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进入方法论竞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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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新闻业进入方法论竞争时代作者：Robinhahn

［新闻札记］                     新闻业进入方法论竞争时代

韩十洲

   

·上个十年是价值观的时代，下个十年将是方法论的时代。

·记者要做“居里夫人”，更应做“门捷列夫”。

·事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解释事实。

·“时代议题”就是要为这个纷扰的时代引入新的方法论、新的视角。

·要弘扬“启蒙精神”，同时要警惕“启蒙期的谬误”。

·一边是新闻事件的过剩，一边却是新闻事理的不足。

·“独立”基本不可能，“独家”基本不可欲，基本只剩下“独到”。“独到”得靠方法论。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笛卡尔

中国的新闻业，正站在历史的转捩点。（补充：我们正在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需要与之相应的新闻方法论。）

一

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可概括为“价值观竞争的时代”，而下一个十年，必是“方法论竞争的时代”。

事实上，方法论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了。那么，什么是方法论的竞争呢？

举个例子来说吧。2011年的春天，关于“老卡”（“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卡扎菲的简称）的的新闻很热，当一些媒体人在微博上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之时，南方周末推出一篇报道《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新闻操作方法，令人眼前一亮。南方周末记者检索了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并加以统计，从“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变迁，一窥新中国外交的轨迹；并统计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人数最多的十国，以及“老朋友”被提及次数排名。

这篇报道的作者是我的学弟方可成。他在2010年4月初参与的另一篇报道《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也曾令人耳目一新。那是在唐福珍自焚事件之后，拆迁和自焚仍一个接着一个，当读者和媒体正在失去关注的“兴趣”时，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发现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从而跳出了新闻报道的“‘比惨’的螺旋”。我不由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事在日本现场报道地震时听到的一位中国同行的苦闷之词：“日本不够惨，写不出稿。”

南方周末的这两篇报道，都引入了社会学的统计方法，从而发现了新的视角，新的“事实”（新闻事实，或许可分为“事例性事实”和“结构性事实”），新的意义，这可以叫做“大数据时代的新闻学”。当然，这种新闻操作方式的背后自然也是隐含了价值观的诉求，但这比“单事件+价值观式叙事”要给力得多。

二

我个人对新闻方法论的思考可以说比较早。2008年底，我就开始兜售“新闻进入方法论竞争时代”的观点。而在2005年，我在央视新闻调查实习时就发现，舶来自“定型的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以“调查性报道”为最高指归）对于“转型的中国”而言，必要但不充分。2007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便以此为题——《转型社会中传媒的角色与功能——一个发展新闻学的框架》，基本观点是：

当下中国传媒存在角色迷失和功能紊乱现象，根源在于传统的新闻学框架已经失去了整合能力，新闻专业主义由于其狭窄的事实癖偏好也并不能堪此大任，一个有效的新框架迟迟没有提出。吸收美国后期的公共新闻学中的有益成分后，我提出了一个发展新闻学的框架。所谓发展新闻学，即以现代宪政和法-理知识作为叙事框架和组合原则，“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推进公共议题的深度讨论和理性生成，从现实性的角度而言，就是要促成共识的形成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从历史性的角度而言，就是要“重申启蒙”，通过连续而细密的技术性挖掘和价值观重塑，厘清实践中的公民权利和义务边界，重建伦理秩序和精神生活，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成功。

不过，观点的销路并不畅。所幸，2009年底，我终于说服所在单位的主管编辑一起开辟了一个栏目“时代议题”，我的新闻理念的种子才得以落进这块思想板结的土地，尽管在操作了一年多后还是被取消了。在我看来，“时代议题”具有独立的新闻样态价值，当时我在内部评报意见中说：

“时代议题”到底做什么？我总结了四个字：事“理”人“伦”。曾经事实匮乏的时代，调查性报道打天下，当事例甚至有点过剩的时候，那解释性报道就要盛行了。用我的一句话来形容：“对一个读者而言，这个时代制造了过剩的具例（事件），所以，我们要生产抽象（事理），也即思想。这个时代的资讯乱象，如同19世纪中叶，化学元素未被揭示出规律前的混乱。门捷列夫，靠的是繁复实验后的抽象，而创制了元素周期表。从此，化学元素呈现出‘秩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解释”的世界中。事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解释事实。新闻进入了方法论竞争的时代，时代议题就是要为这个混乱的时代引入新的方法论，呈现复杂性，提升理解力（破除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思维），为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准备理性基础。我们会继续张扬启蒙精神，但同时警惕“启蒙期的谬误”。只有掌握了对时代的独立“解释能力”，才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大报。（补充：而且，只有大多数民众具备了对时代的独立“解释能力”，我们这个民族才不会再次跌入“极权的漩涡”。）

事件，也即社会事态的元素（element）。记者的工作跟居里夫人的目标很像，即发现新的element并描述其性质。那么，方可成的报道和我们的时代议题，则很像门捷列夫的工作，即在对单一事件的挖掘和理解的基础上，更注重对同类事件的勾连、组织，力图揭示社会中反复出现的、连续的结构性因素，从而编制出一幅这个时代的“认知地图”，最终为纷杂的个别论争探索出一个共有的参照系。所以，在内部评报时，我也曾表达过“记者要做居里夫人，更要做门捷列夫”的说法。

需要强调的是，时代议题的确十分强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工具的运用，但并不是照搬和预制某种“理论空匣”，然后再寻找新闻事件，削足适履，截弯取直，填充，填充，再填充。而是相反，我们追求的是从事件的内部出发来“解剖麻雀”，分析，分析，再分析，寻找合适的理论解释，甚至是抽象出新的理论模型，并保持其开放性。我们的“后台总指挥”是西方的“‘分析’之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范畴论”，或者说“实践-情境主义”的视角，或者说是时空社会学等知识方法论。

此时，我不由得联想到德国的一个知识背景，“二战”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知识分子发展出的秩序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所关心的不是在现存制度中的逐步改革，而是为一个新社会奠定基础。秩序自由主义的创立者瓦尔特·欧肯认为，只关注事实，或只关注理论，都失之偏颇，而把理论和事实结合，可以开辟一个新时代；必须用理论从素材中抽象出模型，而把这些素材加以组织，使它变得有意义，但是理论也必须来自于对事实的观察，并不断地用事实加以检验。欧肯同时呼吁另一种知识整合形式——法律知识和经济知识之间的整合。他称这两种整合方式为“秩序思想”（Denken in Ordnungen）的方法。

由此，我们也可反观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失败”——由于普遍的知识学科化和中国的学术官僚化等原因，可以说，中国学者的研究与现实脱节十分严重，大多数学者只是埋头并满足于儒家式的“注经式学术”。那么，负责任、有远见的媒体，需要利用自身的实践优势、培养自己的研究和评论队伍，从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出发而实现“事实”与“理论”的妥帖结合。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之当务之急，这不仅是出于责任也是出于竞争的考虑。

三   

在我们评论部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时代议题”在2010年的表现可谓不俗，赢得了新闻界、知识界甚至是市场的认可和口碑，真的不是“吹牛”。后来，时代议题被称为“深度评论”模式，虽然的确可以从中抽象出这样一种关于评论的操作技术，但我还是很担心这一命名可能存在的“后果”。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就如“报道即遮蔽”一样，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即窄化。时代议题旨在构造一个抽象空间，旨在填补中国人抽象思维传统的匮乏，推动新建时代伦理秩序和精神生活。“深度评论”的概括，基本上丧失了这一雄心勃勃的蕴含。我们做的是“时代议题”，是志于“道”而不是“术”。

第二，“深度”这个词，在新闻学上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比如什么才是“深度报道”，至今仍众说纷纭。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深度评论”，那会更令人犯晕。那么，这种模糊性，就很难激发头脑中思维反应，使所谓的“深度评论”概念可能会轻易地从脑筋滑过，而失其“所指”，就像飞鸟划过天空，不留一点痕迹。

对于命名的后果，萨托利在“词语之战”（《民主新论》的一节）中有一个比喻：“如果观念会造成后果，词语也会造成后果，因为观念之手带着词语的手套。词语不但是引导我们顾此失彼、瞧这儿不瞧那儿的眼罩，词语还是思想的模铸者。”萨托利还进一步指责道：“在一个到处都日益受到大众传媒的狂轰滥炸、‘媒体语言’就是事实的世界里，那些相信观念的力量的人却对我们说，词语是不重要的，我们用什么词都无所谓。谁头朝下站着？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另外，对于“抽象”这个词，我也知道，一些人是不喜欢的，轻视的。据我有限的观察，不在少数的人一遇到抽象概念就犯晕。这让我不由自主地、刻薄地联想到卡西尔所说的“失语症患者”。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这样说道：“失语症患者不能再用一般的概念或范畴来思考，由于丧失了对普遍事物的把握能力，他们只得纠缠于直接的事实和具体的情景……原始人的空间是一种行动的空间；而这种行动是集中于直接的实际利益和实际需要的……人并非直接地，而是靠着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思维过程，才获得了抽象空间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不仅为人开辟了通向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的道路，而且是开辟了人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全新方向。”

事实上，现代的宪政民主政治本质上亦是构造了一种抽象空间，一种抽象秩序，一种抽象生活。美国法学理论界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凯斯·R·孙斯坦在《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中说：“在民主审议中，高层次的抽象思维应当占有重要位置。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中，其中某些最引人注目、甚至辉煌的时刻往往是在某个高级法院对某个抽象原则（如人类自由或平等）表示认可的时候。”

当然，这个“抽象空间”并不是不接地气、了无人味，而是以“人”的发现为终极旨归的“精神空间”、“信仰空间”（未必是信仰某种单一宗教）。这是“时代议题”的终极使命，亦应是时下媒体的最高使命。一位朋友在微博上问我：“我想知道你认为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宪政？如何才能有宪政自由实体？”我思考的答案是：“当大多数中国人不是那么狂热地追逐权力、升官发财，不是想当‘皇帝’，而是想当牛顿、爱因斯坦，想当罗纳尔多，想当莫扎特，想当毕加索……那我们就离宪政不远了。没有‘人’的发现而只有权力游戏的社会，宪政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地平线。”

四

所谓方法论，形象地来说，就是关于信息的信息，关于知识的知识，关于思想的思想，就是一种视角和透视法。一旦有了方法论的视野后，便有了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新闻和新闻界，就会发现，一方面我们的周围充满了过剩的新闻事例，但另一方面却又是新闻事理的不足。绝大多数新闻报道只是单一而低层次地重复，重复，再重复……乃至于许多曾经充满理想的新闻人收获的只是疲惫和厌倦，新闻记者的声誉也在呈抛物线下滑的趋势。

相比于价值观的竞争，方法论的竞争可以说是新闻竞争的高级阶段。这对新闻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知识结构上，至少是要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一个基础性的理解和把握。方可成的报道也好，时代议题也好，都只是对于新闻方法论探索的一个方面，其进一步的挖掘和提升，还有待新闻界的有识之士添砖加瓦。

方法论的竞争也回应了这样一个疑问：在当下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或者说微博时代，传统媒体该何去何从？的确，在这样的时代，信息已经不是稀缺品，新闻当事人可能更愿意通过微博来完整全面地展示己方的态度和信息，他们对媒体记者仍需要但远没有过去那么依赖了（这当然是好事儿），由此逻辑，以提供信息为己任的记者的地位下降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关于信息的信息，即通过某种知识方法论而对信息和事件的“解构与结构”，并不是人人都能提供的，这得靠专业媒体中的专业媒体人的专业性投入来产出。

媒体要是想做到“独家”已经相当难，有时即便拿到高当量的“独家”，也可能由于不“独立”而不敢报道——“猛料新闻学”的时代基本已画上了句号。既然“独立”基本不可能，“独家”基本不可欲，那媒体基本只剩下“独到”这一件制胜法宝了。“独到”就是角度，发现新角度，就得靠方法论。我个人之所以呼吁媒体人要重视方法论，除了上述的考量，还希望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稍稍削减我所深深体会到的媒体人的“新闻时效性强迫症”。一个方法论竞争的时代，也将是一个“慢新闻”的时代。新闻人除了“比快”，还可以“比慢”。借助于方法论，新闻人总是可以找到“第N+1落点”，借助于方法论，新闻人也总可以规避禁令的箍制。亨利卢斯也说过，“慢新闻”比“快新闻”更容易赚钱。一位狙击手的座右铭是：“慢就是稳，稳就是快。”

我的一个新闻圈内的朋友曾感慨地对我说，时下的价值观仍然是混乱的。的确如此，但不得不说，其中有不少是“故意的成分”，比如“五毛”、“公知”“XX”，各种“用心”，真假难辨；而这些恰恰需要通过方法论对“争议性议题”进行立体而多维的阐释才能厘清。（补充：要想把一个问题说清楚，最起码的前提就是需要厘清“概念”，而“概念”与“范畴”相连。没有“范畴”的“概念”是“伪概念”，是一种“话语巫术”，不但什么也说不清，也常被用作攻击别人的“棍子”，例如，儒家语言以及毛式语言中就含有这种“巫术性”，“极左”以及方肘子之流显然是继承了这种“巫术性”。不过，令人喜见的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魑魅魍魉迟早会现原形的。）

媒体间存在竞争是毋庸讳言的，这是好事，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对立，在我们这个向来缺乏竞争文化的国度，这一点提示貌似还是必要的。有远见的新闻人一定不会忘记，媒体间有着共同的目标，有着深层上的联盟性。在当下，新闻审查虽是个问题，这并不能成为新闻人懒惰的藉口。形势虽日趋惨淡，但仍可以说，现有的空间并没有用足，潜力并没有释放。其实，当外部约束一旦失去，新闻人也就失去了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意义。当然，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写于2011年4月，修补于2012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