了报告文学界的关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认为，“非虚构不太符合中国文体命名的习惯，我个人也并不认可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的命名，但非虚构确实有一种‘祛报告文学’的意味。”
丁晓原说，报告文学发展至今弱点的确明显，比如报告文学存在着假大空、模式化，甚至成为一种广告文体的问题。“文学要有个人方式的书写，如果没有这一特点，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就一定缺乏应有的生命力。”丁晓原说。
事实上，报告文学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差异轻易可见，丁晓原认为，非虚构写作为报告文学写作提出了新的叙事方式，比如在题材上由重大性向日常社会生活回归，在表达上由激扬文字式的主观化叙事转向生活本身的叙事，弱化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强调作家生命体验，而这些恰恰是报告文学相对缺乏的，也是非虚构写作最有价值的东西。”
对话
关注人们看不到的“暗角”
对话人：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问：《人民文学》3年前开办了“非虚构”栏目，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这些年已有多少部非虚构类作品在《人民文学》面世，这类写作对作者来说有哪些难度？
答：可以说目前市面上的非虚构类热销图书如《中国少了一味药》、《生死十日谈》、《羊道》、《梁庄》（杂志发表时的名字）等，首发大都出自《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发稿很严格，3年来面世的也就十几部吧，其实收到的稿子不少，这些来稿大部分还是来自作家。
在发稿过程中，如果类似题材曾经出现过，有人再写，却没有突破，就很难再发。此外，有的作品太过于个人化，这样的稿子我们也不发。
对作者来说，从事非虚构写作要求其写作和题材要有力量，要有说服力，这对作家的感受力要求很高，需要作家的襟怀和视界要阔朗。李娟的《羊道》三部曲完全是北疆的个人见闻，她写了景色、习俗，在牧场和男男女女的接触。通过她的笔，我们看到了一片蓬勃、阔大的土地，原野上生灵的表情、动作、心思，真个是“苍苍横翠微”，她的写作不是猎奇，不像游客的观光笔记，而有人文关怀深藏其中。
问：非虚构写作到底有哪些特点？
答：非虚构写作呈现的是正在发生的人的具体生活状态，反映的是人们看不到的“暗角”，而且又往往是作家们不太敏感、不是特别关注，但一定又很切中社会现实的地方。
过去有人说非虚构文学像是底层文学，但我认为，非虚构类作品不是问题文学，它揭示的是最细微的生命状态。非虚构写作表现的首先是生命的个体经验，像李天田《相亲记》，在无数次相亲过程中，她遇到了好人、病人和怪人，这种角度，别的文体并没有表现过。所以说，非虚构文学是没有预设架势的门类，它很家常，表面看起来也很随性。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往往并不是很自知，但在写作过程中，要写什么东西会一点点清晰起来，写作内容也会逐渐丰满、立体起来。
可以说，非虚构写作是从细微处、从个人感受出发，缓慢渗透，然后逐步形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连筋带肉的综合体。
问：非虚构作品的表现对象是什么？
答：它写的是社会生活现象，从中展现的是中国作家的现实感、现场感的复归，但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事件为中心。作家所要展现的人的遭遇、心情、感受，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毕竟人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个人都有亲人，都有家，都有劳动关系、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非虚构的指向是说人是怎样生活的，但在其背后有一个大的中国现实问题。往往，这样的问题不是作家明晃晃地亮出来的，是让读者自己悟出来的：人何以如此？现实的中国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思考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对待生活？
透露
阿来头一回写非虚构作品
作家阿来已经完成一部20余万字的非虚构作品初稿，预计今年8月，这部作品将交给《人民文学》，这也是阿来的首部非虚构类作品。
去年9月，阿来开始关注清代的一段历史和传说，那是曾经发生在四川甘孜的关于地方与中央之间冲突的故事。“我是抱着写小说的心思去当地调查，后来发现，历史本身比传说还要精彩。我觉得不用再虚构了，所以索性把调查得到的民间传说，再在档案材料里加以证实，很自然就写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
阿来发现，写非虚构作品其实工作量要大得多，“一个是要到处跑，而且每一处下笔都要有出处，还有就是要梳理田野调查得来的结果，所以写作推进得很慢。”光是写初稿，阿来就花费了半年时间，“这完全不像写小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那段历史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找到亲历者，但是阿来可以寻访口述者和当地文化人。开着一辆越野车，阿来跑遍了甘孜的角角落落，常常是来回七八百公里的一路奔波。“很多时候走的都是山路，很不好走。调查过程中，我的越野车光是轮胎就换了四条，花了一万多元。”阿来哈哈笑着说，但他收获的是与至少五六十人的面对面采访，还仔细研究了几十部历史资料，并寻访到了用藏语记录的口头传说。“我后来又花钱，请人翻译成了汉文。”
阿来说，尽管当年他写《尘埃落定》之前也做过很多调查，但那是碎片式的，需要虚构一些人物关系，来把这些碎片串起来。“到甘孜的这次调查过程，对我来讲是个很舒服的过程，是深入了解社会的很好机会。”阿来说，这部作品目前还没起好名字，也不知道《人民文学》最终是否会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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