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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峰:一部“微《论语》”
——《论语》首句精读
摘要:《论语》首句不但是儒家生活之“乐”的“宣言”,而且其直接包括与引出、辐射出的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观念群,这个观念群涵盖了《论语》以及整个儒家的三大核心精神--仁、学、乐,以及“时”、“君子”、“思”、“行”、“群”、“智”、“圣”等基本精神。《论语》首句既具有乐曲前奏般的引导性,又具有启示话语般的主题性与纲领性,是一部“微《论语》”。
关键词: 《论语》首句;学;说;朋;乐;愠 ;君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1]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该句犹如一段轻悠纾缓的乐曲前奏,引领人们进入了一个怡然自乐的儒者世界。
一
据顾炎武考证,在西周的制度中,公、侯、伯、子、男为五等爵位,大夫虽贵,不敢称子,春秋时,自僖、文以后,执政之卿始称子,之后,匹夫为学者所宗者亦被称为子,如老子、孔子。[3]马融[4]认为,“子”是男子的通称。[5]《白虎通》[6]认为:“子者,丈夫之通称”。[7]如果说《论语》中的“子”是男子或丈夫之通称,那么为什么《论语》中众多的孔门成员,除了孔子被称为“子”,有若、曾参被称为“有子”、“曾子”,闵子骞、冉有偶尔被称为“闵子”、“冉子”外,其他人都没有被称为“子”呢?可见,“子曰”与“有子”“曾子”之“子”是一个具有尊敬意味的称谓,一个“美称”[8],而非男子或丈夫的通称,其与后文将要讨论的“不亦君子乎”之“君子”的含义在儒家语境中都历经了一个“去社会地位化”的过程,即由某种贵族身份变为有学问、道德的人,这个过程在当时来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观念变革。
“学”作为《论语》的第一个字[9],可谓意义深远。儒家历来非常重视“学”,《论语》的第一篇“学而”,《荀子》的第一篇《劝学》均与“学”有关。“学”在《论语》全书中出现了64次。[10]孔子非常推崇“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其人格修养、道德实践很容易走向愚昧与偏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2]因此,孔子提倡像获得“文”的谥号的孔文子[13]那样“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4],以谦虚的态度向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学习,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5],并注重“学”与“思”的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6] 孔子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生而知之者” [17]而是一个“好古,敏以求之者”[18]。“十有五而志于学”[19]的孔子,“就像我们今天的追梦少年一样,意气风发,充满理想”[20],但三岁丧父的孔子的“成长环境在今天看来也丝毫没有优越与优势,相反,‘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1],生活的磨砺让他的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22]但孔子始终没有放弃对“学”的坚持,“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23]可以说,孔子的一生就是“学”的一生,“学”是孔门的根本精神之一!如今,浸染两千多年儒家“学”观念的中国,已经将“学”当作了一个国家精神,政府亦在大力倡导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常“学”方可不衰,中国要避免重蹈晚清的覆辙,必须将“学”的精神贯彻始终。在日常生活中,“学”已经成为了一个大众观念,《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以“学”开头的词条59条[24],《汉语成语大全》收录以“学”开头的成语37条[25]。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亦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26]可以说,对“学”的推崇,对“有教无类”[27]的倡导与不遗余力推行是孔子与整个儒家对中华文明的莫大贡献。
要真正发扬 “学”的精神,构建现代形态的“学”,除了联系现实,在生活中“学”外,还需要我们回溯到“学”观念的源头即孔子那里,去超越常识的遮蔽,获取“学”的多层面意蕴,这些意蕴将通过下文对“学而时习”的讨论逐步得到揭示与领会。
提到“学而时习”,未仔细研读过《论语》的人,很容易得到一个现代生活化的理解,即“学习而且按时复习”,这种理解明显将儒家简单化、肤浅化了。其实,“学而时习”之“习”除了“复习”、“温习”的意思外,还有“实习”、“演习”的意思。杨伯峻先生在陈述将“习”译为“实习”的缘由时写道,“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28] 杨伯峻此说虽指出了孔门弟子“学”的内容中含有书本知识之外的部分,但仍不周全,孔门弟子“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但含有上述的“礼”、“射”、“御”等“艺”的层面,更为根本的,它还包括道德层面。如《述而篇》中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是说:“夫子从四个方面来教育学生: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讲究信用。”学习的行为,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是学,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是教。因此,《述而篇》中提到的孔子“教”的内容,肯定也是学生“学”的内容。“四教”中,“行”、“忠”、“信”的人格、道德属性决定了对它们的“习”不能是简单的“复习”,而是践履、躬行。正是在将道德修养作为“学”的重要内容,人格完善作为“学”的重要目的的意义上,孔子称赞弟子颜回“好学”,《雍也篇》中,“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先进篇》中,“季康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不迁怒,不贰过”本身即是人格品质,而颜回正是孔子弟子中“德行”的典范,《先进篇》把他列为“德行”四贤之首[29]。
程树德认为,“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并列出了三个证据,证据一为前文所述孔子在身通“六艺”的七十二弟子中,独称不迁怒、不贰过的颜回好学,证据二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矣。’[30]其答子张学干禄,则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31]是可知孔子以言行寡尤悔为学,其证二也。”,证据三为“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2]”。[33]程树德通过三个证据证明了“学”的内容为修身,但是,他的“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有笼统化之嫌,并且,如果说把“学而时习之”仅仅理解为学习知识而按照一定的时间复习是一种极端,那么,程树德的理解则是另一种极端。“古人”是一个过于总括化的概念,而且,至少在孔子那里,偏重知识、技艺的古代文献如《尚书》、《诗经》等“经”的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艺”的学习,还是“学”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它们是孔门教学的重要内容,所以,一部分人,或许这部分人有“三千”孔门弟子的成员,将“学”表面化地理解为学习上述“经”、“艺”,这才有《学而篇》中子夏的话:“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那些将“学”狭义地理解为知识化、技能化地学习“经”、“艺”等的人,正是那些“曰未学”的人。子夏的话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孔子“四教”之一的“文”,都证明了“古人则以修身为学”说法的偏颇。而证据三则是三个证据中最薄弱的。《大学》是孔门后学的作品,期间儒家可能已出现了“儒分为八”[34]的分化,各派儒家主张不同,且互相之间存在批评,这从荀子批评一些儒者为“腐儒”[35]、“贱儒”[36]就可看出,如果《大学》只是孔门后学中的其中一派的作品,那么它就不足以完全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且,《大学》只说“以修身为本”而未说“学”就是修身。
朱熹有一段话对“学”的内容做了专门陈述:“夫学也者,以字义言之,则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谓也。以事理言之,则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谓之学。虽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学,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37]独专之,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38]上述朱熹对“学”的论述,前半部分对“学”的概括可谓言简意赅,而且把“稼圃射御”亦包括在“学”之内,后半部分认为“学而时习之”之“学”乃“学而至乎圣人之事”表面上看起来与程树德一样具有仅以修身为学的局限,但仔细玩味后发现,圣人之“事”乃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概念,不可等同于道德修养。
总之,“学而时习之”之“学”的内容既有学习具有较强知识、技能属性的古代典籍、需要落实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礼”、“乐”等“艺”的部分,也有道德修养、成“圣人”的部分,这两部分,前者的“学”更表面化、专门化,是孔门教学的重要内容,后者的“学”具有非表面化的性质,是孔门“学”的根本目的,前者的“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后者“学”的手段。而“学”的内容,正是“习”的内容。对前者的“习”自然不消多说,对后者的“习”,正如“程门四先生”[39]之一谢良佐所言:“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40],立时习也。”[41]这种于日常生活行坐站立、“洒扫应对”待人接物处体现的“习”正是儒家之“习”的特点所在。
谢良佐的解释--“无时而不习”,其实只是“时习”含义的一个方面。“时”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内涵极丰富的一个概念,它除了具有类似现代汉语中的“时间”、“时候”、“按时”、“及时”的意思外,还有“时机”、“时势”、“时宜”、“当时”、“那时”、“时常”、“时时”、“伺”[42]等意思。因此,“时习”具有非常丰富的解释空间,除了可解释为按时“习”、“无时而不习”或与此类似的学而时常习外,还可以解释为在合适的时机“习”,顺应时势“习”,学而当时、当下即“习”,学而等待“习”等等。《论语》中多处体现了儒家“时”的观念,清代焦循就认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43],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44]时也。‘求也退,故进。’[45]时也。”[46]孔子主张治理国家要“使民以时”[47],日常起居饮食也应依“时”而进行,如《乡党篇》中的“不时,不食”,就连面对山中盘旋飞翔后停在一处的野鸡,他也要感叹:“时哉!时哉!”[48],正因为孔子推崇“时”并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时”,所以被孟子盛赞为“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49] 的“圣之时者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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