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人物通讯要有理性和体现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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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通讯要有理性和体现人性

——评关于军医吴孟超的四篇通讯

                                                                                                             陈力丹

我国很多报纸在2011年4月26日这一天，同时发表了各自记者写的关于军医吴孟超的长篇通讯。显然，这样规模化地报道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是一次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当我把手里有的《文汇报》、《京华时报》、《新京报》、《法制晚报》关于吴的通讯的报纸版面用PPT展示给本科生看时，课堂上不由地发出一阵轻微的惊讶声。这四家报纸关于吴的报道的标题分别是：

《文汇报》头版真头条的主标题《“手术室是我这辈子的战场”》，副标题比较长：“年届90的吴孟超院士，昨天又完成了两台连台手术。他说，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为了入党誓言和从医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该报9版关于吴的通讯为单句主标题《吴孟超以心灵温暖心灵》；

《京华时报》的通讯为单句主标题《医者吴孟超：开刀是我的爱好》；

《新京报》的通讯主标题《军医吴孟超：我的敌人就是肝癌》，副标题“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被朱镕基称为‘国宝’，89岁的他仍活跃在手术室”；

《法制晚报》的通讯，肩题“年近九旬‘宝刀不老’神奇手指‘摸着就能做手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主标题《倒在手术台上是最大的幸福》。

让人无法接受的90岁老人为别人做手术

现在的本科生已经是90后了，他们看到这一组通讯标题不由地发出一阵惊讶声，说明这些通讯的标题“导向”与他们的认识差距过大。问题当然不在于吴，而在于我们的记者和编辑思维陈旧，尚不能依照当代的主流价值认识和道德标准来叙事。

从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来掂量“90岁老人一年为病人做颇为复杂的肝癌手术200台”这个事实，有点理性和人性的人会审慎行事，至少不宜毫无保留地赞美这个“奇迹”。人有生命周期，90岁高龄的老人，早该颐养天年了，如果一个90岁的人为我或我的亲属开刀，即使他的医术很高明，我也会很不放心。估计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对于老人本身，对于病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写文章要有基本的社会衡量标准，不能为了宣传某个东西不顾及一般人的常理。即使他本人愿意做，而且身体尚好，也不宜突出这样的事情。

同时，得知这个事情的人也有权利质疑吴孟超单位的领导：你们怎么能够让一位年届90的老人仍然每天上班，而且几乎每天做连台手术呢？从中国人的道德传统角度看，这样的事实是不宜大力宣扬的。面对这位可敬、可贵的老人，单位的领导应该在生活上给予最高级别的照顾，同时要千方百计地让老人的医学遗产传给下一代人。老人最大的心愿，恐怕不是多做一台手术，而是他的专长能够最大限度地留给后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报道，才是既理性又人性的。

特别是《倒在手术台上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标题，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人性。吴本人可能真的说过，那是他对自己职业的钟情和热爱，可以理解，但作为传媒的记者，你是把关人，要有分寸的把握。宣传性的新闻通讯的作用，无非是要提倡某种精神，但把“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最大的幸福”作为传播的核心观点，谁能学，谁敢学？何况倒在手术台上可不是单纯个人的事情，还有连带的病人呢！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文革”时期典型人物通讯的特色之一，追求把事情、观点说绝了，语不惊人誓不休，当年就遭到读者的私下嘲笑。这种思维30多年后再现，需要我们好好反思一下，这是为什么？

一位本科生评价这段话说：“这虽然是出自吴孟超本人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疑作者的价值倾向，就是鼓励大家都在工作岗位上奋斗到人生的最后一秒，否则你的一生就不是幸福的。”

深入采访的好传统没有继承好

既然是通过新闻传媒来宣传，那就要遵循胡锦涛说的，“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把人物通讯的新闻价值体现出来，通过新闻的形式达到宣传的目的。但从这四篇通讯看，基本没有时效（时间跨度68年）、没有主体事实（从工作到吃饭睡觉，甚至睡觉的钟点、饭量、酒量都写到了），没有提炼出能够统领通讯的主题。同时，有的通讯还存在政治化的“装靴戴帽”现象。

四篇通讯中，三篇的主题用一句话概括，即他爱好开刀。动手术是吴的职业，把某人喜欢自己的职业作为人物通讯的主题，等于没有主题。《文汇报》的大标题似乎有主题，但文章从六个方面写吴，事无巨细，几乎什么都写到了，“心灵温暖心灵”这个主题，看完了全文也无法强烈感觉到。

所有的作者显然都旁观了4月16日吴做手术的全过程，可能是受这唯一看到事实的影响吧，九旬老人做手术都成了通讯作者们着力渲染的，作者们顾不上想想这个主题是否适当。更有意思的是，读了这几篇通讯，除他做了1.4万台肝癌手术、除了他方方面面做得很好的琐事外，我不知道吴的基本情况，他从哪里来？基本的社会经历，怎样走上了学医之路，什么时候入的党，他因什么成果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等等。这些新闻的六个W，必须交代的，却大多在通讯里没有交代。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一个90岁老人仍然每天上班做手术，他是个好人。

通过这些通讯，我可以感受到吴是一位有各方面特色的好人，但无法聚焦：他是谁？当年的雷锋，有明显的聚焦点；80年代北京的报纸报道一位公交车女售票员，标题至今我清晰地记得：《一路微笑》。当年报道人物的记者，与报道对象相处多日，真正熟悉了，才可能提炼出适合当事人的通讯主题。而这次关于吴的报道，似乎只是一次性的集体采访，听听看看吴说了什么和正在做什么，加上官方提供的文字材料，回去就各自写文章了，一写就是上万字，一两个整版，几乎把知道的东西全搭上去，这是造成通讯没有真正主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采访的好传统，现在还有几个记者在继承？

生硬的政治套路遗迹

吴孟超是医生，不是政治家。他的党员身份只是他很多身份的一个，这几篇通讯的目的之一，是宣传共产党员模范作用。其实，只要在某个地方说明他是共产党员就可以了，用不着刻意着墨，否则弄巧成拙。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只在第一句里提到他是加拿大共产党（毛选第二卷第一版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后改）党员。然而全文下来，读者自然能够将白求恩的政治身份与他抢救伤员、对技术精益求精联系起来。采用政治标签式的方法，用单一因果关系说明问题，效果常常是相反的。

《文汇报》头条消息的副标题中“为了入党誓言和从医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把政治与从医搅到一起，很难令人信服，世界上不是共产党员而医德高尚的人有的是。《文汇版》通讯版的中心位置，安排了通讯中没有的一段文字：“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而从医，让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这段话可能他说过，但报道与否，传媒是把关人。这段话逻辑上不能构成必然的联系，发表出来给人的印象只有一个：蹩脚的政治宣传。

吴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中走过来的人，他的词汇中习惯使用敌人、战斗、战场、最大幸福等等，带有过去时代的痕迹。记者采访有闻必录，但是写作和发表就要考虑现在的时代背景，不宜使用他的原句，在征得他同意的前提下，要改换为当代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例如《京华时报》的通讯和通讯的提示框中突出告诉读者，“他视毛主席为‘心中的红太阳’”。这显然是不妥的，与党的宗旨相悖，也没有必要提及。

文学方式描绘科学要谨慎

吴孟超是外科医生，做手术是严肃的科学技术事项，采用文学的笔调描述科技，要十分谨慎。《法制晚报》肩题中的“宝刀不老”、“神奇手指”，行文中“他是一位医术高超的神刀手”等等，不宜这样讲。

《新京报》的通讯这样描述吴决定从事肝脏外科的那一刻：“当裘法祖[吴的老师]说道中国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时，吴孟超忽然眼界大开，手术刀似乎成为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与一个个庄严生命的联接。”关于吴做手术，该通讯这样描绘：“在这里，手术刀会悄然割掉肿瘤，无声无息。在这里，手术成功的病人脸色会逐渐红润，原本僵硬的肢体会重新恢复活力，富有弹性。在这里，生命延续时刻提醒着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文汇报》的通讯这样描述吴90高龄坚持做手术：“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

动手术是严肃的科学技术问题，不宜用文学想象和打仗做比喻。

值得肯定的一点

尽管对这几篇通讯有很多批评，但与过去的报道相比，这几篇通讯还是有进步的，即没有把吴孟超写成神。各报的通讯，写出的这个人，仍然是生活中的人，他的老人的特征写得颇为明显，缺点是没有从一般老人的特征中抽象出“这一个”。各家的通讯写了很多吴的生活细节，是贴近生活的，问题在于没有从中提炼出适当的通讯主题。虽然有的通讯多少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但与过去同类的人物通讯比较，还是少多了。

    深入采访、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站在当代的高度、记着新闻写作的基本要领，是以后写好人物通讯必须做到的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