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记者要有深刻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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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要有深刻的思维——以《和解之难 现实之重》为例

韩咏红是我欣赏的新加坡女记者，每次在《联合早报网》上阅读她的文章，用“拜读”一点不过分，的确是崇拜地阅读。她的新闻述评《和解之难现实之重》体现了记者思维的深刻性。
                                 和解之难现实之重
                               韩咏红 2014年01月20日

真是空欢喜一场——中国摇滚音乐“教父”崔健，一周前据说有望上今年的央视春晚，谁知道周六他的经纪人正式宣布：崔健不会上春晚，原因是《一无所有》没有通过审查。

关于崔健，不要说中国大陆人，就连远在海外的新加坡华文社群成员，只要年龄在35岁以上者，对于《一无所有》、《假行僧》、《花房姑娘》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中国改革开放，新中两国文化交流大步迈进的1980年代，《一无所有》曾经震撼了不少新加坡华文教育者的灵魂，也多次登上本地十大华文金曲排行榜。记得念中学、高中时，同学聚会中常有人唱这首歌，身处平静的岛国兼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对崔健式撕裂唱法是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基本属于乱吼一番，却也能自我感动好久。

要年纪稍长才能明白压抑与呐喊的意义，愤怒与理想的重量。

2004年，阴差阳错到宁夏贺兰山采访了当时规模空前盛大的“中国摇滚节”。三天里，每天数万人在露天的坡谷沙地听着摇滚，感受一沙一石都在呐喊，大半观众还是从外省专程来捧场的。

也是在2004年，新华社等官媒才刚开始对摇滚乐进行报道，而尽管如此，摇滚节也只能在西部的云南、偏远的西北宁夏举行，仍不能走进北京。

官方对摇滚的保留与怀疑，不仅因为大型摇滚节的人流与热情可能引发事端，也因为崔健歌曲的反叛性与历史烙印——《一无所有》是1989年广场的歌曲之一，崔健当年还以此曲慰问学生。这并不是说，崔健遭全面封杀——1990年他在北京举行过巡回演唱会，听过那场演唱会的北京友人说，“现场氛围悲凉，大家都觉得我就是一无所有”。

不过，很多年来，崔健确实难以出现在大型的主流表演活动中，以致于当春晚对他发出邀请的消息曝光时，有人迅速将之解读成官方为1989年事件寻求社会和解的信号。
   在春节前从媒体上获悉崔健可能上春晚。说实话，我对崔健的歌不是很感兴趣，他上不上春晚我不关心，但我知道，他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符号，别贴上了某种政治的标签。

春节前又得知，他的节目未通过审查，不上春晚了，我的心情依旧平淡。

但是，读了韩咏红的述评，我有了感触。崔健上春晚，崔健没有上春晚，这是个事儿吗？这是个什么事？也许没有多少国内的记者对此有过多的思考。而韩咏红就从这件似乎寻常的事情当中看到了问题，作了一番深入的思考。她将这件事置于时代的宏大背景中考量，从如何看待崔健这个人透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段历史大事件的再评价。把人物作为一个符号在历史的坐标中探寻其价值和意义时，看似平静的叙述就有了一种内敛、丰富的潜在信息，就有了一份苍凉和沉重。

从现象探寻问题的本质，从中掂量出历史的厚重，这需要记者具备过硬的职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