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政：利溪镇的万桑园小学

jssh365

赵政：利溪镇的万桑园小学

如果不是为了寻访伍家后人，我可能不会踏足蓬安县的利溪镇，从而也就不会看到万桑园小学。绝非夸张地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都很难想象，就在四川省的汉人聚居区，竟然能让我“逮”到一所如此破败的学校。传统的穿斗式民房，还是大清朝的时候落成的。斑驳的墙体，空荡荡的窗棂，凸凹不平的地面。屋顶不见电灯，连电线都没有。至于老师的“讲台”，以及孩子们用的桌椅——错了，没有椅子，只是板凳，起码都是半个世纪前由木匠“纯手工”打造的。有朋友看到我在微博上挂出的照片，当即指出，这些教室唯一的“亮点”就是宽敞透气。但酷暑终将过去，严冬终将到来，在那些寒风凛冽的日子里，我真不敢多想，这些祖国的花朵们，该是怎样上课的？ 　　当然，如果要针对教育发言，我觉得很多话都说滥了，这跟其它很多问题是一样一样的。当不少人似乎还满足于像皇帝批奏折一样，每天在微博上观世音写鉴定的时候，我终于狠狠地放逐了自己，诚如我的朋友老陈所言，游走于荒野中作自己内心的主人。有人说这叫私奔，也有人说这是出离；有人以为我是在旅行，但我自己觉得更像是流浪。因为吕嘉健老师的一篇文章，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其实我的前半生，只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逃亡，国、党、乡、族、家，我一个个的弃之而去——就为了呵护自己的良知，以及最温柔的爱。当言说已然无用的时候，中国人往往会有两种选择，一是逼上梁山，二是立地成佛。但前者不会创造一个新世界，后者也只能维持一具臭皮囊，所以都不可取。那么，为了保持做人应有的尊严和体面，我只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万桑园小学的校舍，在中共建政之前，本是利溪镇伍家的一处宅院。据伍氏族谱的记载，大清乾隆八年（1743年），伍泰信（字国玉）奉旨从湖北迁至蓬州利溪场，始有利溪伍氏。 光绪三十年（1904年），伍彝超（字辟尘）自外地购回桑苗，经多年栽培之后，伍家拥有了一片占地近200亩，共计五万余株的桑树林子，人称“万桑园”，而伍辟尘也将自家的宅院命名为“万绿桑庄”。1923年，伍辟尘去世；同年，利溪镇开办了第一家剿丝厂——因利丝厂。伍辟尘的二弟叫伍彝章（字玉雯），而我在万桑园小学附近寻访到的伍家后人就是伍玉雯的长孙，他叫伍正延，今年75岁。 　　利溪人说起伍家过去的宅院，一开口便是，“三十二个天井，比刘文彩的庄园还大”，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去过刘氏庄园。可毫无疑问，伍家祖上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县令之类的小官还是出过不少，因此和大邑刘家比起来，倒也算是个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我在嘉陵江边的龙角山上见过一块石碑，上刻一首七律《望蓬州》，作者伍联芳就出自利溪伍氏。伍玉雯的父亲伍善甫，曾任贵州省黎平府古州厅“同知”，基本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县长。可能在任期间颇得民望吧，龙颜大悦之后，朝廷诰赠他的祖父、生父及叔父三人为朝议大夫。于是乎伍家族人山呼万岁，并合力修建一所“大夫第”，作为伍家的祠堂。1952年，利溪镇中心小学迁入“大夫第”，几十年折腾下来，除了左右厢房及书房等建筑之外，本地人口耳相传的那“丰满”的格局早已荡然无存了。 　　当我在极其散碎的资料中摸清“大夫第”的由来时，不禁哑然失笑。原以为伍家祖上真有过什么“大夫”，眯着眼睛瞧了半天，才发现是诰赠，也就是诰命追赠死去的人。按照现在一般人的观念，伍善甫官声好，皇帝应该给他升职才对啊，可陛下就是圣明得很，利用中国人对于“祖先崇拜”的执着，不花钱一分钱也能让臣子们俯首百拜感恩戴德，驭下之术，真可谓炉火纯青。圣谕下达之后，伍善甫深感皇恩浩荡的同时，还得自己掏银子修祠堂，对于皇帝而言，实在是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于是乎，托克维尔以及孟德斯鸠都曾强调过的政治制度与民风民情的关系，在这里也同样得到了印证。 　　当然，利溪伍家的“一门三大夫”并没能永久荫庇后世子孙，在中共建政之后，就像很多被革命的狂潮淹没的世家大户一样，伍氏族人也被永远地轰出了自家的宅院。1949年12月12日，中共的部队自广安经罗家镇进入周子镇，并迅速登船横渡嘉陵江攻入锦屏镇，至此，蓬安县宣告“解放”。1950年3月23日至28日，蓬安县召开了由新政权组织的首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当时伍家的“掌门人”——77岁的伍玉雯也受邀参加。就我所能搜寻到的资料看来，这是伍玉雯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画卷中，之后，他就永远地消失了。 　　在见到伍玉雯的长孙伍正延之前，我确实很乐意相信伍玉雯是自然死亡的。因为根据他的履历，伍玉雯在1951年去世的时候，已经是78岁的高龄了。一个处于风烛残年的“老朽”，就算做过什么反对革命的“坏事”，新政权出于笼络人心的考虑，对其网开一面应该不难。而且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伍玉雯终其一生，似乎都与枪杆子无涉；倒是从青年时代起，他的工作大多与笔杆子相关。伍玉雯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禀生，辛亥革命之前曾任蓬州劝学所视学兼学务总董，民国初期当过四川省议会的议员和蓬安县议会的议长。从民国十年到十七年，他还是川北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其短暂的军旅生涯中，他干过秘书和教育处长；而后又担任蓬溪县知事、开江县县长以及四川省政府的秘书。1942年4月2日，蓬安县成立续修县志局，并邀请伍玉雯担任局长。在他的主持下，总计22卷的《蓬安县志稿》于1947年11月编撰完成，而此时的他，已经74岁了。 　　如果说上述履历大体可以证明伍玉雯算是个书生，那么，他的公子们也大多和教育相关。伍玉雯的幺儿，也就是伍正延的三叔伍剑禅，是川内排得上号的易学专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任重庆大学教授和川北大学的系主任。1953年，伍剑禅受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后死于文革期间。伍剑禅的二哥伍群一，自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曾长期担任蓬安县教育科的科长。至于伍正延的父亲，也就是伍玉雯的长子伍可沧，抗战期间在重庆担任某无线电台的台长，国民党兵败后返乡，以农民的身分于2006年去世，卒年94岁。 　　按照伍正延不容置疑的讲述，他的祖父伍玉雯是在1951年的春天被新政权枪毙的；而这个时间段的蓬安县，正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清匪反霸的政治运动。因此，我大体可以推断，78岁的伍玉雯就是在这场运动当中被镇压了。此时的伍正延年方十二，刚念完小学，此后再也没进过校门，虽然无论是村上还是镇上的学校，占用的都是他们伍家的房子。在他成年之后，因为顶着反动派狗崽子的高帽，也没有女人敢嫁他。直至八十年代初，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才娶了本村一个寡妇。好不容易怀上头胎，又小产了，而且是个男婴。虽然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但了解农村生活的读者，自当明白老人心中永远的以及现实的痛。 　　从我第一眼见到伍正延，就觉得这位体型高大、身材魁梧的老人迥然不同与周围那些农民。虽然面对一个外乡人略显拘谨，但言谈举止间，让我感受更多的，却是朴素的着装遮掩不住的教养，以及沉重的生活压制不了的气度。在这位饱尝世态炎凉的老人面前，我看到了自身的渺小，因为我逃了，可他却无路可逃。这种几乎令我蒙羞的感受，在数日后我去拜访杨森的侄孙女杨成蓉的时候，就更加强烈。因此，我不得不质问自己，究竟需要怎样强大的内心，才可以在这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保持做人应有的尊严和体面啊？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太多太多表面光鲜的所谓名人，可一旦路遇某些江湖骗子的“化骨绵掌”，他们的空虚和脆弱就统统地显露无遗了。然而，偏偏就是这个群体，却被更为低劣的大众追捧为偶像，以自己的暗昧不明来确认他们的光彩照人光芒万丈。 　　当我向一些上年纪的村民打听伍玉雯的过去时，他们都承认，这个被镇压的地主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但最终还是为新政权所不容。我猜想，也许是他知道的太多了。有人告诉我，他是国共两党的双面间谍。针对这种说法，凡属了解民国时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川东北的政治生态的读者，自然就会明白，在川陕苏区的边缘讨生活，那不过是乱世中在两大阵营之间求生存的一种无奈的策略罢了。民国时期的蓬安县，多数时间都属于杨森的势力范围，而杨森这个川军大佬最后跟随老蒋去了台湾，但利溪伍氏却无一人效仿杨森，归骨田横之岛。因此，49年前后的伍家对于新政权还是有所期待的，只是没想到，满怀希望的他们竟然等来了灭顶之灾。 　　面对万桑园小学的那群孩子们，我当时的心情只能用五味杂陈来形容。极其简陋的教学设备，似乎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校舍，再想到十二岁以后就永久失学的伍正延老人，以及他掩饰不住的悲凉；我不得不思考，革命究竟给万桑园带来了什么？一个甲子过去了，除了伍家的宅院换了主人以外，我看不出这片山村有任何变化，可镇上居然还高挂着吹嘘什么中国梦的横幅，感觉就像有人扇了你一巴掌还要逼迫你叫好一样。当然，未经世事的孩子们是快乐的，他们只会用无邪的笑容来迎接我这个不速之客，而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地无邪下去。 　　相关图片请看这里http://ycool.com/post/7y2352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