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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及影响因素 张志安 沈菲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传播系） 【论文摘要】本文是首次针对国内 [1] 调查记者群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的一部分，旨在了解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全国范围内259名调查记者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整体比较低，约46%的调查记者表示，5年之内会不再从事一线调查记者的工作；年龄越大、工作时间越长、对工作协作关系越满意、自主程度评价比较高的调查记者，相对来说，更具有对调查报道的职业忠诚度；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者尽管数量较少，但其职业忠诚度要高于市场化都市报或精英报纸。 【关键词】调查记者 职业忠诚度影响因素 一、研究动机、目的及方法 职业忠诚度反映着从业者对所在组织、所处行业认同和喜爱的程度，往往具体体现为其继续从事该职业的意愿。研究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能由此看出其对具体职位和工作方式的满意度，也能间接反映其对工作满意度、行业认同度的评价状况。本文试图考察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问题包括：中国调查记者整体的职业忠诚度状况如何？调查记者职业忠诚度的跟一般从业者相比有何异同？哪些个体、组织或社会因素会显著影响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如何强化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专业化水平?。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辅之以深度访谈法，结合量化和质化数据，来深入考察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作者2010-2011年实施的国内首次针对调查记者群的全样本问卷调查 [2] ,该项目主要考察调查记者群体的职业意识、社会关系网及生存状态。结合国内新闻行业状况、调查记者队伍规模及其新闻生产实践的特点，我们将大陆调查记者的样本标准确定为：一半以上工作时间从事调查性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财经等领域的负面题材为主，多关乎公共权力滥用，有被遮蔽的真相要记者进行突破调查，特稿记者、对话记者等不算在内。 鉴于全国调查记者人数并不多，我们的研究采取“总体普查”的方式，而非“抽样统计”的方法。数据收集时间为2010年9月24日至2011年3月14日，历时约半年。我们先用4个月左右时间建立报纸和杂志调查记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库 [3] 。第一稿名单包含19个省市自治区72家媒体的293位记者。数据收集过程中，添加41位记者与8家媒体，记者样本总数确定为334位，其中259名记者最终接受问卷调查 [4] 。 调查结果显示（张志安、沈菲，2011）：国内调查记者中，男性占84%，女性占16%。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约有76%的调查记者年龄在35及35岁以下，50岁以上的不到3%。几乎所有调查记者都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76%左右的为本科，拥有硕士或博士等研究生学历的有15%左右。湖南与河南籍贯的调查记者最多，约有14%的来自湖南，13%的来自河南，其它比例较高的省市依次是安徽、湖北、四川、河北、山东、福建、江苏、辽宁和浙江。 我们在问卷中使用以下问题来测量忠诚度：“未来还准备从事多少年的调查记者”，并提供了6个选项，即：（1）0年（即正在另谋出路）；（2）1-5年；（3）6-10年；（4）11-30年；（5）做到退休，一直做；（6）不确定。其中，前4个选项均为给出具体从业年数，第5个表示终身从业、直至退休，具有极强的忠诚度，第6个表示迟疑和观望态度、尚未有明确决定。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意义 总体上看，关于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职业忠诚度的量化研究成果非常少，过去十年仅少数学者对一些区域的新闻从业者进行过相关调查（陆晔、俞卫东，2003；吴飞，2006）。上海地区的调查显示（陆晔、俞卫东，2003）：75.3%的新闻工作者表示“五年后愿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其中，76.5%的人表示还会继续在现单位工作。比较而言，三类媒体中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从业者比例自高到底分别为：电台从业者（77.5%）、报社从业者（77.3%）、电视台从业者（66.2%)。浙江地区的调查发现（吴飞，2006）：有72.4%的新闻从业者表示5年后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报纸媒体从业者（76.0%)比广电媒体（63.5%）要高。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从业者中，有79.4%的人愿意继续留在本单位。由此可见，浙江和上海地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比较高，皆有7成以上从业者表示未来5年还将从事新闻工作。这个比例跟兰州地区一项针对网络编辑调查的结果大体相仿，“七成的受访者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网络编辑职业矢志不移、尽职尽责”(余芬芬、张萌，2011：197)。 从趋势来看，研究成果表明（高传智，2007:92），伴随媒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升级，电视行业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有所降低，一线新闻队伍的流动过于频繁。“即使是有的名牌栏目，一年的人员流动也可能达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一线新闻队伍的流动，呈现出相当的低层次、高频率流动特征”。同样，一项2009年进行的调查（陆高峰，2010：40）表明，报纸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较过去有所降低：超过六成从业者表示如果有机会转换工作。“62%的从业者表示如果有机会考虑转换到其它行业，而明确表示不会的仅为12%。另有26%的从业者对于如果有机会转换工作是否会转换持待考虑态度。” 哪些因素会影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呢？陆晔、俞卫东（2003）研究指出，从业时间在10-25年之间的新闻从业者群体职业忠诚度最高（比例在80%以上），有中级职称者职业忠诚度最高（85.4％的中级职称者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新闻专业出身的人(78.7%)较之其他专业的职业忠诚度更高。此外，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从业者，总体上对其社会地位的评价（7.16。1-10级量表，1为很低，10为很高）要略高于那些不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同行（6.92）。吴飞（2006）的研究也发现：职称和职务较高的新闻从业者，更多的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此外，年龄越大、从业年限越长、收入水平越高的从业者越是倾向于留在本单位继续工作。 此外，有研究认为（梁涛、李尤，2010：72）：主流媒体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会略高于非主流媒体从业者。“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已经都得到了满足：他们不用为生计发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流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忠诚度极有可能已然高于企业忠诚度”。 以往研究中，尚未有专门的文献探讨调查记者群体职业忠诚度。不过，作者（张志安、沈菲：2011）在描绘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时，曾简略介绍调查记者群较低的职业忠诚度：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总体上看，调查记者们吃的是“青春饭”。因此，本文是第一篇以问卷调查法专题探讨调查记者职业忠诚度的论文，也是少数按照报道领域为划分依据、专门探讨某个职业群体职业满意度的论文，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均具有创新性的贡献。这项成果不仅有利于深化新闻从业者领域的相关研究，也有利于整体把握调查记者群乃至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和心态。 三、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及影响因素 表一：调查记者职业忠诚度情况分布表 据统计，调查记者队伍平均从事新闻工作8年（包含调查记者经历），从事调查报道约5年左右。50%以上的调查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是6-10年，30%不到的调查记者从业1-5年，15%的调查记者从事了11-15年的新闻工作。 那么，他们“未来还准备从事多少年的调查记者”？结果显示：约46%的调查记者（包括选择0年和1-5年）表示，5年之内会不再从事一线调查记者的工作，比如转行去当编辑、换个报道领域做记者或者跳槽从事别的行业工作。有13.1%的调查记者表示还将做6-10年。我们将这些给出具体年数的调查记者，算作“有限忠诚者”；此外，29%的调查记者表示“不确定”，属于“犹豫不定者”；值得注意的是，调查记者队伍中还有一小批“极度忠诚者”，约6.6%的调查记者（共17名）表示将“做到退休，一直做”调查记者。如果加上愿意做11-30年的4.2%，则表示有1成以上调查记者愿意再干10年。 表二：调查记者职业忠诚度回归分析 | 愿意继续从事调查记者的具体年数 【有限忠诚者】 模型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x & Snell R2: .171 Nagelkerke R2: .466 | Cox & Snell R2: .111 Nagelkerke R2: .159 |
我们将基本人口特征、工作经验与专业背景、择业动机、媒介角色认知、新闻价值认知等作为调查记者的个体变量；将工作满意度评价、专业自主程度评价作为组织变量。那么，个体变量、组织变量与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由于职业忠诚度的测量选项并不是简单的连续变量，我们使用三个回归模型来检验职业忠诚度与以上自变量的关系。对于所有给出具体年份范围的个体(n=166)，我们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1）；然后我们使用逻辑回归模型来发掘极度忠诚者与其他个体(包括回答具体年份范围的和回答“不确定”的记者)的异同；最后我们使用逻辑回归模型来发现犹疑不定者与其他个体(包括回答具体年份范围的和回答“做到退休，一直做”的记者)的异同。 1、对提供具体年份答案的“有限忠诚者”而言： 年龄越大、新闻工作经验和调查记者工作经验越丰富，越具有“有限忠诚者”特点。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调查记者反而更容易放弃做调查记者。 有倡导驱动理念强烈的调查记者，也容易放弃直接从事调查报道。究其原因，或许主要有亮点：一、越重视倡导功能的调查记者，越容易对调查报道实际能发挥的作用感到失望；二、重视倡导作用的调查记者，多从事社会、法治题材报道，风险往往更高。由于经受较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他们从事一线调查报道的持续动力相对也比较小。 对于工作非物质回报和协作关系回报满意的记者，愿意从事更久的调查记者。一方面这体现了“知足常乐”的心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同事协作是调查报道应有的生产机制、也是调查记者增强对单位和职业忠诚度的积极影响因素。 此外，对职业自主程度评价高的调查记者，越愿意从事更长时间的调查报道。自主性（autonomy）是新闻生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取决于外部监管政策的严苛与否和记者个体的独立判断和报道意识。 2、选择“一直想做到退休的人”的“极度忠诚者”：与其他人相比，少量的“极度忠诚者”，比较年轻、新闻工作经验长但调查记者工作经验不多，倡导驱动理念不强，他们更认同媒介的“解释政府政策”角色，而对“信息传播”角色认同度不强。一般来说，党报机关报的记者比较认同“解释政府政策”功能，其职业安全感也相对比较强烈，选择“一直想做到退休”可以理解。此外，“极度忠诚者”更认同新闻价值认知的“专业主导”。比其他人对非物质汇报更满意，但对工作协作与关系却不满意。 3、选择“不确定”的“犹豫者”：与前两个模型相比，这个模型的预测力不强。与“极度忠诚者”与提供具体年份答案的“有限忠诚者”相比，“犹豫者”更强调专业主导的新闻价值。 表三：媒介类型与调查记者职业忠诚度的关系 由表三可见，党报机关报调查记者的忠诚度最高（9.1%），新闻杂志紧随其后（6.7%），而市场化精英报（7.8%）和市场化都市报社则排名最后（5.8%）。究其原因，主要因为：一，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者相对比较另类，在宣传文化占主导的报社中更多偏向追寻新闻专业主义，因此不太可能转到媒体单位的其它部门；二则，他们受体制庇护和依托行政权威，相对来说，报道风险不那么大，采写过程中跟受访者或当地政府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也比较小；三则，党报机关报的员工，一般多有事业单位编制，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等也相对比较稳定和理想。这点跟之前针对普通新闻从业者的调查结果相吻合（梁涛、李尤，2010），这大概也是他们对调查记者行业具有较高忠诚度的主要原因。 表四：调查记者所在地域差异与职业忠诚度的关系 [5] 对于给出具体年数的“有限忠诚者”来说，浙江和河南调查记者的忠诚度比较高，而广东湖南、上海较低。针对要一直做调查报道的“极度忠诚者”，广东、上海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13%和9.4%。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的调查记者虽然“继续从事调查记者年份的平均数”比较低，但填写“做到退休，一直做”的比例却最高，而填“不确定”的比例却最低。可见，广东是中国新闻业比较特殊的地区，调查记者的转行率高，但同时也有一批对新闻有热情追求的调查记者重新投入到队伍中来。 四、结论与探讨 根据上文研究可见，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1、继续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仅一半左右，可见，其对记者岗位的职业忠诚度比较低；2、年龄越大、工作时间越长、对工作协作关系越满意、自主程度评价比较高的调查记者，相对来说，更具有对调查报道的职业忠诚度；3、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者尽管数量较少，但其职业忠诚度要高于市场化都市报或精英报纸。 调查记者对这个行业较低的职业忠诚度，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资深调查记者人才的流失，调查记者队伍整体水平难以持续提升，调查记者圈的职业倦怠情绪比较浓厚，等。如同一位调查记者所言 [7] ，“都很悲观，都很压抑，打篮球、找几个小孩踢足球，西湖边养着，调节一下。要么找几个朋友说。或者喝酒，几个兄弟采访完了，不走了，呆两天，喝醉了，回去睡觉。” 今年9月，曾因在全国率先披露三鹿奶粉质量问题而知名的《东方早报》调查记者简光洲离职，他在微博中也将离职原因指向新闻理想的破灭：“在《东方早报》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去年，他在接受深度访谈时，就提到“转行是迟早的事情，我估计再做5年差不多了，那时候40多了。”当时，其列举的困惑主要如下 [8] ： “中国的媒体环境，毕竟很差。激励性的制度有问题。经常会焦虑。很多事情报道不了。职业的焦虑也会有。《东方早报》这个平台，还不够理想，整个报社平均工资6000元不到，工资不高。首席记者享受副主任级别待遇，也不是很好。我觉得问题在于：记者站的记者拿的工资都没有主任高……我们这边实行包干制，部门10个人，大家平均工资6千元，你这个月总共就是6万元，你钱多了，他就少了，这叫成本总控。我希望体制能够维护记者的尊严感和收入体面感，可以保障记者尽量不转型。” 借助深度访谈资料，我们可以更细致地分析影响调查记者职业忠诚度的原因。最近，在调查记者圈内具有较高认可度的《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副主任龙志跳槽去了网易，担任UGC（用户生产内容）中心总监。之前，他在接受访谈时提及身为调查记者面临的三项困境 [9] ，而其他不少受访的调查记者也都表达了类似的埋怨： 一、严苛的新闻管制环境。“我觉得，（新闻）环境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好。刚开始，我们是坐井观天的青蛙，以为天只有那么大，爬起来发现空间大了，但其实还是在这个控制中。外部控制的弹性也在增加，其实没有本质的改变。”“管制依然有效。就看它什么时候拿出来治你。” 杭州《青年时报》的1名调查记者认为 [10] ，严苛的新闻环境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媒体生态环境和舆论监管环境的不好，从而影响到报社的生态，然后会影响个体记者。比如调查记者待遇不如人，经受考验很多。经济上也不好。做记者的，真正支撑自己在往前走的是新闻理想和热情。” 二、较高的新闻职业风险。调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经常面临被打、被扣押等风险，但报社无法提供足够的庇护。“报社为了避险，不会用自己的版面为本报记者维权。凤凰跨桥事件报道的时候，《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瞭望东方周刊》、《经济观察报》5家媒体记者都被打了， 包括我在内，但这几家媒体都在观望：你们发我们就发。结果都没发稿，只有《财经》发了报道。”杭州《都市快报》的一位调查记者说：“做了很多年的记者，身心疲惫。出了事儿，报社不会帮你挑担子……今年（2011年），深度记者跳槽和转行的很频繁，要么换单位还做调查，要么改行，要么报社里做官。” [11] 三、不尽合理的薪酬体系。谈及作为调查记者的无力感，他说：“主要看个人。一个是你自己受到很大挫折。比如，家里人生病之类，需要很大一笔资金，但拿不出来，就很无力。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做完邓玉娇案的报道，我的姨夫和祖母相继过世，农村办丧事需要花钱，想为家里出钱，发现拿不出钱来。当时，就觉得自己这几年在干嘛呢。”《东方早报》原记者周文天也曾这样解释记者们离开这个行业的原因 [12] ： “中国记者，尤其是做调查和突发事件报道的，在年轻时靠这项职业维持生计。用‘廉价劳动力’来称呼他们一点都不夸张......记者梦就像毒药一般让人上瘾。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却耗费光阴孑然一身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位记者能够最终走到自己退休的年纪，当然，这也因为出版媒体不再需要老一辈的记者或许他们会因为劳累过度而不幸死亡。” 除了上述原因，调查报道本身的生产机制和报道特征，也比较容易让记者感受到更强烈的孤独感、焦虑感或悲悯感。如《财经》杂志1名调查记者描述 [13] ：“做这个职业，经常会有‘孤独感’。出去采访很多时候一个人，比如到广州跟福建调查假烟走私，一个人在那里调查采访，10多天没见过一个熟人，半夜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迷糊一会才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尤其当时情感方面的问题，更加在某些瞬间很崩溃和脆弱，没有根，家在哪里。” 整体上看，影响调查记者职业忠诚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外部因素来自比较严苛的新闻监管政策，导致他们耗费精力采写的调查性报道无法公开发表。此外，在采访过程中遭遇的职业风险，也会给他们带来心理压力；内部因素，则主要来自组织内部自我审查的压力、孤军奋战的寂寞、付出与回报不够对等的薪酬体系和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等。相反，如果一个媒介平台能够在对抗外部压力和解决内部问题之间取得平衡，则身处其中的调查记者更具有职业忠诚度。财新传媒的一名调查记者这样描述所在的平台 [14] ： 财新传媒是一个比较“爽”的平台：一方面它抗打压能力比较强，大家都很专业，新闻专业主义比较看重，在这个团体不那么“江湖气”，是比较纯粹的团体，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另一方面，可以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去专心做个题目。这边，也有考核，但相对宽容，它相信你花时间去做一个题材……虽然有科层制，但同事交流比较顺畅。 继续做多少年调查记者？没想过，这是我很热爱的一份职业，不是往脸上贴金。如果人生没有大的变故，我会继续做下去。比如，刚才强调的职业精神，有个同事段宏庆（财新编委），去耶鲁访问，回来后突然当一线记者了。他说：“我去跟《纽约时报》专栏记者交流，他们都40-50岁了，还在一线做呢，不像中国很多记者都在吃老本。他受到启发，现在也要写稿子了，要去一线去延长职业生涯。记者在一线，会比较好玩，（有时候有受虐倾向）这是职业倾向，我会继续从事。 有学者建议（吴飞，2006：156）建议，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要从增强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入手，如“新闻媒体就要给新闻采编人员提供更多的学习培训机会 ，在组织内实施内部流动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体系,营造适当的管理风格并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尽量保证员工的就业安全。”针对新媒体时代如何提升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另有研究者（姜曦、吕娟，2010）提出一些对策：制定短期和终身的职业规划、开展各类业务培训及自身文化提升、实施科学量化考核和合理的绩效奖励、发挥团队领导力的榜样作用等。 不过，从上述分析看，这些组织内部要素的改善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整体新闻环境的放开：给予调查记者以比较自由、开放的报道空间，同时用法律体系和薪酬体系的健全给予这个群体提供足够的保障。只有这样，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才可能会有所提升，这个职业圈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才有所可能。 【作者简介】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媒体与传播系助理教授。 【项目说明】本文也属于200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深度报道史（1978-2008）：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9YJC860005）。 【引用说明】本文首发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月，P54-59。 【参考文献】 高传智（2007）：《分裂：九十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图景》，《新闻大学》第3期：4，88-94。 姜曦、吕娟（2010）：《新媒体时代的职业忠诚度》，《今传媒》第9期：122-123。 梁涛、李尤（2010）：《媒体人才的职业忠诚度和企业忠诚度：以<</span>财经>人事地震为例》《青年记者》第6期：72-73。 陆高峰（2011)：《报人从业生态急需“绿化”：报业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传媒》（8）：38-41。 陆晔、俞卫东（2003）：《传媒人的职业理想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二》，《新闻记者》第2期:8-11 余芬芬、张萌（2011）：《兰州市网络编辑的职业认同状况调查》，《新闻世界》第9期：196-197。 吴飞（2006）：《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忠诚度》,《浙江大学学报》7月：149-157。 张志安、沈菲（2011）：《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第10期：51-55，73。
[2] 该项研究由香港城市大学资助，经费编号SRG-7002540和CRG-9610225。项目负责人沈菲，项目合作人张志安。感谢全职研究助理黄缨杰小姐为本项目付出的辛勤劳动。
[3]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建立及调整名单：（1）根据可能发表调查性报道的媒体类型，建立媒体名单库，然后请媒体负责人提供记者名单及联系方式；（2）结合不同区域，邀请该区域内具有较高威望或影响的调查记者，对该区域的调查记者名单进行确认；（3）针对国内绝大多数调查记者经常、集中使用的网络QQ群（小刀群、深度报道联盟等），对群内记者进行复核及补充
[4] 在我们联系的334位记者中，47位谢绝填写问卷（以隐私考虑、时间压力等为由）或同意填写却最终未返回问卷，28位记者被定为“非调查记者”（如在调查进行时不再从事调查报道或偶尔从事调查报道）。约17%的调查记者很快完成并返回问卷，约27%的调查记者被催促了1-2次后完成了问卷，约55%的调查记者在被催促了3-5次后完成问卷，可见他们的日常工作压力的确很大。总体上，平均每位调查记者花了4个星期填写及返回问卷（电子邮件方式）。最终，我们成功调查了259位调查记者，占符合调查记者标准的样本的84.6%。我们对谢绝参加或未作回应的47位记者做了简单统计分析，发现这些缺失样本不会有系统性偏差，即：我们倾向于把缺失样本当作随机缺失处理，参加调查的259位记者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5] 因有的省份调查记者的数量小于10个，因此这些省份这项分析中被排除在外，因为人数过少的省份的均值易受个体影响。N指所在地的调查记者数量。
[6] 指记者被派驻的分社、记者站地区，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
[7] 访谈资料：《都市快报》调查记者冯志刚，面访，2011年6月15日，杭州。
[8] 访谈资料：《东方早报》首席记者简光洲，面访，2011年6月16日，上海。
[9] 访谈资料：《南方都市报》深度部副主任 龙志，面访，2011年6月5日，广州。
[10] 访谈资料：《青年时报》调查记者林卿颖，面访，2011年6月15日，杭州。
[11] 访谈资料：《都市快报》调查记者冯志刚，面访，2011年6月15日，杭州。
[13] 访谈资料：《财经》杂志记者欧阳洪亮，面访，2011年6月20日，北京。
[14] 访谈资料：《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庞皎明，面访，2012年6月19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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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5 01: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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