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张家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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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张家壮博士
宗绪升：你的博士论文是《明末清初杜诗学述论——以几种重要的杜集为中心》，我们都知道杜甫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你当初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答卷的呢？
张家壮：让我自己选的话，我还真没那个胆量也不具备那样的学术敏感度。以我的状况，还胆敢选这样一个题目，就仗着有导师林继中先生在后面撑腰。你知道，我们的传统学问讲师承、重渊源，我导师八十年代初读博士，其术业主攻方向即在杜诗，博士论文《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皇皇百余万言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即成古典文学界的名著，好评如潮，而他的老师就是有“当代杜甫”之称的萧涤非先生。所以，我老师也希望他的学生们能继续就这方面做些尝试与努力——我在这里祖述师承其实心里很难为情，因为对于我而言，毫不谦虚地说，只是忝列于师门，学业没有稍长，是无以称贤人君子之门人的。
宗绪升：你博士读了五年，许多人三年就结束了，什么原因让你耽搁这么久？
张家壮：汉代设立“五经博士”，到我这成了“五年博士”，真是惭愧得很。做学问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件极艰难而严肃的事情。首先是不能有辱师门，最终的好坏且放下不说，因为事功不尽在我，不是自己完全能掌控的，通达的老师当然也不会“以不尽在彼者归罪于彼”，但取何种态度对待之则完全在我了，“绝不胡来”——这是我一直抱持的基本信念。因为我读书少，在这个领域的发蒙也迟，想不胡来，就只有多花时间。我在这里自曝糗事，其实也有我的一点感想体会，古人说学问是为己之学问，我并不自信能成为一个学者，但求学过程即是涵养自己的最佳路径，怎能轻易放过，因而大可不必一味求速一味求与人同，能“切己”我觉得是最要紧的。
宗绪升：但你论文不是还获得了省里的优秀博士论文奖吗？
张家壮：那纯属机缘巧合，再说也只是三等奖，更何况用的时间也比别人长，胜之不武。说起评奖，钱钟书先生有一个怪论说与你听，他说“‘三等奖’实质是‘一等奖’，因名义上获得‘一等奖’的权威之流，实质上获得了‘势力奖’、‘安慰奖’罢了。”我说这个，丝毫没有要诋毁一等奖获得者的意思，他们是谁，论文做得如何，我是一无所知的，当然也就没有理由认为人家写的不如我，纯粹因我拿的正好是三等奖，所以一看到钱先生的怪谈，就不自觉的要把它牢记在心，拿它娱乐自己，作阿Q式的自慰！
宗绪升：杜甫是一个极具忧患意识的诗人，对此你有何认识？
张家壮：这一点研究杜诗的前辈们说了很多，我还只能是在读杜的过程里慢慢去体会它，谈不上个人的新认识。忧患意识是我们华夏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诗·载驰》里头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易》里头说“君子终日乾乾，夕若惕”，反映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忧患心态。忧患意识被视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由此将忧患意识化为个体人格内在的历史责任感。杜甫正是承接了历史多年来积淀下来的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海纳了盛唐以壮阔为美的时代特征，而个人深入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又使之将“上感九庙焚”降及“下悯万民疮”。如果说有哪一位诗人，基于深厚的历史原因，他走向了底层、写尽了苦痛，他的作品也因之拥有了持续凛然的生气，成为一种恒久性的精神存在，从而施与中国文化以难以估量的影响，那肯定首推杜甫。杜诗是中国文化的某种浓缩，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蕴蓄凝塑着的民族魂魄的深——那种沉雄勃郁的忧患感和诗中时时跳荡着的“血诚”之心。正是这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感应与召唤，使杜甫在后人眼里，具有了绵亘不移的精神诱力，每当民族灾难降临之际，志士仁人总是要手书口吟杜诗，以超乎平日的真诚回归到杜甫和他的那一部“诗史”中来。这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极耐人寻味的文学-文化现象。而我做明末清初杜诗学的研究也正是着眼于此。就此打住吧，再往下说就又开始自兜自售了。
宗绪升：你刚才提到说，每在民族灾难降临的关头，志士仁人总是要手书口吟杜诗。他们“口吟”杜诗我们现在是听不到了，就请你谈谈这“手书”杜诗如何？
张家壮：我们知道，自唐宋以来，以杜诗为题材入书者便代不乏人，再没有哪位诗人的作品像杜甫那样被难以计数的书法家广泛地书写着。一般说来，读一件书法作品，不应该忘记书法家的心情意绪与其所书写的内容之间的种种关联。在一个真正的书家那里，这两者总是交织互补，相得益彰的。譬如《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它们文字内容所展示的情韵与书笔上的契合无间，让人们对书法史上那些经典的瞬间充满了遐想，成为研究者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但当书家们选择他人的文字以为自己创作的题材时，那里头的所寄寓的心思倒容易被轻忽。其实很多时候，书家们也借着别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杜甫诗作成为书家热衷的创作对象就很典型。许多书家当罹患乱离或是遭遇民族灾难时，便很自然地转向杜诗求助，纷纷借着书写杜诗的当口，隐约曲折地向世人传达了自己，为他们个人的困顿寻得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宋人胡寅在《跋陈谏议书杜少陵哀江头诗》里就说到谏议陈某因为“言不见用，身且窜逐，视国家将危而无可奈何”，临死时书杜甫的《哀江头》诗来发抒他的忧思至痛之情，这其中的含蕴，不可谓不深厚！纵观书法史上以这种方式面世的杜诗书迹，何可一二数之？在明末清初还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深味，就是那些为世所诟病甚至被世人视为“贰臣”的书家，他们对杜诗也情有独钟。比如晚明的张瑞图，他当魏忠贤阉党嚣嚣之际，因畏怯而依附于魏，又为因依附而内心饱受煎熬，心思之苦是不难想见的。倘若我们再将视角往下延伸一些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与张瑞图心思相类而处境之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铎——一面是故宫禾黍的悲哀，一面是一身事两姓的痛苦，二者交相煎熬，郁郁之怀无时能已。而他们都属意于杜诗，企图透过杜诗来陈其衷曲，借着书写杜诗以寄托其心迹，也希望后世能由于观览其书法的同时而知其心。渴望世人的理解，应该说正是像张瑞图、王铎这样身陷两难之境者最大的心愿。这是一个书法文化史上值得探究的现象，我也一直想就此做些更深细的考察，苦于相关的文字记载所见太少，落实起来不那么容易。很多事情往往就像风一样，明明历历可感，但就是难于觅其踪迹。
宗绪升：在杜甫的集子里，有关书法的诗有不少，你怎么看老杜这些谈书法的诗？
张家壮：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里说杜甫书法“于楷、隶、行无不工者”，大概元明时还有老杜书迹存世吧，可惜今天我们一无所见，这真是莫大的遗憾！老杜谈书法的诗里，有一些是讲他自己习书的，《壮游》诗云：“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赠虞十五司马书》云：“远师虞秘监”，这些都表明杜甫确曾有过专门的书法训练，许多人称杜甫“善书”大概并不虚妄，但这一层毕竟无从证实了，且不去说。杜甫更多的关于书法的诗篇，是对同时书家的评鉴。李邕、张旭、郑虔等许多书家都曾为杜甫的诗笔所记载，“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已是人所共知的名句。但真正对书法审美产生大影响的是他的《李潮八分小篆歌》，诗中说：“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正是以尚瘦、尚骨替代尚肥、尚大，表现出对开元天宝时期审美风尚的改造与否定，透露的是安史之乱后，在社会秩序的剧烈动荡与时代精神的巨大转变之中，士人审美情趣的深刻移变。我隐约觉得，植根于艰难动荡的社会土壤的这种审美观，其深因或当从士人的生存方式、士的精神传统中求之。万方多难之际，士益发“不可以不弘毅”，因为“任重而道远”。做人要刚毅坚忍的要求，移诸书法自然会强调要避熟滑、避轻肥，才可免去轻佻、妩媚的毛病，这样的书法才有“士气”。后来董其昌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傅山的“四宁四毋”之说，似乎都应如是观。
宗绪升：关于杜甫，你像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你在课堂里也跟学生说这些吗？
张家壮：逮着机会的时候会说一点。
宗绪升：为什么是逮着机会的时候？
张家壮：至今为止，我还没开过专门的杜诗课程，所以就见缝插针说一点。
宗绪升：为什么不开呢？
张家壮：动过念想，但最终还是不敢。纸面上的东西还好说一些，但所历太少、对生活的理解过于肤泛是理解杜诗最大的障碍，读之不能感或感之不能深，也就浅出不来了。我身上存在的问题，在学生身上或许还要更甚，基于此，学生也未必喜欢听。生活情境、生活经历都太过悬绝了，学生更愿意读天马行空的李白、读多谈爱情的宋词——这些多少切着他们青春疏放、烂漫的情怀，而那“饮罢无归处”、“放歌颇愁绝”的老杜是难免要被他们冷落的。
宗绪升：杜甫被冷落了，你为此感到失落吗？
张家壮：那倒不会。杜诗确是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但杜诗不好读，别说今天，杜甫生前就曾咏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随随便便就能成其知音那就不是杜甫了。读杜诗，我还远未知音，也就够不上言说失落。怅惘或许会有一点？也不好说。
宗绪升：咱们说说别的。谈谈你的教学工作如何？
张家壮：我主要上两门课：一是古代文学，主要是唐宋部分；一是大学书法。书法是我们文学院学生的必修课，过去一直由朱以撒教授上，后来朱老师增援美术学院去了，我作为他的学生就不知深浅地接了老师的棒。我很乐意当一个好老师，但单凭乐意是远不够的。古代文学也好，书法也罢，都是渐老才能渐熟的活儿，要用大量时间跟它们厮磨。所以来文学院读书的学生，那些命不好注定要由我来给他们上课的，还是迟些时候上学划算些。这像是去看中医，遇上个鹤发童颜的老专家，心里马上就安定不少，要碰上是个嘴上没毛的，那估计你心里就要长毛了。
宗绪升：有时候心理作用的力量确实很强大。那么，做一个大学教师，除了刚才讲的修业外，你觉得什么质素最重要？
张家壮：这个我说不好。博闻多识，具有理论修养都是要紧的。但我渐渐感到，如何将自己课堂上所宣讲的，用自己的躬行实践开示学生以效法之端，这才是最重要的。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头说，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但要爱智慧，还要能按智慧的指示在实践中解决生命的一些问题。老师尤其是大学老师对待自己的学识，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老师，不但可以传授学生以知识，更能启示学生以生活的智慧。我从朱以撒、林继中二位先生受业十余年，这一点感触很深。他们之于我的影响，远不止学业，早已渗入日常了。
宗绪升：关于做学问、研习书法，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张家壮：妄自期许，读书时好像暗暗有过，现在不敢了。“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如果能逐渐改善缺点，克服各种障碍，取得进展，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水平——这就是我最乐于期许的。像我这样一个天不纵其才的人，唯有随分自尽，或许还能让我的人生有一点点  实在的意义，也有一点点实在的享受。但即令是这个看似简单的人生信条，真正要践履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苏轼不就有“平居自视了然，临事忽焉丧之”的感叹吗？何况我辈！
宗绪升：谢谢你的答问！
张家壮：应该谢谢你们！你们不嫌我人微，让我的“轻言”有了出处，还让我乘机发泄了谈谈自己的热望——俗人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