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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國學 龔鵬程 時間：2014年10月18日 地點：四川大學望江校區文科樓二樓階梯教室 一、國學的來歷 （一）源於日本 國學運動，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二十年來，不斷會聽到“國學”這個詞以及各種類型的國學活動，很多人且把它當成跟生命有關的事來推推動。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國學”這個詞恰恰就不是國學，因爲國學這個詞自古皆指國家的教育機構，如國子監。像廬山的白鹿洞，在南唐時期，原是南唐國學，也叫廬山國學；後來朱熹才將它建成書院。 近代所說的國學，則指我們國家的學問。不論這學問的內涵怎麼認定，總之是指一個國家的傳統。而這個語詞是怎麼來的？哈哈，它是日本創造的！ 日本有很多用漢字組合成的新詞。如古代並沒有“政治”這個詞，只說政或治。日本人把兩個字拼成一個新詞，叫作政治，指政府管理、人民權利等方面的事。有關錢的部分，日本又造了一個詞，叫作經濟。這也不是中國的。古代“經濟”指經世致用、經世濟民。可是現在我們現在說的經濟卻都是跟錢有關的事，如財務、金融、收支、稅務等。還有社會。社是宗社、里社；會是指各種商會或幫會。但日本人把兩個字組合成了用以指總體社會的新詞。 [size=+0] 國學呢？這詞在日本其實也挺複雜。河野省三《國學的研究》（1932）認為它在元禄至享保年间，已由神道家倡導，国学即指神道。大宝令中诸国学校也提倡過国学，镰倉时代還有將有职之事稱為國学的例子，但均與今日所指不同。今指由荷田春满提倡、贺茂真渊继承、本居宣長集大成、平田篤胤擴張的國學。对此，宣長在《初山踏》中也說：“此學問始於近世，契冲法师僅于歌书而開此道。此人應言此学之開山鼻祖。其後有稱羽倉大人荷田東麻吕宿禰者，不僅歌书，遍涉古書而立此趣。於是吾師縣居大人受羽倉大人之教，下東国於江户盛倡此学，世中遂之廣矣”（全集卷一）。這個意義上的国学，在荷田春满的《創学校啟》中已很明確了：“國家之学廢墜，存十一於千百，悲哉先儒之無識，無一人及皇國之学，國学之不講，實六百年矣。” [size=+0]除此之外，許多人也把近世用文獻學方法研究日本古典學問的学者统稱為国学者。如野村八良在《國學全史》中即認为古代文献的研究是国学的主要内容，國民固有精神的探究、尊重國體、排斥漢意，即是国学的精神。江户时代以国學為名的書已很多，如荻生徂徕《徂徕先生國學問答書》、藤貞干《国学备忘》、樋原久民《國學弁解》（1805）、吉见幸和《國學弁疑》（1746）、僧立纲《国学弁翼》、森長見《國學忘见》（1783）、中條信禮《国学本義》（1844）等。 [size=+0]在清朝末年隨著政治社會經濟等詞彙一齊引進國內來的“國學”一詞則沒那麼複雜。當時引進的機緣是什麼呢？是梁啓超他們在國內進行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亡命到日本去以後發現的。 他發現日本明治維新跟我們原先理解的不太一樣。 各位知道，百日維新就是學明治維新的，連名字都一樣。當時我們的理解是：日本打開門戶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向西方學習，之後脫胎換骨。故才能以一個這麼小的國家把我們打敗了。國人痛定思痛，師夷長技以制夷，心想既然日本是向西方學習而脫胎換骨的；那我們也要維新，傳統祖宗留下來的成法，我們都得改變了。所以我們觀念中的明治維新，是個向西方學習而卓有成效的過程。 但梁啓超他們到日本去以後，卻發現在明治維新的同時，產生了另一個運動：國學運動。因為在學西方的同時，日本人就發現不能夠只學西方而把我們自己的傳統給丟了，傳統中還是有很好的部分。所以這就產生了國學運動與國粹主義。國粹這個詞也是日本當時創的。 無獨有偶，革命黨人也在日本活動。也同樣注意到了日本這個現象，所以像黃節、章太炎這一批人，一方面向國內介紹，一方面也模仿日本的國學運動，開始提倡我們的國學。 如章先生於蘇報案發生以後，亡命日本，就開始辦國學講習。魯迅兄弟當時就是在日本聽章先生講國學的。這些人還成立了國學保存會，發行《國粹學報》。那是當時最重要的國學刊物與團體。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主要的論述都發表在《國粹學報》上。此外他們還把許多傳統的古籍重印出來。 （二）向日本學什麼 換言之，國學一詞跟國學運動的內容，都是受日本啓發而從日本傳回國內的，這即是它的起源。 日本人講其國學國粹，我們也來講我們自己的。看來簡單，實則當我們要講自己的國粹時，就發現我們其實並不會講。這時，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就是直接學習日本人怎麼解說中國文化。 所以國學運動第一個含義，是指我們要像日本人發揚他們的國學那樣去發揚我們自己的國學，第二是學日本人怎麼說怎麼解說中國文化，學習他們的方法。 舉個例子。我們現在大學裏都有中國通史這樣的課程。但自古以來有《中國通史》這樣的書嗎？沒有的。《史記》固然是通史，但只記到漢武帝。《史記》之後勉強可稱通史類的東西，只有《資治通鑑》。但《資治通鑑》只是編年史。我們並沒有一本書或者一門課程叫作中國通史。《中國通史》這樣的書和這樣的課程，是在廢科舉、立學堂之後，教育部要求各大學開設的。但是設置這樣的課程之後，我們的老師根本不會教。因爲我們可以講講清史，可以講元史，可以講唐史，可以講史記，講通鑑，或者我可以泛說中國的史學，但是中國通史到底該怎麼講呢？這時，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參考日本所編的各種《中國史》來編寫自己的教材。 當時像夏曾佑（當時詩壇維新三傑，夏曾佑、梁啓超，蔣智由）就跟商務印書館配合編了中國第一本《中國通史》。同樣的，文學史也一樣。 當時我們廢科舉立學堂。很多人都說這是學西方，其實不是。大家都說我們學美國，其實人家美國可沒有教育部，我們教育部多厲害呀！這怎麼會是學西方呢？如果真學美國，那就該把教育部廢掉，對不對？可是我們一直有教育部，大學中學小學也一直有章程在管著。這些章程怎麼來的?就是從日本抄來的。當時認為西方跟中國文化社會差距很大，學西方曠日費時，且還有水土服不服的疑慮；故與其學西方，不如直接學日本。因爲日本是根據東方民族的特點和文化的肌理，把西方消化了的。所以清朝發佈的兩次的學制都是直接把日本的章程拿過來，改換幾個字而已。 大框架如此，細節則如要講文學史時怎麼辦呢？中國自古也沒有文學史，沒這樣的書、沒這樣的課程。可是大學裏要開文學史課，所以《奏定大學堂章程》直接告訴你：“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撰講授”。 我們第一本文學史。現在有個雙包案，北大說是原來京師大學堂林傳甲編了《中國文學史》；但蘇州大學，也就是東吳大學，亦發現一本黃人（黃摩西）講義。因爲東吳大學是個教會大學，所以黃人那本是直接沿用西方人講西方史的方法，上古、中古、近代地來講中國文學史。 北大這一本呢，開卷即說：“傳甲斯編，將仿日本川種郎《支那文學史》之意，已成書焉”。不過因日本的文學觀念與中國人有很大差別。在日本人編的文學史裏，小說、戲劇佔了很大的比例。而傳統中國觀念，小說戲劇根本是小道。因此他勉強做些調整。但從這個例子就能看出當時我們要怎麼開課、怎麼樣說自己文化，很多都是學習日本的。 還有一些，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課題。譬如後來喧騰一時、影響很大的國民性研究也是由日本來的。 這是第二部分，非常值得留意。 第三部分：更有趣的是，我們當時學西方，也常是通過日本，以日本爲中介。像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他們對於西方的理解，都是在日本學的。魯迅的西學、他選譯的著作，也是在日本時瞭解的。其中唯一一部美術史譯作，亦是日人板桓鷹穗的《近代美術史潮論》。後又編了日本白描畫家的《簬谷虹兒畫選》。他弟弟周作人的學問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後來很少被討論的希臘學，亦是在日本習得的。後來馬克思學說的引入，以及將該學說應用在中國歷史的解釋上，也是通過日本，不是直接從西方傳進來的。像郭沫若用馬克思學說來解釋甲骨金文、處理中國上古史階段問題就是。 當時從日本得到的，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三個面向。一是從日本學如何發揚中國傳統國粹。第二，傳統國粹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我們大量仰仗日本人做的中國研究、對中國文化的解說。甚至於模仿日本的解說方式、解說的內容跟選材，著作的體例、論述的方法等也都是從日本得到的引導。然後我們又通過日本向西方學習，像宗教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大概都轉手於日本。爲什麼？因爲日本在這時，已經成功的發展出“東洋學”。 各位，我們現在老是把中國文化當成是東方文化的主流，之後跟西方文化做對比，總感覺我東方你西方，理所當然。其實西方人講到東方時，主要不是講中國。西方自古以來就有東方西方的對比，不是在現代才出現，在亞里士多德的古希臘時就有了。古希臘人自認爲是西方，對手是東方，那麼東方是誰呢？就是波斯、埃及。這些才是西方文化之中最早被認定的東方文化。 當然後來這個東方的含義逐漸擴大。在拿破崙時代，東方學主要是研究埃及。後來研究波斯，現在的伊拉克；研究阿拉伯，所謂的的近東、中東；慢慢才擴及遠東，就是印度、中國、日本這些地區。從西方的概念來講，東方當然逐漸擴大，但他所指的東方文化一定不是以中國文化爲典型的。如前一陣子薩伊德講的東方主義，我們中國人也常拿來講，跟西方來做對比，講得熱鬧極了。可是人家講的東方主義、東西衝突，主要是指歐洲基督教文明跟東方伊斯蘭教文明的衝突，而不是談中國文化這個所謂的東方。 既然如此，現代我們這種東方概念是怎麼來的呢？這是日本人成功的構造了一個“東洋學”的學術模型所致。 東洋，指以中國、日本爲核心，旁及印的這個東洋學，內含東洋史學、東洋哲學、東洋美術等等，東方美術和西方美術相對、東洋哲學與西洋哲學相對。日本以這個方式，把他們自己跟中國當成是東洋的核心；並長期在這個東方學的架構下，辦了很多事。也就是受這樣的影響，才使得我們的視角產生一些變化。 例如各位都知道我們有一部最重的工具書，就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是我們做學問的津梁。但《四庫提要》是乾隆年間編的。乾隆以後，我們還有很多書沒收進《四庫》。在日本人佔領中國北方時，成立了一個東方文化事務的總委員會，由他們出面組織中日學者編了一套《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規模遠大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收的書目多達三萬四千多種，相關的文字和詞條加起來大概有兩千萬字，規模極大。 據當時《交稿记录》，參與者有班書阁、馮承钧、傅惜华、傅振倫、高观如、韩承铎、瞿兑之、鹿辉世、倫明、羅福颐、茅乃文、沈兆奎、孙光圻、孙海波、孙人和、吴燕绍、夏仁虎、夏孙桐、谢興堯、许道龄、葉啟勲、余宝龄、张伯英、张寿林、赵录绰、趙萬里等，可謂一時俊彥。其中個别作者的部分篇目也曾发表或出版，如吴承仕《检斋读书提要》；黄壽祺《易学群书评议》；趙萬里《明人文集提要》；胡玉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续四库提要三种》；孙楷第《跋明孟称舜编柳枝集》《跋曲品》《跋新传奇品》《跋警富新书》等。 我上周在福州，參加林琴南國際研討會。陳平原先生的報告中有個部份非常有趣。他說，很多人覺得桐城派的一些學者，後來都離開了北大，是因跟文選派的章太炎等人有關，因為蔡元培引進了大量浙江同鄉到了北大，鼓吹新文化運動，所以林琴南在北大待不住。其實林琴南離開北大是在五四運動之前，與五四時的爭端沒關係。不過大家似乎有這個印象，認為可能是因為鄉土因素，或者是學派因素。他特別去查了一下，發現在北大中文系，要站得住，最主要的是需要學術資歷。像林紓這樣沒有什麽學術資歷，是留不住的。那麼，什麽學術資歷管用呢？當時在北大中文系，基本上是留日的。如章太炎、黃侃、劉師培，這些人都是留日的，對不對？包括陳獨秀，還造了一個假文憑，說他當過日本大學的教授哩！ 後來的歷史發展，中國跟日本的關係越來越惡劣，所以我們不喜歡談這些，也常予忽略。但是，早期日本對我們的國學發展，其實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我們要講的第一個部份，就是國學名稱的來歷與國學運動的起源。 二、國學運動的內容與方向 （一）反的路向 國學運動是從日本開展起來的，剛才已經與各位介紹過了。但歷史的發展非常詭譎，有趣的地方在哪兒呢？我們從日本學習來的國學運動、國粹主義，發展下來，卻跟日本剛好走了一個完全相反的道路。 日本的國學運動，是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結果卻是走向一個新的大日本民族文化建設之路。大和民族古代向中國學習，後來向西方學習，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民族文化。其民族主義，不但沒有因為學西方而減弱，且通過國學運動，使得日本的民族情緒高度膨脹、高度集中，一方面學西方，一方面又覺得它的文化融合了中國與西方的長處，有自己民族新的創造。 它看不起中國，要與中國劃清界限。它越來越走向“神道”，鼓吹日本天皇的神性，建立大日本軍國主義，認為日本文化足以作為整個東方文化的主軸或代表，所以才會發展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想法，想由日本來領導整個東亞的振興。 大家都會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時，曾高唱“脱亞入欧”的口号，向西方學習。但很少人注意它脫亞入歐的結果是什麽？其結果是：日本變成了東方文化的代表，要整合整個東亞來與西方對抗。這是日本國學運動非常詭譎的發展，至今很少有人討論過。 中國呢？完全相反。我們的國學運動，是從警覺到中國快要亡國滅種開始。中國不行了，所以要發揚國學、發揚民族文化精神，來振興國族。但是，我們要瞭解國學、闡發國學的結果，卻是走向反對中國文化、反對傳統歷史社會、看不起中國，而走向西方。與日本剛好是完全兩個不一樣的方向。 這個方向，第一，是從原先的發揚國學、激昂民氣，變成反對。反對，成為國學運動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或動力。 （二）反滿、反帝 反對什麽呢？啊，要反對的東西太多了！首先，反滿，反對滿清及其政治體制。所以，排滿是跟整個的國學運動結合在一起的。剛剛我介紹的《國粹學報》、國學保存會，章太炎、劉師培這些人都是排滿健將。他們的態度與手段，比起廣東孫中山先生所代表的一支更為激烈。當時曾鼓吹暗殺，結合西方無政府主義，打破當時的政治體制，用以反滿。 （二）反秦以後之政治學術 而滿人是夷狄，夷狄之所以能夠佔據中國，是因中國太衰弱了。中國不是現在才亡於滿清，宋也曾亡於元朝。歷史上還有些是快亡，有些是亡得差不多了，像五胡亂華、五代十國。爲什麽漢朝以後都會碰到夷狄入侵，中國不絕如縷的危險境地呢？他們反省認為：自秦朝以來的政治與學術都出了問題，因此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早已斫喪，故越來越差，終於亡國，目前甚至可能還會滅種。因此，他們又要反對秦朝以後的政治學術，像谭嗣同就说:“中國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兩千年之學，皆秦學也”，這些都是不對的。所以我們應該反對帝制，並重新恢復先秦諸子的學問，這樣能恢復民族生機。 今天我們談到中國學術，大家都有個印象，覺得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體現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光輝燦爛，是中國學術上的黃金時期。這樣的印象，是誰給我們的？就是這些前輩們。 可是諸位若讀過《莊子·天下篇》就知道，當時人見解恰好相反，覺得諸子學代表學術的墮落。《天下篇》是中國第一篇學術史的文獻。它說古代道術是完整的，但戰國諸子瞎子摸象一般，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有的覺得眼睛好、有的覺得耳朵好、有的覺得嘴好、有的覺得鼻子好，各取一端。於是古人學問的全體大用我們就看不到了。道術為天下裂，分裂、肢解了，從此就像渾沌，鑿七竅而渾沌死，學術也就沒希望了。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認為先秦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起碼莊子就不這麼看，漢朝班固他們也不這麼看，中國歷史上本來就不這樣看。說起先秦諸子，都叫做百家淆亂，是諸家亂扯一氣。 實際上他們的學說也沒有傳承。所謂諸子百家，基本上數不出來。只能勉強講九流十家。其中，陰陽家、農家的一本書也沒留下來。名家，雖“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但他的書，你就根本看不到。今天要講惠施的學問，只有莊子書中記載了一鱗半爪，其他的沒有了。公孫龍子，現在只留下《白馬篇》《指物篇》殘卷。兵家，其實只《孫子兵法》。今天我們讀的，還是經過曹操整理與注解的，其他多是偽造。法家，只剩下兩部不太完整的《韓非子》《商君書》，此外沒了。墨家當時是很大的學派，現在也只剩一本《墨子》，殘缺不全。而且這本書雖幸而傳了下來，但是從來沒人讀，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位墨子學者、沒有任何注解與研究。要到清朝末年孫詒讓寫了《墨子間诂》，墨學才重新開始。從一個兩三千年若存若亡的絕學，忽然被發掘出來，湧現了一大批墨子學的研究論著。如梁啟超、胡適等，都曾參與其間。 其他的諸子，大都如此。如《韓非子》歷來就沒有注解。這些諸子書的研究，多半是在清朝末年，像王先谦、王先慎、梁啟雄他們來替這些書做注解。所以諸子學是在晚清民初，因國學運動而帶起來的。 （三）反儒 帶起諸子學的原理是什麽？因為要反對儒家。 儒家在幾千年來一家獨大，要稀释儒家在这個社会上獨霸的地位，就要把其他各家抬起来。例如特別提倡墨家，把很多東西歸到墨家。現在常有人說中國的任侠傳統是受墨子影響，其實這跟墨家有什麽關係？墨家是中断的學問，俠客怎麼会和墨家有關？何況《史記．遊俠列傳》講得非常明白，說：“俠，行不軌於正義”所以儒家與墨家“皆排擯不載“，怎麼俠出於墨呢？這是當時梁啟超寫了本書叫《中國武士道》。參考日本武士道，找出我國古代任俠的例子，以激揚民氣。他的朋友蔣智由替他寫序，說這本書寫得好，且推測俠客應出於墨家。俠出于墨這個說法就是這樣才開始出現的。將我們想要提倡的東西跟墨家掛鉤起來。 還有些人則提倡道家或佛家。如章太炎。章先生是國學大師，毫無疑問。但他早期同樣是反儒的。他《檢論》裏就有一篇叫《訂孔》。他喜歡道家，而且他解釋老子爲什麽要出關呢？古代最善射箭的人是后羿，后羿有個學生叫逢蒙。逢蒙跟老師學了一段，就想：現在天底下比我更厲害的只有我老師，若我將老師射死，我就是最厲害的啦。他說老子就是想到了這事，所以趕快要逃走，怕孔子的徒弟把他殺了。各位可以看出來，這完全是一種惡意的解釋，這表示對儒家潛在的敵意。章先生晚年當然還是覺得孔子好。但他一生主要提倡道家和佛家。而且常覺得儒家太過簡單，說“《論語》所說勝義，不過十數條”，或說釋迦牟尼玄論，超過先秦諸子，不可以道里計，宋明理學家更不足觀等等（詳細的情形，各位可去看我的《國學入門》論章先生那一篇）。 所以那個時的國學，實有非常強的“反的精神”。從反滿，到反整個秦朝以來的政治社會，認為中國秦朝以後的政治都是專制的、學術都是墮落的，所以提倡回到古學。回到古學，故要提倡先秦諸子，而不是儒家，故是通過提倡諸子來反儒家。 （四）反傳統 這是國學運動開端的思路，在章太炎先生那一輩是如此。再往下發展就是五四以後所謂的“整理國故運動”了。 這時，更是明顯地說整理國故不是為了要伸張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做個盤點，做一種總結式的、記總賬式的研究，目的是“打鬼”。傳統的很多東西，要清算出去。揪出傳統中不好的，就叫打鬼。打鬼這個講法，是胡適對當時整理國故運動的說明。 此後，清算、打鬼這幾個詞，不斷出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都。 所以國學運動後期的發展，是從發揚走向反對，具有一種反的精神，從原先反滿、反清，到反秦朝以後的社會，再反儒，然後反整個傳統，都要反掉。 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理論、學說，自然就有否定傳統的態度。比如中國有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史官傳統、綿延不斷的史學著作，史法、史例非常齊備，可說是最優秀的史學傳統，但民國以來，大家卻競相批評傳統史學都是錯的，所以從梁啟超以來就提倡“新史學”，到現在台灣中研院還在出一本刊物，叫《新史學》。 除了提倡西方的史學觀念、史學方法以外，對於我們原來的古史舊說，也要重新批判。 這批判看起來是延續了清朝的辨偽学，其實大不相同。辨偽，是考證古書及篇章的真假。這套方法到整理國故時代，則有很大的變化。從傳統的辨偽學發展“古史辨”。古史辨運動簡單地說是什麼呢？就是把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五千年輝煌歷史腰斬一半。說沒那麼長，頂多一半，原先講的三皇五帝、堯、舜、禹、湯，基本上都是戰國秦漢之間的人偽造的。古代的歷史，只不過是些傳說；而傳說，多是後人偽飾，所以要由我們來重新考辨。 考證的結果，《堯典》《舜典》都不是堯舜時期的作品，乃戰國秦漢之間所偽。大禹呢？禹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蟲。他的事蹟都是神話。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老婆塗山氏是隻九尾狐之類，這些故事能信嗎？都是上古的一些神話，我們卻把這些神話歷史化了。還有呢，早期只講大禹，後來講堯舜，再來則講三皇五帝，最後越扯越遠，講到盤古開天。盤古開天這個事看起來應最早，但實際上這個故事是最晚造的，三國時期才出現。所以，顧頡剛說我們中國的歷史堆猶如積木一般，叫古史層累說，越堆越高，越晚堆的東西越在上頭，皆不足信。 另外還有我們建立的新學科，比如民俗學、民俗調查、歌謠研究。皆是要在本來重視的高文典冊、禮樂制度，士大夫文化以外，去另找天地。 我院徐新建先生曾寫過一本《國學與民歌》，講的就是國學運動中出現的民歌研究、歌謠調查、民俗研究。整理國故為什麼要提倡民俗研究呢？就是因為反對原先講歷史只注重士大夫、帝王這類階層。所以要降下來到老百姓的世俗生活裡去。 各位可以想想，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不是一樣的邏輯嗎？要打倒舊文學、打倒貴族文學、打倒山林文學。那麼代替的是什麼呢？是口語、是白話文、是民俗、是小說、是戲曲、是歌謠等等。所以這些東西的提倡，跟整個反的精神都是息息相關的。 提倡沒問題，這些本來也應提倡，但在什麼邏輯下提倡，大可反思。此後幾十年，強迫知識份子下鄉、改造、向貧下工農學習，說讀書越多越反動，貴族精神被打倒，禮樂教養被汙名化，語言文字粗鄙俗濫化，整個文化彌漫著農民草莽流俗兇惡之氣，豈非由此而來？由反傳統而反文化矣！ 三、由國學到國際學 [size=+0] 國學運動，按理講，應該是要發揚民族精神。但由我剛才的敘述，可以發現：“發揚”已被反對所替代，“民族”也一樣。講國學，當然是要講我們自己民族的學問，但“民族”很快就變成“國際”了。與國際漢學、國際東方學的關係非常緊密。 （一）東洋 前面我曾提到國民性研究。這種研究本來就起於日本，在國內講這個的，則以魯迅最著名。魯迅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批判阿Q精神、大罵禮教吃人，影響極大。但魯迅的論述，其實沒有脫離日本“支那人論”的範圍，包括所舉的例子（我另有一篇《論一些關於中國文化的胡說八道》詳細說過這一點，這裡就不談了，各位可去找來看）。當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有人懷疑抄了日本人的著作。魯迅自己當然很生氣，但這也不是完全沒道理的。畢竟當時講國學，皆與日本人的研究多有關聯。 另外，剛剛講的古史辨運動，認為春秋戰國以前的歷史多是神話，不可信。理論其實也有個日本淵源。早在1908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便發表過著名的 “堯舜禹抹殺論”，謂堯舜禹都該抹殺，不是真的。文章收在他的《中國古代傳說》裏。 我這幾年都在新疆的伊犁辦世界周易大會。當地有個八卦城，乃漢代烏孫王朝故地。烏孫跟漢朝關係最密，漢朝第一次嫁公主去和親的地方就是烏孫，“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哀怨多”講的就是她，王昭君的故事則要在之後幾十年才出現。但是像這樣現代人以為偏僻之處，白鳥庫吉也早在約一百年前就寫過《烏孫考》，可見他對中國東北西北地區史、朝鮮史都非常有研究。他最早提出來了堯舜禹抹殺論，跟顧頡剛後來所講幾乎一樣。我也可以相信顧頡剛應該不是抄襲的，但是理論太像了，且人家比顧先生早那麼多年。 此外，像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這一類重要佛教史跡，大部分亦都是日本人開始做的調查。原來中國沒有人知道，湮沒在荒煙蔓草的山坳裏，中國也沒有任何一篇論文。 建築史方面，現在講中國古建築，總會講到梁思成。但你有沒有想過梁思成怎麼會要做古建築研究呢？那是因為在他之前，研究中國古建築已經是國際上的熱門題目，像日本的伊林忠太等人對於中國的古建築研究就已很細了。如寺廟、皇宮、民居、城市，還有古建上的裝飾，斗拱等，研究都非常多。因爲現在世界上保留下來的最早的木造建築，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則是日本奈良的東大寺。日本本來就關注這個，並努力尋找跟中國的淵源，所以他們在這部分的研究比較多。 當時東北西北考古、西南考古，亦是如此。我們一般只注意到西方來的斯坦因、斯文赫定或者是安德生他們，卻沒有注意到日本在這其中的規模也很大。後來日本更擴大了這些民俗、考古、歷史、社會調查，擴大到東南亞。它的成績非常之好。早期臺灣被日本殖民之後，日本建立了臺灣大學，作爲日本當時的九所帝國大學之一。其中有一個學術強項，就是民族學調查。日本當時把台灣作爲南進基地，所以進行了對臺灣本身民俗及少數民族調查、東南亞調查。 當然日本很多調查跟侵略的行軍部署有關。它到每一個地方，要如何進攻，進攻以後要掠奪哪些文物，哪些是有價值的，都得力於廣泛的調查。但這些調查，很多時候跟國學研究真是結合的。一方面是研究，清查中國還有哪些東西。另一方面，本來是一個發揚本民族的活動，但它又有廣泛的國際性參與。 （二）西洋 日本是一大塊，還有一支力量從西方來，瑞典，德國，蘇聯，俄國，匈牙利，英國，法國都參與了中亞跟西域的考古，蔚爲風氣。 我講過了，西方的東方學，早期主要是研究埃及、波斯，後來越形擴大。埃及波斯的文物已經研究差不多了，很多重要文物都帶到了英國法國去了。接着是在印度建立殖民地，開始研究印度、中亞，然後再從中亞進到東亞，進入新疆地區。如斯坦因，他是匈牙利人，在沒到敦煌以前，他就看過敦煌文物了。因爲他讀書時，老師柏和奇便收集了很多千佛洞的圖像，所以斯坦因老早就知道千佛洞。他大學畢業後到印度去，在加爾各答做大學校長，是一個有名的學者。後來他四次進入新疆考古。第一次考古的報告《古代和闐》，到現在還是研究和闐地區最重要的著作。它有兩大部，第一部十七章，第二部主要是圖版。第二次探險又寫了《西域考古記》《沙漠中的契丹遺址》等等。他在敦煌的藏經洞待了七天，收了一萬多件文物到英國去。 伯希和就更了不起了。他在法國東方學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現在痛恨伯希和、斯坦因這些人，都說他們“盜寶”。還有含淚先生搧情地寫什麼《道士塔》。實則人家沒偷你沒搶你，是你自己不識貨。他和你商量討論，捐錢給你修千佛洞，然後買走你的東西。當時這些東西他還沒有全拿。以當時的條件，全部拿走也是可以的，但是人家沒有，因為覺得沒必要。伯希和的漢學學問比斯坦因好。所以伯希和每個經卷都看過，都挑選過了，最價值的全部帶走。 特別之處是什麼呢？敦煌是千佛洞，佛教寺廟有佛教文獻不稀奇，但敦煌其實有大量的非佛教文獻。以伯希和帶走，藏於巴黎的這批敦煌文獻來說，其比例就高達百分之四十七。將近一半不是佛教文獻。主要是有關於中國當時的歷史、地理、民族相關資料，對於重建當時的歷史社會狀況是非常有幫助。其次是道教文獻，對於研究宗教史，非常有幫助。其三是大量的儒家經典。印刷術是宋代以後流行的。在敦煌卻還能看到漢魏南北朝隋唐時候的《論語》《孝經》註解等各種經典早期的文件；看到《文心雕龍》《切韻》。數量很大，光是《蘭亭集序》就有十幾件。還有其他許多少數民族文獻。這些都被伯希和帶到法國去了。 當時中國的朝野都沒有注意到這批文獻的重要性。而就算注意到了又能怎樣？當時我們的學者，老實說，這些文獻擺在面前恐怕也多看不懂的，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當時學界的佛教研究很生澀，對道教更是文盲，根本沒有幾個人了解，也不知道哪部經典有價值。何況還有許多異族文字？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辨別哪個有價值、它又是什麼東西，然後選擇帶走。這種學力，依我看，當時章太炎，王國維等人，也遠不及伯希和。他走的時候，也不是從西域帶走的。他從中原過海路，沿途告訴官方，說敦煌還有許多東西，要好好保存。第二年又到中國來，還在中國做了個宣傳，把敦煌東西拿出來展覽。告訴大家：看，是這樣的。羅振玉看了很震驚，請他回法國後，拷貝一份來。他說，沒問題啊，果然把拍照的片子寄過來。之後，羅振玉才根據這個，來編印《鳴沙石室遺書》。 我講這些，是要說明當時的國學研究，不只是中國人自己做的。是日本、歐洲各地學者參與進來，來進行對中國文化的各種研究。很多研究仰賴外國學者的力量。如陳寅恪先生。大家都覺得陳先生是非常博學的學者，其實陳先生在歐洲留學時即聽過伯希和的課。他回到中國後，擔任所謂清華幾大導師。這完全是現在創造出來的一種想像。當時的陳先生，一篇文章都沒有，婚都還沒有結，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剛剛到清華執教。教的也不是後來成名的隋唐史，主要是梵文文獻。每週還要從清華園進城，去找鋼和泰複習梵文，鋼和泰在中國待的時間很長。主要推廣梵文藏文，他是國內東方學的重要的啟蒙者，在國內教書，胡適陳寅恪都推重他。 要請各位留意：西方漢學對國內國學研究的影響，還不只在這些少數民族文化語言、考古、西域、佛梵、新材料等方面，在國學的主要部分也一樣甚大。如經學、小學，乃清朝學術主力部隊所在，貢獻也最大。關鍵處，則在“因聲求義”，也就是通過聲韻學去校訂文字、講明訓詁、闡釋意義。可是這一套做到章太炎、黃侃也就到盡頭了。章先生已吸收了不少西方語言學的觀念，更不要說其後學了。爾後講音韻者，皆受瑞典高本漢等漢學家語言學家的影響，看不起黃侃了。 在中研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名單裡，语言学部分就只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而這些都是學西方語言學的，沒一個是傳統的聲韻學。其後選上了趙元任和李方桂。李方桂乃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著有《龙州土语》、《武鸣土语》、《水话研究》、《比较泰语手册》、《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等，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但漢語研究也很出色，尤以古汉语和古藏文為好。遍历中国南方，进行汉语、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之研究。参与翻译了高本漢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趙元任則原本是學科學的，1920年在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1921年到了哈佛大学才研究语言学，翻译高本漢《中国音韵学研究》。1925年再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並称为清华四大导师。跟傳統的聲韻學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他們關係深的是高本漢這一路的。高本漢的影響且不只在音韻語言方面，對古籍辨偽和左傳年代等討論也非常重要。他寫過《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中国古籍的真伪》、《诗经研究》等。各位若知道古籍辨偽和有關左傳的今古文經爭議在晚清民初國學發展的情況，自能理解他這些著作在此中起的作用。 諸如此類，細說就講不完了，總之，西方漢學對整個近代國學運動有深刻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三）印度洋及其他 中外交通史，就是在這個格局中興起的。一部分人談中亞民族進入中原文化、對南北朝隋唐的影響。一部分人談印度文明對中國的作用。一部分著重歐洲傳教士來華的工作，往下延伸到近代教育科技及教案問題。還有一些做南洋史地和華人開拓史。各有名家，而皆為往古所無。除第四部分外，主要傾向，都是外部對中國文化的輸入和影響。 其中隱含的一個態度，即是以外部為真理之源。所以感覺音樂、舞蹈、佛陀勝義都由中亞西域來；基督福音則由歐羅巴來；糖、猴王阿奴曼、龍王龍女、佛菩薩都由印度來。清末民初興起的“回歸印度”佛教運動，即與此傾向相符應。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澂等人，要恢復玄奘法師已絕之學，痛批中國佛教久遭偽經偽論之汙染，正是國學運動中一枝勁旅。 一些國外的學科，對我們亦有很大的影響。如考古。考古不是中國傳統學問，傳統的學問是文獻，以文獻為主。現在的考古的方式，是國學運動中一步一步建立的。早期我們自己沒有力量，主要仰賴外國學者，如確立仰韶文化的時期、文化的形態等，都要仰賴安德生等外國學者。斯文赫定他們的西域考古，也是和我們政府配合的。然後整個學科都從國外移植過來。 也就是說，整個國學運動的國際化成分很高。大量的外國人參與、研究方法的改變、學科的建立、學風，都和國外有關係。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解釋、角度、觀點乃至術語，都大量受到國外的影響。當時巴黎的亞州學會、倫敦的皇家亞州學會、美國的東方協會、柏林的德意志東方協會等都和我們有密切的聯繫。繼伯希和之後，戴密微也來到了廈大，1924年在廈大做研究。 東西洋之外，印度河兩河流域也摻和進來了，中國人種和文化西來說，就是裡面最典型的。說中國人種不是在本土發源的，從非洲，或者從哪裡來。中國文明也是從西方傳來的。最早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是從埃及來。後來此說在中國不流行。更晚一點，影響中國比較大的，是說從巴比倫傳來說。這也是通過日本而被中國學者接受的。 早在1913年，日本人白河赤郞的《支那人民史》，便在上海翻譯了出來。很多學者受此書影響。所以像于謙、蔣智由、劉師培、章太炎這些人都贊成“中國文明西來說”，認為是從兩河流域傳下來的。章太炎劉師培先生當年在日本所寫的《黄書》《攘書》就是明證。後來包括錢穆先生也主張仰韶文化有典型的兩河流域文明特徵，是從那邊傳過來的。甚至有人，像日本人山島佐夫從古天文學考證入手，更論證中國所有上古文獻都是在西元前3世紀左右才造出來的，當時很多學者都支持這個講法。王國維詠史詩二十首，講中國全史，第一首就說：“回首西陲勢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卻上崑崙望故鄉”，顯然也是主張華族西來的。 這個講法當年是寫進中小學教科書裡的，因此影響深遠。後來也一直有傳承者。例如早期跟冰心是齊名的蘇雪林，就一直如此主張。因為她痛罵魯迅，所以後來在大陸不甚知名，實則創作與學術均很有特點。她後期主要做楚辭研究，想要證明中國文化是從巴比倫傳過來的。認為楚辭的神系、所呈現出來的氣氛語言，還有那些神話，都和巴比倫有密切的關係。其著作上千萬字，是研究楚辭的大家。 台灣還有一位大學者黃永武，在《易經》《毛詩》、文字學，還有古典詩幾方面的影響都很大，且曾經以一人之力編成《全宋詩》，又以一人之力整理出所有敦煌文獻，編成《敦煌寶藏》。但他就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認為除了兩河流域之外，還有一部分是印度過來的。 近年大陸上也不乏此類人。一位不在學院裡而喜歡寫書的女生叫蘇三，寫了《向東向東再向東》等好多本書，說黃帝是雅各的兒子。 近年我們已不太採取這樣的解釋，認為文明主要是在中國本土出現的。但是早期這類講法實在是太普遍了。譬如說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到底是怎麼來的，中國的太歲，每個名字都怪怪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有主張印度說，有主張巴比倫說。 此說之所以形成，當然也不是毫無道理的。考古學是西方的學問，西方人先去做了中東的調查，一路做到中亞，再到中國。當然是用過去研究的知識來解釋在中國發現的事物和現象。所以看起來文化仿佛由西向東是一條線，其實是因為他們自己由西向東走的緣故。這就樣蘇聯在我國北方的考古，考來考去，都認為整個北方文化深受蘇聯之影響那樣，視域所限也。 四、由精神到材料 我就是通過這些例子來說整個國學運動實有大量的國際性參與。正因為這樣，國學運動，越來越趨近國際漢學。這幾年大家要和國際接軌的熱鬧勁更是不得了，人大北大，都在辦國際漢學大會。所以我們的研究方法、論述語言、論述形態、包括課題題目，跟國際漢學越來越接近，外國漢學家地位越來越高。慢慢地，你幾乎沒有辦法發現我們中國人研究國學還有什麼特點。 亦因如此，所以發揚民族精神的部分，力道越來越弱，越來越採取一種“楚人視越人之腴瘠”的所謂客觀研究態度。 不僅如此，本是發揚民族精神的國學運動，發揚到現在，越來越沒有精神，我們已經從發揚民族精神走向史料文獻之考證，已經走向故紙堆，或甚至走向反對談精神、談內涵。對中國人精神面目的討論，越來越少了。 從國學運動開啓以來，在晚清時期就為了發揚古學，而收集古書、整理出版。這時候，就已經文獻化了。五四運動以後講整理國故，主要仍是整理文獻，越處理越細，還發現了許多新的文獻，敦煌啦、內閣檔案啦、甲骨啦、簡帛啦，大量出現了，所以我們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專門去做整理。 然後我們還發展出一套理論。這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說的，史學無非是史料學，故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材料就不要亂說話。我們的史學，慢慢的就變成史料學了。 傅先生是受德國蘭克史學影響的，後來批評他的人很多。但平心而論，現在文史研究，不仍是拿著文獻考來考去嗎？這個伎倆，加上前述客觀之態度，大抵就是我人所以為的“科學方法”。 所以綜合地看，整個國學運動很有趣，這一百多年的學術史，幾乎每一個環節都異化了，走向他的反對面。本來要發揚民族精神，但生有反骨，掀起了一股大浪，不斷造反。本來是有精神的，現在越來越注重材料了。 五、新時代國學 （一）國學亂象 我們這個時代講國學，情況又當如何呢？ 國學在大陸復興，已經熱了二十幾年了。八十年代是一個向西方學習的時代。典型的標誌性的作品是《河殤》，要拋棄黃土地，走向蔚藍色的西方海洋文明。九十年代以後，大家開始談國學。但是談來談去，真正的國學其實還沒開始。真正的中國傳統學問到底是什麼樣，有什麼內涵？大家還不太清楚，可是就已經被二十年來各種各樣的國學搞亂了頭腦。 社會上有很多種國學，一是雞湯式的，你們都知道我說的是誰。 還有一種是說書式的，一下講三國一下說清史，一下講《史記》一下講《三字經》。我初來大陸教書時，就有節目組跑到課堂上錄影，問我可不可以到百家講壇去講？我問他該是怎麼個講法？他說：我們觀眾的設定是中學生。不是中學生都來看節目，而是整個社會觀眾的水平就是普通的中學生，所以你不要講理論、不要講太深，要多講故事、多用圖卡。我說，這樣就用不著我講啦，你最好去找中學歷史老師，那最適合你的標準了。果然後來他們找了幾位中學歷史老師，反響都不錯。但總體就是說書式的。 還有一種是玄談式的，比如把儒道佛三教混爲一談。你跟他講佛學時他跟你講修行，你跟他講修行時他跟你講應世，你跟他講用世他又跟你講佛。完全沒有家法，然後大談修煉，體驗，這是玄談式的國學。 還有一些是世俗化的。世俗化的國學是什麼呢？把厚黑學、成功學拿來講國學，所以國學跟事業成功啊、企業的管理啊、心理癒療啊都是結合的。有許多人花錢辦國學班，然後賣大價錢，也有許多人出冤枉錢來聽這種課。 另一種是風水命理數術的，也不是真正的國學，屬於上一種的附庸，目的是消災祈福，保佑平安發大財。 （二）重新理解 我現在所說的新時代國學，當然不是要發揚這些，這些只是亂象，只會讓人羞與為伍，根本懶得再談國學。我們是要對百年來國學運動的撥亂反正，走另外一種方向。 新的重點是什麼？第一是對於中國的學問、中國傳統文化，還需要有重新的理解和詮釋。早期的理解和詮釋，是一種反的精神、打倒的精神。有些則根本沒有內在靈魂，內在精神，只是一種文獻考訂材料。這，滿足了我們學院裏的學問操作，學術功業。所以我們在學校裏學的都是這一套。抄來抄去，考來考去，偶發議論也只是閑磕牙。錢鍾書先生說現代學者“擅長把圖書馆的書一一抄到我的書裏，最終希望我的書將來能成爲圖書館裏的一本”，就是這樣啊！你有什麼別的本事嗎？這個，距離發揚民族精神，還有很大的距離！ 傳統文化，這幾十年來經過不斷打倒、經過塗染各種東洋西洋色彩，目前我們到底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瞭解多少？這個是我們這代的中國人要重新來面對的。 現在社會上還有許多的言論，荒誕幼稚，而人皆不以為異。譬如動不動就講我們對於古代的東西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每個人都這樣說，都覺的理所當然，不以為羞！什麼？你覺得很有道理？那我問你，如果有個幼兒园的小朋友來跟我說：龔鵬程，你學問很好，但是我要取其精華、去取糟粕。你認為我該如何？我只能伸手打他一巴掌，喝道：“胡說八道，我的精華與糟粕你懂啊？”不是嗎？現在人動不動就說要對古人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卻沒衡量衡量自己是什麼玩意。你比得上蘇東坡嗎？捫心自問，你跟蘇東坡還有很大距離吧。蘇東坡比得上莊子嗎？莊子比得上孔子嗎？你跟孔子的距離是火星跟地球的距離呀，開什麼玩笑，人家講什麼你都聽不懂，還精華糟粕呢！ 學問的事，是唯佛能知佛、唯菩薩能知菩薩的，和別人不是一個境界，人家講話你就連聽都聽不懂。現代人站在一個現代虛妄的進化高峰上，讀古人的書，像改小學生的作業一樣，這個地方叉叉，這個地方還可以。書不是這樣讀的，你只有真正能夠瞭解人家在說什麼，你才能受益。而要瞭解大聖哲卻是很難的，要花很多氣力。像我教書，教李商隱、蘇東坡，我覺得還能應付。若叫我教杜甫李白，我就我很吃力了。該怎麼瞭解他、怎麼描述他，很困難。感覺上是一隻地上的狗在追天上的老鷹，跟不太上。顏回說學孔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就是這種感覺。古人講讀書是要“尚友古人”，要跟聖賢對話。我們不需要朋友，因為朋友多半是害你的。但有些朋友不會害你，他們是古代的聖賢，我們在最孤獨最寂寞的時候有這些朋友，我們真的可以跟他們對話，會得到更多的知識和體會。可是假如這朋友說的話你都聽不懂，你怎麼跟他對話？所以，理解，重新理解傳統，它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花大力氣做的。 其次，我剛才說過我有一篇文章叫做《論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胡說八道》。就是除了態度上要認真、虛心，真誠地去理解傳統，還要反省我們現今已有的認知。 現在一講傳統就是封建啊、專制啊、中國是父權社會啊、農業文明啊，這些胡說八道都是怎麼來的？都是由西方發展出來，然後中國人根據西方人鄙夷中國的口吻，回過來罵自己的傳統文化，所謂“漢人學得胡兒語，卻立牆頭罵漢人”。 （三）重理主脈 光知道要重新理解傳統文化，還不夠，還要知道須理解主脈。近百年國學運動最悲哀之處，就是它所發揚的所討論的，大抵都不是原來中國文化最主幹的部分。 如文學，我們努力地打倒貴族文學、打倒文言文。把這些都打倒以後，那還有什麼中國文學可說呢？中國文學最重要的部分，已經被我們打倒了嘛！ 而且，我們不但把小說戲曲講得比古文與經典還重要，更要把經典民間化、淺俗化。一講《詩經》，就說是民歌。《詩經》怎麼會是民歌呢？那裡面，雅與頌是民歌嗎？這就三分之二不是民歌了。 其他那些“風”總是民歌了吧？誰跟你說風是民歌？“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的時代，君子指什麼？君的兒子叫君子，公的兒子叫公子，公子的孫子叫公孫。所以僅這“君子好逑”一句，就表明了它不是民歌，是君子在求偶，所以到後面才會鐘鼓樂之、琴瑟友之。誰家有鐘鼓？民間有嗎？這是基本常識呀！現代人竟完全沒常識，一股腦把經典朝民間化、淺俗化方面靠！ 說這詩只是講男女慕戀，是情詩，則是淺俗化。牝杜相求，乃是動物性本能，鳥獸皆能之。故自來解經，都由男女之情說到人文禮義之教。現代國學則偏要拉下來，但知情慾之發，不貴禮樂之節，痛罵古人保守、迂腐，自趨下流還洋洋得意，渾不顧此詩以發乎情開端，而以止乎禮收結，故曰：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可見也是沒常識的。 沒常識的多哩！現代人一講到魏晉，就魏晉風度、竹林七賢、崇尚清談、破除禮法等等一大套。這也毫無常識。魏晉是什麼時代，是世族門第社會呀！什麼是世族門第社會？陈寅恪先生講得非常清楚，它有兩個條件，一，累世官宦，二經學禮法傳家。所有世家大族，都是靠經學禮法才能成為世家大族的，所以經學禮法正是這個社會的骨幹、支架，是社會結構的根本性因素，不守禮法就沒有這個社會。 現代人卻似乎沒讀過社會史，所以在談文學時亂扯一氣，什麼個性自覺啊、跟五四一樣破棄禮法啊。殊不知魏晉時期關於禮法的討論，是他們文章中最重要的部分。“魏晉文章，善於說理”，對於禮的辨析，超過漢朝。經學呢？我們《十三經註疏》裡面的注疏就多來自魏晉，如《論語》是何晏注的，《易經》是王弼注的，《左傳》是杜預注，《穀梁傳》是范宁注。我們看《世說新語》，翻開第一篇就是德行。那些破壞禮法的放蕩人物，皆是放在後面當八卦、當逸事講的，且多帶貶意，說明竹林七賢等人性格之鄙吝、偏狹等。 也就是說，近百年來發揚的都是小傳統或偏統，如墨家、名家、法家、佛學、玄學、白話文、民歌、謠諺、民俗、市井文化、流氓造反、破除禮法人物等等。傳統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祭祀、禮樂、經學、教育、詩文，百年來卻都受到很大的摧殘。 例如傳統孔廟書院都被廢了，經也沒人讀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沒有經學這個學科的。 祭祀呢？祭天祭地、祭三皇五帝，如今都難。今年九月三日我們在都江堰文廟辦祭孔，山東曲阜還來了八個人，爲什麼呢？因祭禮久荒，已經不太會祭了，故來切磋。我上次祭孔時，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先生他們來看，說太厲害了，你們怎麼會？我拿了一本《灌縣志》給他，說祭孔是最簡單的事。為什麼？因為文獻俱在，歷代都重視，是非常隆重的典禮，專書非常多。就是一本小小的方志，裏面都有專門的記載呢！這些祭祀在中國傳統上，是最主要的部分。“邦之大事，惟祀與戎”，對於天地鬼神先聖先賢，宗親故祖都懷著一種敬畏之心，今則無矣。 詩文傳統也斷了。這幾年忽然附庸風雅，各城市都找人做賦、立碑、誌銘，而往往狗屁不通，令人笑破肚皮，感覺文脈真是斷了。 教育。現在全國書院據說有三千多家，但是大部分的書院是原來的會所。現在會所不能辦，就都改成書院了。還有房地產商打著書院旗號做土地開發。另有許多書院是蒙學，大教庸劣的《弟子規》。這些能叫書院嗎？書院是講大人之學的。現在把蒙館當書院，而且還讀《弟子規》，豈不荒謬？ 以上這些傳統文化中主要的東西，若理不順、展不開，國學就只是清談的話頭，沒有意義。至於學問，當然還是儒家，這是傳統的主脈。避開儒學，儘去扯些禪呀密呀修呀證呀琴呀茶呀兵機呀管理呀風水呀命數呀，不是騙子，就是傻子。 （四）介入生活 這些傳統文化，我們還要設法讓它跟我們現代生活的脈絡連接起來。 例如古代教育傳統、教育精神之重新梳理，為的就是要用以改造我們病入膏肓的現代教育。所以得把它實際踐行於我們的教育工作中。這樣國學才能跟現代生活重新結合起來。其他可以類推。 只有這三步做完了。我們才可能恢復做最後一步：恢復中國原來的典章制度，建立一個新的社會政治秩序。但那就更晚了，前面的三步，我估計要花上三十年，才能有真正的成效。我老了，所以就要仰賴各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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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8 14: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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