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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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我和外语的故事作者：情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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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外语的故事

    如今，外语作为现代人必要的语言交流工具，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在我却有着许多无奈的故事。我上大学时学过英语，毕业后为了考研复习过英语，为了晋升职称又从头学过日语，我学了忘，用时再学，始终没有学好。我不喜欢外语、憎很外语！现在，我已经是大学教授，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我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我劝我的学生要学好外语，不要像我一样被外语所耽误，因为，现在外语成了考研的敲门砖或拦路虎。我和外语的故事，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回想起来，却很有一些感触。所以，我把我和外语的故事写出来，和朋友们交流。
    我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我从陕北的最南县——黄陵县来到古城西安一所重点大学——西北大学。我学的专业是中国文学，重点是学习中外文学理论。因为刚刚恢复高等教育，一切还都不那么正规，所以我们当时的外语课是选学，可学可不学。给我们配备的英语教师是外语系最年长的石老师。石老师人很好，就是教学方法有些问题。他每次上课前总要说以一句话：“梁上跳下来个黑旋风”表示一点幽默，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带领我们从ABCD等26个字母开始学起，不厌其烦地领着我们读课文、做专业。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我的外语成绩是89分，因为开始学习内容还比较简单，我学得也比较认真，所以成绩还不错。到了第二学期，由于学习内容逐渐变难，我学得比较吃力，成绩也开始下降。到了学期末，只考了65分。到了第三学期，我干脆就不学外语了。每天清晨我就和同学们在城河边背诵古诗，而外系的同学背诵的都是外语单词。我不知道是自己不喜欢外语，还是对外语有一种自然的抵触情绪，反正就是学不进去。于是，我就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专业学习上，天天背诵古文，朗诵古诗，不是抄写，就是背诵。为了学好古文，我曾经把《论语》和《道德经》抄写过三遍，也曾抄写过《楚辞》和唐宋古文等。
    我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北大学党委组织部工作，在组织部作文书工作。我那时候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作一名大学教师，作教师就要考硕士研究生。所以，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就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当时报考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侯镜昶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侯镜昶是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胡小石的学生，胡先生又是著名的书法家，曾担任南京书法印章研究会会长，是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李瑞清（清道人）的学生。他们师徒是一个著名的碑学体系的书法流派，能在侯镜昶先生的指导下研习碑学书法是我最大的愿望。因此，我当时找了许多有关碑学的理论书籍来阅读。当时考试的科目有：文艺理论、书法理论和外语、政治，成绩出来后我得知，我文艺理论考了86分，书法理论考了92分，政治考了80分，但外语只考了32分（那时是百分制）。应该说，英语考了32分，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很遗憾，不够当时南京大学的外语分数线。为此，侯镜昶先生拿着我的成绩单，到学校的研究生招生办去交涉。他给研招办的领导说：“这个从西安碑林来的考生专业成绩非常好，其他课目的成绩也不错，就是外语差点，能不能破格录取？”研招办的老师说：“不行！这是学校的规定，外语不合格是不能被录取的！”我考研究生的愿望就这样成了泡影。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伤心，极其郁闷，我恨外语，恨我自己不争气，恨这个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我想了许多，许多：为什么我们考中国书法的研究生，非要考外语，为什么不让我们考古汉语？搞传统文化艺术研究的人学外语究竟有多大的用处？我当时受到很大的打击，发誓再也不学外语，不考研究生了！
    世界上的事情真怪，我恨外语！但又离不开外语，弄不好，我又要栽倒在外语上面了。研究生我可以不考，但职称可不能不评？1993年我要评副教授了，学校要求考外语。我犹豫了，考还是不考？，考，我肯定不行：不考，那就意味着要当一辈子讲师了。为了自己今后的发展，我决定还是考外语。但我决定不考英语，而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始学日语。我买了一套的《标准日本语》和磁带，自费在西北大学劳动服务公司办的夜大班学日语。当时是西北大学外语系退休的刘保原教授和韩倩彬教授在教日语，我就跟他们从零开始学日语。我晚上去听课，白天听磁带、做专业。那时我已经从宣传部调到艺术教研室教书法课。除了上课、学日语，我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一心一意学日语。说起来，我这个人就是有那么一种精神，说到做到，排除一切干扰学日语。由于学习认真、刻苦，我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由于我是教书法的，所以日语文字写来得心应手，因为日语文字就是由我们中国汉唐时期的草书符号和楷书偏旁部首改造而成的。经过一年的刻苦、认真学习，我的日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学校组织的职称考外语试中，我的日语考了86分。后来由于我的教龄不够，要申报破格副教授，必须参加陕西省教委组织的全省职称外语考试。最后，我在全省职称外语考试中，获得了92分的好成绩。我太高兴了，我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因为，别人不知道我是怎样在一年中学习日语的，我所吃的苦，受的累，只有我自己心理清楚。那一年里，我几乎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把别人用来休息、聊天、游玩的时间，都用到了日语学习上。我将教材背得滚瓜烂熟，别人念一段话，我可以知道在教材的哪一页，哪一自然段，哪一行。所以，考试可以说不在话下，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我只用了40分钟就答完了，根本就不用翻词典。当我考完日语后，就把日语教材和磁带全烧了！
   五年后的1998年，我要在西北大学评教授，按照规定，凡是在评副教授时参加过全省外语考试的教师，成绩有效，就不用再考外语了。1998年是执行这一政策的最后一年，从1999就要开始全国统一考职称外语了。我很幸运，由于我的教学和科研成绩突出，曾两次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出版有10多部专著和教材，发表论文10多篇，所以我1998年在西北大学顺利地评上了教授。我不用再考外语了，我庆幸自己从此可以不再和外语打交道了！
    由于我教学和科研成果突出，于2001年从西北大学调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任教。2002年，我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开始培养和指导硕士研究生。每当我看到许多专业成绩非常好的学生，由于外语成绩不合格而被拒之门外时，我又想起了有关自己和外语的故事，我为专业优秀的学生而感到遗憾！我的故事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我的故事又在我的学生身上延续。可恨的外语和可憎的制度，仍然还在扼杀艺术创造人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丹青教授拍案而起，毅然辞职。他太不理解这个不讲道理的规矩了，专业成绩好的学生外语不合格，外语合格的学生专业成绩差，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庸的学生，将来会有什么艺术创造性？陈丹青先生想要以自己的辞职，来抨击这个不合理的研究生考试制度，来唤醒艺术教育家的良知。
    我憎恨外语（我只有用这个词，才能表达我的积怨和遗憾）!但我并没有任何不想让别人不学外语的意思。我强烈呼吁，取消传统文化艺术专业研究生的外语考试制度，改为考古汉语。书法的根在中国，从事书法研究和教学的人不需要学任何外语，我们学外语，要那么多外语专业的学生干什么？还要外语的翻译干什么？我们把别人的事情都做了，还让别人怎样从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