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飞：我只是你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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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飞：我只是你的守护者

就如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一样，东西方思想也往往难以融合。

女儿因为生病没去幼儿园，老师说：“只要不发烧，还是要来的。如果咳嗽，就把药带过来，我们会给她按时吃，一定会照顾好她的。她这两天都没来，我们在课上教怎么包糖果，她都不知道了。”同样的事在我任教的国际班上发生，我的外教搭档则说：“那就等他彻底好了再来，不然会传给其他的同学。”对于女儿缺席的几天，幼儿园老师特意叮嘱我，“你可以在家里教她一下。”而当我的学生发烧了，他母亲来问老师要作业，好在家里补上。我的搭档却说：“既然他生病了，就应该好好休息。”

白天与晚上，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的冲击中，我时常感到一丝茫然。

前几天收到幼儿园老师的电话，说孩子们都参加了学习上海话的培训班，对于上海话的学习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家里都是上海人，意意的上海话本来就说得很好，更何况，语言的学习如果有生活作为课堂，何必再去学校的课堂呢？我问询了女儿的意见，小家伙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于是，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之下，老师终于答应意意无需参加。没过几天，母亲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老师说孩子画画得不错，希望她可以参加绘画二级考试。（其中不乏表扬，因为在他们班上，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资格参加这些考试的。）我说现在也就是个涂鸦阶段，考啥呀？母亲的坚持颇为婉转，她转而问孩子：“意意，你想不想去参加绘画二级考试啊？”女儿一脸天真：“外婆，什么叫绘画二级考试啊？”看来，免不了又要跟老师来几个回合，才能免除考试。

当然我知道幼儿园的出勤率是与老师的收入挂钩的，考级情况也是与幼儿园的声誉相关的，在所谓“集体荣誉感”的重压下，我感到的只是疲惫。

我当然知道女儿很喜欢画画，但这样的考级很有一点命题作文的意思。二级考试的题目是这样的：以默记的方法画出：1.我的家人；2.我的同学；3.我的朋友（任选其一）。而在考前，老师会在班上对于那些经过挑选的孩子进行所谓的“拎一拎”。

女儿三岁时画过一些东西，我问她：“为什么你的太阳月亮星星都是黑色的呢？”“因为它们都是太阳饼干、月亮饼干和星星饼干，放进了微波炉，然后烤焦掉了呀。”

又问她：“这是什么？”“棒棒糖啊！”“哪里有棒呢？”她指着下面几不可见的一截，说：“这不是啊？”在她的心目中，棒棒糖显然应该都是糖才对，棒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然后饶有兴致地向我解释：“黄的是柠檬味，红的是草莓味，咖啡的是巧克力味……”

意意画了两只苹果，我问她：“为什么一只苹果圆圆的，另一只尖尖的？”“因为圆的是妈妈，妈妈是笑的。尖的是爸爸，爸爸生气了。”“那爸爸的脸也不会那么尖啊！”“是爸爸的胡子呀！”并补充道：“爸爸的胡子就像滑滑梯一样。”

意意五岁时画了一幅三燕图，我问她：“为什么两只燕子朝这一边飞，而一只燕子朝那边飞呢？”“因为燕子妈妈带着燕子宝宝去躲猫猫了，燕子爸爸要去找他们呀！”

记得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画画，但母亲让我开始学素描，而在那几何体的阴影中，我开始讨厌起了画画；也很喜欢打字机，母亲立刻给我买了一台，并让我每天练习枯燥的指法（打字机的字母键是钢丝的，键盘的触感远不像如今的电脑那么轻盈），年幼的我手指无力，小拇指怎么也按不出“A”这个键，于是，我又讨厌起了打字。在感激母亲为我付出一切的同时，我所恐惧的莫过于这种瞬间滋长却也许会陪伴终生的厌恶之情会在女儿身上重演。

当我看着女儿随心所欲却又不无思考的涂鸦时，平时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不浮现眼前：我们一起用面粉做成各种饼干的形状；带她逛街时她吵着要买棒棒糖；我们三个人在公园里一起躲猫猫；她希望要一个弟弟或妹妹……

她画的是她的世界她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她却满怀兴奋充满兴趣地观察着，用她稚拙的画笔用心而努力地表达着。

脑海里又浮现出老师的那句“拎一拎”，而考题中以“默记的手法”尤其让我害怕这会让孩子像背“优秀作文”那样记住一幅事先教好的画（也许还会因为临场忘记而懊悔万分）。

我的心弦再次绷紧，幼小衔接、小五班、独木桥等，这些对于不少家长来说都是一级恐怖的词汇对于我具有同样的震慑力。但是，我依然愿意在每个双休同她和先生一起去看天空，看那深深浅浅不同层次的蓝色；去看花朵，追逐那忙忙碌碌不停采蜜的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