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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施爱东:学术生态与青年学者的生存境遇
对话背景:2013年3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各媒体也多有报道,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话题。有人为其早逝惋惜,有人同情他留下的两岁幼子,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是否真的如张晖生前所说,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知识分子又是否该坚守那份清冷?由此推及中国青年学者普遍的生存境遇,以及中国学术圈的生态环境,我们能够做出怎样的反思?
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最大发动机
杨早:爱东你是从高校出来的,现在社科院工作,我看你经常批评中国高校的学术管理,是因为跳出三界外,所以敢说话吗?
施爱东:我一向口无遮拦,没到社科院以前我也是这么批评的。一是因为我了解高校的学术管理机制,二是因为客观上中国的学术队伍绝大多数出自高教系统。说到中国的学术腐败,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教育部就是最大的发动机。正是它各种各样的评价体制,以及扔不完的各种各样的骨头,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一方面导致大多数的学者都落入体制的圈套,不得不为了争夺各种以学术名义发出的非学术的利益、荣誉而疲于奔命。
杨早:高校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项目化生存”,学者的生存都系于项目之上。一位著名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么抢,我们也知道不好,对学术没有益处,可是如果你不抢的话,你连吃屎都吃不上热的!所以你不得不抢,你即使不为个人,为了你所在的集体,你也不得不抢,这是一种恶性竞争,不是良性竞争。一切的关键都在于如何拿下项目,至于拿下来之后,怎么结项,就变成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跟考大学一样,都是严进宽出,进来非常严,但是你怎么都出得去,怎么都能毕业,怎么都能结项。现在高校里的竞争倒是比前几年厉害多了,但是大家觉得还不如前几年呢。因为这种竞争,它是一个逆淘汰,不愿意在这方面动太多心思的学者就被淘汰了。
施爱东: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最大的发动机。中国的高校建设,自从建国以来,就日益蜕变成为一个官僚化、政治化的学术机构。
杨早:中国学术(这里主要说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好的时代,自从有了现代学术之后,最好的时代是上世纪40年代。那个时候,基本上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而且基本跟世界接轨,不管学术规范还是学术水准,我们跟世界的一线是可以比较的。
施爱东:从学术本位来说,中国的学术肯定是一直在进步的,也在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毕竟你投入了这么多的钱,学者本身也有向上的内驱力,学术成果也在不断积累,时代总是在向前走的,你要说中国学术完全没有进步,或者退步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学术体制的角度来说,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那还真的很难说。我对民国的学术体制不是很了解,但是对现有的学术体制是真失望,官僚化、浮夸、面子工程,诸如此类,千疮百孔。
杨早:我们自己会觉得中国学术在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但是很明显,今日海外学者到中国来,他仍然与三十年前一样,主要还是买史料,他基本不会看大陆学者的论著,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施爱东:那是因为我们的论著太多了,他眼花缭乱,他们一时间哪分得清哪些是精品哪些是次品。你想想我们有多少人在评职称,每个人都非得要有专著,而且都在比谁的专著多,谁的论文多,那些老外来了,他能买什么呢?看专著论文成堆的,说得不好听,《文心雕龙》它本身也就一本书,你想想,这个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论文得有多少?至少能堆我们这一个房间吧?大部分论著都是绕来绕去地抄,你抄我的,我抄他的,他又抄你的。你让人家老外来了,他怎么买?他要都买回去,绕来绕去也绕死他。
杨早:上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确实是跟国际脱离太久,中间经历的挫折也比较大,到了80年代,再重新开始,再恢复元气,80年代那帮学者,我们导师那一辈的学者,运气比较好,他前面是空白的,他们直接跨过上一代人,向再上一代人学习,这种状况导致他们当时上升空间比较快。但是学术发展也是有波峰、有波谷的,开头有一个开放性的空场,空白很多,你只要能填补一块空白,你马上就出来了,但是慢慢的,成果越来越多,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发展也越来越平缓以后,它就进入一个收敛期。在收敛期,基本上是出不了大师的,学者要想比前人做得更好,更引人注目,非常非常的困难。
施爱东:要说人的智力,你会相信这一代人的智商,或者是这一代人的努力程度就一定比上一代人差吗?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所决定了的,所谓乱世出英雄嘛,比如像胡适他们那个时代,跟他们平齐的学者,全国就那么多,做得好不好都能留下点印迹。胡适他们那一代人,有一些人的资质其实也是很一般的,他们做的东西并没有多么的出色,好学者和差学者,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可现在不行了,学者基数太大,你根本看不过来,大家只能比数量,你出了10本书,我出了5本书,数字10和5比起来就方便多了,行,你比我多,你牛。
杨早:民国学者中,许多人的学问,今天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施爱东:对,可是他放到今天就是经典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它留下来的的东西就这么些,可是现在呢?同样的跟他们一样资质的著作,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有十本书,你一下就读完了,本本都有价值。可是现在呢,假设是有一万本,你想从一万本书里面挑十本书,你怎么挑?你没法挑。所以一万本的后果是什么?一万个人,你谁也别出头。这个时代是不可能有大师的,不是说没有具备大师水准的学者,而是不具备凸显大师的学术氛围,大量庸才就能淹死天才,拖死天才。
大陆学术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杨早:今时今日这种情形下,评价一个学者,或者学术成就,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评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是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我们无法建立起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因为我在高校工作过,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公正,至少来说,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不多。文学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张晖也是其中之一,这当然不是说张晖的水平得不到承认,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公正的问题,文学所的同事们其实一直很看重张晖,主要是没有名额,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满了,萝卜放不下去。
杨早:这是历史原因,还有政策变化。以前是不管你这个单位多少人,每年比如给你两个名额,你就提拔两个人上来,但前两年突然搞了改革,定岗定编了,一定岗定编就发现你这个所的高级职称名额都满了,那就变成说,你要退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这样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所2009年、2010年一个高级职称都不评,年轻人两年的资历就浪费掉了,生活待遇也总是上不去。
施爱东:说到待遇,我们的确比普通高校更低一些,这是中国学术行业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一流高校比二流三流高校要低,重点高校比普通高校要低。所以待遇最高的反倒是那些地方性的,职业培训类的高校。
杨早:但是你这个说法,又会有很多高校教师会出来反驳,说他们也不容易。比如说有些高校他会要求你评副教授要有省部级课题,很多人都卡在上面,他不是没有专著,不是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教学经验,他就是没有这个课题,因为课题要抢,他未必抢得到,也未必愿意去抢。所以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好处,在课题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麻烦在于有很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单位。
施爱东:越是老的单位,越是会论资排辈。资辈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标准,因为你只有拿年龄跟资历这种标准出来说话,才能够平衡各方面的矛盾。你要是说学术水平,那就很麻烦,大家会吵得不亦乐乎,什么叫做好的学术水平?有些人侧重理论,有些人侧重考据,还有不同的专业,你如何比较?对吧?你要是敢公开说谁谁学问不行,或者说谁谁理论功底差,那就等于彻底否定了这个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他会恨你一辈子,人事关系就会变得特别复杂。大家一辈子就窝在这一个单位,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就非常麻烦了。
当然,也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得论资排辈,有些人几年十几年没有新的学术成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嘴上不说你,但一到投票的时候,彼此心里还是有数的。起码的公心,多数人还是有的,只是说,不可能事事做到绝对公平。张晖的学术研究做得不错,成果也多,这个大家都知道,文学所也没有亏待过张晖,这是得向社会澄清的一个问题。只有当蛋糕实在切不开、分不匀的时候,就只好拿资辈来说事了,这也是一种能尽量减少矛盾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
杨早:这才是体制最让人无奈的地方。谁都没有错,谁都是与人为善,但谁也无法跨越规章的籓篱。有人因为没有名额评不上,有人因为没有参加外语考试评不上,有人因为年资不足评不上,说起来这些都不是学术的标准。年轻人是比较天真热血的,会想说:难道不该看成果与水平吗?等到他想通了为什么论资排辈,他成熟了,但学术积极性可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贫家子弟从事人文学术会拖累整个家庭
施爱东:其实,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注定了贫穷寂寞的。第一,发不了财;第二,出不了名,尤其是得不到当世名声。真正的学术研究,艰深的学术研究一定不是大众所能理解的,像于丹易中天那样拿到电视里讲的,都只是一些常识,和一些伪知识,那不叫学术。多数学者在生前都很难获得认可,不是说完全不能获得认可,而是非常困难,张晖如果不是去世,许多人也不可能了解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学者。而且,对于学术成果,尤其前沿学术成果的理解,往往是严重滞后的,许多很好的学者,往往在出成果的当时,尤其是他做出最好成绩的年龄段是得不到认可的。
所以说,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知道这句话如果说出去,许多人会恨不得打死我。其实我自己也是贫家子弟,当我意识到贫家子弟不适宜做学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我选择了学问,当我不断地做下去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学问不是我的最佳选择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只能够说,这句话是说给尚未选择学问之路的贫家子弟听的。
杨早:爱东是不是后悔过从事学术研究?
施爱东:后悔,但是后悔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已经没有退路,我只能够勉力前行。几年前我们研究室曾经讨论过是否将吕微老师的一个博士生留在室里,我虽然不反对,但也没有表态支持,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贫家子弟,我知道他很努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很优秀的小伙子,但是因为他们家太穷了,留在我们单位不合适。你知道我们社科院的工资是很低的,而他的父母又是农村的,不仅无法支持他持续地做学问,可能还指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将来能赚钱补贴点家用呢。可是,他如果留在我们这里,他会非常艰难,他将来要面临娶妻生子,他要在北京买房,而我们社科院的待遇根本不足以负担他这些需求。但问题是,他本人又很愿意留在我们这个所谓的高端学术机构,你想想,谁不愿意把自己留在高端的学术机构呢?但是就算把他留下来了,他以后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当时我为什么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认为他留在我们单位,于他,于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呢?我当时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说,你如果留在社科院,注定了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无论你多聪明多出色多努力,因为你面对的生活压力是这么大,你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你不可能不去面对,你所面对的生活压力比你所面对学术压力更大、更迫切、更实际,你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去面对生活的困境,你无法全心全意赴在学术研究上,与其如此,你还不如到地方高校去,他们的待遇更高一些,这也许能改善你和你的家庭生活。
可是,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他这么努力,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因为他家穷,你就拒绝他留在这里工作,这也太残酷了,社会不能如此不公吧?我如果因为这事反对他留下来,不仅伦理上说不过去,我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我不能这么干。所以,我只能保持一种默认的状态,随大流表态,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反正就是哈哈哈,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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