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新闻业的怀乡病》作者：许知远

jssh365

书摘——————《新闻业的怀乡病》作者：许知远

(1)“教堂“与”国家“之争：

对于一直就缺乏规范的中国媒体界来说，谈论“教堂”与“国家”之分过于奢侈，它们面临着更直接、更棘手的困难。但笔者的确想通过介绍别人的经验来为正在急剧升温的中国媒体提供某种参照。前些年那些急匆匆奔向“dot-com”的传媒人与投资者们，如今似乎全都在谈论杂志、报纸出版。网站建设计划书改换格式，变成了杂志创刊或改版的说明书。

这些计划书中充斥了有关市场调查、光辉前景的内容，最重要的当然是财政预算。没有人主动谈及核心编辑的组成，没有人说到如何确立编辑独立原则。投资者与媒体人都迫不及待地在谈论市场推广，然而却很少有人说“我们应该先编辑出一本伟大的杂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一个体制不健全的年代，主编的个人气质会成为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的风格的决定性因素。
　　胡舒立与《财经》杂志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漂亮的中国注解。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财经记者，胡舒立利用自身的光环，让这本年轻的杂志迅速崛起。纯正的西方新闻训练以及锋芒毕露、坚硬的胡舒立性格造就了《财经》的性格。《财经》的出现与成熟是令人惊喜的，它印证了西方新闻业的一些基本准则在中国同样适用：明星记者制、对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的强调、新闻从业者的敬业态度、编辑的精英意识……笔者还想强调的是《财经》对于编辑独立原则的尊重。一位该杂志的资深编辑对笔者讲述了该杂志几次拒绝高额软性广告的经历。

　　倡导编辑独立原则、建立现代编辑制度是日趋成熟的中国媒体的必由之路。野心勃勃的投资者与媒体编辑们都喊出诸如“我们要做中国的《财富》、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福布斯》”之类的口号，那么我们的媒体都必须直视“国家与教堂”的问题，承认编辑记者的天才智慧对于媒体的绝对重要性。当然，还有坚韧。媒体是不适合目光短浅的投机者与对自我理想缺乏信心的编辑人的，因为媒体要求从业者相信自己的梦想，相信自己与众不同，相信新闻理想的高贵性……

(2)  Time 《时代》

布瑞顿·哈登（Briton Hadden）、 亨利·鲁斯（Henry Luce），《时代》创始人

《时代》的目标在于捕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论政治还是艺术，它要鲜活地表现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样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对人类文明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他们希望在本能中寻找力量，到巴黎寻找艺术，所以他们迷惘。而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没有才气的年轻人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所带来的“孤立主义”，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国内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生活。

……当然，有眼光的读者还是一下子从这本稚嫩的出版物(TIME)中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首先，它的28个页码竟被划分为“国家事务”、“国际事务”、“书评”、“剧评”等栏目，以使读者可以直接寻到他们的兴趣点。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新闻分类法，在当时却是极大创举。

……20世纪20年代末，《时代》在褒贬不一中还是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除了杂志与时代对信息渴求的现实相吻合、哈登俏皮和大胆的编辑风格外，我们很容易在两人最初约定但却未必严格遵守的编辑理念中看到成功的缘由：
　　（1）新闻能够组织化，每一条新闻都可以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闻组织.
　　（2）新闻的意义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观点也应该一并呈现。
　　（3）制造新闻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神秘势力，因此人物和他们的言论、性格都有新闻价值，值得加以描述。
……而鲁斯则不同，传教士家庭的出身让他具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热忱与耐力，而他的固执则使他不断地试图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真心地坚信，全人类应该具有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与他在中国山东传教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终会利用《时代》来表达他对于政治与社会的看法。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时代》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它自1936年开创的“封面人物”更成了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海明威就曾因为另一位作家帕索斯比他更早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愤怒不已。而由于组织的不断扩大，《时代》更建立了“资深编辑”制度，使报道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与准确化。二战爆发时，《时代》斥巨资派遣的海外记者令杂志几乎成为全美国最主要的新闻媒体。同时，由于鲁斯个人对于“最新知识领域”的强烈兴趣，《时代》成了当时世界重要知识分子发言的阵地之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正是因为《时代》而名闻天下的。

……20世纪90年代：在迎合了读图时代的要求后，这本曾经因为深度分析而知名的杂志失去了深度，仿佛是一本图片杂志。它的发行量迅速跌落了50万份。
　　显然，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1996年上任的主编沃尔特·伊萨克森身上。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罗德奖学金学者于1978年进入《时代》，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编辑。5年以来，他的确使这本杂志重新恢复了生气与自信。他坚信杂志必须被改变。这位被《纽约》杂志（New York）称作是“50岁以下最具自我意识的新闻记者”承认，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用“李普曼语气”来谈论政治的时代了，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活。过去的《时代》关心的多是刻板的政治世界中发生了什么，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关心大家的餐桌上谈论什么。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时代》风格的粗俗化。尽管沃尔特·伊萨克森并不那么喜欢这个时代，但是他承认，多元化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时代》必须积极地反应这一切。《时代》的趣味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按照沃尔特·伊萨克森的说法，《时代》有一点《人物》、有一点《财富》、有一点《钱》（Money）、有一点《体育画报》（Sport Illstrated）……它是这些杂志的结合体。

……《鲁斯的理想——过去与现在》他接着还写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6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偏见已经越来越无关紧要，常识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们在文章中依然会表现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们更希望能为你提供开放式的观念，而非某种偏见。”鲁斯曾在1941年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因为他坚信美国的价值观念对于全世界大有裨益。而今天，笔者依然坚信，自由的心灵、自由市场、自由表达意见与自由选择依然是《时代》所坚持的基本理念。

……当然，2000年1月14日，时代华纳与AOL的合并或许会稍微影响了沃尔特·伊萨克森的自信。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时代》的编辑独立原则。沃尔特·伊萨克森在一周后的杂志“致读者”中写道，从鲁斯制定“教堂与国家”原则起，编辑的独立原则就已经不容怀疑。而这种独立原则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DNA中，谁也无法破坏……

尽管这位当代最杰出的杂志编辑将DNA都摆了出来，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却显现出某种悲壮。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是，不管是时代华纳的总编辑诺曼·皮尔斯汀（Norman Pearlstine），还是沃尔特·伊萨克森，他们都是通过新闻媒体知道这一并购事件的，他们事先的确不知情。在商人的游戏中，他们的理念似乎不够分量。

（3）拯救《洛杉矶时报》
　　他们喜欢冒险，他们厌恶平静，他们习惯将自己推入一个猝不及防的尴尬场面，然后运用自己的才智与果敢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他们称自己为丘吉尔，只有在德国飞机的轰炸声中才能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们称自己为巴顿将军，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感到内心的宁静，他们称自己为艾柯卡，只有在拯救衰败的庞然大物时才感到心旷神怡……
　　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毫无疑问隶属于这个行列。这位《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总编辑在2000年3月对此职位厌倦至极，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呆了9年，并使这家曾经停滞不前、缺乏生气的日报重获青春。“全国新闻基金”于1998年授予他“年度编辑”的最高荣誉，他被普遍称作为“记者中的记者，编辑中的编辑”。

经过多年的报人生涯，58岁的卡罗尔说，“我喜欢重新塑造报纸，而不是照看它”，这也是他在新闻界闻名的声誉或是特殊爱好。

……像本·布莱德利改组《华盛顿邮报》一样，奥蒂斯·钱德勒马不停蹄地招徕明星记者，给他们最好的待遇，最宽松的环境。在这样以智力取胜的行业中，明星记者们迅速让这份曾经丑陋不堪的报纸跻身于最杰出的报纸之列。到了1980年奥蒂斯·钱德勒退休时，《洛杉矶时报》已经被普遍视作是全国最佳的3至4份报纸之一，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比肩而立。而它在商业方面也取得空前的成功—它的母公司时代—镜报集团成为全美第二大媒体公司。奥蒂斯·钱德勒遵循着传统报业的习惯—拥有伟大的新闻产品，财富的获得是必然的。
……一位叫詹姆斯·瑞尼的地区版作家甚至开始怀念20世纪80年代初的岁月，作为年轻记者的他亲眼看到当时的编辑吉姆·李维如何坚守横在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的那道墙：当时该版的编辑与广告部员工在同一个大工作间办公，但这个满头白发的强势编辑只要看到广告部人员靠近编辑部这边，就会大声喊道：“你这个广告蠢蛋，你到这边儿干吗？”
……1999年，以商业需求主导新闻操作的《洛杉矶时报》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它的广告部门与当时洛杉矶新建体育馆Staple Center签下了利润分成协议，而编辑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大幅度地报道了该体育场馆。这则被其他媒体披露的新闻迅速成为美国新闻史上最著名的丑闻之一，整个舆论界表现出极大的惊恐—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机构之一居然公然出卖它的新闻理念。
……令卡罗尔稍稍不安的是，《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依旧抵不上《纽约时报》，当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写文章向布什汇报加州的能源危机时，他选择刊登的媒体是《纽约时报》，而非自己家乡的《洛杉矶时报》。

……这是《洛杉矶时报》120年历史中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很多人看到希望的同时，一些批评者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著名新闻人比尔·托玛斯在与约翰·卡罗尔共进午餐时说，《洛杉矶时报》已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报纸，因为对于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来说，如果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利润，公司就不会继续投入。事实上，将新闻水准由高水准提到更高水准，所需要的编辑成本将大大增加，而这却不一定带来相匹配的利润，尤其在短期内。

（5）那无处安放的理想：
CBS最令人尊敬的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沃尔特·克朗凯特的传人）批评道，国际新闻正在“变得好莱坞化与轻佻化”。为了所谓的收视率，主持人把自己变成Talk Show演员。媒体经营者称，人们总是关注自己身边的事情。
在20世纪60、70年代辉煌无比的前《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度过了痛苦的90年代。这个热衷于重大事件的杰出作家，始终拒绝去写闹剧式的90年代题材（比如硅谷传奇）。他在内心深处怀念那个更加严肃的时代，被战争、混乱考验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伟大新闻人是受人尊敬而非取乐的。人们依靠克朗凯特的“新闻60分”了解世界，通过詹姆斯·莱斯顿的专栏体验政治的乐趣。詹姆斯·莱斯顿在1991年出版的自传中回忆50年来新闻业的变化时同样充满怀旧色彩地说，他们年轻时阅读的是沃尔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论》，而现在的年轻记者则衷情于《今日美国》创始人艾伦·纽哈斯（Allen Neuharth）的自传《一个狗娘养的自白》。对于昔日的过分眷恋与美化，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但它也的确映衬了时代的改变—一个严肃得刻板的时代正让位于更轻松的岁月。

　　“9·11”事件很难重新让一头扎向娱乐化的新闻业真正回头。这不仅因为从前单纯的新闻机构变成了庞大的媒体公司，更因为我们的世界、人们的心理已经不可掉转地改变了。看看今天主持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新闻主播们吧，CBS的丹·拉瑟已经70岁，ABC的钱宁斯63岁，NBC的汤姆·布罗考62岁，他们三个或许是美国新闻业残存的具有克朗凯特时代风格的严肃新闻主播，他们的最终离职将最终切断新闻业与往日光辉岁月的联系……

（6）《纽约客》（New Yorker）
当面对越来越庞大、复杂的世界时，一颗敏感、羞涩又略带骄傲的心灵该怎么办？《纽约客》继承了法国人蒙田的气质—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一笑置之。
　　《大西洋月刊》、《哈泼斯》（Harper’s）、《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纽约客》，这样的文艺性杂志姿态各异，关注的方向或偏于思想，或偏于文学艺术，甚至政治，但它们无一不突破了狭隘的专业限制，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知识领域。你可以称它们为知识分子杂志，但是它们又摒弃了学院派的艰涩与狭隘。文化发明的过程，是人类摆脱野蛮的过程，是理性取代偏狭的过程，也是摆脱了物质困扰的人们寻求心灵慰藉、满足永无休止的好奇心的过程。

《纽约客》成熟的过程就是纽约与纽约市民成熟的过程，同样也是美国从欧洲人口中的“野蛮人”变为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领先位置的国度的过程，《纽约客》无与伦比地展现了纽约成为国际化都市的过程。《纽约客》的订户们一方面在这里看到了世界的急剧变迁—广岛原子弹报道、卡西尔的环保主义作品《寂静的春天》、微软的反托拉斯官司等，同时也在这本杂志中看到了人类亘古未变的情感—爱、欲望、权力、孤独、荣誉、勇气……76年以来，《纽约客》始终从一种充满温情与善意的嘲讽的角度来观察世界与我们自己。

（7）圣徒威廉·肖恩：

但正是这个安静略显胆怯的人，帮助哈罗德·罗斯将《纽约客》由一本较纯粹的幽默文艺杂志转向更宽阔的领域。

　　1945年，肖恩说服罗斯用一整期《纽约客》刊登了约翰·赫赛长达31247字的文章《广岛》，这篇卓绝的报告文学描述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与被这种恐怖力量摧毁的居民的命运。它不仅成了新闻史与文学史上的一篇标志性作品，也成了《纽约客》的转折点。《先驱论坛报》评论说，这本杂志已经摒弃了“习惯的谐噱、讽刺与漫画式的传统”。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美国新闻界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类似于20年代的重大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公司将自己推向华尔街，新闻业的纯真年代结束了。媒体不再仅仅是编辑记者们的手工品，它更被股东与盈利需求所左右，但肖恩主持下的《纽约客》却似乎依旧保持着哈罗德·罗斯时代的单纯。罗斯对于编辑人员的溺爱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他从不允许经营部门走进编辑部的大门，似乎也从不考虑他的商业合伙人弗雷西曼的感受。如果《纽约客》赚了更多的钱，那么就必须提供更好的报酬给作家们。强势的罗斯使弗雷西曼无可争辩，但随着杂志的成功，后者也的确赚了更多的钱。

————————————————————————————————

（8）奥利亚娜·法拉奇

几乎所有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告诫后来者，永远不要将自己放在舞台的中央，你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倾听者，而非一个多嘴多舌、自作聪明的发言者，这样常常招致被采访者的反感。但是，奥利亚纳·法拉奇却固执地将自己放在聚光灯下，因为她深信规则只为庸常之辈而定，而她也从不是一个记者，而是恰好从事新闻的伟大作家与演员。她的个人魅力除了偶尔碰壁外，几乎所向披靡地征服了大部分的采访对象。

没人能够回避她的魅力，她深信这一点，这不仅因为她的天赋，也同样因为她偏执狂式的工作热情。她总是在说，“我总是冲动地感到必须做点事，仿佛我第二天就要死去。我从来不曾放慢脚步。”在她最富神话色彩的世界政治名人系列采访中，已经不再年轻的法拉奇似乎根本未考虑过危险与困难。她不断地给他们发传真，催促他们接受自己的采访，并且阅读了关于他们的一切资料。

试图学习法拉奇的年轻记者只会面临失败，因为要么你生来就是法拉奇，要么你永远也成为不了她。法拉奇可以在大声怒斥卡扎菲的同时，依旧将采访进行下去。她有一种来自于一个不可测世界的智慧与魅力，她根本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偏执狂式的精灵。但是，莱斯顿与伍得沃德则是可以学习的。他们的智商的确很高，却不是高不可攀；他们执着却同时保持着理性；他们恪守人类一些基本的尊贵传统—诚恳、孜孜以求、分寸感；他们精通与人相处的艺术。      

每个记者都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与总统、企业领袖、权威人士平起平坐、自由交谈式的人物，希望自己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接通最核心人物。这可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一点也没有喜剧色彩。首先，你必须为全世界最权威的媒体工作。如果你在美国供职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在英国你服务于《金融时报》、《泰晤士报》、BBC，在德国你是《明镜》杂志、《世界报》的高级编辑，那么一般情况下，你的采访对象（只要没到最高级别）会乐于接受你的访问。在肯尼迪时代最重视的声音是《时代》，以至于这位喜欢表现自己的总统在每周都会接见该杂志的记者，并称之为“《时代》时间”。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你就必须让自己更沉稳、更努力、更诚恳，不仅仅只有一点天才，当然还要有运气，碰巧你的长相值得信任，或是声音动听，或是你的家父是位资深人士，都常常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偶然性是不容忽略的……当然，只要你是一名伟大的、不同凡响的天才，其他一切要素就微不足道了，你必然会脱颖而出。     

——————————————————————————————————
（8）CNN

在离CNN正式开播不到90天时，斯科菲德意识到至少还需要100个员工，可是预算已不允许他再招人了。于是，CNN的杰出人物们开始到全国各大学鼓吹，为那些即将毕业的新闻专业大学生提供廉价但难得的工作机会。于是，100名毫无经验的毛头小子满怀热忱地来到亚特兰大。

公司为这些荷尔蒙过剩的家伙们租下了汽车旅馆，并开创了一家CNN学院，以便在60天内将这群除了交女朋友什么也不会的小伙子们训练成新闻专家。只有他们学会使用机器，CNN才可能准时开播。

即使你知道早晨莫斯科发生了火灾，中午智利发生了兵变，而晚间刚果又出现了种族仇杀，你是否就更清晰地了解世界呢？CNN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鲜不断却疲惫不堪的视角，记者与观众共同卖力却不知重点地关注每一件事，我们都成了新闻癖，恐惧错过任何事。这种CNN哲学的背后是泰德·特纳与斯科菲德被“死亡的焦虑”压迫的永不松弛的神经。

——————————————————————————————————
（9）就像阿诺德所说：“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时，整个社会则将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而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我们在等待这样时刻的到来。

迈克·凯利刺穿了我的虚伪，因为他拥有我尊敬的一切。他不是BBC或是CNN那些扛着摄影机、肌肉明显比头脑更发达的机械的记录者，他是一名真正的作家、一名伟大的编辑。他的简历光辉夺目。在奔赴伊拉克之前，他刚刚辞去《大西洋月刊》主编的职位，而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使这份倍受尊敬但日趋衰落的杂志重新焕发了生机。他寻找更好的作者，添加了更多尖锐的评论，使它更贴近正在变化的世界。他对于政治的执着，使《大西洋月刊》变得更为硬朗。

在“9·11”之后，是他果断地派出最好的调查性记者，斥资20万美元完成了2002年4月号的《萨达姆的世界》，确实是精彩异常。而在入主《大西洋月刊》前，他是美国《国民日报》（National Journal）的主编。要不是他与出版人发生争执，他现在可能仍是《新共和》杂志的主编。作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他的右派言论虽然让我不舒服，但我却无法怀疑他在新闻报道与编辑上的才华。

戴着口罩与躲在抽象的文字背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畏惧面对现实的生活。我喜欢凯利年少时说的“我渴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将怎样改变我对于世界的态度，但有一点的确清晰起来，即智力不能解决一切，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勇气。

不管新闻业多么受制于外界环境，笔者却越来越相信，与它的品质最直接相关的仍是新闻人本身。希望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平平的中国新闻人能够意识到，束缚他们前行的并非是制度，而是他们自身能力的缺陷，他们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