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左高：当代学人研究日记文献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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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左高：当代学人研究日记文献第一人

被誉为日记学人的左高老，从二十多岁起，孜孜于日记研究，几十年寒暑，终于敲开了这扇学术研究的“冷门”:他是撰写出版中国日记发展史的第一人；发表日记学论文最多(200多篇)的学者；先后编著有《古代日记选注》《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中国日记史略》《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历代日记丛谈》，成果斐然。

历代日记，既为排日记事的纪实文本，又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丰富的史料文献，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年逾八四的陈左高先生，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始，迄今六十余年默默致力于日记史学研究，撰述纷呈，卓有建树。去年底，“全国第三届日记论坛”组委会授予陈左高先生最高且惟一的荣誉——“日记写作与学术研究终生成就奖”，高度肯定了他在日记研究领域所作出的非凡贡献。

唐文治先生将陈左高许为诵读古文的惟一继承者

一九三九年，创办于民国九年惠山之麓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国专)迁至上海不久，陈左高便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学校设二年预科三年专科，分文学、哲学、史地三科。时唐文治(字蔚芝)任校长，敦聘王蘧常任教务长。

唐文治为国学大师。他以创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的务实精神，用之于国专。学校以精研国学为主课，授课教师，均为卓然成家的一流学者，早期有陈石遗、钱基博、李详等名师。四十年代聘周谷城讲中国通史，王蘧常讲诸子概论，蔡尚思讲中国思想史，钱仲联讲诗学研究，朱东润讲历代文选。年近八旬的唐先生虽双目失明，仍亲临讲堂，执教论孟研究、周易研究等课。陈左高浸润于治学如此严谨的国专校园，学业精进，被郑逸梅先生称誉为“唐门弟子的佼佼者”。当年唐先生对于古文读法甚为讲究，分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种。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文章的立意，随着音调跌宕迂回，波澜起伏，尽从诵读中表达出来。唐先生如此读书法，陈左高常得亲沐，且体味再三。有一次，唐先生命陈左高诵读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文，他觉得学生未能完全表达出一唱三叹的韵味，即一一指点迷津，并当即示范，使陈左高茅塞顿开。及至下一次，仍由唐先生授大课，便选定贾谊《过秦论》作诵读范例，此文气势磅礴颇不易读，唐先生仍命陈左高试读，此番左高胸有成竹，诵读时气足神定，铿锵老练，语音与节奏鲜明高亢，酣畅淋漓。读毕，唐先生大加赞誉，将陈左高许为诵读古文的惟一继承者。左高诵读《诗经》《离骚》《昭明文选》《经史百家杂抄》，凡五六百篇。那时精读之文必须背诵，务使熟极而流，惟其如此，才能终生受用不尽。忆及国专的五年学涯，陈左高感恩亲炙唐先生教泽，获益匪浅。唐文治治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高足辈出，如马茂元之于唐诗研究，冯其庸之于红学评述，汤志钧之于史学探求，均著称于世。而陈左高能得唐先生如此褒奖，实为难得矣。

陈左高家学渊源。父亲陈渭渔，官至福建知府，辛亥革命后迁居沪上，交往均一时俊彦硕儒。长兄为篆刻大家陈巨来。长兄的朋友张大千、刘海粟、吴湖帆、龙榆生、郑逸梅等，与左高亦相谈甚融，尤其文史家郑逸梅，后与左高的交谊甚至超过了巨来。而陈左高的一些师友，如周谷城、伍蠡甫、陈子展等，亦与巨来交往日多。昆仲两人，一文一艺，虽学业殊异，却理念常通，互相嘉勉。一九八二年，《安持精舍印丛》付梓在即，时间紧迫，施蛰存先生的“序言”已送达，惟缺“后记”尚无着落，巨来说“非左高莫属”。是书责编陈贞馥女史与左高相告兄意，约莫四十分钟，一篇精到、简约的“后记”一挥而就，令陈贞馥欣喜不已，连说“这堪称倚马千言也”。施蛰存阅过“后记”，亦大为赞赏。巨来去世多年，左高有意为长兄写传，无奈前年突患中风，终因握笔维艰，夙愿无法实现，常耿耿于怀。

当代学人研究日记文献第一人

我国古代日记，源远流长，卷帙如烟。古人记下的日记，是每日生活的实录，也是当时社会史实的见证，不失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宋代诗人周必大曾有诗云:“陈迹时将日记开”，指日记可供自鉴自厉。陈左高从十岁起，即萌发写日记的兴趣，一直到“文革”止，共积累日记三十二册，用荣宝斋瓷青纸作封面，以丝线精装，可见他对日记写作情有独钟。一九四五年陈左高考入复旦大学，开始与学林前辈及师友交往求益，耳闻目睹，每获心得，便悉数记入。每日所记均可作独立华章，精彩叠出，内容多珍贵史料。可惜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于今想来，深觉痛心。左高复旦毕业即留校任助教，初专治唐宋古文、晚清散文，二十岁出头，就在《申报》《益世报》《永安月刊》等发表评述唐宋散文的文章。在教学中他辅导学生翻阅《丛书集成》，从中浏览到陆游、范成大、方凤等多种名家日记，深感许多日记不仅行文简练优美，且颇多第一手史料。由此，他开始搜集整理历代日记，成为当代学人研究日记文献第一人。

陈左高对历代日记佚篇的补辑与考证，尤下苦功。他以严肃求实的学术精神，考研着古代每一部日记的作者及流变。李慈铭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著作等身，还留有《越缦堂日记》及《日记补》，计数百万字。这些日记，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但在爬梳考证中，陈左高发现《越缦堂日记》尚残缺不全。传说李慈铭光绪十五岁以后的日记，被樊增祥收藏，后樊去世，日记流入书摊，不知下落。对这些说法，陈左高以为存疑，不轻易下结论。他埋首在故纸堆中，又辑得三种，终获其全，解决了百年来悬案。又如海内外认为文廷式日记缺少两种，陈左高又得补辑佚失，纠正了误传。再如，梁启超日记，行世者仅访美日记《新大陆游记》，陈左高补以驻日所记《双涛阁日记》。还有明代高攀龙、潘允端，清代查慎行、沈宝禾、王乃誉等日记，皆是左高辑佚所得的重要日记稿抄本。

更重要的是，关于日记的起源，陈左高综合历代论者的考查成果，概括为三种说法，一是起源于西汉说，二是起源于东汉说，三是肇始于唐代说。在没有翔实资料确证下，姑且将三种说法同时并列。几年后，陈左高看到一篇文章中谈到，二十多年前，江苏扬州掘到一座西汉宣帝时平民王世奉墓葬，棺内存十余件木牍，多有年月日的简单日记。作者因“有狱事”，在狱中随手记下亲友来探监的经过。这一木牍的发现，给陈左高提供了最早一位有姓名的日记作者。日记起源由此推前至二千年前的西汉，即公元前无疑。对这一收获，陈左高欣喜难抑，当即在报章著文阐述，亦在《中国日记史略》修订时一并补充，使日记的起源始得匡正，亦更为确切。

访求日记颇多艰辛，师长友朋竞相援手

具有悠久历史的日记文本，虽为数浩繁，然由于素无专目，真正刊印成刻本的寥寥无几，有的载见于各种旧报刊上，更多的散落于民间私人藏家。若要阅览访求，实非易事。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陈左高为访求日记文本，奔走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不分寒暑风雨，没有节假休日，孜孜矻矻于历代日记的发掘、整理、研究，遍览各种刊本日记，手稿、抄本日记，还从大量新旧杂志、文集、年谱中，一点点辑录、挖掘出大量散佚日记，经寓目研读的日记达一千二百多种。尤其是一些手稿抄本，大都散存私家庋藏，难以涉猎。师长友朋得悉他潜心研究日记，纷纷伸出援手。复旦陈仲明教授主动将翁同龢、曾国藩等日记长编十多种借与他。解放前陈教授的这些书籍都存放于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底层的保险室内，牢牢钉在一只只大木箱中。他亲自带人启箱取出，用车运送到左高家，令左高深受感动。赵景深先生是一位热忱扶植青年学者的教授，他向陈左高提供了不少新发现的稿本日记。明史专家谢国桢买到袁励准的《秋篱剧话》，交到赵景深手中，但他感到这是一部重要的东北地区看戏日记，即写信让左高赶快去翻阅摘抄。藏书家潘景郑慨然将著砚楼所藏二十多种孤本借与左高，多属苏州名家手稿，潘霨治病日记即属其中一种。更使左高不能忘怀的是，版本目录专家顾廷龙先生对他的关怀。四五十年代，顾廷龙时任合众图书馆馆长，陈左高经常到馆内查找、阅读旧籍的好学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询问之下，方知左高在钻研日记，便赞誉有加，高兴地对左高说:“合众馆时刻都欢迎你来查阅书刊。”由此他得以在该馆阅读到近二百种古代日记，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稿抄本。不仅顾老，就连当年看门的杜师傅也被左高的坚韧毅力所打动。那天傍晚，刚下过瓢泼大雨，图书馆空无一人，然而陈左高却蹚着积水，准时来到馆内，杜师傅忙不迭地把左高迎进来，说:“你安心看书，我住在馆里，每天可以多陪你几个小时。”不少前辈知道陈左高迷入日记研究，纷纷给予无私相助，袁道冲老先生即是一位。他辗转打听到陈左高的住处，亲自雇车把他祖传的袁昶《渐西村人日记》手稿七十二册送来，供左高研究使用。这部日记记载着同光年间学术界动态，作者与海外文化交流，以及治学心得，其学术价值，不下于《越缦堂日记》。而上海图书馆仅有抄本五册，可见此稿的珍稀与价值。陈子展、周谷城、伍蠡甫等教授，对陈左高研究日记常给予鼓励支持，解疑释惑，使他更坚定地在漫漫学路上跋涉挺进。

史料丰瞻，皆为文化珠玑

日记作者大多按年月日、气候等形式如实记载，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友朋往来、私人生活等不同侧面，内容包罗万象，蕴藏丰富，取汲不尽。陈左高的日记研究缘此展开，年轻时便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二十多篇专文。一次，赴新中国法商学院卢锡荣院长宴请，陈左高旁边就坐的是顾毓琇(字一樵)，时任交大教授、市教育局长，交换名片后，顾老说，我是《申报》读者，君写的文章均留有深刻印象。陈左高初尝学术研究的甜头，乐此不疲，矢志不移地沉浸于日记研读的学海之中。时光漫漫，经几十年殚精竭虑，厚积薄发，撰著出版的《古代日记选注》，影响遍及海内外，港台均有再版，美国哈佛大学藏有其全部日记研究资料，日本亦藏有不少，韩国、菲律宾等国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中国日记史略》《历代日记丛谈》等，开创了我国日记史学研究之先河。他先后在国内及《澳门日报》、香港《大公报》开设文史专栏。因日记撰者多为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书画家等，又广涉政治、经济、科教、文艺诸领域，陈左高便由此汲取史料，择优所用，秉笔为文，仅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就刊文近五百篇。

陈左高写历史人物与风俗掌故，笔法与众不同，均能从古代日记入手，引用翔实，令人信服。在《龙华溯往》一文中，他以王韬写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五月十八日的日记为据，来说明上海龙华在一百五十余年前，还是一处戍防要地，王韬日记中写道:“余唤僧启塔，直登其巅。目及十余里外，壁上蜿蜒皆西字，龙华为由松至沪扼要之所，设戍百人，就桥筑土垒，有大炮二。”如此写日记，细节历历可见，为其他文献所无法比拟。现在，人们常谈论上海气候现象，夏天热甚，暖冬频现。但陈左高查得王萃元《星周记事》日记，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二十九日所记:上海从虹桥到新桥，“雪拥及肩，道路不明，足无从入”，连续十数天，雪不融化。徐家汇附近，也是“漫天积雪，风涌如浪”，这时，太平军准备攻打沪郊东南，亦“为大雪所阻”。这些详尽的记载，为研究上海气候历史，提供了最为原始可信的资料。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畅抒胸臆。陈左高对所述史料熟若掌心，信手拈来，屡屡用于他的各种人物专题，从几百篇写历代文苑艺林人物的旧闻轶事中，可以窥得日记素材占到的重要篇幅。如写李叔同，从其《惠安弘法日记》中获知，自“泉州南门外，乘古帆船航海”，而抵惠安县东郊，南临泉州湾之崇武城讲经。从四月到十二月初三，居无定点，随遇而安，先后住普莲寺、黄善人宅、许连木童子宅、刘清辉、胡碧莲、黄成德等居士宅。在惠安，讲《华严经》《法华经》，几无暇日，到如是堂讲经，听者近百人，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就卧病惠安之草庵了。又写顾颉刚，从他《西北考察日记》中了解到，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在甘肃、青海考察学校教育，笔下风土人情，民生吏治，以及个人感悟，事事都按日实录。这些源自日记的第一手史料，都为正史所不逮，故极其珍稀，为后人留下了甚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