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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肖像摄影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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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5 00:58:5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一百年肖像摄影的精神史
                                                 文/朱其

    摄影在十九世纪晚期传入中国,肖像摄影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从晚清的官员肖像,《良友》封面的名媛摄影、斯诺拍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工农兵半身像、劳模照、领袖标准照、以及今天各种时尚杂志的美女、明星和企业家的头像,几乎成为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公众文化的一部分。

    去年在国展的书展上,我买了一本电影演员舒适的传记书。这是一种时下很流行的通俗版的图文书,图片占三分之二。舒适作为一个在四十年代成名的演员,一生拍了很多照片,从民国、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使我感兴趣的倒不是他的电影成就,而是他一生的肖像变化。舒适在四十年代的个人照是那种典型的民国男性摄影,油光铮亮的反背头发型,面容神情气满,两眼放光,穿着笔挺的西服,一个典型的风流倜傥型的民国男影星。

    到1950年代,舒适身上还是有民国时期的优越感,但四十年代那种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气息已经没有了,穿的也是朴素的中山装,但精神气十足,具有五十年代那种社会主义纯真年代的健康向上的清教主义特征。比较让人感慨的是1970年代以后的照片,舒适经历了历次运动之后,脸的状态已经完全像一个工人,除了眼神还能看到民国的优雅。

    从一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肖像照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几经沉浮的精神史。中国过去一百年的肖像摄影史上同样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经历了多么大的人性折磨,而其中的黄金岁月居然很少。

    中国传统历来是最重视肖像的,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相面学,能从脸上读解出所有已经历过、现在的以及将要来临的富贵气和不祥的征兆。在摄影术未传入中国之前,肖像主要是绘画的形式,遗存至今的肖像主要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帝王将相、后宫贵妃以及著名文人。他们穿着官服或长衫,王侯必须气势威严而又庄重,王侯的女人必须端庄高贵,文人则要儒雅。中国的肖像画传统并不是按写实来描绘,而是要按照吉祥的脸部特征来加以美化。

    随着晚清摄影术的传入,英国旅行家、摄影家约翰·汤姆森在1862年至1972年间曾经来到中国,并为中国人拍摄了不少肖像。他后来在传记中记录了在肖像观念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冲突。由汤姆森所拍摄的清朝上层官员不喜欢欧洲人使用油画的阴影方式来表现脸部的立体感和光线的美感,中国人觉得脸上有照相机光源打上来的阴影是不吉利的征兆。这使得晚清的很多官员肖像摄影使用的都是泛白的高光照。

    中国人在晚清时期的肖像摄影大部分都是面无表情、神情严肃甚至木呐的,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底层百姓。晚清也是西方旅行家和摄影家首次大批涌入中国的时期,他们将这些中国人缺乏人性活力的肖像照带回欧洲出版和发表,无疑影响了欧洲人日后对中国人的形象的看法,比如憨厚、严肃、中规中距。

    民国是中国肖像摄影的黄金时期,在学术上可能只要用“民国摄影”一词就可以涵盖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美学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的肖像摄影又是民国摄影的一个最风情万种的黄金时期,可能直到今天都很难再越过那个时期肖像摄影中的人性魅力和社会风情。民国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肖像摄影为“名媛摄影”和“精英合影”,《良友》画报除了抗战时期和个别特刊外,在二十多年间几乎每期都使用一张“名媛”肖像照封面摄影。一开始使用电影明星像蝴蝶、周旋,后来使用了并非明星但气质优雅的“名媛”。

    民国的“名媛”主要指大户世家或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儿,她可能不像电影明星很有名,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记者或者大公司职员,甚至待之闺阁,但气质不凡。“名媛”的肖像一般风情绰约而优雅动人,《色戒》的原型郑萍如也曾经上过一期封面,她的父亲是著名文人于佑任的秘书。所谓出身大户世家的概念在民国并不是指当时的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指清末的遗老贵族和文人世家,民国社会之所以会有“民媛”群体,在于有一个自诩为贵族和文化嫡传的晚清以来的末世群体,他们不仅嫡传国学和琴棋书画,还率先开风气之先接受西方最新的文化。尽管他们不再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导阶层,但还是拥有中上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上的社会影响。

    “名媛摄影”的早期代表当然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贵妃婉容。婉容在紫禁城、天津和长春拍摄了大量的半身肖像照,她气质清纯、美丽优雅,琴棋书画无一不晓,甚至英语也非常好。她的气质集古代的典雅和现代的时髦于一身,丝毫不输给后来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是最终红颜薄命。“名媛”肖像摄影的眼神都是顾盼流离,富有韵味,有一种柔和的女人味和内敛的性感。这种性感是现在时尚杂志中找不到的。

    胡蝶、周旋等人虽然不是出身名门世家,但其气质也接近“名媛”,这可能由于电影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高层的圈子,像黎民伟这样的电影老板是跟随过国父孙中山的,一些导演像孙喻、费默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上海电影界在三十年代也是一个左翼成为主流的先进文化群体的聚集地,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明星具有现代都市新文化和新女性的气质。今天的电影女明星的气质大都太风尘和江湖,跟民国女明星差得太远,这可能跟电影圈的男人素质有关。

    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另一大高峰是“精英合影”。尽管集体合影之风晚清就已开始,这符合中国人的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的传统:集体同在的文化根性。但民国时期的“精英合影”更令人叹服,从蔡元培胡适的自由派文人、黄宾虹的文人画群体、毛泽东周恩来的共产党群体,甚至黄金荣杜月生的帮会群体。民国“精英合影”的一大特色是站位成散状,比如在一个花园假山石背景下,有的人站在假山上,有的人站在水边,前后左右站的自由散漫,每个人姿势各不相同,跟解放后的单位合影那种严密的一排排秩序化的排列显得组织纪律性特别强,这种纪律性很强的合影在晚清政府的合影中出现过,比如福建水师学堂的合影,留美幼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民国时期的精英文人以自由民主、大义救国为己任,那是一个标榜个性、破除旧文化的年代,“精英合影”的魅力还不仅在于散状站位的自由派文人和革命者的相处状态,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主要体现在那个时期的人性魅力,那个时期的文化和政治精英还没有像1949年以后背负着意识形态的沉重约束,他们身上一半还处在传统之中,有一种儒家或使命的自律性在内心,并且文人、名媛、精英的脸上都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沉着和满足感。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的帮会领袖像黄金荣的肖像看上去也是气定神闲,章法有度,颇有文人气息,这也不是现在的黑社会老大所能相比。

    我最近发现一张1930年代上海美专董事会成员的合影,照片上除了有海上画家刘海粟之外,居然还有黄金荣、杜月生、喻洽卿等上海三大亨,以及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那张照片还有黄金荣的毛笔字题签,黄金荣还居然有一手好书法。民国时期精英群体流行在肖像照上题签赠言作为礼物的时尚,甚至像少帅张学良都有这种嗜好。个人的肖像摄影经过名摄影师和照相馆的拍摄,精心洗印装裱后,用毛笔在照片上题写赠我友某某,不失为将中国传统和摄影时尚结合的一种新文化。

    1949年之后,所有文人、政治家和世家贵族都被打倒,取而代之的只有工农兵学商等劳动者和干部两种主流角色,大家拍肖像照都是穿着一律中山装或白衬衫,都是劳动阶级的朴实的笑容,都是一样的群众气质。文革期间的肖像则都是一幅红卫兵、工人造反派的打扮。那个时候仿佛又回到了晚清穿马褂留辫子的时代。中国人在民国时期的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风情荡然无存。

    摄影史不得不承认一种矛盾的历史现实,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民国,一个是摄影中的民国,另一个是现实中的民国。摄影中的民国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中产阶级、精英阶层、新文人、名媛、末代世家的充满文化底蕴和富足风情的社会生活,从照片上就像一个欧洲社会的中国版。而现实中的民国却还存在着镜头之外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底层民众。正因为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才导致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狂潮。才导致革命的洪流不仅推倒了政治和资本的不平等,甚至还将民国掌握文化血统的中上阶级一棍子打倒,造成中国至今还达不到恢复文化和时尚曾经在民国达到的高度底蕴和灵魂。

   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肖像摄影又开始出现本能的复苏。比如大家开始穿不同颜色的毛衣,女孩喜欢用一个手指点自己的脸颊,这很像大家现在做出的V字手指,好像不做这个动作就显得不时尚。到1980年代肖像摄影开始多元化。八十年代流行作家、电影演员和学者的风格,1990年代以来则流行模特、美女、明星的肖像模仿,中国明星学好莱坞、港台和韩日,普通年轻人则学时尚杂志的明星形象。随着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入,成功企业家和高级白领的肖像摄影也开始模仿明星摄影。

    与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肖像摄影时尚中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底气不足和浮于表面,甚至还比不上民国时期的黑社会老大那样的气定神闲,内心章法有度。从1949年到文革前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不仅要背负起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还要彻底抛弃任何可能的人性享受。这种状况的心理惯性可能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尤其是现在的中国重新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一个无规则游戏和浮躁的时期。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成功者,似乎也做不到气定神闲,自律自足,各种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倾袭而来。

    主流社会的人群凡是获得利益者,都不得不做一个双面人,应付表面的时尚和社会表演,这使得今天中国的肖像摄影是一个人人模仿明星的公众表情,缺乏真实流露的人性。而这一模式可以从斯诺那张著名的毛泽东戴红军帽肖像溯源,斯诺的毛摄影在1949年以后被经过不断的着色和修版,直到变成一张完美的红军领袖毛泽东,仿佛一切已经是天命。而实际上那张原照上的毛泽东当时面容憔悴,两眼倦态。修饰政治和社会形象在1949以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手段,而这种政治传统开始不知不觉传递到人民大众的潜意识之中,尽管中国正在进入消费社会,但这种肖像的政治潜意识依然没有消失。

     2008年1月18日写于慧谷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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