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经济的文化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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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经济的文化命题

经济的文化命题

    一个国家经济不发展，关键在于文化心态。说得“残酷”一些，文化心态是自己的观念，不发达是自己的选择。

余秋雨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说，“只有生病的人才懂得健康是什么”。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最近我从两位欠发达国家的学者谈论有关经济与文化的问题时发现，其独特视角较之发达国家的理论家更为深刻。
    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经济不发展，关键在于文化心态。说得“残酷”一些，文化心态是自己的观念，不发达是自己的选择。

非经济目的亲经济性
    阿根廷法学教授马里亚诺·龙多纳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理由是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由经济逻辑来解释，但长期的经济行为靠经济逻辑则无法给出答案，必须求助于文化逻辑。个人、家庭、民族、国家莫不如此。就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说，长期赚钱的目的在于用货币来达到非货币的目的。非货币目的是指人们所追求的幸福、自由和安全。人们向往有比较多的存款，为的是追求家庭安全，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可以有所保障。有时人们也会追求尊严以及在朋友中的荣誉，还可能追求慈善，尽其所能帮助需要救助的人们。
    长期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当人们的衣食温饱获得基本满足后，必须面对非货币的文化命题：幸福、自由、尊严、慈善等等。短期经济行为使货币目的得以实现后，接着文化目的就快速替代经济目的。文化价值观最终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当然，非经济目的并不是“反经济”的，而是“亲经济”的。


财富需要文化刺激
    格氏继续指出，文化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指引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的不富裕，也可以归因于其文化心态的指引。为印证自己的理论，他引用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论述。宗教观念也是文化观念。一度在欧洲流行的罗马天主教认为财富是一种罪恶，近似中国所说的“为富不仁”。富与恶联系在一起，便产生了很多麻烦。但自宗教改革之后，另一些观点逐渐成为主流，例如富裕是上帝对人的恩赐，贫困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些观点促使人们争取财富，最终导致欧洲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斯·韦伯说，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过大量发明，都有过能工巧匠。当一种发明成为改变社会面貌、划分新的历史阶段的力量，就能与一种积极的文化心态互相印证。而在集体文化心态尚未建立时，再多的发明创造都属无用。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的罗盘，火药被用来放爆竹，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不能使发明创造成为快速改变社会面貌的推动力量。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宗教改革对欧洲变革非常重要，它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
    格氏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旨在表明文化心态、文化观点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说明文化鼓励经济发展的功能并不是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没有一种文化观念可以先天刺激社会财富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就需要有大量的文化群落、文化智者对自己进行及时的调整。一种文化观念只有在不断调整过程中，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中国古老的文化其实也始终处于不断寻找调整自己的路途当中，试图促使自己具备给经济提供背景的能力。遗憾的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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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决定经济发展
    格氏足迹遍及世界很多地方，其结论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观念上的某种特征，就可判断其经济发达的程度。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现在不发达，一段时间后就会发达起来。他将文化观念和经济发展的联系归纳了很多条：
    一是社会荣誉。一个国家如果把社会荣誉过多投注在地位和身份上，这个国家一定不发达；反之，如果投注在工作和行动上，则一定发达。格氏将文化观念做出如此简明的分解，并十分推崇每一项的有效性。联系我国实际来看，哪个地区过分讲究地位、身份、官场关系，经济就会差一些；而那些专注于工作和行动的地区，即使暂时不发达，三五年后情况也会有大变化。
    二是公众美德。对公众美德做理想状态提倡的国家或地区，一定与不发达相伴随。提倡每个人都做英雄、与坏人殊死搏斗、做社会中流砥柱，就会使人感觉非常遥远，常人难于做到，这就是对公众美德的理想状态提倡。相反，公众美德如果做寻常等级的提倡，社会就会比较发达。这些国家或地区不准备让民众都做英雄，只要求民众尽职、守法、准时、稳妥、礼貌、整洁等，这就是寻常等级的提倡。由于所有人都能遵守寻常的道德规范，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寻常意义的有序，便于发展渠道的疏通，不至于因表面的宏伟壮烈而掩饰虚假。这样，经济运作也会走向健康。
    三是财富观念。一个国家将财富理解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定是不发达的；而把财富理解为一个不断开始的创造过程，一定是发达的。发达地区的财富观念中，年龄优势、技术优势、经验优势和策划优势等占有更大的比重，而不是过分看重一个人现在已经有多少存款以及家庭有多少遗产。那些虽然没有贵族背景却在若干跨国公司工作过的年轻人，可能今天还没有多少财富，但不久的将来会让人刮目相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是这样。
    四是文化兴奋点。把文化兴奋点安置在过往时代的国家，一定不发达；而将其安置在力所能及的未来，一定会发达。过分留恋过去、总是讲辉煌的以往朝代，这个地区一定是想掩饰现实的差距。相反，如果向前看，把文化兴奋点放置在力所能及的将来，其经济就会得到改善。当然，这个兴奋点一定是力所能及的，如果是遥不可及的，蓝图可能很辉煌，但根本无法得到验证，也无法促进发达。中国提出全面“小康”奋斗目标，就是力所能及的。而过去一段时间，人们总是将兴奋点安置在过去，如《阿Q正传》里的阿Q思维，即“我的祖宗比你阔多了”。过去的时代曾经辉煌，的确也有兴奋，但不应成为一个发达社会的长久兴奋点。
    五是思维习惯。思维习惯总寄托于宏伟、空洞、激昂的社会，就不会太发达；反之，思维习惯倾向于具体、渐进、平静、讲实效，这个地区就容易发达。
    六是法律意识。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一定是疏远法律的。他们常常把社会看成是神圣化和妖魔化的两极，因此把法院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险峻之地，只知刑法不知民法，这就是对法律的不亲近。而一个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对法律则很亲近，法律已自觉成为人们的行为规则，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也愿意求助于法律来解决。这样，竞争才会有序，经济才会发展。

    从上述六点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学者，格氏发现了文化观念、文化思维方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虽然他并没有就每一点进行严密的学术推理，但由于同样经历过相差不多的时代，我们依然会产生一定的认同感。
    格氏认为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的确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状态。那么，一种新的文化心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恰恰由经济的发展而来。马克斯·韦伯也持有这种看法。一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促使文化心态不断调整，而所调整的文化传统又将成为新的经济发展的背景，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落后文化的破坏性
    无独有偶，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西班牙语专栏作家、古巴流亡学者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也在一篇论文里曾提出拉丁美洲为什么落后的问题。他认真研读了拉丁美洲几十年来的资料，发现每个时代人们都在寻找导致落后的原因。例如，很多人一直以为，第一个原因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掠夺。把拉丁美洲的财富都运到欧洲，使之变得贫困了。但这个原因后来慢慢消退了，就像我途经巴基斯坦和印度时在凤凰卫视的《秋雨录》栏目中所提到的，将印巴的落后完全归因于英国人统治，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英国在印巴结束统治至少已经50多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每年都有很多发展机会，而现在巴基斯坦最大、最有效的工程，还是英国人留下来的灌溉工程，所以不能老提陈年旧帐。
    很多人认为第二个原因是土著人好逸恶劳。土著人是拉丁美洲主要的劳动力，但一度有不少文化人认为，与世界其它地方相比，拉丁美洲土著人是最懒惰的，而改造土著人好逸恶劳尚没有适当的办法。
    很多人认为第三个原因，是世界范围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使得拉丁美洲社会很多有生力量变成了消极对抗力量。
    很多人找出来的第四个原因是美国的压力。美国是帝国主义，毗临拉丁美洲，对其压得太厉害。

    蒙氏认为，以上四个原因都找错了，都找到外面去了，找到底层去了。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刺激的观点，认为恰恰是拉丁美洲的文化精英们造成了社会的落后。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惰性的文化模型，从而使之堕入障碍。蒙氏进而分析了几十年来拉丁美洲那些文化精英的一些具体表现：
    第一，文化精英们这么多年来总在吵吵闹闹、喋喋不休。拉丁美洲人的文化程度本来就低，所有人都被迫接受这些文化精英发布的公开话语。文化精英们的争吵把拉丁美洲人几十年来的思维全部搞乱了，根本建立不起完整的集体文化心态。
    第二，文化精英们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国际、反世俗、反对市场或市场经济。他们一方面不停地说美国不行、西班牙不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讲自己民族多么了不起，但对自己民族的世俗层面，又完全鄙视。文化精英们尽管吵吵闹闹，但在反对国际化、世俗化、市场化上总是统一的，并且已根深蒂固。
    第三，文化精英们知识结构陈旧，既不知道现代社会的基本需求，也不懂得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成了普通民众和现代知识沟通的障碍。
    第四，文化精英中的许多激进分子还会不断地寻衅闹事、散布谣言、伤害无辜、挑战法律，自以为是社会的特殊阶层，在公众媒体上胡作非为。文化精英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关于蒙氏找到的这一个原因，我的评判是，与他否定的其他人的寻找一样，也只是假座标，因为在我看来，文化精英的种种不良表现确实存在，却还不完全是拉丁美洲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应该肯定的倒是蒙氏至少感受到了这样一点，即在落后的地区和国家里，面对公众发言的文化群体的确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或负面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通常是文化先转型，然后是社会整体转前后的思想启蒙。但在落后社会里，所谓文化精英们的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往往使社会的文化观念被蒙蔽，使思维、观念先于社会转型成为不可能。蒙氏特别强调转型前的文化群体对经济转型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这是很有见地的。
    我在《山居笔记》一书的《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山西曾是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乡下祖宅，一度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甚至创造了东方财富的奇迹。但是，中国的文化界没理睬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像样儿的文化人在学术上给予有力的肯定和支持。结果，没有多少文化的山西商人虽然创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行为，但在传统的在文化上没有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欧洲当一代银行家影影绰绰出现的时候，便获得了一批文化人以文化的名义所给予的巨大支持。这是我们山西商人所未能获得的文化背景，结果，没有文化背景的钱财很快就成了镜花水月。从文化意义上讲，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挂在嘴上的精英们，只是维护着一个抽象的国家振兴的概念，听任山西商人的骆驼队浩浩荡荡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却毫不在乎；天下明明可能创造巨大财富的时候，他们却做着相反的文章而且慷慨激昂。
    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蒙氏的观点，文化人很麻烦，很可能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大障碍。唐代歌女一边花着商人的钱，一边向文化人哀叹“商人重利轻别离”；清朝的官员宁愿和落第的秀才同桌吃饭，也不屑与商人推杯换盏。商人赚了钱让自己的儿子读书，是他们很讲文化吗？非也！他们让孩子读书不过是为了考秀才、考进士而已。也正因为如此，清代以晋商为代表的已经萌芽的现代金融文化、商业文化，再次退回到了农耕文化、封建文化。以上这些案例发生在中国，也能充分说明比较落后的文化和心态，只能阻碍经济发展。

                  转自《卓越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