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与自己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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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与自己谈谈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越想谈论“公共的”，越是有一股力量将我拉回谈论“个人的”；我越是想要确立公共空间的起点，就越想要回到个人空间的起点；我越想努力去追寻公共理性与公共讨论，同时也变得特别需要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实际处境。 　　在我论及“亮起来”的公共生活同时需要个人生活的隐蔽性作为保证时（见本报2012年4月9日第48版“敞开与遮蔽”），还没有来得及谈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应该也是需要隐蔽的对象——那就是：个人良心。谈论这个对象时，需要小心翼翼，将光线调得暗一些。 　　人的良心与生俱来，就像康德说的“我心中的道德律令”，这也道出了那个深藏不露的位置。良心是从我们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经常就像另一个人在说话，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它很少下命令，不催促、不紧逼，只是运用一种商量的、讨论的口气，因而这个人可以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它提供了我们作为人不大不小的比例，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界限，是我们自身之为自身的尺度。它像影子一样尾随我们，然而却随时不得不让位给别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凌驾于它之上。莫说是一些重大决定，经常在一个眼神之间，一种语气之间，一个轻蔑鄙薄的言辞之间，我们就将自己的影子扭曲，从而将自己扭曲。 　　它是如此内在和独一无二。一个人坚持他自己的良心，有时候就等于陷入彻底的孤独当中，陷入周围人的不理解、嘲笑、讽刺挖苦当中，乃至陷入与世隔绝。 　　然而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我们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感到脚下的地面很稳，走路很踏实。与自己一致而不是与自己相冲突，回到自己身上而不是背叛自己，这会让人感到心满意足。良心是一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某些艰难的时刻，对于某些绝望的人们来说，它是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最后一道栏杆，使得人们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问题在于，它往往出现在某些令人难堪的时刻。在一帆风顺时，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而且只有不太需要良心的力量时，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甚至越是取消良心，才能够获得世间光环；因而，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不顺心的时刻来到了。 　　莎士比亚那出血腥的篡权剧《查理三世》，以双手沾满鲜血而登上王位的查理王梦到了被他杀死的众幽灵，它们纷纷开口对他说话，这时候他心中那个不熟悉的、柔软的力量苏醒了：“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蓝色的微光。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难道我会怕自己吗？” 　　事情的不公平还在于，越是有良心的人，越是受到良心的折磨。良心就是折磨人的那个东西，这更给它添加了私密的特点。我在电影学院看过两遍的那部叫做《狙击手》的荷兰电影，其中关键的情节是，纳粹占领期间，有人将一具被杀死的投敌者尸体，拖到了无辜中学老师的家门口，导致这家三人被杀，仅存小儿子一个。除掉投敌者的子弹是地下抵抗的游击队员射出的，然而是谁把尸体拖到别人家门口的？ 　　许多年后得知，尸体原先倒下的那个人家，私藏着一家犹太人数口。如果不将那个倒霉的死人转移，那么则前功尽弃。这是一个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然而，这没有免除该人家多年的内疚，毕竟是他们间接帮助造成了邻居的家破人亡。影片中这家成员再度出现时，刻在脸上的树皮一样的皱纹不仅是岁月造成的，而是多年良心受折磨的结果。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更加为人们所了解。在《十诫》的“第八诫”中，现为大学教授的女主人公和她丈夫当年都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当牧师的丈夫拒绝为一个犹太小女孩受洗，让她失去了一个被收养而得到保护的机会。他们得到的情报是，这个小女孩的背后存在“线人”，这会令抵抗组织受到威胁。许多年后小女孩长大与女教授重逢，后者并没有开脱自己良心上的压力。 　　从这些故事当中，可以看出，良心除了内在性，它还有一个特点是：滞后性。它往往不在现场，在需要的时候并不出手相助，仿佛它真的从这个世界抽身离去。只是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情况下，事后的某些时刻甚至许多年之后，它才悄然现身，令当事人辗转反侧，表现为悔恨、忏悔这样一些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铁证，但他本人事后却陷入精神恍惚，为避免永远生活在虚空和黑暗中，自己向警方自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滞后的情况？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是欲望、野心以及良心、责任感的混合体。他也不是一个人抽象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处于各种复杂的纠结也是复杂的责任感当中。对于私藏犹太人的那家人是不是拥有责任？对于地下抵抗组织的责任是不是也很重要？当然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比如为了信仰，为了儿女或父母，为了朋友以及所爱的什么人。 　　有人会问，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文学和电影中发生的，难道良心是虚构的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样说吧，有谁会在现实中，指着人家胸前的那个位置，大声说，你有没有良心呢？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了个别极端的情况。谁大声喊出：“xxx，你为什么不忏悔？”听上去他这个人就像上帝似的。在良心的天平上，人人平等。 　　某些在现实中很难开口的话，通过叙事作品反而能够说出来。这既是艺术家的仁慈，也是他们的严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磨炼我们对于良心的敏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年的苏联或者东欧一些国家，最不安分的是那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对于自己的良心敏感，对于不说谎话的要求，比一般人要进一步。 　　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即使是再专制的古老帝国，再暴戾的古代暴君，也不一定要求人人——上至百官、下至庶民——无一例外加入说谎的行列，也不要求人们无缘无故杀人，像在纳粹集中营里所发生的那样。不杀人、不说谎，是人类各个民族得以存在至今的两大天条。那些要求人必须张口谎言或随意杀人的制度及领袖，首先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就不是良心的责任了，而是政治责任、战争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等。 　　但是那些被碾压的小人物也需要承担自己的行为，不能全部都推卸给所属制度或者他人的命令，凡是通过自己的手做下的，都与这个人有关而不是无关。这就是电影《朗读者》告诉我们的。尽管有命令在，但是那位女看守必须为自己在大火时不为关押的犹太人打开牢房门而负责。有了这许多教训在前，今天的人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应该多了一些经验而不是完全束手无策。 　　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假如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空间来表达不同意见，一个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就变得重要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需要不停地与自己对话，与自己交流沟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对他人撒谎之前，首先要做到不对自己撒谎，先过自己这一关。先要面对自己，然后才是面对他人。 　　实际上，即使存在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在与他人对话时，总还是免不了同时在与自己说话，首先征得自己的同意。一个好的说话者同时是一个倾听者，除了倾听他人，倾听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自己的耳朵听不下去，为什么一定要将这句话送给别人呢？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里的发言，需要个人与其自己的对话作为保证。公共空间的大声发言，与自己内心里的小声讨论，是相伴相随的。与他人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好生活，是以能够独处、能够守住自己作为某个前提。 　　人不可能是先知，也不可能是道德先知。哈维尔说过“道德上的病人”（注意他说的不是“道德上的罪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被制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照法律的则按照法律，另外许多人则可以交还给他们自己，让出足够的空间来，让人们与自身对话和交谈，那是在悄然无语的情况下进行的，谁也无权大声责备别人的良心。 　　而那些一再对社会发出挑战和对他人发出挑衅的人，则另当别论。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2年0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