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权力谎言带来的不能承受之重

jssh365

权力谎言带来的不能承受之重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这句话打动过无数人的内心。只不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真正打通被民意苦苦诉求的那条“讲真话”路径，似乎仍有重重的阻碍。

　　3月29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封面主题就叫“谁在讲真话”。这篇长长的深度报道清晰盘点了近来有关“讲真话”的尴尬情境，让人们看到中国各个阶层在各种领域内，围绕“讲真话”这样的诉求，曾进行过太多努力与试探，但往往还是会陷入令人失望的境地。在这篇报道中，有这样的建议，比如白岩松说，“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六六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

　　问题是，谁能轻易说自己真的无所畏惧？老子曾说，“民不畏惧，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说得不仅是勇气，更有悲情。悲情就是缘于代价的沉重。过多寄望于以“民不畏惧”的代价实践讲真话诉求，太奢侈，也不现实。在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权力制造出强大的压抑与紧张，导致人们不敢说真话呢？

　　在权利与权力博弈中，权力曾经制造出重重的障碍，让真话与真相无法展示于公众面前，在公众内心植入强大的无力感。比如，日前在江苏东海发生的父子自焚阻止强拆事件中，连自焚者的遗体都被权力部门移走，连涉事人的亲属都被送至野外看管。对真相的回避，对公民话语权的剥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可以让谎言拥有自由生长的空间。

　　在稀薄地讲真话土壤之中，在经常为一句真话支付过多代价之后，麻木中庸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个体生存姿态，人们也越来越像是“联系松散的土豆”，也使个体维权经常处于尴尬的地位。这种民众“说真话”的逼仄空间，其实寓示着空话、套话、谎话现在已经形成了极其强大的话语霸权。继前些天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及报社公开挑战山西卫生厅的权力公信之后，日前昆明五华区政府就“城管部门在执法中与违法占道经营者发生纠纷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其中一些说法与记者表述的内容不符，也招致出席通报会的生活新报编委当即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挑战与抗议，意味着权力谎言已经成为社会无法容忍之痛，全社会对“讲真话”的吁求已处于高度激荡阶段。

　　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是可悲的。在今年两会时，连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都感叹，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而倪萍委员干脆则说，“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样的现实与逻辑，其实也就直接揭示了现在很多权力阶层处于六六所说的“人格分裂”状态。当社会把大量关乎民生福祉与公共利益的责任，托付给很多“人格分裂”的群体，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警示，那就是谁也无法预期这样的权力何时会温顺，何时会暴蛮，何时能守规矩，何时会变得疯狂。

　　巴金曾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太多的权力不说真话，其实就是最大的社会不理性。特别是在那些涉及到公共安全与权利福利的问题上，如果没有讲真话与听真话构建起的制度通道，一边是民意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一边是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及时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就只是活在自己的任性中，造成随意践踏公民权利的现象经常发生，导致公众内心聚扰起浓厚的积怨无法得到及时释放。在这些年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中，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帮闲”与“不明真相的群众”，说到底，也正是权力在一次次讲述“狼来了”的谎言之后，招致强烈的信任危机，变成了一种民意仇视的对象。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古人早就阐述过的这个道理，只到今天，依旧未能成为权力普遍信奉的真理。当一些权力在谎言的“人格分裂”中慢慢沦陷于人性与法治的黑洞，再去简单诉求那种说真话的道德回归，现在显然已经无力回天。现在，如果对那些不能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下运行的权力仍然姑息纵然，任由他们依据编织的谎言去维护自身既得利益，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因为缺少真话与充斥谎言变得让人无所适从，如此地不能活在真实中，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不会成为谎言的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