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慧园论坛》到达国内外智库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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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智库和准智库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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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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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西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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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社会科学院	江苏社会科学院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辽宁社会科学院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宁夏社会科学院	青海社会科学院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社会科学院	陕西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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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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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金融4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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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经济研究所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院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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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	汇贤智库	台湾经济研究院
台湾竞争力论坛	台湾民主基金会	台湾新社会智库
台湾智库	台湾综合研究院	香港政策研究所
新力量网络	新台湾国策智库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远景基金会	智经研究中心	中央研究院
中央政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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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智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察哈尔学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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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国家行政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零点咨询研究集团
对外传播研究院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中国公益研究院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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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用互联网思维建智库网络

韩晓蓉

       编者按：



       为什么要研究高校智库？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袁雯透露，“上海高校智库”是为国家和上海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提供决策建言和智力支撑的智库群，由市教委和本市各高校共同筹建的。

       经过一年半的建设，上海第一批18家高校智库在“资政、启民、育才”方面起到良好成效。

       袁雯表示：“上海高校智库在一年半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深化智库内部的组织管理、人才培养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机制创新，坚持同城协同，跨界研究，并且借助中国大学智库论坛服务全国。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和探索称为‘上海实践’。”

       然而，专家经过探究发现，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智库之间仍然存在着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差距。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认为，中国不能以大跃进方式建成世界顶尖智库，中国智库小、散、弱的局面很难短时期改观。

       他提出，中国可以借助互联网思维构建智库网络，用网络把分散在各个地域、各个条线、各个领域的智库连接起来，有机地、最大程度地发挥各个智库，甚至个体研究者的作用，形成规模效应。   

       撰文/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  沈国麟

       中国智库如何PK国际顶尖智库？

       今年年初《2014全球智库排行榜》公布，中国智库虽然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但在规模、创新力、影响力方面差距依然很大，排名前150位的智库中国仅有7家。

       当然，国际顶尖智库并非一朝一夕才能炼成，排名第一第二名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都有将近100年的历史。那么，中国的智库是否在短时期内很难超越欧美智库？

       未必。中国固然不能以大跃进方式建成世界顶尖智库，中国智库小、散、弱的局面很难短时期改观。但中国可以借助互联网思维构建智库网络，用网络把分散在各个地域、各个条线、各个领域的智库连接起来，有机地、最大程度地发挥各个智库，甚至个体研究者的作用，形成规模效应。

       互联网思维是连接的思维、共享的思维、互动的思维、用户至上的思维。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新的传播渠道而已，互联网带来的是人类连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人类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革新效应。一代一代的互联网企业将产品、需求、互动、数据、感官、工具等等融合起来，将一个个分散在各个地区、行业、领域、角落里的个体连接起来，形成规模效应、长尾效应，从而把传统企业巨头PK掉。像淘宝网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下，把买方和卖方连接起来，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淘宝网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连接买方卖方的大平台，是一个生态系统。

       中国的智库建设需要“智库淘宝网”。这个“淘宝网”不一定是公开的、全开放的，但是能够把智库产品供给方和需求方连接起来。一个县长，为了当地的土地资源开发有急切的咨政需求，只要他登录到“智库淘宝网”，立即就能够看到当前研究土地资源利用开发、环境保护、地方经济综合发展的智库，通过网络后台，立即联系到有关智库，进行相关的政策咨询；一个智库，需要制定智库当前或者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研究规划，通过“智库淘宝网”，就能够了解当前的政策热点和政策需求是什么，对智库的发展做更好的规划。这样的智库网络能够连接到分散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智库，甚至连接分散在各个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人员。在智库淘宝网这个平台上，这些智库和研究人员以相同的需求对接、相同的研究志趣连接起来。此其一。

       其二，智库淘宝网应当具有评估功能。智库产品的买卖双方在智库网络中对接后，买方可以对卖方的政策咨询服务进行评估，反过来卖方也可以对买方的政策咨询购买行为进行评估。双方的评估结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以此来进行优胜劣汰。经常提供不合格产品的供应方一旦被评为不合格就会被踢出智库淘宝网。

       其三，评估之后是培育，即这个智库的平台网络可以培育顶尖智库。培育的方式可以有定期、不定期的培训，告诉智库，什么样的政策咨询服务是好的，什么是不够格的，什么样的政策研究才是好的研究，什么研究才是不到位的。智库培育是建立在一套顶尖智库的标准之上的，通过培育，智库淘宝网可以发现更多有潜力的智库，把它们吸引到网络中来。

       其四，智库淘宝网本身具有咨询功能，即智库淘宝网本身提供如何建设顶尖智库和如何科学民主化决策的咨询服务。

       其五是服务功能。智库淘宝网具有一整套决策咨询研究的服务支撑体系。智库网络可以为研究人员组织团队、找到相同志趣的研究人员和智库，并为智库产品的整合、发布提供服务。

       马云说：“人类已经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时代走向DT（Digital Technology）时代。”DT时代是以用户为中心，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的时代。智库淘宝网的用户就是千千万万个智库和政策咨询服务的购买者。智库淘宝网不是要做中国的顶尖智库，而是以推动需求对接、连接培育更多的顶尖智库为己任。而且，这样的智库网络平台不仅也不能只有一个，在行业内、区域内、战略规划内都可以构建这样的“智库淘宝网”。只有把这些“小、散、弱”的智库连接起来，才能真正激发每个智库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从而真正服务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上兵伐谋，中国智库也正需要通过“智库淘宝网”来聚人聚智，与国际顶尖智库在国际智谋场上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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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五千两百多万字的丛书，为现代中国的智库建设提供参考


耿云志先生
“近代就是我们的昨天，历史是一代一代人接着走过来的，思想也是一代一代衔接下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中国如何面对世界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民族的创造力。”历史学家、《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委会副主编耿云志先生在10月28日的研讨会上如此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用五年时间编出了一套五千两百多万字的丛书，收录了中国近代一百多位思想家的经典著述。10月28日，关于丛书的研讨会“中国近代思想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人大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介绍，《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丛书2010年立项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得到了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支持，柳斌杰亲自担任《文库》编纂委员会主任。《文库》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领衔主编，在王俊义先生和耿云志先生指导下进行选编，邀请到了一大批海内外杰出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参与工作。

《文库》是一部会聚了中国近代一百多位思想家经典著述的鸿篇巨作，共一百卷，总文字量达五千两百多万。入选《文库》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选录了每位思想家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每人分别汇编成册，以文集的形式呈现出来。

戴逸先生

研讨会上，戴逸先生指出，百卷《文库》是国内首部、全面展现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过程的鸿篇巨制。中国的近代思想发展宛如向东奔流的大江大河，每一位思想家都是汇入其中的支流，他们为中国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思想探索，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全貌及其发展演变的脉络。

人类创造历史的同时创造了文化，这些灿烂文化又反过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探索现代化进程是曲折的，在这个过程中涌现过各种思潮和学派。中国近代知识精英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吸收了西方传入的各种社会学说，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学说体系，对于这些学说的研究持有包容、客观、公允的态度，才能够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建设。

“但是我对这部书也有不满之处，还缺少一些重要人物，如提出人口论的马寅初、郭沫若等等。”戴逸先生表示，“我们提倡要求现代化，就要创新，创新就不应该怕犯错。我们走现代化这个道路必须要有宽容之心，必须要允许争论，容许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珍视中国思想探索的试错过程，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进步，也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智库建设提供参考。”

王俊义先生

王俊义先生认为，《文库》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为编纂主旨，既遵循思想发展内在规定的要求，又结合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变的特色。伴随近代中国波澜壮阔、急剧变革的政治风云，在思想文化领域，亦可谓思潮迭起，名家辈出。《文库》在选录过程中，对在某一思潮、某一领域有其代表性，在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中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的思想家都酌情选入。

对于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的思想家，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一些过去有争议的人物，也冲破了过去机械的以政治立场划线的束缚，还收录了几位国民党早期的主要理论家。并特别发掘了一批曾经被遗忘、被忽视的思想家及其著述。各卷编者在导言中都对每位思想家进行了平实、公允、客观的历史评价，这充分反映了《文库》有容乃大的恢弘气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倡‘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这对于我们学术界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中国的思想发展需要多元化，思想家的涌现更需要宽松、和谐的土壤。走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给中外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及现实的进步文化以发展的空间。”王俊义先生认为。

耿云志先生指出，近代就是我们的昨天，历史是由一代一代人接着走过来的，思想也是一代一代人衔接下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中国如何面对世界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民族的创造力。

“昨天的人们对中国走向现代的思考，肯定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文库》这套书，集文献性和研究性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近代思想的丰硕成果还有很多，希望这套书能够继续做下去，修订并收录最新研究成果。”耿云志先生认为，丛书的出版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是挖掘、整理和保存了我们近代思想遗产，包括思想家、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艺术家等。其次，它可以向大学的教授、研究机关的研究员们提供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资料。

《文库》的每一卷书都是请最权威的研究者来主编的，所以有一定的权威性。第三，丛书可以提供给各级领导干部，让他们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我们国家是如何从原来的封闭落后走向世界，走向开放，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的。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如何独立富强民主，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做民族复兴的大工程，很多思考是可以直接提供给我们各级领导参考、借鉴的。

学术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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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建设与教育科研创新

来源:《当代教育与文化》2015年第4期 作者:王鉴

摘 要：智库是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民族、教育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的公共研究机构。我国教育领域亟需建设一批专业智库。国家教育智库建设虽有了前期的基础，但作为真正意义上为国家政策咨询服务的教育智库还有很大的差距。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教育科研面临着创新挑战。首先，教育科研机制创新，需要建设开放的教育智库，汇集一流人才，强化联合攻关。其次，教育科研创新，需要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再次，教育科研创新不仅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服务，更要引导民众、教育民众。 　　关键词：智库；教育智库；教育科研创新 　　一、国家政策驱动下的教育智库建设 　　（一）何谓智库 　　所谓智库（think tank），也称“智囊机构”，又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民族、教育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的公共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胡佛研究所、兰德公司等。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智库在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致有些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1]鉴于智库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与功能，我国政府在决策中也越来越重视智库的建设及其功能的发挥。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智库”概念。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 　　（二）教育智库 　　教育部制定的《中国特色高校智库推进计划》指出，通过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高校软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结合我国教育领域智库建设的现实情况，国家教育智库包括中国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教育学领域12个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高校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30人论坛等民间智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全国教育科研系统发挥着领军作用，是打造中国特色一流国家教育智库的重要基地。近年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建设一流国家智库为目标，建成了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中心、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探索建立团队合作、联合攻关的工作机制。逐步实现了从个人兴趣向服务国家、服务大局转变，从分散的、个体化研究向团队合作、协同创新转变，从经验性思辨向依靠事实和数据转变，从重论文、著作向重完成国家任务、服务决策转变。教育学领域的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共有12个，主要分布在全国的高校里，是国家高校教育智库的主要依托，包括了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农村教育、民族教育、道德教育、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比较教育、教育经济、公民教育等重要领域和特殊领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重大举措，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人文社科基地已经成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地，基地建设起点高，综合性强，是集“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信息数据”为一体的国家教育智库，重点基地的建设就是教育智库的建设，今后在完善基地各项功能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协同创新、资源整合、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重要的咨询服务。民间教育研究机构作为中立的教育智库正在兴起，影响逐渐扩大。 　　二、学术研究视野中的国家教育智库建设 　　（一）国外教育智库建设的研究与借鉴 　　黄忠敬教授介绍了美国的教育智库及其影响力，他认为，美国教育智库的影响力可以从影响对象及影响方式两个方面可见一斑。从影响对象来看，主要包括对政府及其决策者的影响、对大众及其舆论的影响。从影响方式来看，在不同的对象方面存在着差异，可以通过引用率、发行量、上镜率、点击率来见证。智库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在政府任职、成为政府咨询专家组成员、邀请官员参加智库学术会议、参与政府的项目等方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并通过发行学术出版物、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和举办研究班、利用大众传媒等影响公众与舆论。[3]苏红认为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的经验在于：第一，形成独立于政府的运行机制，主要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的形式为政府提供服务；第二，拥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并持续坚持是智库发展的基础；第三，走专业道路，促进人才持续成长。[4]曾天山等在考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教育科研情况后认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国家教育科研机构为主的教育智库日益崛起，正在成为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两国教育智库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表现在：构建基于标准的质量框架；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教育的发展，提高教育竞争力及全方位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等。[5] 　　关于国外教育智库的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教育决策中十分重视对智库的建设，并以独立的机制运行，与政府签订协议的方式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服务，在提供思想、引导公众、汇集人才等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些研究对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无疑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教育智库建设的理论反思 　　关于教育智库，如何定位，如何建设，如何发挥其功能，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需要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智库自身的运行特点与规律，形成科学有效的教育智库。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专题探讨。 　　吴康宁教授论述了新型教育政策智库的基本特征：第一，职能专一；第二，学科协同；第三，独立运行；第四，多样发展。[6]王建梁、郭万婷认为教育智库建设方面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独立性不足、影响力不广、专业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够以及教育智库结构失衡等，并提出了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应变应急导向为前瞻导向、变阐释导向为创新导向、变单一学科导向为跨学科导向、变体制依附导向为独立发展导向、变内部封闭导向为协同共赢导向、变单一服务为综合服务导向等具体对策。[7]张衡认为，目前，教育智库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但机构的建立并不等同于功能的发挥，教育智库的作用也并不必然具有积极意义。错误的预设、角色选择困境等可能构成教育智库作用发挥的障碍。[8]关于智库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智库的类型研究、智库的特征研究、智库的定位研究等。教育智库的类型研究旨在让教育智库建设分门别类，不同类型的智库发挥不同的作用，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教育智库的特征研究旨在把握好教育智库的中立性及独立运行机制，真正发挥智库的咨询服务功能。教育智库的定位研究旨在处理好智库与政府及决策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智库成为“第四部门”。 　　（三）教育智库建设的专家建议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在北京召开了“贯彻落实高校智库建设座谈会精神，为教育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座谈会”，参会专家学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如何打造高校教育智库，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意见建议。北京大学佟新教授认为，第一，让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并在研究中敢于提出“真问题”；第二，增加自觉服务意识，努力服务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第三，增加对学术成果的大众宣传，引导社会舆论。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教授认为，发挥高校咨政建言作用需处理好四个结合：第一，坚持个人学习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第二，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第三，坚持专业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第四，坚持高校与实际部门相结合。[9]为充分发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口重点研究基地的学科优势，2014年12月20日在上海召开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教育学部委员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学基地主任圆桌论坛。会议主题为“创新驱动下的教育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现状与愿景”。论坛嘉宾分别就基地如何成为国家教育智库进行了深入讨论。教育部社科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教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教育智库较少，建设国家教育智库要尊重智库建设的内在规律，切不可一哄而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智库具备四个特征：独立运行、职能专业、学科协同、多样发展。我们建设国家教育智库就要充分考虑作为智库的四个基本特征。教育部社科委员、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认为，教育智库建设需要在三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第一，教育智库的定位问题。教育智库作为一个中立机构，应持有中立的价值，既不唯上，也不唯我，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以研究者的良知为标准，为国家教育决策服务；第二，教育智库的研究方法问题。教育本身的问题常常是复杂的、综合的，有时是非教育自身所能解决的，需要协同社会其他部门共同解决，问题之综合性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智库研究者们的多学科联合扎根问题的研究方法；第三，教育智库建设要处理好学养与急用的关系。一讲智库建设，很多人就会想到应用性研究，岂不知如果失去了理论性研究之学养，应用性研究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部社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认为，课堂教学改革十多年了，中小学课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最近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比如倡导贵族式教育、天才教育，比如打着教育技术与优质教学的幌子开展现代的教育殖民，比如幕课与翻转课堂真的能改变我们的课堂吗？面对这些新问题，作为国家教育智库的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就应为国家课程改革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邬志辉认为，农村教育的智库建设，应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为依托，突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驱动。突出数据意识，强化大型调查。突出理论意识，强化学科交叉。突出改革意识，强化机制创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杨小微教授认为，基础教育智库要求研究转型，从专家个人兴趣和行为层面的决策咨询，转向基于合作、参与和重要成果的建言献策。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地主任别敦荣教授认为，建设好高等教育智库，需要做到“三个坚持”：坚持立足学生，实施全程管理。坚持问题导向，循据为证解析原因。坚持中国特色，提供真知灼见。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内部整合，外部联合”方面做大文章，在加强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近年来，加强双语教育智库建设，积极为民族教育决策提供借鉴和支撑。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岳昌君教授介绍了基地的情况，并提出了教育经济研究所未来关注的三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先后分别介绍了基地的建设情况及在创新驱动下转型国家智库的行动计划。 　　综合分析专家建议，我们不难发现，建设国家教育智库的具体策略包括：第一，高校教育智库建设要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关系，智库建设的根本在于专家队伍建设，基地要汇集多学科专家协同研究教育问题。智库建设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没有雄厚的理论研究作基础，应用研究也成为空中楼阁。智库不仅出思想，还要出政策。第二，高校教育智库建设以现有的人文社科基地为基础，研究国家教育政策制定与政府决策领域急需的一些重大问题，真正发挥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与咨询服务功能。第三，各研究基地之间要加强合作，协同创新，形成内部整合外部联合的工作机制。 　　三、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教育科研创新 　　国家教育智库建设虽然有了前期的基础，但作为真正意义上为国家政策咨询服务的教育智库还有很大的差距。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教育科研面临着创新挑战。 　　首先，教育科研机制创新，需要建设开放的教育智库，汇集一流人才，强化联合攻关。现代社会，教育问题常常不是教育领域的单一问题，教育问题仅仅从教育领域内部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的。比如，高考问题，比如作为民生的教育问题，又比如作为政治稳定与边疆安全的民族教育问题等，教育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综合，解决教育问题先要研究教育问题，再通过国家政策来解决。研究教育问题需要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需要国家教育智库汇集国内外一流人才，而传统的教育科研部门或国家文科基地在这方面显然还普遍存在着不足。因此，作为国家教育智库的教育科研机构要在机制上创新，发挥智库的引导、指导、推进、组织的作用，加强跨部门和跨领域的深度科研合作，发挥全国教育科研领域的整体功能。 　　其次，教育科研创新，需要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著名数据库专家吉姆·格雷（Jim Gray）认为，我们先前已经有过三种不同的科学研究范式，分别是实验的（Empirical）、理论的（Theoretical）和计算的（Computational），但这三种范式如今均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海量的数据需要通过数据爆炸（Exploration or escience）这一全新的第四种范式，这便是所谓的数据思维。[10]教育科学研究同样走过了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的阶段，这些研究范式今天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面对教育领域的重大问题研究时，我们最为缺乏的就是总体的数据、微观细查的精确性、相关性等数据资料。大数据时代的最大转变是我们的研究从因果关系让位于相关关系，我们只要知道是什么，而无需知道为什么。比如，在大数据时代，考试数据分析尤其是海量考试数据挖掘利用开展评价工作，是未来教育考试实现向专业化考试评价服务转型的关键。又比如，民族教育研究中需要对民族地区学校、教师、学生等相关信息的整体基本统计分析，又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数据，还需要音频图像等海量的文献资料，而且关于民族教育的大数据分析对于民族教育的舆情与政策制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教育科研部门，尤其是国家教育智库机构之间，整合科研资源，共建共享，努力开展大数据时代下的新型研究，对于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咨政服务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 　　再次，教育科研创新不仅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服务，更要引导民众、教育民众。教育智库有两个基本的特质，一个是公信力（credibility），一个是影响通道（access），教育智库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提出专门知识和政策理念，这种专门知识和政策理念会引导民众，也会教育民众，作为中立的机构与权威的组织，它对公众有很高的公信度，当然这是建立在智库的专业知识与权威研究基础之上的。我们国家的教育科研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传统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对应用研究较为轻视，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研究成果影响和教育民众。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国家教育智库要通过媒介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大公信力与影响通道，不仅为政府决策服务，而且为教育公众服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而公众对它的理解常常是经验的和非理性的，教育智库就要发挥公众的舆论引导与教育功能，让公众理性地对待教育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比如，高考成为基础教育指挥棒与家长长期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方式及望子成龙的观念密切相关，如何通过教育智库引导家长对此类现象的认识，显得尤其重要，比如新成立的中国教育30人论坛，通过举办学术活动，以网络为渠道，广泛宣传现代教育理念，对于公众的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又如，我国在西北、西南分别设立了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心理与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这两个研究中心的成果不仅为国家制定民族教育政策提供了相关依据，也通过其网络与学术交流，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民族教育的政策，也发挥了教育公众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恩东.美国智库发展新趋势[N].学习时报，2014-05-05（A6）. [2]习庆平为何特别强调“新型智库建设”[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www.cpcnew.cn）.2014-12-29. [3]黄忠敬.美国教育“智库”及其影响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5）. [4]苏红.澳大利亚：教育智库如何成长与发展[N].中国教育报，2014-10-01（9）. [5]曾天山，王小飞，吴霓.澳新两国国家智库及服务政府决策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教育考察报告[J].比较教育研究，2013（8）. [6]吴康宁.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智库[J].中国高等教育，2014（6）. [7]王建梁，郭万婷.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4（9）. [8]张衡.教育智库何以可能[J].教育发展研究，2014（7）. [9]打造高校教育智库，为教育改革做贡献——高校智库建设座谈会发言提要[N].中国教育报，2013-08-21. [10]曹卫东.开放社会及其数据敌人[J].读书，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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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国家队”：预判未来，直达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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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要不是事先留意，很难发现深圳北郊笔架山的银湖景区内，坐落着一家全国知名的社会智库。

  
  

  壹图 供图

  时代周报记者 李兮言 陈舒扬 发自深圳 北京

  要不是事先留意，很难发现深圳北郊笔架山的银湖景区内，坐落着一家全国知名的社会智库。

  1989年，在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的牵头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成立了。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在这块青山环抱、景色秀丽当然也价值不菲的土地上，免费划出一块地给了这家非体制内机构。

  时间证明了当年决策者的远见。26年后，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备受各界瞩目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综合开发研究院是名单中仅有的两所社会智库之一。

  “这样一个战略安排，对中国智库的影响比较大，会带来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智库发展。将来的中国智库可能会是一个体系，里面有专业的、综合的，有偏官方的、有偏社会的。”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智库建设：“试点”成“热点”

  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25家机构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共10家，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第二类是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的专业智库，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为代表；第三类则依托大型国有企业，只有1家：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第四类是2家社会性质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本次智库试点单位的遴选并不突然。2013年后，无论官方抑或民间，众多中国智库运营者都感受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智库的重视。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11月9日，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我感觉智库跟国家有关部委的决策联系得更紧密了。国家有关部委对智库的指导更多、沟通更密集、渠道更通畅，智库开始更加主动地关注问题、挖掘问题，研究也更强调问题导向。”针对这一轮密集的智库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伍聪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综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则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近年来，国家对于智库的逐年重视主要基于几个大背景。除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力增大外，国内正面临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加强预判性。“‘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上台后提出的很明确的一个政治理念。什么叫治理？其实就是涉及不同声音、不同部门、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包括跟媒体、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都叫治理。发展智库也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据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在2015年1月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大陆）的智库数量由2008年的74个上升到2014年的429个；中国（大陆）智库居世界的位次也从2008年的第12位跃至2014年的第2位—但在综合影响力全球前15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7个，排名最高的是中国社科院，位列第27名。

  官方、高校、民间：中国智库大格局

  从最早的“军师”“幕僚”“师爷”到如今的智库，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

  1949年11月，中央政务院设立参事室，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进行政策咨询，成为中国官方内部智库的最初“模板”。1980年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通过调研形成报告，为1981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研究组在1984年被一分为三，人员分别进入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以及社科院农发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后来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官方智囊机构。

  改革开放初期，旧有决策模式受到挑战，中央搜集各部委人才，不定期进中南海讨论研究，一批青年学子由此崭露头角，如今天仍旧活跃在官学两界的周小川、楼继伟等。这批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杜润生、吴敬琏、厉以宁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带领下，为中国决策层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整体方案设计。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民间智库崛起，各个中央部委亦纷纷设立研究机构。1998年，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985工程”启动后，国内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也纷纷成立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官方智库占据主流、高校智库发展迅猛、民间智库努力生长—中国智库的格局就此大体形成。

  智库研究可直达决策层

  在25家智库试点名单上，全球战略研究智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是高校智库队伍里的小伙伴。

  全球战略研究智库院长李向阳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全球战略研究智库主要依托社科院的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由8个研究所组成，主要方向是重大国际战略和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理事长是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原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出任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首席专家和名誉理事长。

  傅莹的存在体现了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外交”意味。

  事实也是如此。“全球战略研究智库本身扮演宣传党和国家外交政策、理念的角色，包括对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的解答和释疑”，李向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现在外交决策和公众意见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影响公众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影响外交决策”。

  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研究课题以理事会讨论确定为主，每年讨论确定一次；除此之外，也有针对外交突发事件的应急性研究；同时承接“上面”交办的研究课题。目前，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核心固定人员有20位。

  对“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出台带来的变化，李向阳认为，全球战略研究智库“以前偏向纯理论研究，现在会把党和国家的实际需要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会通过媒体公开“适宜公开”的成果。

  在研究经费问题上，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来源较广。

  目前，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经费构成为：一是社科院体制下拨付的经费；二是来自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拨款，第一年是1000万元人民币；另外智库也可以承接体制外的课题，同时接受外界捐款。

  和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的综合性更强。

  国发院成立于2013年，理事长是中国人大的党委书记靳诺，院长由中国人大校长刘伟担任，科研处处长刘元春担任执行院长。国发院下设12个研究中心。用伍聪的话说，“作为在社科领域科研力量集中较强的高校，人民大学一直扮演政府智库的角色，只不过近年开始资源整合，专门成立了国发院”。

  对全球战略研究智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来说，如何将报告送进中南海，并非难事。

  目前，全球战略研究智库的报告上达目前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社科院原本的一套报送途径；二是有些智库人员本身就是各部委的咨询专家，会参与中央和部委的一些会议；另外，据李向阳介绍，中宣部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会创办一份刊物，该刊物直接面对最高决策者，在智库报送的研究成果中，小组会有选择地通过该刊物报给最高层。

  人大国发院则能够“承接中央国家部委、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办的研究任务，并通过内参等形式递交成果”，人大国发院的副院长伍聪介绍，另外，国发院的专家还可以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言献策。

  “事实上，现在智库和高层的沟通越来越紧密、灵活了”，伍聪向时代周报记者提到了一个具体事例。“针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人大国发院也有过第一时间提交政策建议、并得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批示的先例。”

  民间还是社会？小变化有讲究

  值得注意的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名单上，综合开发研究院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称为“社会智库”而非“民间智库”。

  “‘社会智库’一词可能更准确。如果用‘民间’或‘官方’，就会变成完全官方或完全私人，我们都不是，用‘社会智库’则有点‘半官方’的意思。”郭万达说。

  1989年2月14日，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与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商议，创立综合开发研究院，成为中国最早的非官方智库之一。

  尽管被定为社会智库，没有行政级别，但综合开发研究院自创立之初就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创始人是政府官员外，综合开发研究院位于深圳银湖的地产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深圳市政府无偿拨付的，并且至今每年都能收到深圳市政府的拨款，约占研究所年总收入的20%—在剩下的80%收入中，七成来自跟政府的合作课题，三成来自企业项目，且这些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及银行。郭万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综合开发研究院约有四成员工是有编制的。

  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模式并非孤例。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中心理事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目前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几家民间智库，很多时候都被外界称为“半官方”：不隶属于哪个政府机构，但活跃成员很多是现任或卸任的中高级官员。体制内外的力量都在通过智库或类似平台聚集，共同为改革寻找药方—这成为中国智库近年来最明显的变化。

  “其实一开始，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定位就是民间性、公益性、综合性。但是1989年成立后发现，做不到完全的民间性、公益性和自主性。如果是完全的公益性，资金从哪来？谁来支持你？完全民间性的话，想出国都出不了，因为没人批。”郭万达坦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