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李慧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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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李慧斌博士

宗绪升：慧斌兄好！很高兴于杭州相识，兄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吉林大学历史学书法方向的博士，所以，请兄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这所大学招收历史学方向的书法博士、硕士的情况如何？
李慧斌：好的。首先要感谢绪升兄的这次采访！我想从我在吉大求学的经历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是2000年考上吉林大学古籍所跟随丛文俊先生攻读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的。03年毕业来青岛工作，05年又考上博士，继续跟随丛先生学书问业。所以对吉大招收书法研究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吉大的书法硕士、博士点，是由丛先生一手创办的。93年的时候，在进行论证后，开始招收历史文献学专业古代书法文献与书法史方向的硕士，第一批招了10人。丛老师开始招博士、博士后是在02年。现在算起来，吉大毕业的书法硕士、博士有一百多人了。这是招生的情况。下面我再就课程设置及专业特色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应该说吉大的书法研究生教育，丛先生更重视国学教育及其涵养对于书法的意义。从课程设置来看，主要有三个板块：一是传统文献学、小学的课程，比如中国文献学、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二是书法理论课程，包括书法文献、书法史、书法批评、铭刻学与碑帖研究、书法文献与书法史专题等；三是书法实践课，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方面是丛先生开设书体分类文献与技法美学这门课，另一方面是丛先生要求学生跟着课程分体进行古代书法经典作品的临摹，并做课堂点评。这样看来，吉大书法研究生的教育特色就比较明显了。其中书法文献、书法批评课是吉大的亮点。此外博士还开设书法史、书法文献研究前沿动态及研究方法等课程，这些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课。另外古籍所严谨的学风和丛老师本人从严的办学、治学态度，对于学生学术规范和能力的养成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宗绪升：兄在宋代书法文献与书法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令我仰慕，其中有很多以往未曾关注的问题，读了兄的文章后很受益。其中兄对周越书法的考评文字，足见兄之严谨的学风与治学态度，对于周越其人及其在宋代书法史中的地位，请兄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如何？
李慧斌：宗绪兄过奖了。其实我这几年陆续写的几篇宋代书法文献与书法史研究的文章，主要还是读研究生以来不断积累的一个结果。就断代而言，我的兴趣点一直在宋代，有时上溯到唐代。方法吗，主要是通过对已有成果的了解和研读，比如曹宝麟先生的《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方爱龙先生的《南宋书法史》，从而知道那些问题已经研究并得到解决，那些问题还没有研究，那些问题是可以再深入研究的，等等。再就是自己要不断地去阅读宋代的各种文献，从中发现可用、可研究的史料和问题。这样积攒多了，文章也就好写了。下面我再以周越的研究为例来具体地谈谈。周越无疑是宋仁宗时期一位重要的书法家，对当时书法的发展也是做出过贡献的。我的关注点主要是在曹宝麟、李敖和水赉佑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他们几个人没有关注到的问题。比方说对周越书迹的发掘，发现了新资料，黄本诚的《河南新郑金石志》著录有周越在宝元二年八月书写并篆额的《宋封秦国陈公碑铭》,由署官可知周越不仅作过“国子监书学”，而且还做过“判吏部南曹”官。在宋代，“判吏部南曹”是一个有较大实权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选人命运的一个官职。所以，周越的书法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应与此有关。这也正好和《续书断》所记“天圣庆历间，子发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的书法史现象形成对应。再有就是以与周越同时期的几幅石刻书迹作品为证，比较直观地考察了“天圣庆历间，子发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这一局面形成的具体情况，从而深入探讨周越书法的影响。周越在宋代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用曹宝麟先生的话说就是“周越是处在自宋初崇王过渡到中期尚颜的交汇点上”。不仅如此，我在曹先生的这一观点上，又发掘出了宋仁宗时期的另一位国子监书学杨南仲，恰恰杨南仲的书法就是颜体面目。而周、杨二人正好在仁宗朝的一前一后任国子监书学。这样一来，由周越引申出杨南仲，课题研究的价值就变得大了，也丰富了。
宗绪升：再谈谈宋代翰林侍书王著？
李慧斌：关于王著吗，我关注的比较早，一直在收集资料，而具体写成文章是在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应该说王著对于宋初书法的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因为没有书迹流传，再加上受黄庭坚、米芾的批评，在宋代书法史上的地位非常不显。我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王著其人其书及其书法史的地位进行了研究，在发掘新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看法：一是王著由蜀入宋，受到了宋太宗的重视和恩遇，其死后太宗赐给助葬的车马等物并“录其子嗣复为奉礼郎”；二是王著“善规益”宋太宗学习书法，一方面使得太宗的书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致使宋初书法在太宗学书好书的影响下出现了赵宋建国之初的新局面；三是对宋人于王著的批评应该客观辩证地看，不可尽信。虽然王著传世唯一的墨迹《草书千字文》近代被毁，但有幸的是我在清人的金石著录中发现了一块王著奉太宗之命书篆的《钱忠懿王神道碑》，而且有拓本传世。如果哪天能够访求到此碑的拓本，真乃幸事也！
宗绪升：兄对周越等书法或书法家的考评文章，让我一下子想到 方闻先生对佚名画作的重视，虽然周越等在当时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但后来被治宋代书法史者忽略，不免有些遗憾。对佚名作品及对被历史忽略的书画家的研究，你认为其意义何在？
李慧斌：绪升兄这个问题提得好。这里我想谈三点。第一，通过宋代书法史研究中的几篇文章，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绪升兄所提，无论在画史上，还是在书史上都存在着一些被历史遗忘和抛弃的书画家，但这不等于他们对于艺术史没有贡献，只是贡献大小的问题。首先他们是那个时代书画史的组成部分，如果仅有名家的话，那艺术史就变简单了。历史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只是后来记录记述历史的人，在撰述的过程中有所取舍，而且这种取舍的观念也有一个沉积和惯性，所以有很多不知名的书画家没能纳入到传统艺术史的体系中。其次，历史是有选择性的，书画史也是如此。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应该是客观的，就书画家的研究而言，一方面要重点研究名家，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一般”，要能够很好地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第二，佚名作品和被历史忽略的书画家的研究是有区别的。方闻先生的很多文章我也读过，很有启发。绘画史上很多佚名的作品，并不都是“一般”画家的，其中有一些是属于名家的，只是在归属上有疑义，大部分作品的艺术水准还是比较高的。书画史上的普通人物，大都没有作品流传，甚至就连当时有名的一些书画家也没作品传下来，比如王著。而在以作品著录为主要形式的书画史文献里，这部分人自然就被排除在外。第三，对于书画史上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应该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首先应该以当时的文献记载为主要的依据，同时还要能客观辩证地运用后人的史料；其次要能够处理好普通书画家的研究和以名家为主体的传统书画史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得书画史的研究更充实、更全面、更深入。我想，这就是此类课题研究的意义吧！
宗绪升：请谈谈宋太宗和他所设置的御书院在书法史中的作用，以及御书院这个机构对后世的影响。
李慧斌：一般我们谈宋初的书法史，宋太宗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从宋代的历史发展来看，太宗从其哥哥的手中接过皇权后，在政治统治和文化建设方面是积极的，并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绩。在书法上的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于五代入宋书家群体的笼络和利用，像王著、钱氏一族、郭忠恕、翰林待诏孙崇望等，并且宋太宗本人又特别喜欢书法，还组织人员编辑刊刻了《阁帖》。他认为自己对于书法有一种责任，就像朱长文所说得那样：“太宗深虑书法之缺坠而勤以兴之”。二是宋太宗在翰林院中专门设置了一个御用的皇家书法机构——御书院，培养书法人才并开展相关的书法活动。御书院中设有不同级别的书法官吏，如待诏、书艺、艺学、祗候和书学生等。御书院的设置，应该说是宋代书法史上的大事，自其设置以来，一直延续到南宋高宗时始废。其间在神宗元丰改制时，曾对翰林御书院进行过改革，并更名为翰林书艺局。宋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设置的记载。宋代设置的御书院，不仅是古代书法史上制度完备的御用书法机构，而且对于宋代书法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官方书法。在这种努力下，以设置御书院为表征的宋代书法承五代凋敝后，开始复苏。这是宋代统治者为书法发展所作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并为宋代书法的全面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宗绪升：介绍一下宋徽宗时期翰林书艺局与时政的关系？
李慧斌：这个问题比较特殊，是我研究宋代书法史的一种观念拓展，类似的文章还有几篇正在写作中。应该说宋徽宗是一个政治上无能可艺术上却极具天赋的皇帝。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皆有建树。他统治时期，在书画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设置图画院和书艺局，并专门设置书画学进行教育。米芾就以书画学博士的身份做过教员。由于宋徽宗的昏庸统治，这些原本比较纯粹的艺术机构，也被一些掌权的奸臣所利用，成为获利和玩弄权术的场所。翰林书艺局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个问题我是在读宋史的过程中发现的。《宋史·梁师成传》说得很明确，他借书艺局“发号施令”、“狐假虎威” 、笼络门生故吏以扩大权势并扰乱科举，当时称其为“隐相”，可想权势有多大。这最终导致翰林书艺局成为了奸佞之臣施以乱政的重要场所。书法不但未能成为帝王“粉饰治具”以达“王政”目的的有效手段，反而因徽宗的过分沉溺成为了奸臣专权获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书法方面的，更在于它和时政的关系，以及和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一点微妙联系。有时，书法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法本身，要能把眼界拓展开来，去发现“非常之问题”，这样书法学术研究可能会更有意思。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不见得对啊！
宗绪升：我个人非常喜欢宋四家之蔡襄的书法，你如何评价蔡襄的书风？
李慧斌：蔡襄的书法在宋四家中是比较传统的，有晋唐古法在里面，不像苏黄米三家那样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很多新意。欧阳修曾说过，苏舜钦死后，笔法也就终结了，可见他对笔法传承价值的认识。宋代好不容易在仁宗的努力下出现了书法新局面，而蔡襄又恰恰是学古的，所以在当时备受欧阳修的推崇，以至于想推他做书坛的“盟主”。我个人认为在接续和学习古法上，蔡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颜真卿楷书的学习导致了“颜体”书风的盛行，并成为时尚。当时人或后人评价蔡襄的书法，以为楷书最好、行书次之，草书篆书又次之，大字又比小字好。蔡襄还写章草，你可能没见过，宋代法帖里面有，写得很有古法啊！后来到了元代，由于崇尚魏晋古法、复古书风兴起，元人对蔡襄的评价特别的高，这在元人的书论中有很多。这些足以说明蔡襄是恪守古法的，书法风格也是偏于传统的。虽然，蔡襄的光辉没有苏黄米耀眼，但其书法在宋代书法史上的贡献还是应该深入研究的。
宗绪升：兰亭论坛你提交有关《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与“院体”关系问题的论文，我拜读了，印象很深。你能否谈谈“院体”书法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又有哪些特点？
李慧斌：这次论坛提交的论文主题是探讨《集王圣教序》的“院体”化历程，并就王体行书的正体化历程作了初步的研究。关于《集王圣教序》和院体书法关系问题的思考，有一个从文献到作品再到理论思考的过程。最初对“院体”的认识是读书论读到的，后来04年去西安碑林访碑，在碑廊中发现了唐宋时期学《集王圣教序》风格的书迹，用笔记了下来。再后来书论读多了，类似的作品看多了，问题也就明确了。05年底06年初写成文章，参加了首都师大的第三届书法研究生学术周。院体书法问题的研究我觉得很有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仅就文献记载而言，在晚唐五代宋初的二百多年中，院体书法一直没有间断过，在宫廷的官方用字中流行着，有着比较固定的书家群体——翰林书待诏；更为重要的是我以大量新出土的碑志书迹图像客观真实地勾画出了院体书法的发展历程，从而对唐宋书法史的研究作出了有力的补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就是要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驾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有“视阈转换”的能力，也就是要学会多视角、多角度地去思考研究问题，尤其是在发掘史料上。对于院体书法研究而言，就是把对作品的关注从墨迹转移到出土的碑志书迹。不然的话，真是无迹可寻！
宗绪升：兄好像比较关注宋代政治制度，有意思。有学者把经学向程朱理学的转变称为儒学的理性化，并且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第一次理性化的标志。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是中国哲学的里程碑，自此，建构形而上学的宇宙论成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当时书家的审美意识与风格取向你认为受到怎样的影响？
李慧斌：这个问题很大，不好说。我对于宋代理学的研究还很少，几乎没有涉猎。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程朱理学的思想观念对于宋代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以及书法批评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举例来说，朱熹是主张传统的，他就曾说过“书被苏黄胡乱写坏了”，书法也要有“理”有“常”，不能乱变古法，过分追求艺术性和风格便会破坏传统。还有朱熹听友人之言由学曹操的书法改学颜鲁公的学书故事也是颇具“理性”的。学书取法这等极其平常的事也都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理学面纱和观念，可想古代文化对于书法的附加有多重，书法也的确在古代承载了太多的非书法成分。在此，我想就宋代政治制度对于宋代书法发展的影响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以往宋代书法史的研究过多地关注名家和作品，对于宋代书法发展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却缺少深入的思考，尤其是书论中很多有价值的问题。比方说，为什么宋代的行书发达，楷书水平不高，从欧阳修开始宋代一系列新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开始提出，宋代是否真得像唐代那样实行着以书取士的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和宋代新的政治制度有关。比如宋代科举实行着全面的“誊录制度”，考生的试卷由誊录官重新抄一遍，然后交给审阅官评判。这样一来，试卷上书法的好坏和能否中举的关系就不大了，所以读书人从小就没必要在书法上下太多的功夫，而是把精力放在儒家经典和诗词文赋上。因此，欧阳修才说“士大夫忽书为不足学”“多学书于晚年”，石介之流的儒者也才会认为学书是无用的。不只是这些，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宋代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新变化对于宋代书法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可以参考我刚出的书《宋代制度视阈中的书法史研究》。哈哈！当然，这方面还有很多新的课题可以做！
宗绪升：如果我们的读者中有想对宋代书法史或书法文献作研究的，你能否为他们提供入门的参考书目呢？
李慧斌：“提供入门的参考书目”谈不上。我想主要有这么几本书：一是《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了解宋代历史的必读书；二是《宋代笔记小说大观》和《宋人佚事汇编》，是了解宋代社会文化及人物的辅助性资料；三是宋代的书论，比如《六一题跋》、《东坡题跋》、《山谷题跋》、《皇宋书录》等，这些是研究宋代书法史的重要文献；四是今人的研究成果，如曹宝麟的《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方爱龙的《南宋书法史》、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等。这里我再重点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研究经验和心得吧！首先要有“问题意识”，要有新角度，要能够处理好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其次要多读书勤思考，在书法史和书法文献方面打好基础，不断地日积月累，这样时间长了，解决问题的意识就强烈了；再有要多自我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如果认真思考并广泛研读文献的话，会发现这些问题往往都是很好的研究课题，要有不断求证和否定问题的精神。除此之外，还要有严谨的学风与治学态度，这体现在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上，更是长期进行学术训练养成的。
宗绪升：听说你去年到中央美院做博士后了，今年又去首师书法院访学，打算做什么课题，有什么规划吗？谢谢！
李慧斌：主要的想法是走出去，多学习学习，多吸收些新东西。课题主要是接着博士论文没有做完的问题接着做，还是在宋代，更偏于理论了。规划吗，就是打算用三五年的时间再写一本关于宋代书法史研究的小册子。这是很奢侈的想法了！哈哈！不过，现在想想看，应该说我们赶上了一个书法研究的好时代，应该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点事，这样才不会有负于这个时代。这可能也算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的学术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