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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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194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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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现在，中国军队要进攻了。蒋介石自然深知中国军队缺乏进攻的实力，但他不得不进攻。1942年抗战的焦点在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输血管被切断，中国的处境将愈发困难。单凭英国人的力量缅甸怕是难以保全，英国曾邀请澳大利亚增兵缅甸，却遭回绝，新加坡的失陷使澳大利亚人一心退守保卫本土，他们不会为了英国和中国的利益出兵。1月30日，日军占领缅甸港口城市毛淡棉，三万英军败给了一万八千名日军。2月，解决了马来亚和新加坡，日军可以把主要力量投入缅甸战场了，仰光危在旦夕。丘吉尔的回忆录没有提及，在1941年12月，英国军队曾在仰光哄抢美国援助中国的物资，在大不列颠空战中表现忠诚勇武的英国军队这一次可不太光彩。对于中国，至关重要的物资即使没有被抢夺，通过滇缅公路的运输也因战事迫近而锐减。


    滇缅公路修建于1938年，由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出国，在缅甸的腊戌与缅甸中央铁路连接，铁路的另一端是仰光。没有现代化筑路工具的20万中国劳工，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利用原始的手段，在九个月时间里，从滇南崇山峻岭中修建出这条生命线，修路期间，有20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丧生，运输物资过程中，遭日军轰炸而牺牲的人数不可胜数。1940年日本出兵越南后，滇越铁路的运输遂告中止，1941年香港陷落，另一条补给线也断绝了，陆路补给线只剩下滇缅公路。

3月8日，仰光失守，这标志着补给线的中断。英缅部队一面抵抗，一面向北方撤退，但擅长丛林战，不畏艰险的日军行动更为迅猛，4月16日，日军一个联队从侧翼迂回，占领仁安羌的滨河大桥，堵住了英缅军退路，七千英缅军被包围，这其中就有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爵士，他参与过1940年的“敦刻尔刻大撤退”，但这一次没有港口供他们登船回家了，英缅军的突围也未能成功，灭亡的阴影笼罩着疲惫绝望的英国人。

4月17日午夜，奇迹发生了，日军阵地背后忽然枪炮声四起，一支部队向日军发动了进攻。4月18日上午，日军阵地被该部队攻克，英缅军从撕裂的口子里得以撤退。

亚历山大后调往埃及，任职中东地区总司令，不过他的风头却不及他的下属，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这个瘦削自傲的英国人几乎和亚历山大同时到开罗上任，两个月后他组织的阿拉曼战役，成为英美对德意战事的转折点。蒙哥马利后曾访问中国，和毛泽东见面，亚历山大想必也对中国人印象深刻，在缅甸把他从覆灭中拯救出来的正是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台湾光复后曾任台湾省省主席。

中国远征军是在2月进入缅甸境内的，3月19日首次与日军交火遭遇，第200师旋即在同古与日军展开战斗，十二天后，3月31日，奉命增援第第200师的第22师突入被围的同古，中国军队撤离。

此次入缅的中国军队共计十万人，主力为第5军，第6军，第66军，皆系中央军嫡系部队，第5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200师更是全国唯一的摩托化步兵师，算得上中国军队中的精锐。蒋介石之所以派出嫡系部队，有他对形式的误判，以为有英美的协助完全可能取得胜利，保障滇缅公路的畅通，毕竟滇缅公路对中国性命攸关。另外，盟国刚刚建立了“中缅印战区”，范围包括中国缅甸泰国和越南，盟国公推蒋介石为该战区的总司令。蒋先生大概是有些飘飘然，要拿出点总司令和大国的风范，故派出精英部队入缅作战。当然，蒋先生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命令部队不带武器，到缅甸后由直接接受援助的武器装备，全套的美式装备若交给杂牌军，岂非养虎遗患。入缅若获胜自是最好的结果，不但滇缅路安全，还可以让英美的援军进入云南协助作战。假如形势不利，也可以命令装备优良的部队退入云南据险阻敌，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然而形式却急转直下，仰光失守使滇缅公路实际失去意义，想要达成目的，只有全力反攻，夺回仰光。但远征军进入缅甸的计划是协同英军防守，对于进攻毫无把握。此时远征军的参谋长是美国人史迪威，美国政府委派的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位强调进攻，渴望荣誉的标准军人，却对政治一窍不通。一个美国人想指挥派系林立的中国军队，其难度可想而知，即使是中国将军想做到令行禁止同心同德，也要费一番平衡韬晦的功夫。

远征军司令最初指定卫立煌，但卫立煌并未到任，后任命罗卓英为司令长官。不过，远征军内的实权派却是副总司令杜聿明。杜聿明，黄浦一期学生，曾指挥第5军，获得昆仑关战役的胜利，一时名列抗日名将的行列。蒋介石对他深为倚重，把王牌交予他指挥。众所周知，中央军的真正领导只有一个人——蒋介石，最重要的决策都需要委员长的裁夺首肯，杜聿明恰恰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电台，蒋介石遥控着缅甸的部队。同古战役，史迪威建议中国军队展开，与日军会战，但实际状况是，中国军队只有第200师与日军交战，其他部队未能如期到达，第200师在迟滞日军的攻势后撤退。中国军队逐次抵抗，日军似乎在中国军队的袭扰下减慢了攻击速度。史迪威、罗卓英起初策划和英国军队在平满纳与日军会战，无疾而终。随后又准备曼德勒会战，试图击败日军的正面进攻，却完全疏忽了自己薄弱的后方。大胆穿插的日军恰巧利用了这个的疏忽，从东线直插中国军队的后方基地腊戌。

缅甸对于英国人是一块鸡肋，对于一直撤退的英国人，反攻仰光是不可想象的，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退往印缅边境是最佳选择，英国人的消极避战从开始就注定了。亚历山大曾亲口许诺蒋介石，英军将投入342架作战飞机在缅甸战场，却始终未见踪迹，因为这些战机已经投入岌岌可危的北非战场。更为不幸的是，恰好在此时，在北非，人数与装备上都处于优势的英军惨败在“沙漠之狐”隆美尔之手。6月，托卜鲁克33000名英军向人数只有他们一半的德国人投降，德军装甲部队横冲直撞，直抵埃及阿拉曼，原定增援缅甸的美国第十航空队也奉命调往北非，英美再一次把利益的天平倾斜。日本的零式战机完全拥有了缅甸战场的制空权，致使中国军队处处受制于人。

此时的远征军仍在战略问题上争论不休，史迪威、罗卓英准备在曼德勒于日军会战，杜聿明的意见则是应集中兵力保护腊戌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避免日军袭击远征军的后方。史迪威的计划大胆而富于攻击性，只要能打败正面日军，反攻仰光成功，纵使背后有日军包抄，其行动也丧失掉意义，而且将陷入包围，但从现实的情况及远征军当时的客观实力上看，杜聿明的建议更为合理，屡战屡败的中国军队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赢得胜利的几率微乎其微，固守险要阻滞日军展开持久战，等待时机，方为上策。可惜杜聿明并没有坚定执行自己的意见，而是电报向蒋介石请示，要千里之外的幕后人作出决断，中国军队仍在组织曼德勒会战，宝贵的战机丧失掉了。4月20日，英军在未通知中国军队的情况下，从曼德勒正面阵地撤退，英国人决意放弃缅甸，却把远征军的右翼暴露给日军。4月24日，一队日军突然占领裳吉，杜聿明火速率第五军驰援，日军抵抗两天后主动撤退，消失在茫茫丛林中。来自背后的威胁已露端倪，日军撤退了，但他的主力在何方，正在转往何处，迷雾中的中国将领忐忑不安。

在犹豫难决，左右摇摆中，4月28日，一个惊天消息炸醒了犹在争论的远征军将领。日军第56师团经过1500公里的长途奔袭，奇袭腊戌。重庆军委会军令部本以为后方出现的日军仅是几千人的袭扰部队，事实却是将近两万人的一个加强师团，甘丽初指挥的中国第六军一触即溃，仓惶退往国内，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落入敌手，日军在远征军背后刺上了见血封喉的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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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勒会战已是一纸空文，占领腊戌的同一天，正面日军开始猛攻，战略企图一目了然，远征军再不撤退就将在缅甸陷入包围，全军覆没。

摆在远征军面前的撤退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向西撤往印度，在缅甸重整部队，伺机反攻。通往印度是一条平安之路，能够轻松的甩掉日军，而且在印度还有英军的接应，这也是史迪威极力推动的路线。缅甸的失败令史迪威痛心，计划的会战成了纸上谈兵，作为军人的尊要要求他一定要重回缅甸，用胜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胜利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中国军队，他要带领十万中国大军从印度展开反攻。在缅甸撤退的同时，史迪威就制定出反攻计划，准备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反攻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

另一条撤退之路是通过密支那撤往云南境内，相对于撤往印度，撤往密支那的危险要大的多。日军第56师团占领的腊戌距密支那的距离远较中国军队所在地曼德勒近，日军很可能直取密支那，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而尾随而止的日军主力部队将堵住远征军西退印度之路，形成合围之势。

六十年后，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结局评价杜聿明决策的种种不当，但当时，深陷战争硝烟中的远征军渴望回家的愿望压倒一切，纵有一线希望，大部分中国人也不愿背井离乡，依附于英国人卵翼之下。更何况亚历山大提出，中国军队应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并在指定地区集中，这对于进入缅甸协助英军的中国不啻一种侮辱。老天保佑，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密支那前通过，就可以退回国内，保卫云南，谁不愿回归故土呢。

蒋介石也不愿看到十万精锐成了英美的附庸，而让云南腹地空虚。此时，远征军名义的司令罗卓英已撇下自己的部队，只身逃往印度，杜聿明决意不把十万中国军队带到印度替英美卖命，在请示蒋介石得到首肯后，杜聿明不顾史迪威和罗卓英撤往印度的命令，带领部队向密支那方向撤退。

但日本人却再次领先一步，5月8日，第56师团一部占领密支那，一天后，中国先锋部队第93师才到达密支那。性命攸关的时刻，杜聿明长官犯了致命的错误，命令中国军队放弃重武器和辎重，撤入缅北丛林野人山。这时，固守密支那的日军不足一万，而中国军队有六万之众，且仍有大量重武器。若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放手一博，极有希望击溃阻挡的日军。然而五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一退再退，一败再败，一贯采取守势，对于日军的恐惧根深蒂固。畏惧避战的心理存在于士兵中，更危险的是存在于将领内，追兵在身后，前面是强敌，杜长官想到的唯一办法是逃跑。若干年后，杜长官对此次决定的说法是“使主力经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与敌作游击战”，率十万重兵在人迹罕至的原始丛林内进行游击战岂不荒谬？无人区内与谁作战？补给供应又如何解决？与“屡败屡战”“做战略转移”之类的说法相类，这是中国古老文字游戏中的一种。杜长官畏怯避战，将六万精锐之师带入了悲惨境遇。

1942年8月，美军侦察机发现了胡康河谷内衣衫褴褛的中国军队，这支很长时间以来与外界失去任何联系的孤旅得到了空中补给。空投的电台恢复了杜聿明与重庆的联系，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远征军主力最终进入印度。他们没能从浓荫蔽天潮湿闷热的丛林中找到回家之路，在身后的原始丛林里，4万多将士的生命没有丢弃在战场，没有死于拼死的搏杀，却死于热带的回归热、疟疾、败血症，死于饥饿，死于嗜血的蚂蟥蚊虫噬人的巨大蚂蚁。杜聿明也险些被疾病夺去生命，总算侥幸获救，随即离开印度回国内述职。

负责担任杜聿明后卫的第200师被日军切断与主力的联系，师长戴安澜转道缅北，试图回国，在于日军交战中，戴安澜身负重伤，不治而殉国，年仅三十八岁。第200师在与日军周旋两个月后，辗转回到国内，这支万余人的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不但失去了全部重装备，人数也残存不足千人。

唯一一支没有听从杜聿明命令的部队是新38师，师长孙立人在杜聿明下令进入野人山时抗命，率部向南突进，接连击溃尾随日军的数次阻击，在温佐转向西，进入印度。全师伤亡仅两千人，孙立人以非凡的勇气和魄力拯救了濒临绝境的部队。

缅甸战役，中国远征军牺牲了六万一千人，其中死于战斗的不过万余人。

杜聿明回国后，蒋介石再次委以重任，镇守云南，抗战结束，在蒋介石授意下，杜聿明组织兵变，将“云南王”龙云赶下台。之后又指挥东北战事，在辽沈战役的关键阶段，杜聿明实际取代了卫立煌的指挥，在夺取锦州，撤退葫芦岛和固守沈阳的三条道路上，杜长官颇费了些揣摩上意平衡利害的脑筋，廖耀湘的十万大军就在锦州和葫芦岛之间彷徨无措，（这其中大部是当年远征军的部队），使林彪的四野将其全歼于辽西。淮海战役开始，蒋介石又一次临阵换将，让这位爱将取代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指挥，在西进援助黄维还是东奔两淮之间，杜长官狐疑犹豫，屈从于蒋介石的指挥棒，致使三十万人被围。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也没胆量坐上蒋介石派来接他脱离重围的飞机，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经改造后，杜先生位列政协委员，开始撰文批判蒋介石瞎指挥的种种劣迹。

在杜聿明撰写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述略》里，失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了蒋介石、史迪威和罗卓英。若说杜聿明面对日军迂回威胁时表现出的清醒和警觉，对形式判断的敏锐准确及应对之策，凸现出一位统驭千军大将的灵光闪现，在识见上比史迪威、罗卓英技胜一筹，那么万里请示于蒋介石，在战略上不能坚持己见推诿责任，则表明杜长官作为军人的那一点智慧和胸怀，已被官场的染缸熏染的面目全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黄埔一期的杜将军不会连《孙子兵法》内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吧。后来的历史证明，杜聿明在需要当机立断破釜沉舟的时刻每每退缩惶恐，要遥远的蒋介石替他做决定，就是这样一位缺乏决断勇气的将军，前后葬送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在用兵之道上，也许史迪威不及杜聿明，但他具备一个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勇敢果决。面对日寇，有败中求胜的勇气。缅甸战役失败，史迪威试图劝说中国军队撤往印度，却枉费力气，在绝望中，他带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其中有不少平民，徒步走回缅甸，马上投入了反攻的准备。

史迪威的反攻计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印度整训中国驻印军——X军，负责反攻缅甸，同时有一个筑路兵团跟随反攻部队，修建一条从印度利多到缅甸密支那的公路，同中国国内连接，运送物资，这条公路后来称为中印公路，也称“史迪威”公路；第二部分是Y军，即云南境内的中国军队，负责从云南境内跨过怒江，与X军在缅甸汇合，共同收复缅甸。为完成计划，从中国国内陆续空运部队至印度兰姆迦集训，由美国提供全部物资补给并负责训练，最终集结达十万之众。

1943年10月，反攻缅甸的战役悄悄开始，先锋是驻印军孙立人的新38师，1944年5月11日，Y军二十万部队在卫立煌指挥下强渡怒江天线，惨烈悲壮的松山战役打响。1945年1月20日，击溃畹町日寇，云南全境光复。1月28日，X军（驻印军）和Y军（远征军）在缅甸境内芒友会师。孙立人擢升中将，部属已扩充为新一军，奉命南下继续穷追日军。这支愤怒之师横扫缅甸，收复密支那、腊戌、八莫、曼德勒、眉苗，直抵泰缅边境与英军会师。孙立人曾命令将被俘日军全部坑杀，一时为西方媒体诟病，但对于一直被屠杀欺凌的中国人，实属大快人心痛快淋漓之举。西方媒体称这位驰骋骁勇的将军为“东方的隆美尔”。

但孙将军日后的遭际却不及杜聿明，新1军先是调往东北，在四平击败林彪，攻克长春，并推进至距哈尔滨仅60公里。但杜聿明对孙立人在缅甸不顾自己命令，擅自率部突围印度仍耿耿于怀，屡次在蒋介石面前指责攻击孙立人。蒋介石对这位难以驾驭的将军也颇有芥蒂，索性夺去他的兵权，派往当时不为人重视的台湾。1949年，国民党退往台湾，为拉拢抚慰孙立人，蒋介石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但对其仍难以信任，怀疑亲美的孙立人将倚靠美国人夺取自己的权利，终在1954年，以莫须有的“孙立人谋反案”将其收押软禁。直至1988年，台湾国民党当局才为孙立人平反，恢复自由之身，两年后，孙立人病逝，享年九十岁，一代名将，郁郁半生。

抗战结束后，作为国民党最现代化的精锐部队，远征军的抗日将士大部卷入内战，或陨命沙场，或身败名裂，曾为抗战流血奋斗的英雄们难得善终，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中国远征军两次攻击缅甸，前后近三年时间，共伤亡二十余万人，侵入缅甸、云南的日寇难逃失败的命运。滇缅公路再次开通，一条新的公路——中印公路也告竣工，此时已是1945年，日本的覆亡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