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通吃”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一种特有现象。“领导者在学术与利益互动的竞争中,不能表示出应有的学术自信和道德品格,自己利用权力和权威占有和夺取下属和学生的成果,构成一种公然的‘学术剥削’;而下属和学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和生存安全,而主动的请领导分享甚至完全出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对其进行一种‘学术贿赂’”。⑶学术不公正的结果,不仅带来学术权力的异化与研究者的精神变异,更带来学术的社会性危机。
第二,“一刀切”的量化评价导致学术生产的数量繁荣质量下降。 我国所有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不论文科理科,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都执行着一个制度化的、量化的、“一刀切”的学术评价体制。“科学研究在今日之中国高校,被抬高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不说研究型大学,即便是教学型乃至职业型学校,学校是否优秀,教师是否能够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科研的成绩单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甚至没有之一。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论文发表,便一俊遮百丑。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量规定,而一个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篇数,都影响到从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大学排行耪的位置,是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产量是最重要的,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的。”⑷理工科普遍强调SCI的发文量和课题金额,人文社科则是SSCI、CSSCI和课题级别。不少高校或院系在年度工作考核中将学术评价与特定的量化指标绑定,实行“工分制”。同时,许多单位高度重视项目,甚至是“项目至上”、“项目唯一”。这种“项目化生存”的怪异现象和“一刀切”的管理方法,甚至扩大到各种学术和教育的考核、评比、提级提职、业绩考核、课题和项目的审批中,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过渡量化的评价模式,违背了大学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抹杀了学科文化的差异,限制了合作、阻碍了深度研究,制造了很好看的数字,却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第三,“评价标准异化”导致学术评价机构公信力的缺失。 笔者曾对“公信力”和“权威性”做过专文论述,认为“公信力的本质意义在于:第一,公信力映射的是一种公共权力,非公共权力也就无所谓公信力;第二,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信任资源,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第三,公信力指的是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在公正、公平、守信等方面的评价,获得权力客体信任、信赖的权力则具有公信力;第四,公信力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非均衡性特征,决定了权力客体的弱势地位,一旦权力主体出现诚信、公正问题,必将导致信任的破裂。权威性,是指权力部门发布的信息或作出的决定是否具有相对的不可质疑性,如果这些信息和决定经常遭遇质疑,则不具权威性。公信力是权威性资源之一,一旦受到损伤,便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信任危机’”。⑸学术评价的“公信力”,当然与其掌握的权力有关,而其所掌握的权力实际就是学术成果、学术期刊的评价权,能否公平、公正乃至公开地评价作者、作品及其期刊,是衡量其公信力的标准。为何目前学术评价机构公信力缺失?深层原因有二:一是学术评价标准的异化,二是学术评价过程的不透明、不公正。我们知道,引文数据库在建立的过程中,管理者和操作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指导思想、目标、要求不同,选择的统计方法与计算机软件不同,统计产生的期刊影响因子就很可能大相径庭。再加上评价指标的不完善、不科学及其先天性缺陷,使得核心期刊、来源期刊遴选的负面效应逐渐浮出水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评价体系在获取数据时,违背统计学抽样调查原理,使原始数据和测评结果带有明显的生造臆断痕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单纯以复合影响因子、可被引文献比和转引率进行测评排序;二是混淆主体、客体,将办刊主体与期刊论文水平混合进行测评;三是迷信量化分值,以定量评分取代定性研究;四是将存量与流量混同,将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时期指标与时点指标混用,或者以时点数反映时期现象,或者以时期数反映时点现象,随心所欲。⑹ (2)核心期刊评估体系存在着严重的时间滞后性与背离性。⑺滞后性在于:用过去的文评现在的刊,以现在的刊评未来的文。背离性在于:把期刊推举到核心期刊的论文,却不是核心期刊论文;而那些还没有指标贡献的论文,却坐享其成地成了核心期刊论文。 (3)引文索引来源文献存在致命的涵盖性缺陷。引文索引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是文献计量学的2/8定律,即经过筛选而确定的占总量20%的期刊上的论文可以满足学术论文引用需要的80%左右。显然80%的满足率是无法满足100%的需求的。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1998—2005年收录的近54万篇论文中,在1998--2007年间被引用过的论文篇数也只有30¥左右。因此,“来源期刊的论文并非篇篇都比非来源期刊的论文的影响大、质量高,非来源期刊的论文也并非篇篇都比来源期刊的论文差,完全按是否是来源期刊论文来评价论文和作者的作法有失公允”。⑻ (4)不同学科之间引用率存在不可比较性。首先,“热门”学科在某一个时期应用广泛,发展迅速,研究的人多,论文的影响因子普遍都高。“冷门”学科关注的人少,发展慢,研究的人少,论文的影响因子就低。其次,传统学科研究的人多,文章多,引用率也高。新兴学科研究的人少,文章相对少,引用更少。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前者的学术水平高,后者的学术水平低。再次,由于马太效应的影响,名人的文章引用多,无名的人的文章引用少,不能因此证明名人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品。总之,理科和工科不可同比,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不可同比,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不可同比。特别需要指出,即使是同一学科不同专业的论文被引用情况,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图书情报学界,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文献学之间的影响因子就存在巨大差别,文献计量学与文献检索学与版本学、校勘学更是一丈差九尺。 (5)不同性质的论文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⑼学术论文由于其研究对象、内容、方法、角度的不同,其性质就不一样。某些热点问题(比如国家治理、中国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等),写文章的人多,相互引证也会多,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贡献也就大。在高校文科综合性学报中,由于人文学科论文和社会科学、应用学科论文比重的差别而带来的影响因子差异,导致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学报在评价系统发布的“排行榜”中普遍不高。当然有些热点问题,不一定都是重要问题。仅仅依据引用率一项指标,也不能说明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但他研究相对论的论文发表之后,并未得到应有的较高的引用率。“往往一篇论文被大量引用,并不是出于它内容的精辟,而是由于它里面所谈方法的新颖。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被大量引用的论文中,方法方面的论文占很大优势”。⑽ (6)通过“策略性编辑”行为操纵期刊的影响因子。 期刊影响因子目前在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中发挥着极具魔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跟着这根“指挥棒”转,希望影响因子越高越好。其实,通过正当途径与方法完全可以提高影响因子,比如约请高被引作者撰稿,发表高质量论文,提高参考文献的编排质量,加快审稿速度、缩短发表周期,与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合作“借船出海”,将录用论文在网站上提前发表等。除此之外,一些国际学术期刊“通过策略性编辑行为操纵期刊的影响因子,代表性做法包括 :一是将预计被引次数较高的文章发表在年初的期刊上,并在官方网站上作“热点文章”推荐,以增加被引机会。二是控制质量不错但不属于热点文章的数量。三是发表一些不属于研究论文但是有利于提高被引次数的文章,如评论、商榷、社评等,尤其是作为非综述类期刊却大量发表综述文章,短期内可获得很多引用,四是下半年撰写社评大量引用本年度本刊发表文章”。⑾而在国内,有的期刊为了挤进核心期刊不惜造假,拉帮结盟互相引用对方的论文;有的期刊要求作者提交的论文必须引用本刊发表过的论文,以提高影响因子;有的期刊公开悬赏学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引用该刊的论文,给予有偿奖励。此外,过度自引、错引、漏引、伪引、甚至歧视性的不引都程度不同的存在。 (7)引用目的存在多样性,包括批评性、批判性、反驳性的不同观点、意见的引用,即负面引用现象的存在。负面引用在定量标准中难以被识别出来,单纯或主要以定量而非定性标准来评判论文乃至期刊的高下,其片面性是明显的。 (8)用非科学的态度编造、捏造、任意取舍的实验数据,被称之为“学术造假”。而这些造假的数据,指标体系却难以识别和剔除,导致评价结果十分荒唐。 (9)评价结果软化,共享程度不高。“目前的许多评价共享程度不高,或者说因为公信度不够,无法为人所信服,因此很难达成共识,其评价结果很难为其他相类似的评价应用。”⑿ (10)评价体系浮躁。“目前的评价体系也浮躁,尚未成熟,不能将有限功能无限化,尤其是将期刊评价、定级视为主要功能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建设,导致了话语权、支配权、利益和地位的争夺,发布排行榜,使学术研究变味,造成了争名夺利的浮躁现象。”⒀ 第四,不合理的科研体制才是学术评价乱象的根源。 官本位意识、“一刀切” 的量化评价、“评价标准异化”,几种原因的叠加,使学术评价乱象纷纭。但最本质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科研体制。朱剑教授曾撰文,为我们勾勒了一条清晰的权力和利益的关系链(当然也是工作链):权力(资源)——评价(分配)——评价(管理)——科研(机构与人员)。链条的顶端是握有巨额学术资源分配权的行政权力部门,链条的底端是科研单位和学术界,串联起顶端和底端的是评价,而规约这一链条的则是科研体制。“评价对行政权力部门的迎合固然是其异化的原因,但若没利益链的存在,就不会催生出这么多的评价机构;若没有规约利益链的科研体制的需要,评价也不至于如此走人歧途。”⒁因此,与其说是学术评价导致了学术乱象,不如说是科研体制导致了学术乱象。 ------------------------- 注释 ⑴ 黄安年:《学术官僚化与官学一体化——值得注意的十种表现》,《明报月刊》(香港)2003年3月号。 ⑵ 俞可平:《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位文化》,《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1日。 ⑶ 张福贵:《当下中国学术危机的三大症候》,《学术界》2010年第11期。 ⑷许纪霖:《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与合理的学术评价》,《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⑸ 张耀铭:《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与权威性》,《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2期。 ⑹ 李金华:《走出学术期刊评价的误区》,《人民日报》2015年6月29日。 ⑺ 李宗刚、孙昕光:《核心期刊评估体系的悖论与破解方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0期。 ⑻ 袁培国、吴向东等:《论引文索引数据用作评价工具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学术界》2009年第3期。 ⑼ 任胜利、严谨等:《影响期刊影响因子的主要因素》,《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1年第12期。 ⑽ 王晓利、叶良均等:《SCI作为科研成果评价标准的局限性研究》,《自然辨证研究》2001年第11期。 ⑾ 王凌峰、叶涯剑:《期刊影响因子操纵行为及抑制策略》,《编辑学报》2012年第6期。 ⑿ 叶继元:《学术期刊的质量与创新评价》,《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⒀《建构学术为本的中国核心期刊评价体系——专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主编姜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