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

jssh365

赵汀阳：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

差不多100年前，面对中国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大拒绝”的姿态，并召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两个神灵降临中国。 　　今天，中国似乎已经在经济上“崛起”，但被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滑坡、公平正义缺失的阴影所笼罩。而在关乎“中国走向”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驱之不散。 　　“现代化焦虑”，尤其是“民主焦虑”，又把很多人攫住。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大业如此艰难？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这是因为，从古代开始，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中国就缺乏 “逻先生”（逻辑），一路演绎下来，终成今天的局面。正是中国人不太讲究逻辑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这种声音一口咬定，中国绝大多数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 　　思考时是否要按逻辑来，真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民主有关系吗？为破解窒息这个社会的诸多困局，今天中国人在思想上该检讨什么？该如何去思考？ 　　《南风窗》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作为哲学家，他对影响到了西方和中国在“想什么”、“如何想”的问题上，有着深刻洞见。 　　中国人不缺逻辑能力，而缺训练 　　《南风窗》：不讲逻辑好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而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的背后，其实也是耍赖，不讲逻辑。 　　还有另一种不讲逻辑的方式。大家习惯了玩类比、玩隐喻、玩象征、玩暗示来“讲道理”。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玩各种文学的修辞手法。这些在思想上会有什么后果？ 　　赵汀阳：和你一样，我也不同意依靠玩这些文学手法来“讲道理”。它们可以制造趣味，但不适合用来论证。把“修辞法”（亚里士多德说的）用于论证，就容易形成诡辩或胡说。希腊人很擅长修辞法，就像他们擅长逻辑一样，古希腊的许多“群众领袖”喜欢在广场使用修辞法蛊惑人民。亚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辞法会遮蔽真理。 　　《南风窗》：类比估计是很多人最常用来“讲道理”的了。比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谚语。这样干时，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赖尔峡谷”：不同范畴的事物，比如A和B，你要从A的成立证明B成立，必须先证明B和A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逻辑上可以等值”的桥梁，才可能通过这个“赖尔峡谷”。 　　赵汀阳：我倒不反对谚语。谚语所说的无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没有论证，谚语使用修辞法不是在论证，而是为了制造有趣的表达效果，各国的谚语都差不多。至于现在为什么许多人不讲逻辑，我无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许是为了饶舌，为了有趣，为了胡搅蛮缠，为了回避真相，为了欺骗，等等，总之是故意不讲逻辑。 　　但我还想使用韩非的可信赏罚理论稍加解释：如果做某事就总能够获得可信的回报（物质回报或荣誉回报都算在内），那么人们就会纷纷自动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传能够获得可信回报，那人们就会热衷宣传，如果追求真理没有可信的回报，追求真理之人就会减少。 　　《南风窗》：在逻辑思维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国。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爱因斯坦则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科学的两个基础，即形式逻辑和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列维-布留尔更狠，暗示中国古人的那类“天人感应”纯粹就是“原始思维”，说古代中国的那些“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全是扯淡。对于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赵汀阳：每一个逻辑学家都会跟你说，黑格尔才不讲逻辑。黑格尔想象的是“辩证逻辑”，那是逻辑的反面教材。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语法”，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说法，辩证法在逻辑上无用，但在哲学上是有用的，可以用来发现事物所暗含的“别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经过流俗歪曲之后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在中国似乎颇得人心，不知道黑格尔会有何评论。爱因斯坦的说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释。而列维－布留尔的说法恐怕基于对中国思想的无知，无需多论。 　　《南风窗》：说“中国人逻辑不行”，似乎和以前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人不聪明”属于同一个偏见系列，而后两者早被证伪了。如何也证伪前者呢？ 　　赵汀阳：逻辑能力来自何处？这是个问题，直觉主义数学家们相信逻辑来自数学，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许多哲学家相信逻辑其实是语言的一种深层语法。这个看法比较容易理解，事实证明，只要有语言能力，就必定有逻辑能力。我会同意说传统中国重视思想却不重视理论，而且也不重视逻辑训练。但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 　　情感问题不能用逻辑来抬杠 　　《南风窗》：一直有人指控说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从古代经典文本开始的。最先是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萌生，和《易经》有很大关系。然后是其它人，说《易经》、《论语》、《孟子》等充斥着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赵汀阳：前面我说了，中国古代经典多数表达的是思想，不是理论，有些观念之间不一致也不足为奇，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生活本身充满矛盾，因此，表达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是如实反映了生活。这不是不讲逻辑。 　　《南风窗》：孔子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人问：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两年、四年？没有任何理由。这有点类似于“辩证法”的一个逻辑困境：为什么是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三、为四？如何评价这些指控？ 　　赵汀阳：就为什么是“三年之孝”而不是别的选择这个事情而言，我想说，这里并没有什么逻辑问题，只有文化或情感问题，而且要考虑时代背景。 　　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会考虑到今天的生活节奏，恐怕就不会推荐三年了。当年孔子为什么推荐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许是与父母养育婴幼儿的时间大致对称，当然不是严格对称，只是一个在感情上大致对称的选择。如果在这些事情上用逻辑来抬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学术为何物，也对情感缺乏体会。 　　《南风窗》：按这种说法，前面我们所谈到像“天人感应”之类的神秘主义观念，是否也不能用一句“不讲逻辑”来打发？ 　　赵汀阳：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识论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天人感应”，如果作为知识论断，显然不真，因此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还是个问题。就历史语境而言，天人感应恐怕并非知识判断，而是虚构的一种政治压力。先秦社会的自由空间比较大，民心向背大致能够形成对统治的政治压力，但秦汉以来变成专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愿意虚构天人感应之类的政治压力新维度，似乎也是一种貌似合理的选择。当然，董仲舒们是否这样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中西思维的最大区别 　　《南风窗》：我们同意，逻辑思维必须讲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文本，好像喜欢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经》里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说是“可说”的意思，而您说是“有规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的知识追求，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决非‘科学’探究”。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古人其实不喜欢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国古人对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论追求没有兴趣—因为这样，因此也不太讲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逻辑？ 　　赵汀阳：古代中国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问题上，伦理、政治、战争、和平之类。不过西方思想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和西方思想有哪个最大区别，我愿意说，西方思想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西方的两大根基思想，希腊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绝对无私的牺牲（耶稣）、绝对纯洁的母亲（圣母）、千年不坏的城堡、绝对无瑕的钻石、无敌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历史、无变化，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古代中国的思想意图在于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易经、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设完美概念，而重视永远在途中的“存在状态”。 　　《南风窗》：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赵汀阳：举个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尔定理挫败了数学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梦想（数学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经让数学家们担心真理永远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国数学家或哲学家听说了哥德尔定理，一定不会感到烦恼，而会相见恨晚，以老子的观念看，不完备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实上，只要一件事实或问题涉及“无穷性”，就必定不完备或不一致。 　　易经想象，阴阳需要动态均衡；在孔子眼中，圣人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看来，存在如水，没有哪一个存在状态是绝对好或好到不可变化的。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没有逻辑既定的必然性，永远分叉，永远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坏事变好事。这种思想与有没有逻辑能力无关，而是思想问题和意图不同。 　　《南风窗》：您的“天下体系”理论就是试图给当今世界超越冲突不断的“无政府状态”提供一种思路，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关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异。 　　赵汀阳：“天下体系”试图解决康德的和平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全球化问题。在方法论和基本理念上确实有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论都是从国际条件去寻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是反转过来的，是从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条件。我相信“天下体系”是最好的和平理论，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 　　《南风窗》：逻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7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它的重要性。您曾经做过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日”中国项目的策划，对中国人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有什么样的期待或建议？ 　　赵汀阳：前面说到了，人人都有逻辑能力，但逻辑水平可以提高。逻辑学教学应该有助于逻辑知识的普及。不过，拥有逻辑知识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应用。我见过一些逻辑学博士，惊讶地发现，他们熟知逻辑定式和推导技术，但似乎只在进行抽象符号演算时才显示出思维的逻辑性，而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时很不讲逻辑。这个怪事使我意识到，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如果缺乏理性态度，多高的逻辑技术都无以致用。 　　因此，与其学会逻辑技术，还不如学会理性态度更重要—毛泽东时代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似乎并无明显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学到理性态度，我不知道。也许至少需要意识到两点：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

来源: 南风窗 | 来源日期：2012-05-02

jssh365

资中筠：谈科学，讲逻辑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在座的有不少是搞自然科学的，和科学家一起谈科学精神，让我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从大学开始，对理工科的学生，我们就自然高看一等的，因为文科要转理工科转不了，而理工科转文科是可以的，多修一些学分就可以了。1949年，我是清华大学外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为了回避思想改造，就想转理科，因为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我就去找叶企孙先生，当时他是物理系主任和教务总长，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想学理科，要重新再考大学一年级。于是这个转系的想法就放弃了。 　　首先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会议的主题“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我很同意冯培恩先生的意见，说把科学注入文化，就等于把科学和文化变成两种东西，而实际上文化本身应该包括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是两种学科，但文化怎么能够没有科学呢？所以说“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就好像文化本身就不是科学一样，这个有点逻辑问题。 　　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为了献计献策，首先就是要自己搞清楚，交流交流，悟出一点道理，提高一下自己的智慧，然后想想怎么拓展一点空间，尽可能发出一点声音，做一点事情。 　　就我个人理解，科学是一种精神。我们现在常常把科技联系在一起，但科学不是技术，技术是另外一回事。多年来，科技总是放在一起的，但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自然科学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有的领导特别实用主义，什么有用就重视什么，没用的就撇在一边了，所以，某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得到特别高的待遇，其他搞纯理论研究的人员就不是这样了。 　　我在想，什么不是科学精神呢？什么阻碍科学精神呢？一是泛政治化，二是高度实用主义。科学就是追求真理，但真理不一定立刻有用，或者说不一定马上符合你的需要，也可能刚好和你的利益相反。为了政治需要就不讲科学，不讲真理，这就是泛政治化。这种东西我们深受其害，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科学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高于一切，坚持科学精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好一点，有些地方一加一等于二你总不能非得说是三，所以总有一些被承认的东西。但是在特定的年代，为了特殊政治需要，反科学的说法、做法比比皆是，这个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不必多说。总的来说，泛政治化是科学精神的一大障碍。 　　再一点，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把人的生命放在一切政治考虑之上。当然我们现在好多了，这与开放、和国际接轨有很大关系。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前的70年代，凡是发生空难，假如没有外国人，是不公布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飞机好像从来没有失事过，后来才知道发生过多起空难。有一次失事飞机上有个外国人，就不得不公布了。所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并不是最宝贵的，而政治影响是天下第一的事情。2003年“非典”发生的初期，就是把政治考虑放在科学和生命之上，好在后来纠正了，采取了科学的态度。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一起灾难，首先考虑的不是调查原因、追究责任，怎么样亡羊补牢，救助受害者，而是统一宣传口径。这是不少官员的做法，而且越到基层越强烈。 　　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面确实缺乏追求客观真理的传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布鲁诺与方孝孺之死》，比较他们为什么死。两人都死得很壮烈，很有骨气，为他们所坚持的原则而死，但布鲁诺坚持的是日心说，是与现实利害无关的真理，方孝孺坚持的是朱家朝廷谁当皇帝的问题。这就很说明问题。中国文化对人际关系很重视，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伦理关系，但是缺乏一种对跟当前现实没有关系的抽象真理的追求。我虽然对国学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从小念了那么多中国的书，我看来看去，看不出一种这样的求真，跟现实生活、人际关系以及朝廷兴亡没有关系的一种真理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李约瑟先生也许对中国太友好了，他写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史，就是不敢承认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精神。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古代的确有很多辉煌的发明，比如我去四川看都江堰，我觉得伟大极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发明都是点点散落在那里，就不能总结出来一套理论体系，从此再上一个台阶呢？这和欧洲科学发展史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制度）外，就缺乏一种追求抽象真理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科学精神也开始进入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五四”有很多缺点，这是肯定的，也不能够求全，但是纵有千般不是，“五四”至少看到了两个精髓——民主与科学，这是从传统里面挖掘不出来的，一些人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这点，这也是不讲科学。有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但是有科学，但是我们重视的还是科技而不是科学精神。 　　所以，你们杂志叫《民主与科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讲科学精神就要讲逻辑。现在理论界的很多说法，就不太合乎逻辑，经不起仔细推敲。比如，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本来社会主义思潮之兴起就是为了平衡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但是，当有人指出我们现在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另外一种说法就出来了，说因为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原始积累”的过程，200年前的英国，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社会不是贫富悬殊么？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把大前提偷换了概念，你到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啊？社会主义本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高级阶段，怎么还“原始积累”呢？这个完全不合逻辑嘛，但是现在不少人都在说，包括一些很有学问的学者，都在这么说，一说优越，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一说弊端就与200年前的英国比。我想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把这些逻辑搞清楚，这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关于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刚才说，整个文化里应该包括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科学行为里还应该贯穿人文精神，因为科学发明不一定造福人类，而常常会祸害人类，且不说武器的日新月异，比如说把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如果化学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三聚氰胺掺进牛奶里。所以，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就有人大声疾呼，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已经超过自律的能力，科学就会变成放出去的野马。让科学怎么造福人类而不是造祸人类，这就需要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所原所长）

来源: 《民主与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 | 来源日期：2012-05-

jssh365

徐贲：说理岂能不知道“理在哪里”

公共说理的一个首要条件是人们普遍知道理在哪里。在宽容的说理环境中，人们往往是为达到某种或然性的真实共识而进行说理辩论。这决定了公共说理在一个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质和作用。 文学批评家布斯（Wayne C. Booth）说过：“民主必须依靠这样一种公民，他们能够为自己进行说理，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证明的，至少是有或然性的。”许多在公共说理中讨论的事情是不可能达到绝对确定性的。正如资深报人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说：“议会必须做出对付未来情况的政策决定，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法庭必须断定过去的一件事情中实际发生了什么，而在这一点上，诚实的证人提供的情况常常有很显著的不同”，“人不需要讨论确定的事，需要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在这上面，他们判断的不过是或然性而已”。不对任何具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永远正确的主义、原则、政党、领导）抱有虚幻而不实际的期望，接受与人的社会生活共存的或然性，这样来看待公共说理能够达到的东西，不应该是令人沮丧的，反而应该令人鼓舞，因为它能增强人自己治理自己，自己造就共同的“好生活”的决心。 　　群体共同的“好生活”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正当和适当的欲望、正派的行为、应有的个人品格、人际间的待人接物之道、社会道德观、政治价值观，等等。在涉及这些价值的说理时，往往需要诉诸于某种共同认可的权威——如法律、传统、道德习惯，而在这些之上则还有更高的权威——神法、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等等。权威不等于权力，权威是人以自由的人格和理性去服从的，而权力则是通过害怕、恐惧和强制发生作用。说理需要权威而非权力，是因为真正的权威需要有“理”的根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说理中，人们越是经常地引用或诉诸于公认的权威（如宪法、拥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有关解释宪法的判决先例），就越是有理可说。越是有理可说，有说理的地方，也就越是有说理的习惯。反之，就算是有说理的技能和知识，如果没有可说之理，或无处可去说理，也照样说不起理来。 　　在一个人们普遍说理的社会里，人们诉诸于宪法或具有立国价值意义的文献，如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由选民代表所订立的法律、法规。这些文献体现了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和人际交往的规范。宗教信徒们还会把《圣经》或《可兰经》这样的文本视为神圣的价值指引。这些价值指导，如《圣经》中的十诫，是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习俗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习俗也因此成为说理的价值来源和支持。说理要知道理的权威根据在哪里，理是存在于权威根据之中的，而权威则必须是公认的、持之以恒的、有章可循的权威。 　　无论是像宪法这样的法治权威，还是像《圣经》或《可兰经》这样的宗教权威，人们把它们认同为理的来源，都不是简单的服从，而必须成为一种信仰。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法只是为权力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人们所信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即便如此，法也常常不被遵守。法因此不可能具有信仰的价值作用。人们服从法律，主要是出于害怕法律的惩罚，并没有将它内化为一种共同规范。即便在需要时引用法律，也往往是功利性的，不过是出于临时抱佛脚的需要，期求满足的只是一个具体的要求。连最高的宪法也是如此。宪法形同虚设，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 “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他只是在需要宪法护身的时候，才把它拿在手里。不能进入人心，不能成为人们信仰的宪法，拿在手里又能有什么用呢？ 　　同样，在中国也缺乏一种具有终结价值和普遍道德规范作用的宗教信仰。这给人们在说理时造成了“理在哪里”的困扰。在一个有崇拜无信仰的社会里，即使看起来有一些类似于宗教的活动，绝大部分也都与价值共识无关，因此也无法为公共说理提供理的权威。人们与神交往，大多数是为了求神满足他们的具体要求，因此，他们会有选择地崇拜据说是比较灵验的那些神（其实都是偶像）。他们会提供一些贡品或者捐一些财物，以此来换取神灵对自己的满足。如果不能有求必应，他们便去求别的神。能够成为理的权威的那种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的神是超越于人的具体要求的，不管应验不应验，人们都坚信这个神，因此这个神才具有普遍的道德超然性。人们信仰神，是因为神代表最完美的善、真和美，因此，神给人的是智慧、力量，心灵的抚慰和道德的指引，离开了这些，神给人类的“理”只能是空洞的教条。 　　一个社会的整体公共说理环境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形成的，没有说理环境的社会往往难以避免命令、训令、宣传、争吵和言论压制。在一个世俗的，宗教信仰淡薄的社会中，仍然可以形成有效的公共说理环境和理的权威。这时候，说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的民主法治，它保证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保证了在需要时能够达成共识的程序制度（公民投票、法庭判决、公民陪审等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们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后都必然要以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来衡量各自的合理性。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公民素质和教养，说到底，说理是公民们在说理，官员、社会名流、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人物都不过是身份比较特殊的公民而已，他们说理的时候也是公民在说理。一个说理的社会环境最终的标志是公民说理，只有在大多数公民愿意和习惯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的社会里，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5-27

jssh365

姜静：请尊重你的表达权

上周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湖南好些人在“三月三”吃地米菜煮鸡蛋后中毒身亡，于是她家把地米菜都扔掉了。后来长沙市卫生局等机构调查发现，地米菜有毒纯属谣言。近日，又有一则关于“北京小学生被拐走并盗割眼角膜”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后被辟谣。 　　谣言总是层出不穷，而且有些还变相重复出现，比如大学男生被色诱偷肾、乘坐地铁遭遇迷药等。如何杜绝谣言传播呢？这样的道理虽是众所周知，但现实中并非人人都能遵守，就是面对一则消息时，需养成核实的习惯，谨防轻易被它牵着鼻子走。 　　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表达平台，人们在享受表达自由的时候，不能忘却与自由相伴的责任。你发布的信息将在公共领域传播，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你就应该对自己的信息负责。著名新闻人普利策对记者的要求是“核实，核实，再核实”。那个年代，记者是信息的传播者；现在，大家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相应地，大家也需要树立核实的观念。 　　拒绝谣言，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项技术活儿。人们传播谣言时往往心理恐慌，或者有某种偏见，前者见于“艾滋病人滴血传播病毒”的流传、人们在日本地震期间抢购食盐，后者见于药家鑫案中猜测药是“官二代”、“李刚门”中传播“我爸是李刚”。正是因为人们有主观认知的偏差，所以更需要客观的可操作的拒绝谣言的方法。 　　核实信息的前提是完整掌握信息，读者如果只看标题或者不读完文章就去转发、散布消息，就很可能成为传谣者。我一个同学近日在人人网上转载了一篇题为《国家教育部将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学位》的日志，我点开文章一看，评论中早有人指出这篇文章是2004年的信息，而且已经被辟谣了。这个假消息竟然被15万余人阅读，1500余人转发。文章中有原文的链接，结尾也有原日志的链接，可见，那些转发文章的人没有看评论，更没有核实原文。 　　核实，意味着寻找最初的消息、向第一消息源求证、向有关部门求证。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不轻易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谣言自然得不到传播。对于已被证伪的消息，作者也应该删除有关内容，避免进一步传播。相应地，所有的转发信息，都应该附上原文链接，供人们进一步查阅。很不幸的是，很多门户网站在转发新闻时，只是在来源一栏写上报纸或者网站的名称，而没有标注文章的链接。如果你要核实，你得去相应的网站搜索，这给读者增加了负担。负责任的媒体首先应该核实自己将要转发的信息，其次应该提供信息的准确来源。 　　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就需要上关于媒介素养的课程。媒介素养不仅关乎如何鉴别媒体信息、如何查找缺乏来源的消息，更关乎我们如何正确地传播信息，做一个负责任的表达者和传播者。当你轻轻点击鼠标即可传播一条信息时，你是否对自己的表达权有一分敬畏？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来源日期：2012年05月22日 |

jssh365

被“辩证法”毒害的中国人

每年高考结束后，高考作文题都会成为人们解读、议论的焦点。然而人们普遍忽视了高考作文题的最大特点——“辩证”扎堆。今年虽然有所收敛，但“科技的利与弊”、“想着拥有还是想着没有”等辩证题目仍然不少。… 　　不但高考作文题简直爱死了辩证，在日常生活中，国人也把“你要辩证的看问题”挂在嘴边。当代思想家顾准曾总结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 　　可是顾准又说“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这是咋回事？ 　　一个无敌句式——你要辩证的看问题 　　无论你说啥观点，“辩证的看问题”都能将你轻易击败 　　有个笑话这样说： 　　上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我只得说：“不好。”/“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这个笑话看起来很有趣。然而这真的是个笑话吗？君不见： 　　当我们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总有个故作老成的人充满智力优越感的说：你要辩证的看问题，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有民主的缺陷…… 　　当我们说强拆是个坏东西时，那个“智者”又跑出来说：你要辩证的看问题，强拆有强拆的作用，不强拆怎么发展…… 　　当我们批评官员的腐败风气时，“智者”又开口了：你要辩证的看问题，官员也很不容易…… 　　当我们…… 　　哦，对了，“你要辩证的看问题”还有个一样无敌的姊妹句式——“你太偏激了”。… 　　更厉害的是“辩证的看问题”发展到高级阶段后，你连发表观点的必要都没了 　　在“方舟子打假唐骏”时，一位叫“李国良”的网友说：“方说非黑即白，看来其完全不懂辩证法。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方却一口咬定他就是白，唐就是黑，连对立统一规律都不懂。” 　　你看看，遇到更大的“智慧”，你发现其实说什么观点都是多余的，反正“黑中有白，白中有黑”，进一步“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最后“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所以“是非”并不分明，甚至有人直接说本就无所谓“是非”，你还废什么话。… 　　“辩证法”让我们由不安变得心安 　　当我们为假丑恶不安时，一“辩证”就释然了 　　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假丑恶，有些假丑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者我们就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批评或抵触假丑恶，可能会对自己不利；而不批评不抵触，自己内心又不安。 　　这时候，“辩证法”就派上用场了。只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去“全面的”看待假丑恶，那么你会发现假中有真、丑中有美、恶中有善。唐骏是造假，可人家毕竟激励了很多年轻人；贪污让人痛恨，可贪污也是经济的润滑剂；强拆是惨烈，但没有大拆大建哪来让我们骄傲的市容市貌…… 　　就这么一“辩证”，我们发现不但原来认为的假丑恶没那么糟糕了，甚至面目可爱起来，简直能成为真善美了。张艺谋不就在《英雄》中通过“辩证”的思维把暴君捧为英雄了吗？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心安理得的。 … 　　所以“辩证法”是犬儒的最爱 　　所谓儒，就是知识分子；所谓犬儒，就是像狗一样的奴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该是道义的坚守者，无奈上面要指鹿为马，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坚持“鹿不是马”，要掉脑袋；而难得糊涂，才能明哲保身。 　　“辩证法”正是一门“糊涂”学问。被誉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老庄哲学，有不少这类说法：“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见《庄子·内篇·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于是知识分子们释然了：你指鹿为马，我难得糊涂，“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 　　中国人信奉的“辩证法”实乃诡辩术与捣糨糊术 　　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无害 　　尽管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有丰富的内涵，但公认的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论。 　　教科书上说，对立统一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 　　事实上，这里的“一切事物”指的是“一切连续性的概念”，比如高度、数量、面积、价值。拿高度来说，包含高和矮两个方面，高矮对立，但没有高就无所谓矮，没有矮就无所谓高，而且随着标准的变化，原来高的以后可能变成矮的，反之亦然，这就叫两个方面的统一性。 　　如果辩证法仅仅是指上述这样的哲学概念，那么无错，更无害。… 　　但被中国人灵活应用后的“辩证法”成了诡辩术 　　然而中国人理解的“辩证法”，却是抓住“一切”、“两个方面”、“统一性”等字眼大做文章。 　　比如“唐骏造假了”，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根本不是个“连续性的概念”，不适用辩证法，更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再比如“唐骏造假的价值如何”，这是个价值判断，对一件事做价值判断必然可以判断出好和坏两个方面，但“唐骏造假的价值如何”同样不是个“连续性的概念”，也不适用于辩证法。唐骏造假的正面价值——激励了年轻人，和负面价值——损害诚信，二者根本是两回事，不存在什么“统一性”。 　　但是，中国人的“辩证法”却认为，既然“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那么“唐骏造假了”肯定也有两个方面，然而这两个方面是什么？你总不能说唐骏既造假也没有造假吧？于是“聪明”的中国人继续挖掘，发现做价值判断总是能找到“两个方面”，于是就以价值判断的多样性来混淆事实判断的单一性，在我们指出唐骏造假这个事实时，在旁边一个劲说“唐骏造假的积极意义”。 　　好吧，既然你要做价值判断，那我们就来谈谈唐骏造假的负面作用。这时候，“聪明”的中国人又拿出了“统一性”法宝，把两个逻辑上不相干的事情“统一”到一个逻辑下，以“唐骏激励了年轻人”来否定“唐骏损害了诚信”，如此“鸡同鸭讲”（实际上这种“鸡同鸭讲”普遍的出现在中国的各种辩论比赛中，这种比赛的题目设置往往就是要求选手们“鸡同鸭讲”）。 　　好吧，既然你要讲“统一”，那么我们从整体来看，“唐骏损害了诚信”之恶还是超过了“唐骏激励了年轻人”之善吧？所以唐骏造假的整体价值仍是恶的。 这时候“聪明”的中国人又绕了回去——“你不要太偏激了，毕竟人家唐骏激励了年轻人，你自己又有什么贡献……”。 　　所以中国人的“辩证法”就是种以价值判断混淆事实判断、让逻辑上不相干的价值左右互搏、以局部的价值否定整体的价值的诡辩术。… 　　更“高级”的“辩证法”干脆认为不存在是非、善恶，一团糨糊就是最大的“智慧” 　　更“聪明”的中国人都懒得诡辩了，他们认为既然“两个方面”有“统一性”，可以“相互转化”，那么“两个方面”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亦是我、我亦是你”吗？“两个方面”根本就分不清嘛。明白了“分不清”这个“本质”，才是达到了“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的最高级“智慧”。“聪明难，糊涂更难”啊。… 　　结语：以后再有人故作老成、装出一副“智者”模样说“你要辩证的看问题”，你就拿这个专题砸他的脸。

来源: 腾讯网评论频道·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