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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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有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学术界也有自己的三大纪律。第一，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欧洲大学有高薪传统，就是要让教授摆脱政权和教会的控制。无论宗教、皇权、或党派或警察，学术研究都不应听从他们的支配和指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的基础。风骨乃文人的生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读书人以不服从命令为天职。能否做到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则是另一回事。

第二，多拿他人“一针一线”。 “针线”即研究成果、学术资料、辞章经典。学术的目的是要说出和他人不同的真理（传递、重复真理，只是宣传、教育、礼拜……）要与他人不同，须先知道他人至今为止就这个题目，已说了什么。故引经据典，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讨论问题的平台。

多拿他人学术成果，但必须紧跟第三条纪律：一切引文要注出处。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了注释就是“学问”，“忘了”注释就是“抄袭”。此理至明，不必多言。只是引文规则，中西传统有些不同。记得九十年代初在UCLA，我的论文是讨论张爱玲与上海“小市民”社会。宣读初稿后被李欧梵“狠批”，“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文章写得好，注解却总是做不好呢？”后面一位要读论文的新加坡同学结果在课上昏厥送院。当时做访问学者的汪晖坐在旁边也很惊讶李教授之严厉（近日和王晓明夫妇、李欧梵夫妇在又一城饮荼，还谈及此事。李教授也记得很清楚，只是不知有同学送院）。后来我们议论，是否中国文人过去觉得文章乃天下公器，有人引用是光荣。多加注释岂非看不起读者？虽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无一字无出处”，但并不特别注明出处。而西方现代文明，处处强调个人权利。现在这么讲究注释，是否也和“知识产权”有关：拿了人家的“针线”，没有付费，至少也打个招呼吧？

载《羊城晚报》2011年3月13日

再说“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

拙文“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两周前刊出后见宁源声先生有文回应（ 《羊城晚报》3月20日），大致赞同，但也有点补充。就是“提议在第一条纪律（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后面加上一句： “但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对此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不太同意宁先生的这条补充。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如果成功，自有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袁隆平种水稻，钱钟书写《管锥篇》等等。但有时，明明成功伟大的研究，却被认为没有尽到“社会责任”，甚至还“罪责难逃”（如哥白尼的学说，如马寅初50年代的人口论，等等），这种时候，如果研究者放弃他的学术良心去听“社会责任”的指挥，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更有一种情况，研究本身是成功的，但研究成果的使用者却没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如诺贝尔发明的炸弹）。这时要研究者听指挥也来不及了。

所以，尤其是人文科学，尤其在中国，学术只能听从学术使命的指挥，其他“天地君亲师”，一概多谢。

老师的指挥？对不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亲友家人的干预、劝说要“小心”、要“配合”等，诚然都是好心，但也不能听。

政权的命令，集团利益、“党性原则” ，或可指挥郭沫若，但无法指挥陈寅恪。

大地、母亲、祖国，当然是神圣的召唤。但鲁迅《藤野先生》中有一段话：“小而言之，为了国家，大而言之，为了学术。”

弄学术之人，为了学术而献身，这便是“道”，便是大写的自然，便是天理，也是最大最根本的“社会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我又十分同意宁源声先生的建议了。

还是上次的一句话：能不能够是一回事，应不应该是另一回事。不要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做一些事，就认为本来就不该做这些事。

原載《羊城晚报》2011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