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能假装从容

jssh365

我怎么能假装从容

许知远

      

      林肯・斯蒂芬斯在十月革命之后前往了苏联，归来后他说了那句影响了几代人的名言：“我已经到过未来，而它看起来挺不错。”

     这种判断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像是个笑谈，自从1917年以来，几代知识分子都是苏联进行的社会实验的情感与理智的俘虏，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丑陋的统治视而不见。但是在回望这段历史时，我们却似乎很难仅仅用“缺乏头脑”来形容他们。
     半个世纪前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乌托邦的渴望，到今天都变成了强烈的反乌托邦情绪。
     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悲惨的社会实验，如今都变成了攻击乌托邦式理想的取之不尽的弹药库。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放弃了理想主义，因为你看，它不是已经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吗？但是，我已经开始怀念那些左派人士了。中国那些被攻击为激进左派的红卫兵，或是教条主义者，所带有的蒙昧的色彩要远远高于他们的左派立场，如果你说红卫兵的因为巨大理想导致了社会灾难，你恰恰错了，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那哪里是什么理想主义，不过是一种被利用的青春激情，真正的理想主义是在面临种种选择时，主动了选择了其中一种，而不是被动的被灌输。我们又能将文革视作西方意义上的乌托邦实验呢，它更像是中国历史命运的再现，庸庸大众被告知用生命堆建长城，开凿大运河，创建太平天国式的世界……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是一个寄托人们希望的世界，它或许永远不能实现，却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引诱者，驱使人类改善自身，赋予现实生活以意义。在经过20世纪的激烈斗争之后，乌托邦变成了所有罪恶的替罪羊。但是，在我们讥笑左派的盲目、缺乏头脑时，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没有心肝的社会。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所谓的反乌托邦的态度，很快就转变成自我原谅，你对现实的社会不再富有责任，也嘲笑那种社会进步的理念。在20世纪初兴起的左派知识分子，寻求社会正义是他们的终身目标，他们已看到了整个世界的不公，他们期待重新分配权力、金钱，他们相信可能存在着某种更崇高的、美丽的、和谐的社会。

      我曾经怀疑林肯・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哲学，也相信切・格瓦拉不过是一位狂躁抑郁症患者，纽约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对苏联的集体性向往，我也觉得龙应台的《野火集》缺乏价值……但我越来越倾向于否定这种看法。我越来越厌恶于纯粹的智力上的游戏，我相信今天的中国社会深深的受困于情感上的匮乏与冷漠。我们信仰的是一种消费哲学，拥有的是可以挑选红色杯子而不是蓝色杯子的自由，而我们却错误的以为，我们正处于一切必然在进步的社会运动之中，我也不相信，个人能够远离社会整体命运的变化，如果整个社会处于这种肤浅的自鸣得意中，一个个体能够全然不受影响。我越来越相信，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是因一群不甘于现状的人导致的，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与社会良知的重要性。我钟爱的社会学家RH Tawny说，文明的性质，不是取决于物理性质的传递，而是取决于习惯、知识和信仰组成的复杂结构的传递，他说他那一代青年心中最重要的向往是，如何将整个世界变得更公平，为此年轻人可以付出他们的全部的青春与智慧。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我读的西方历史，熟悉的西方的思想家，热衷的谈论他们的世界与成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剽窃，或是觉得自己多余，他们已经把爱默生的思想注释得那么好了，还需要增加我这么一个中国青年吗。我该如何面对我生活的现实呢。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或是艺术家，应该对于自己的生活具有信心，相信它的价值，赋予它意义。我住在紫住院，每天深受堵车之苦，在我乘坐飞机时，面对的国营航空公司惊人的傲慢，我的城市布满了桑拿房和卡拉OK，小城里人们表情呆滞，在新兴的消费场所里，那些脑满肠肥的人是我们时代的精英，我的受过精英的教育的同龄人，将全部的热情耗费在了泰国的旅游，最新的IPOD，和三里屯那家新开的餐馆里，一种深刻的技术哲学贯彻我们的灵魂，我们喜欢的是那种灵巧性，我们时代的创造力，用于激发消费欲的广告设计，或是写作一篇推销消费哲学的文章，建造一幢让人舒适的房子。至于，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根本的矛盾，我们赤裸裸的、令人不安的现实，那个整个民族在心理上的慌乱、低俗，却没人想去关照，也没人去改变……面对这现实的一切，如果一个年轻人是无动于衷的，一心要躲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造就的虚假自由里，是多么地令人悲哀。我知道，我这样说不无武断，但是哪一代令历史怀念的青年，不对现实的拥有强烈关注、甚至孕育出某种愤怒。那些推崇自我保护、悠闲的中年气质的时代，是灰暗和缺乏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