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教育与新闻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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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教育与新闻的边缘

□ 杨磊   

作为教育专业报的编辑记者，我觉得自己一直走着“边缘路线”：从事着教育工作，却与讲台无缘；从事着新闻工作，却很少有突发性事件报道的惊心动魄。
行走在教育与新闻的边缘，这种职业定位会让我焦灼不安：当“教育”与“新闻”相遇，很难碰撞出太大的火花。这是由教育和新闻的特性决定的：教育具有效果的滞后性、周期性等特点，新闻具有时效性、新鲜性等特点。“教育”与“新闻”好像有点格格不入，甚至有人说，教育“无新闻”。我曾经以为，新闻工作呈现的应该是一幅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画面，而今，工作的常态是竟是波澜不惊、平凡平淡。
然而，这种焦灼只是一种短暂的体验，在实际的工作中，我感受最多的是充实和感动。教育“无新闻”，这种“无新闻”是加引号的，教育中的新闻有自身的源头、视角和表达方式。
我常常以这样的方式思考教育：教育效果的滞后性恰恰说明了教育行为的先导性，教育的周期性恰恰印证了教育的厚重性，教育的平凡性恰恰说明了教师职业的高尚性。从教育的角度做新闻，我常常能于无声处听到惊雷，看到教育波澜不惊、平凡平淡背后的思潮涌动和伟大变革。“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的这个目标，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只有教育领域里的改革才能够真正承载这样的期待。
所以，行走在教育与新闻的边缘，这种职业定位更多的是带给我感动和自豪。我想，这就是我的职业价值和乐趣所在：记录与我相遇的平凡而执著的老师，记录学校的创新、变革和发展，记录与教育专家的对话，记录自己有关教育的审视和思索……
记录、助推教育新思潮：教育发展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作为教育专业媒体的采编人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我觉得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强政治素质，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的方针，提高政治敏锐性；二是加强业务修炼，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
“当代西方教育教学理念是在承续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思想资源的基础与背景下展开的，对于他们而言，教育的基础性问题——教育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早已不是问题，所以他们的教育关注的重心更多地涉及技术层面。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果不顾及西方教育的基础与背景性资源，而直接截取其教育研究深化阶段的技术性资源，那么，这种改革就没有了根基。”（刘铁芳教授语）基于此，我于2007年采写了《呼唤教育界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提出：“当我们随着花样翻新的‘某某教育’‘某某模式’而飘忽不定、不知所措时，让我们每个人都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上，在千百次地游走于讲台之后，给自己一个重新的启蒙：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育改革的灵魂是什么？我们选择的教师职业意味着什么？……”这一倡议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肖川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刘良华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等专家的热情支持。之后，我又组织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政涛、山西大学教授刘庆昌等专家和一线教师对话，开设了《调整对教育理论的认识与期待》对话栏目，这一话题也引起了一线老师的热烈讨论。
在教育新理念的传播上，我还有幸采访了教育部课程改革核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以《高中课改：为学生谋幸福》为题，介绍了高中课改的新理念、新情况；采访了叙事研究的倡导者华南师范大学刘良华教授，以《教师，请发出自己的声音》为题，介绍了叙事研究之于教师的意义及研究的方法，并开设了《叙事研究的呼声与回应》栏目，将新理念传递给一线老师……
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在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这是作为教育媒体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记录伟大的教育变革：课程实施需要脚踏实地的人
2002年，基础教育课程开始了全方位、最深刻的变革，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变革的全过程。当课程改革来临的时候，我的心情真可以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形容。
新课程实施以后，我蹲点在郑州市的几个中小学听课，经常到各地调研，参与老师们的备课和研讨。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课堂的提升和学生的变化，也捕捉着代表新课程发展方向的星星之火。
在新课程实施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2005年的一天，在孟津县平乐镇翟泉村小学的见闻，让我久久为之振奋：刚进学校，一间教室学生活跃的声音就吸引了我。在校长王军伟的陪同下，我来到了这间教室。推开门时，老师正拿着一个雕刻工具给学生讲授。这位老师，确切地说是民间艺人名叫袁中修，家里有自己的泥塑窑。2004年年初，翟泉村小学打算将泥塑开设为校本课程，学校领导找到他后，他爽快地答应了，而且不要任何报酬。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每周都会到学校给学生上两节课。谈话中他拿出了自己编写的校本教材——《泥塑》。“教材还要进一步修改，好让孩子更完整地学习。只要孩子们愿学，我很乐意把手艺教给他们。”袁中修的话让我感动甚至激动。
作为教育类报纸的记者，我们热切地期盼着真实的教育变革，时刻准备着为真正的教育改革鼓与呼。翟泉村小学的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让我可以自豪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结束了全国统一课程、统一教材的历史！课程改革的春风春雨已吹醒和浸润了中国最普通的乡村学校！
像这样让我深受感动的学校和老师并不是个案，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相继采访和报道了数十位优秀教师，到上百所学校听课调研。在很多学校，校长和老师们这样评价我：“你跟其他记者不太一样，你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连续听一个普通老师的几节课。”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在这些跟进式的采访和调研的基础上，近几年，我采写的《课改一线新观察》《新课改背景下的教育督导变革》《呼唤教育界的新启蒙运动》《有感于肖川教授给中学生上课》等文章多次获得河南省专业报一等奖。
教育媒体人的责任担当：
           “发现”“推出”而非“打造”“包装”
在助推教育新思潮、记录教育变革实践的同时，我常常思考教育媒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能承担的责任：我们应该“发现”“推出”优秀的教师和典型的学校，而非“打造”“包装”名师、名校。这也是由教育的特性和媒体的功能决定的。
教育领域不是一个高科技的领域，不是时时处处都要有创新的领域，大家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教育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长久缄默的特质。在这个领域里，我们“造星”的必要性和意义何在？在自然科学中，如果有一个或几个核心人物在某项技术上有了突破，那么整个自然科学界的研究方法和视野都将迈进一个新的境界。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教育的振兴和繁荣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不是靠几个核心人物的技术引导或树立几个“榜样”“模式”“样板”就可以实现的。教育的发展，需要的更多的是默默无闻者，是这些人撑起了教育的大梁，而不是几个“名星教师”。
所以，媒体，尤其是教育类媒体要做的是要把当前的教育问题引向深入，关注持久的教育深层质地的真命题，而不是成为一个“造星工厂”。“人的回归”是当前教育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趋势，回归个体、回归案例，能够把教育问题具体化、个性化、深刻化。教育故事和专业成长个案对其他人也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参照作用。但我们对个人的宣传、对个案的宣传，目的是让教育问题凸显、明朗、深入，而不是去“打造”名校、名师。名校、名师的“打造”不应是教育媒体的责任，媒体也负不起这样的责任。“打造”名师、名校，对媒体来说，这种提法是一个“负责任的”假命题。
教育专业媒体报道的常态是，不企求去发现和“打造”一个个“样板”式的教师或学校，而应追求一种客观的呈现，把现有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提出，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对话——与自己对话，与学校校长和师生对话，与有关专家对话。
做有思想的教育新闻记者和编辑
前一段时间一个同学放假回来，聊天时他突然问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你现在还有自己的理想吗？”这个问题很突然。工作以后，忙碌的节奏让我少了很多停下来看路和审视自我的时间。朋友的突然发问让我发现，虽然我没有认真思考关于理想的话题，但其实自己的理想是更明确、更具体、更现实了。我想了一会儿告诉朋友：“我有理想，我要成为教育专家，成为有思想的教育新闻记者和编辑。”这个理想、这个目标在一天天的工作中变得越来越明晰。
在《教育时报》组织的专家报告会上，听专家的讲座让我收获很多，同时也让我有了一个奋斗目标：有一天自己也能够站在那样的讲台上，从一个教育专业报编辑和记者的角度与老师们一起谈教学、谈课程、谈教育。
但我知道，凭自己现在的积累和学识，离这一天还很遥远。教育的复杂性超出了人类的想像，对教育了解得越多，越感到一种敬畏和无知。很多时候，对人性的扭曲、对自由的压抑也常以教育的面目出现。所以，作为教育专业报的编辑记者，在感受到教育复杂性的同时，也常常感到一种危机感和不自信：我推出的典型是不是真的是典型？我批判的做法是不是真的没有可取之处？我编辑的文章会不会对课程改革有误导？……说真的，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我都不能给自己一个确切的回答。
但回头想想，我又有一种强烈的自信，因为我认识到了教育的复杂，对教育充满了敬畏。采访过程中我常常会听到老师们说这样的话：“你们教育报的记者见多识广，对教育有全局的把握。”这虽然是一种礼貌性的称赞，但还是让我有一种职业的自豪感。
“我想成为教育专家，成为有思想的教育新闻记者和编辑。”当我说出自己的理想时，我的那位朋友说很羡慕我，他说工作到现在还能有自己的理想很难得。我知道他说话的意思，在这个各种诱惑存在的时代，人是容易迷失自我、放弃自我的。我庆幸，行走在教育与新闻的边缘，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