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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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微博说今后要“努力说真话”，引起热议。《中国新闻周刊》600期策划也提到，一直在“努力说真话”。我特别欣赏的是“努力”二字。如果哪家媒体底气十足地说：“我们一贯说真话，今后也将保证只说真话，不说假话”，那么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让人对它以后所说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因为这显然不符合已存在的事实，以及今后可以预期的现实条件。所以，承认需要“努力”，就是面对现实，至少这话是真诚的，进而决心为此而努力，那就更值得赞许。

那么，为什么说真话这么难?

首先，这里指的是对当代社会，乃至后世都会有影响的公众话语。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在日常生活中，一辈子百分之百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恐怕很少。即使在家人、亲人之间，有时也难免有所隐瞒。有的是善意的谎言，有的却有损道德。有人“实诚”，有人“狡猾”，私德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媒体是“公器”，话是说给广大公众听的，所以称作“舆论”，会产生一定的力量;而且，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对后世也有影响，其真、假的分量自然非同小可，所负的责任也无法和私人交往关系相提并论。

为什么要说假话?对谁说假话?首先是对敌人。“兵不厌诈”，古今中外皆然。现在充斥电视屏幕的谍战剧，里面的英雄人物都活在自己和他所属的组织的信仰中。他欺骗的是心目中的敌人，自信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心安理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外交，虽然打交道的对方不一定是敌人，但是国家之间只有利益，今天是友，明天就可能是敌，“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一个不知何人发明的对外交官的经典定义：“一个诚实的人被派到外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说谎。”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之间还是有基本的信誉规则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靠谎言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发达的今天，说假话越来越难，必须限制在非不得已的范围，而且要拿捏分寸和策略，不能“瞪着大眼说瞎话，否则非但不能维护国家体面，反为天下笑。

写史者的标杆

那么，对本国的公众呢?为什么不能说真话?

先说历史。大概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有这样悠久的史学传统，而且给历史赋予这样重大的责任。同时也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写真实的历史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于是有齐太史这样的名垂千古的、一家三兄弟以身殉史的“史学烈士”，最简单的“秉笔直书”成为英雄事迹。世上只有以身殉职、殉道、殉国之说，而殉史的，似乎只有中国有，这也可算“中国特色”。

为什么如实记录史实那么难?因为是“官史”。中国的传统文史不分，顾准称中国的文化就是“史官文化”。史官不是民间独立人士，而是有官职的，被写的对象是掌握生杀之权的权贵，于是写真话就成为与权力的抗争。史官手无寸铁，双方天生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其胜负结果可想而知。对中华民族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有血性，认死理，把说真话看得重于生命，前赴后继，为了一个字，牺牲了三兄弟，最后对立面崔认输了，他的行为还是以“弑君”载入历史。平心而论，那崔也不算太坏，他到一定程度就罢手了，知所止就是知耻，说明还有所畏惧。还有一位名人就是晋国的董狐，他运气比较好，被他笔伐的那位赵盾，叹口气，认了。“董狐笔”从此成为写真话的象征。先秦时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认可绝对集权，在位者不敢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到后世，刀把子在握，杀到你屈服为止，诛九族不在话下，三兄弟算什么?更重要的是，齐太史、晋董狐为后世写史者留下一根标杆：要说真话，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要“努力”去做。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传统的规矩，皇帝不能看史官对他起居言行的记录，有点回避制的味道。直到唐太宗坚持要看，把这个规矩给破坏了。

今天回顾历史，古人能发明这样一条规定，居然在专制皇朝还能实行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由得对老祖宗肃然起敬。后来，这一传统逐渐式微，史官笔下“报喜不报忧”，自觉地对君主隐恶扬善多起来。不过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过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而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对可信度。中国古代的史学有努力写“信史”的优良传统，我们常说要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假消息贻害无穷

以上说的都是治史，似乎与媒体无关。事实上所谓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齐太史、晋董狐写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当事人就在眼前，按今天的标准应该算作新闻，只不过古代没有大众传媒之说，朝堂之事，黔首黎民不得与闻，记录下来，是留给后人看的，记者与史官合二为一。而且古人赋予历史的意义不仅是记下所发生的事，而且带有监督、警戒当政者的作用。如果生前不能受到一定的评判，死后在历史上也要留下鉴定。青史留名的问题草民可能不在乎，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就更在乎。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前那场大饥荒中，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提出：“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算是最重的警告，还是寄希望于对青史留名的畏惧能起到约束作用。现代的新闻报道更有即时的监督的职责，所以本文所举写史之例完全适用于写新闻。

今人研究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资料来源，除了档案之外，就是当时的新闻报纸。档案姑且不论，如果某个时期的报纸登的都是假消息，那可就谬种流传，贻害无穷了。例如研究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民生和经济状况，如果单凭那几年的报纸，会以为出现过亩产万斤这样的超高生产力，全民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根本没有发生饥荒。若按掌握话语权者的意图，饿死人也不能上史书。所幸“努力”挖掘和披露真相的志士前赴后继，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野史。尽管如此，已经大规模传播的假话都要恢复真相并不那么容易。我见到过当代的年轻人为了解某位经济界人物，翻阅“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报纸，发现对此人的详细报道，罪名吓人，历数其罪状，振振有词。尽管这个运动的扩大化和大量冤案现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对于这个具体人和这则报道，那位年轻人还是不由得不信。事实是，事主一年后就已彻底平反(他算是幸运的)，那些“罪状”完全无据。但是这种公开“揭批”是大张旗鼓的，而“平反”是“内部”悄悄的。政治运动没有“毁谤罪”，名誉受损也没有在同样的范围内恢复名誉之说。我们这一代过来人对这种“特色”心领神会，但对于后来有幸生长在比较正常环境中的人，除非有专门训练，能分辨真假吗?

上世纪90年代，我遇到一位海外留学生，研究“反右”运动历史，也是依据当时国内报刊的公开资料，还有经过特殊渠道得到的“右派”档案材料，运用被认为“科学”的国际学术界时髦的“量化”分析，得出结论是“这是一场有野心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干部夺权的斗争”，因为白纸黑字这样写着，“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的”。这种论文因为出处有据，注释齐全，合乎学术“规范”，在名牌大学中居然也得到承认。从最低限度讲，这类报道是误人子弟，而且祸延海外!当时发表此类消息的媒体和媒体人早已丢掉“董狐笔”的传统。他们不享有古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那段时间里，恐怕想要做以身殉新闻的烈士而不可得。

一句真话的力量

掌权者为什么需要向公众掩盖真相?当然真相是坏事，是施政之失，如果是善政，是功劳，大书而特书还来不及呢。做了错事想掩盖，这也是人之常情，小孩子闯了祸大多不想让大人知道。像孔夫子提倡的“闻过则喜”，需要较高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达到。文过饰非倒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特别是掌权者，如果有权、有办法掩天下耳目，很少人会把百姓当作神父，自觉地忏悔自己的罪过。所以问题在于他是否拥有这个权力。

以尼克松“水门事件”为例，他触犯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被发现后，使出浑身解数加以掩盖，是两名普通记者锲而不舍地挖掘和披露真相，最后把他拉下马。他一定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痒，如果有权力加以封杀，不择手段让这两个记者闭嘴，早就这么做了。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力。是制度设计决定真相战胜。又如克林顿的绯闻，他最初也是否认，想掩盖，但是盖不住，只得承认并道歉。他差点被弹劾的罪名不是生活不检点，而是撒谎，“作伪证”，是违法的。所以最后记者问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对美国青少年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人不能说谎，总统也不行。政治人物的私德固然重要，而对公众必须说真话更为重要。他们的制度、法律就是这样要求的。

现代媒体的天职是反映真相，而真相往往被重重掩盖，就需要深入揭露，发展出“调查性新闻”这样的文体。在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媒体履行职责也还会遇到威胁利诱的困扰，表现有优劣之分，而在迫使政治透明的法律机制欠缺、媒体没有独立身份、说真话没有安全保障的环境中，还是坚持拒绝假话，努力挖掘真相，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这样的媒体人的勇气、智慧和高度敬业精神可与古之太史遥相呼应，更值得尊敬。这里的“真相”当然是涉及国计民生、社会公平正义之事，不是指那些名人八卦。如《中国新闻周刊》600期所举事例，涉及法制、民主、公民权利等各个方面，大多影响深远。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就以孙志刚事例来说，真相的披露揭开了暗无天日的黑幕，促成了收容制度的取消，是一大功劳。但有人因此付出了代价，只是公开加于他们的罪名是另外罗织的借口，在这点上，今人还不如古之崔杼者流坦率。而且，收容制固然取消，还有其他类似的黑暗场所，包括劳教所。最近有记者暗访“救助站”所遇到的险情和发现的惨状，说明只要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不改变，类似孙志刚的惨案难以杜绝。当然那些冒险暗访的记者也属于敬业、勇敢，值得尊敬之列。子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我理解有几层意思：其一，在位者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可以看得见;其二，错误是特例，一经指出，很快能得到改正;其三，黑暗是暂时的，多数时间是光明的。如果日蚀、月蚀成为常态，那就是黑暗世界了。所以如果在位者掩盖错误、撒谎成性，天天指鹿为马，使民众长期生活在谎言笼罩的黑暗之中，这个民族必然成为愚昧的民族，而且弄虚作假成风，全社会都失去诚信。从这一角度，有公众话语权之媒体是否说真话影响深远。

我还是把新闻与历史相提并论，如果说，一句真话能改变社会，恐怕有所夸大，但能照亮民众的心智，善莫大焉。不断地揭露真相，集腋成裘，亮光就会逐步驱散黑暗，不但照亮今人，而且惠及后世。今日之中国，坚持说真话仍然任重而道远，同志仍须努力!

来源:2月26日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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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排名，一个政治问题

在讲究秩序的中国政坛，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是一件小事，无论是在职和退休的领导人，在出席活动时的排名先后，往往隐藏着丰富的政治信息。

到上世纪80年代，不少老一辈领导人仍在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威望和资历，一些人尽管没有担任正职领导人，但排名却在正职领导人前面。

这些或长或短的领导人名单通过新闻报道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央媒体都有一张由中央下发的名单，依照名单对出席活动的现任和卸任领导人进行排序。”

2013年1月21日，在新华社播发的《杨白冰同志遗体在京火化》新闻中，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名字出现在第12位，位列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4名已卸任常委、但仍担任国家级正职的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之后。此前在新闻报道中，江泽民的名字排在总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之前。

1月2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解释了排名变化的原委：十八大后，江泽民向中央请求，今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宾排名顺序中，将自己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新华社报道说，“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

在讲究等级秩序的中国政坛，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是一件小事，无论是在职和退休的领导人，在出席活动时的排名先后，往往隐藏着丰富的政治信息。

行政职务不是唯一依据

2012年12月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到会祝贺。他系了一条红领带、身着白衬衫，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贺词。

除了俞正声外，当天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也有领导到场致贺，现场座次以及新闻报道中的排名依次是：俞正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国务委员梁光烈、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

这样的排名并非随意。依惯例，对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一般先是党的领导人，依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是全国人大和“一府两院”的领导。具体来说，依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两高”负责人；再往后，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的排名，主要依据行政职务，不在于是否中共党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不少党外人士如蒋树声、周铁农等，他们的排名总在身为中共党员的国务委员戴秉国、梁光烈之前。

但行政职务并不是排名的唯一依据。十八大换届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的名字，经常会排在一些副委员长、副总理之前。这显然不是工作疏漏，而涉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规则——王刚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身兼多职”的领导人。对于身兼多职的领导人，排名时以他担任的最高职务为准，对王刚来说，政治局委员是他当时的最高职务，排名就以政治局委员为准。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的，王刚因此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排名第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副总理回良玉，按照姓氏笔画排在王刚后面。

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不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并不依据姓氏笔画，而与常委的分工和他们的党内资历有关。

1987年十三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少的一届，只有5名常委。当时的排名次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中纪委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当时党的总书记没有同时担任国家主席。1988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他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名字同时出现时，杨尚昆排名在总书记之后、总理之前。

这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先念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他们同样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作为国家级正职领导人，两人的名字排在总理李鹏之后、中纪委书记乔石之前。

199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从这一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一直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总书记、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这四位国家级正职领导人的排名模式开始固定，但委员长一直排名在总理之后。不过到1998年，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后委员长的排名一直在总理之前。

在担任国家级正职的政治局常委之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也并不固定。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排名在副总理李岚清之前；但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副总理黄菊排名在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之前；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中，副总理李克强的排名也在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前。

“老一辈”领导人地位高

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文革”后出现干部断层，不少老一辈领导人仍在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威望和资历，一些人尽管没有担任正职领导人，但排名却在正职领导人前面。

邓小平的地位最特殊，但他又没有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人，当他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出现时，如何排名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1989年11月，85岁的邓小平彻底交班，全身而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的邓小平，在新闻报道中排在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后、其他领导人之前。

当时除了邓小平，还有一些已离开一线的老一辈领导人如陈云、彭真、邓颖超等，排名仍在不少在任政治局常委之前。

1989年10月1日晚上，首都各界群众纪念40周年国庆，新老领导人悉数参加。《人民日报》报道中的排名是：“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群众同庆佳节。”

这个名单上已退出一线的领导人中，邓小平、彭真、邓颖超都担任过国家级正职领导。陈云虽没有担任过国家级正职领导人，但当时还是中顾委主任，且在党内地位很高。十六大以来，历届全国党代会开幕会上都要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随着岁月流逝，到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时，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大部分人物已经去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退任老常委们，排名方式有了新变化。出席活动的中央领导人名单中，先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是政治局委员，之后依次是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等老常委们，排名顺序与在任时一致——这些老常委们没有像当年“老一辈”领导人那样，退休后还与在任常委一起排名。

“和”字隔开现任和退休领导人

新老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中出现的场合，往往是一些纪念大会、仪式性场合，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十八大开幕式等。在任领导人排名在先，之后才是原任（政治局常委除外）领导人的名单。在新闻报道中，关键词在于一个“和”字——名单中，“和”字之前是现任领导人，“和”之后是原任领导人。

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的领导人名单中，在最后一个现任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的名字后，“和”字出现了，后面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然后是其他的原政治局委员、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原“两高”负责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排序与在职时一致。

已退休的领导人中，也有一些党内资深的老人。他们虽然没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会排名在原政治局委员之前。

200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和”字之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和”字之后是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之后才是原政治局委员杨白冰。2001年，出席建党80周年大会的领导人名字中，“和”字之前的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和”字之后是原国务委员张劲夫、黄华，再后面才是原任政治局委员杨白冰等人。

张劲夫、郑天翔、黄华这些老领导人虽没担任过政治局委员，但都是党内资深老人，都担任过中顾委委员，张劲夫、黄华曾是中顾委常委。

一般来说，所有现任、原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排完之后，现任和原任的中央军委委员开始登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结束时，会出现一个“，”号，然后是军委委员的名字。

201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春节团拜会，“，”号之前最后一个名字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之后就是“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这些都是现任的军委委员。

已退休的原军委委员王克也参加了团拜会，对王克的提及方式是“以及”王克，而不加“原军委委员”的解释。历年团拜会以及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道中，对原军委委员的提及方式都是“以及”。

“排名约定俗成”

尽管领导人排名富含重要的政治信息，但无成文的制度规范。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杨德山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种排名有约定俗成的规律，没有正式文件规定。

这些或长或短的名单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一般是在重大活动、庆典，或党内重要干部去世的新闻报道中。“在这些报道中，中央媒体都有一张由中央下发的名单，依照名单对出席活动的现任和卸任领导人进行排序。”一位曾担任《人民日报》头版编辑的媒体人说。

由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外界往往将中国领导人的排名视为观察政治变动的一个窗口。

这一窗口在“文革”前后曾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这成为他之后被开除出党、迫害致死的先兆；而“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平反和复出，也往往以名字重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为标志。

改革开放后，政治秩序得以恢复，排名变动也大大减少，今日已形成大致固定的模式。“当退休的领导人越来越多，排名会变得越来越难。”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说。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