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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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
  来源：sohu



目前，全球化热浪席卷，信息化铺天盖地，数字化、网络化更是势不可挡。麦克卢汉1969年在《地球村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一书中第一次提到的“地球村”图景已然显现。
全球化让世界几乎缩小成为一个一体的“村落”，信息化在很快满足人们渴求信息的同时却划出了一道又一道“信息鸿沟”，而数字化、网络化让前两者愈演愈烈。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媒介所具有的强大作用，日新月异的媒介还萌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联系和人际关系。在运用数字媒介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接受教育的方式等，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进入Web2.0时代，传统文化日益受到挑战;部分青少年网络成瘾;虚假信息比较容易泛滥;“信息鸿沟”可能更加明显，面对大众的，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那么在开展和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选择和树立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其中，我们必须秉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取向，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变化中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
主动防御：“保护主义”的价值取向
各国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时间或早或迟，开展的动机和程度多有差异，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多元化价值取向。这正如马斯特曼所指出的：“在每一次媒介教师的国际集会上，每一个人重新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必须树立观念，不是单数的媒介教育，而是复数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媒介教育。”[1]
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经过80多年的倡导、研究与实践，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实践模式，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具有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
英国最初倡导媒介素养教育采取的是“保护主义”的价值取向，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商业动机刺激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往往在推销一种“低水平的满足”[2]，这种低水平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会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因此，力求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青少年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这种“保护主义”的价值取向视媒介内容为社会病毒而充斥于媒介环境中，它像真正的病毒一样呈几何级数复制并不断变异，毒害社会肌体，损害人们的身心。基于“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致力于“接种疫苗”、“打预防针”，来抵御“媒介病毒”对人们心灵的侵害和对社会的污染。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媒介病毒”不断复制、变异、暴发，随之“媒介疫苗”也会更新换代、层出不穷，由此，媒介素养教育的“保护主义”价值取向获得了多重视角的发展：保护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免受流行文化的瓦解;保护青少年，帮助他们抗拒媒介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保护国家文化、民族文化，以此来抵御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护主流意识形态，消除错误信仰和思想;保护消费者权益，抵制虚假信息的侵害;保护公民知情权，缩小信息鸿沟;保护大众理性判断力，远离媒介麻醉剂;保护媒介生态环境，防止媒介信息污染;保护人类心灵家园，清除媒介垃圾;保护弱势群体话语权，消除媒介歧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由于关乎民生和国家利益，即便在当今“保护主义”价值取向逐渐演变为“超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历史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保护主义”价值取向仍然是各国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实质性立场。
积极参与：“超越保护主义”价值取向
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单一媒介，数字化、网络化生活带给人们的媒介体验是全新的，人们对于信息的接受更多元化，选择性更多，也更具主动性。与此同时，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内涵已充分延展，“超越保护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保护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同程度地受到人们的质疑。集中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受教育者在媒介环境中获得的各种媒介经验与教育者的保护主义立场发生冲突，受教育者的日常媒介体验并非只有危害和腐蚀，更多的是媒介接触和使用所带来的快感、满足等积极的情感体验。因此，传统的审查和规范媒介信息的手段不再有效，不能再简单地把媒介视为有害和缺乏文化价值的传播工具，而应该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探寻和利用媒介的积极作用。
二是媒介素养教育不是孤立的和一成不变的，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介入媒介素养教育领域，使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充分汲取其他各门学科的养分，较好地整合人类文化发展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实现媒介素养教育应有的目标。
三是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发展，使得个体不仅能够充分接近和使用媒介，而且还可以即时进行信息传播。原来以消费为主导的受众，在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逐渐成为以生产为主导的受众，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有可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主动的媒介内容生产者。然而“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没有教给学生如何去适应急剧变化的媒介环境。
在以上三种因素的作用下，“超越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脱颖而出，媒介技术应用、媒介艺术鉴赏、媒介舆论表达和媒介民主监督等发挥媒介积极作用的主动参与式“赋权”教育价值取向获得前所未有的青睐。众多媒介素养教育者更加看重发挥媒介积极作用的因素，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探索种种新的教育途径，对媒介素养教育给予了更多新的期待，他们希望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培养具有民主精神和批判精神公民的有效途径，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新契机。更希望公民通过全方位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能够穿越媒介迷雾，看清媒介、认识社会、发现自我，从而成为一个理性的媒介人，进而改善不良媒介环境，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以人为本：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
由于媒介环境的不断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便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历程，无论是起初的“保护主义”价值取向，还是后来的“超越保护主义”价值取向，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各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进程而演进，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无限的包容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透过世界各国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要素和内在规定性，从而审视世界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趋势，探讨和分析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
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相似，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也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培养。然而媒介素养教育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培养受众成为具有积极的媒介态度、理性的媒介判断力和正确的行为动机的公民，更加看重媒介使用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媒介意识的自觉培养，同时也突出对媒介问题的思考和决策，重视对个体的媒介行为做出自我约束。因此，尽管媒介素养教育及其价值取向的内涵多有变化发展，其核心要素和内在规定性则稳定不变。无论是批判范式、文化分析范式、符号表征范式的“保护主义”价值取向，还是民主赋权、艺术鉴赏、意义生产等“超越保护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是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媒介素养教育最终的核心价值取向应该是“以人为本，树立正确的媒介观，促进媒介生态和谐发展”。
国外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内涵的演化与拓展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和研究，需要在多学科支撑下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以受众为中心，从公民视角，关注媒介及媒介生态的优化发展。现实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让受众了解媒介语言、学会媒介技术，懂得媒介特性，自觉分析媒介信息意义，利用媒介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建设。同时，在与媒介打交道的过程中，受众能够建立批判的“技术观”、“文化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而通过理性思维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介改善传播内容，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媒介素养教育，是我国当前媒介传播中亟待研究并施行的一个新课题，是提高受众媒介接受品位、确保媒介对社会建设呈良性影响的重要手段。任何媒介教育对象都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系统，生搬硬套西方媒介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是灵丹妙药，抛弃中国特殊国情的媒介教育必将举步维艰。加强媒介教育的本土化研究是我国的媒介教育能够大步向前的坚定方向，普及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关注，推进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宏伟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3]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来看，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现有的成功模式，结合实际国情，可以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媒介形式实施不同的教育方案。[4]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路径上的不同选择。以大学先入为主，自上而下是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在发展路径上的现实选择。[5]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传媒业内部将逐渐推进产业体制改革，企业主体性质的大众传媒机构日趋扩张，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媒介内容难免鱼龙混杂。与此同时，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和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态势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外资本会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传媒业，良莠不齐的国外文化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在媒介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更应该秉持“以人为本，树立正确的媒介观，促进媒介生态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在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现代社会先进的教育理念，创新并拓展本土化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和实践模式。我们坚信，媒介素养教育引导下的正确的媒介观和先进的媒介文化，必将使我们提升对媒体信息的批判思维能力，脱离技术工具的桎梏，摆脱媒介的消极影响，正确认识、分析和理顺人与媒介、人与社会、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净化、美化媒介环境，借助媒介解决人的自身问题及其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从根本上促进人与媒介生态的和谐发展。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西部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状况、问题与对策”成果之一，课题批准号：FIB040079)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西北师范大学甘肃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1]Len Masterman,“Media Education Worldwide:Objects,Values and Superhighways”,In Media Development,2/1995,p.来源新闻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