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慧园》管季超说：我最喜欢的人是王世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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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1914―2009）字畅安，男，汉族，福建省福州人。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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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男，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汉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一年中，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馀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旋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对“三反”后的处理有意见，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宣布的当天调回文物局工作。他在离开文物岗位的整整十年中，利用一切业馀时间，坚持文物研究。诸如《髹饰录解说》一书的撰写，明式家具实物、技法、文献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则例的访求、整理、汇编等，都是这十年中惨淡经营、点滴积累而成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受到冲击，1969年10月在患肺结核活动期中，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他从1962年调回文物单位到1994年退休，1985年12月被评为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还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成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1981年4月，在北京为联合国工发组织作有关中国传统家具的报告。1983年应邀赴伦敦剑桥大学作中国文物报告。1990年8月至9月出席其专著《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首发式，在美国五大城市博物馆作有关家具的报告。1992年应美国旧金山民间艺术博物馆之邀，参加有关家具的座谈会。还先后多次应香港中文大学、东方陶瓷学会、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之邀，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或宣读论文。
主要作品
王世襄的著作颇多，主要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2]、《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文本。英文本，与Curtis Evarts合编）、《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包括历年撰写的文章一百多篇，彩色、黑白图数百幅）、《明代鸽经清宫鸽谱》、《明式家具萃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世襄编著、袁荃猷绘图）等。
王世襄多才多艺，擅书法与诗词，兴趣广泛，故某些著述超出一般文史工作者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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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号畅安，汉族，北京人，祖籍福建福州，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九三学社成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 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1943年在四川李荘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1945年10月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清理追还在战时被劫夺的文物。1946年12月-1947年2月被派赴日本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交涉追还战时被日本劫夺的善本书等文物事宜。1947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
1948年5月由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参观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1949年8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担任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如设计布置中国古代音乐史陈列室，1953年6月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61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授《中国家具风格史》。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他从1962年调回文物单位，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12月被评为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1986年3月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1994年退休。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王世襄先生表示他获得的10万欧元奖金（约合百万元人民币）将全部捐赠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学”。
王世襄-常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可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清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他注重长期的实践考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迄今为止已写出专著10余部，论文90余篇。其中在家具方面的专著有《髹饰录解说》和《明式家具珍赏》等。后者阐述了明代家具的制作工艺、榫卯结构 基本结合的分类、家具用材的选择、装饰的技法工艺等，自1985年9月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和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文等数种版本。王世襄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家具、髹漆、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述，收此集中。王世襄自选集《锦灰堆》一、二卷收集了他80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文章，计105篇，编为：家具、漆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注、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共有线图234幅，黑白图424幅，彩图255幅。第三卷选收王世襄历年所作的诗词120首，由他和夫人袁荃猷手书影印。王世襄自选集《锦灰二堆》为《锦灰堆》之续编，除少数篇章及诗词为作者早年之作外，余皆在《锦灰堆》出版后写成。壹卷收入忆往、书画、家具、髹漆、工艺、游艺、杂稿七类，计六十余篇。二卷收入诗词二十六首，及《画解》、《新增鹰鹘方》、《烧炉新语》三部古籍，均为罕见珍本 王世襄自选集《锦灰三堆》为《锦灰

  王世襄 马未都

堆》、《锦灰二堆》之续编，收入文章二十七篇，编为音乐、文物、忆往、序跋四类。除包括有关汉代画像和琴书的两篇长文在内的六篇音乐类文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旧作外，余皆写成于近两年，忆及管平湖、张伯驹、郑振铎、张光宇、王季迁等多位文化界故友，涉及绘画、家具、髹漆、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研究，还收有个人总结性质的访谈录。书末为新近所作的诗词二十首，对联则有早有晚，由作者手书影印，笔墨精彩，情思动人。
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王世襄先生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
王世襄先生的追思会于12月4日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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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成家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此时，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不过，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及待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稍有转变，直到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再专程去波士顿晋谒老师时，洪老对他才另眼相看。
早在少儿时期，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王世襄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养鸟这两项他没有“深情投入”，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他曾趣味盎然地回忆：“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由此可见，王世襄当时对养鸽入迷到什么程度。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养鸣虫，还学会了在葫芦上烫花的技艺。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扑营布库（宫廷摔跤的功勋运动员）为师，学习摔跤，还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鹰和养獾狗……在玩乐中，王世襄结交了京城各阶层玩得有名气的不少朋友。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
据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曾介绍，在王世襄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是鸽子，而居住大杂院无法养鸽子则是他的最大遗憾。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名种。鸽子的主人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  

“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岁，不觉得自己老。
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半“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
据王老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各帮莱，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在这些人主灶的饭馆里，我去吃饭或请客，他们都让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反以为是乐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于是，到亲朋好友的家里，他也总喜欢亲自下厨，露几手“绝活”。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仅香糟菜就有糟熘鱼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笋、糟蛋海参等好几味。此外还有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贵贱。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现场烹制一菜，有鱼翅，有海参，有大虾，有鲜贝，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
他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老运动员”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下去，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痊愈。
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一有闲暇，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
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梁思成的提携1943年的王世襄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
从河南、陕西来到西南，行程一两个月。先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宝留他当中国文学助教。他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院长愿意为他提供一个秘书职位。他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战时不能看，他就不愿当这秘书。他又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作了引见。谁知傅斯年对他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虽未能被傅斯年选中，但王世襄庆幸的是他最终被梁思成选中，能到营造学社工作了。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
从此，王世襄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和营造学社的同窗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梁思成这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同时又具有忘我精神的学长，对王世襄未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一是梁思成那种专注于事业的精神，使王世襄终身难忘，成为激励他奋发有为的动力；一是由于梁思成等人的举荐，王世襄在战后得以出任收复文物机构的要职，使他能投身国宝追寻工作，这被他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王世襄在1946年7月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一个热爱文物的人，能够成为故宫的一员，并担任重要职务，这的确是王世襄最理想的选择。1948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给故宫一个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的名额，王世襄奉命前往。一年多后，他拒绝了国外几所大学让他去当副教授的邀请，于1949年8月经香港回国，又走进了故宫。
因祸得福1952年国家各机关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运动，由于他有追还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被关押了十多个月。
一时受到怀疑也许还能忍受，因为自己心底坦荡，不惧怕诬陷或误会，但更大的打击却随后来到。他是这样自述这段经历的：
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同时接到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被解雇，开除公职，令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这岂不是把追还大量国宝，认为是严重罪行，否则怎会如此处理！就这样我在家养病一年后，勉强地接受民族音乐研究所李元庆、杨荫浏所长要我参加工作的邀请。失去了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离开了曾以终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
今天，王世襄觉得他当年无奈之中离开故宫，实在是因祸得福。用王世襄自己的话来说，他本来就喜欢小文物，释放回来后，他反而买得更多了。
琴奴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是他躲风避雨的幽静港湾。袁荃猷女士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亲授，琴艺更精。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自称「琴奴」，直至2003  

  年袁荃猷病故。此后，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将夫妻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达6300余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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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王世襄先生

作者：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最后更新：2012-10-09 10:56:19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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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南方周末资料图）

我有幸与王世襄（1914-2009）先生在一个研究所共事多年，亲耳聆听他老人家12年的教诲。若说我们是“同事”，实在不敢当。论年龄，他是我的父辈；论资格，他是文物界老前辈；论人品，他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楷模。王先生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在古代漆器、明式家具、书画法帖、古琴等方面造诣极深。最令人叫绝的是，他精通北京玩家的各种游艺，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京城八旗子弟玩物丧志的游戏，经他妙手回春，成了北京民俗游艺文化；厨房炊事不再枯燥无味，生活被他演绎成了一门艺术。
生活原来是一门艺术
王世襄从小受西洋教育，小学到高中就读北京一所美国学校。1948年，在美国考察博物馆时，王世襄操一口纯正而流利的英语，人家认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呢。中国读书人讲究琴棋书画全面发展，王世襄弹一手好琴，在美国考察时随身携带一张元代琴师朱致远制七弦琴在美国各地考察，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古琴文化。
据说王世襄家藏的“大圣遗音”琴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琴相媲美，属于同年代、同品题的宫中藏琴。1948年，王世襄夫妇“鬻书典钗”，以倾家之资，从一位藏琴世家手中求得此琴。王世襄本人并非古琴专家，他的夫人袁荃猷却是古琴一代宗师管平湖的入室弟子。家中藏有的几把传世名琴，都是夫人袁荃猷追随管平湖学琴、抚琴的日常用器。夫人久病辞世，王世襄悲痛恒久，不忍睹物思人，便将家中所存古琴连同与夫人共度几十岁艰难时光的各种珍藏，交付古玩市场拍卖。那把“大圣遗音”琴，在嘉德“俪松居长物”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891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出中国古琴的拍卖纪录。然而，就在这样一琴值万金的卖场喧嚣之中，王世襄却轻轻一挥手，将家藏的另一张同是传世稀珍的宋琴（一说明琴），无偿送给了一位年轻琴人——曾跟随袁荃猷学琴的学生某君。据说，当日看王老事忙，某君上门搭手相助。他说：“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
王世襄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工艺美术——生活习俗，以及游艺情趣等，也能体现中国人的伟大。现在这个北京城，越来越不像过去的老北京了，就是那些故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都已经被西洋东西全取代了。我觉得，这很不合理，而且很危险，实在不应该！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保护抢救的实在太多了，希望人人都不要数典忘祖才好。”（《生活就是艺术：王世襄访谈录》，《中国书画》2004年第6期）
有一次，某电视台拍摄反映老北京的英语节目，导演慕名而来，请他讲北京人养蝈蝈、斗蛐蛐儿。王世襄用中文讲，一位漂亮的女主持当同声翻译。这可不好翻译，我站在一边看热闹。在导演的指挥下，摄影机开拍，女主持刚翻译了几句，王世襄就不耐烦了，问道：“我能不能自己用英语讲？”导演大为惊诧，没想到这个老头居然会讲英语。王世襄就从养蝈蝈儿的葫芦讲起。他说：“国产电视剧《末代皇帝》有个镜头表现溥仪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一只蝈蝈儿从里面跑了出来。”王世襄对着摄影机镜头，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他说：“这个镜头设计得挺合理，表现溥仪玩物丧志，可是他拿的那个镶象牙口的葫芦不太对头，那不是养蝈蝈儿的，而是养油葫芦的。”我从小在京城长大，对北京玩家的各种花样略知一二。我一听就乐了，导演大概不知道什么是“油葫芦”。这是一种类似蟋蟀的鸣虫，一般寄生在老房子的墙缝里，比蟋蟀笨拙，容易捕捉。
京城八旗子弟以冬日养秋虫儿为时尚。有点本事的玩家斗蟋蟀，没本事的才养油葫芦。养虫儿的葫芦花样繁多，制作起来颇耗时工，先摘生葫芦晾干一年，等候它变得质坚，再量材而制，先截上葫使平，入油温炸，待其色变微黄，取出晾干，再以丝帛摩挲，使其光润，截口之上用红木或柴木做盖儿，更为讲究的就是溥仪玩的那种象牙材料制作的葫芦，盖儿上还雕上“五蝠捧寿”、“鱼跃龙门”等吉祥语。据说咸丰年间恭亲王有个蛐蛐儿葫芦，价值十万两白银。这个英语电视节目是拍给外国人看的，王世襄批评道：“北京玩家冬天养秋虫相当讲究，不同的秋虫用不同的葫芦来养，海外一些Delear（古董商）不分青红皂白，几乎所有装蝈蝈儿的葫芦一律称Cricket Cage（蟋蟀笼），还印在拍卖图录上。太露怯了！”
在北京玩家种类繁多的游艺之中，最高境界是玩鹰。鹰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至少要“过五关斩六将”。据王世襄总结，这五关是打鹰、相鹰、训鹰、放鹰和笼鹰。第三关“训鹰”，北京人俗称“熬鹰”。新捕获来的野鹰亦称“生鹰”，主人为了驯服生鹰，要连续几天几夜对它实施骚扰，让野鹰不能睡觉，谓之“熬鹰”。经过少则一周，多则10日不间断地熬驯，生鹰才能驯服，按照主人的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然后将猎物叼回后交给主人。没有主人指令，这头鹰绝不染指猎物。
王世襄是玩鹰高手，在燕大读书时，结合捕鹰、驯鹰、放鹰的实际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玩鹰的文章。
王世襄还能烧一手好菜。我曾经问他怎么学的厨艺，王世襄告诉我，他小时候家境比较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从小吃喝玩乐惯了，解放后没有这个条件了。怎么办呢？只好自己学着做。当年北京各大饭店的名厨师，每天早上到朝阳菜市场为饭店买菜。菜市场开门之前，他们在大门口打太极拳，或者相互交流厨艺。王世襄发现这个秘密后，每天一大早也到朝阳菜市场打太极拳，混在北京各大饭店名厨堆里偷听他们交流烹调技术，不久就入了门，烹调术与日俱增，并且有所发明。他还不知“天高地厚”，在朝阳菜市场门口与这帮厨师交流起烹调技术，那些大师傅以为他是京城哪一家大饭店的名厨呢。
王世襄做菜颇有特点，素菜荤做，荤菜素做。换句话说，就是用做鱼的方法炖豆腐，用炒肉的方法炒白菜，名曰“素菜荤做”；荤菜则相反，用做白菜的方法做鱼，用炒青菜的方法做肉，这样吃起来不腻口，名曰“荤菜素做”。我吃过一次王世襄炒的白菜，里面好像放了糖和黄酒，尽管这道菜没放肉，吃起来味道却像糖醋里脊。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943年冬，王世襄从沦陷区到重庆找工作，一心想去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就请梁思成带他拜见所长傅斯年。傅斯年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斯年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王世襄只得赧然而退。1946年11月，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王世襄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杨宁史（W.Janning）铜器参加展览。会后，杭立武召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开会，决定派员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原拟请德高望重的徐森玉前辈前往，因徐年事已高，改派王世襄赴日。那天与会者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济、徐森玉、蒋复聪、曾昭燏等位先生。傅斯年认出王世襄，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当和在平津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这个表示“好斗”的英文词是傅斯年的原话。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王世襄回忆说：
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我自恨缘悭（《锦灰不成堆》前言，三联书店，2007）。
燕京大学人才济济，侯仁之、周一良、陈梦家、余英时、张广达等“燕大才子”，无一不是中国当代学术的风云人物。侯仁之是中科院院士，余英时、张广达是台湾“中研院”院士。经陈寅恪推荐，燕京大学研究院尚未毕业的周一良，就在1936年进入史语所任职，窃以为，王世襄之所以在傅斯年那里吃了“闭门羹”，问题恐怕出在他当年一事无成，而且不能证明自己将来会有什么出息。事到如今，有些“学院派”学者仍对王世襄的学术水平持保留态度，远不及他在广大民众心目中“京城第一玩家”的尊贵地位。无论如何，傅斯年在李庄对他的激励，成了王世襄后半生发愤图强的重要动因之一。
王世襄的人生道路一直坎坷不平。日本投降后，经马衡、梁思成推荐，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先后收缴北京、天津上千件散佚的珍贵文物，还收缴流失日本的古籍善本一百多箱。
1949年，他谢绝了在美国的各种工作机会，毅然返回祖国。王世襄本打算在故宫博物院干一番事业，万万没想到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审查组怀疑他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工作期间牟取私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下了大狱。饱尝手铐脚镣滋味，还染上了肺结核。尽管“审查”结果证明无罪，仍被开除公职，被迫离开文物系统。祸不单行。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又在音乐学院被打成右派。那个时代最倒霉的事儿，一件不拉全让王世襄赶上了，他在《自珍集》序写道：
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以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唯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锦灰二堆》壹卷，三联书店，2003）。
谁能想到，王世襄辛辛苦苦为国效力，却在偌大北京城分不到一处住房。我们几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研究所没干几年，都分到了京城一处楼房，究其原因，王世襄在朝阳区芳嘉园胡同有一处祖上传下来的老宅，要想分新房先得交这个宅院。芳嘉园王家老宅，本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庭院，朋友相聚，甚得乐趣，不幸在“文革”中糟蹋成了八家人共住的大杂院。
唐山大地震后，这个小院的房子，可谓“屋漏又遭连夜雨”，全成了危房。更令人担忧的是，珍藏明式家具的三间北屋后墙，正是后院五家住户所搭的小厨房的后墙。这些小厨房都用油毡覆顶，距离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一旦谁家厨房不慎失火，北屋连同这些历时数十年收藏的明式家具都将付之一炬。更有甚者，房管局安排搬来的新住户，竟然是一个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他的老婆则捡拾垃圾，堆得满院都是。为此，王世襄多次到街道办事处、房管局、文物局等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有关部门派人查看后，只送来几个灭火器，敷衍了事，实质问题却一件都不给解决。
为中国学术赢得荣誉
王世襄一生出版了31种著作。如果问哪一本书最重要，无疑是《髤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1983）和《明式家具珍赏》（香港三联书店，1985）。前一本书是王世襄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成名之作，初稿在1958年以自刻油印本流传于世；后一本书则是他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经典之作，多次再版，并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连同中文共有9个版本流传于世。这本书让整个世界领略了中国古典家具之美。
牛津大学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在《灵感的共鸣与万物》一文写道：
早在1940年之前，明代的家具就已成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成就在其产生地无人研究、被忽略以至被低估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将其归功于西方的“发现”。王世襄不仅用他多年的研究，也借助为国外所不了解的收藏鉴赏的有绪传统，指出了家具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造中占据着重要的核心位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世襄的名作《明式家具珍赏》，正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的不朽之作。他不仅为中国文物界和收藏界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为整个中国学术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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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夫妇记事——1994年的一次河南之行

作者：扬之水

最后更新：2012-07-25 10:24:18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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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襄
  

从郑州到洛阳
1994年4月16日晚11点乘7次特快（开往成都）往郑州（软卧）。17日早七点二十分抵郑州。
饭后往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叫任常中，有王世襄先生的面子，接待自是热情，带了一行人往库房参观，由一位夏姓胖小伙儿，领着开了佛像的库。库门外用了号码锁，里面的柜子则无一加锁。一室多是鎏金铜佛像，亦有一部分石像，但多数造型雷同，表情板滞，不见精彩，王先生只选出了四尊。
又请王先生和师母往楼上鉴定文物，是张盛墓出土的瓷制明器，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出土的，有几件至今未能定出名称。王先生立刻叫出其中的一件是双陆棋盘（或局），另一件是隐囊（隐枕）。其他几件仍未能断定。
又看了几件古琴。第一件是焦尾，琴身很宽大，螺钿徽，王断为明琴。第二件较差，琴身也窄，清或晚清间物。第三件有款：皇明嘉靖衡国藩翁，王以为或为衡王府所制。围观的几位工作人员似乎很外行，双陆的陆字竟不知怎么写（或曰：“是大路的路吗？”），对琴的了解就更少。其中一位专管琴库，也是一无所知。
接着，又往一楼对外展厅参观。
晚上8点钟才开始就餐。席间《郑州晚报》的记者讲了一则流传在河南的笑话：某日一位河南籍领导人宴请外国贵宾，举箸之时，用河南话对贵宾说：“叨叨叨！”贵宾觉得很新鲜，便问翻译，翻译忙说：“就是请请请的意思。”宴罢，宾主在洗手间门口相遇，贵宾忙退一步说：“叨叨叨！”
4月18日早七点半往一楼用自助餐。师母讲起访台时的一番奇遇：临行的前一天，往馥园吃饭，进门见到四张明式官帽椅——正是《明式家具珍赏》封面上物，里面布置得小巧精致，几乎全是书中的家具，里面的服务员也都是一例的明式服装。待散席将行之时，一位穿着水红大襟袄的女人冲下楼来，握住王先生的手不放，说她一共买了三本书，留一本，拆了两本，撕给单页交给工匠，作为图样。“有了你这本书，才有了这栋楼！”此时又有一位矮胖的壮汉冲下楼，对师母又握手又拍肩，口口声声唤阿婆，又塞过来一张名片，闹了一阵儿，别去。旁边的人问：“知道他是谁吗？看看名片！”再看手中的名片，赫然写着：立法委员。原来是拉选票的，他本是当晚的头号主顾，谁知老板娘发现了王先生，就把他撇到一边，所以他才熬不住跑了下来，师母原以为是一位醉汉呢。
10点钟，出发往洛阳。过密县、偃师、登封，一路没有风光，只见砖窑、灰厂和乡镇企业。十点半抵洛，住牡丹大酒店。饭后已是下午三点二十分。往市博。
开了仓库，但没有几件铜佛像。又到展厅参观了洛阳文物精品展。之后，往文物商店仓库。坐了车在街上左转右转，路人指示在周公庙，但开到那里，又不见，于是又转回来，转到街上一家古建筑（据说这一座古建筑曾经翻造，但原先檐角是升起的，重装时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原样了），是文物商店总店。找人带领着再往周公庙。
穿过一个拥挤的农贸市场，原来它就藏在这一片热闹的夹缝中。进库，看了几件铜佛像。
归来少待，又往“真不同”的二楼“水席宫”。一间雅座，格扇的空格处嵌以黄缎，一堂仿古家具，座椅的垫子也用的是明黄。水席照例是24道菜。
进洛阳后，一直下雨，时密时疏。洛阳的夜，街道黝黯，两旁的商店都黑着灯。
师母讲起，她原是学教育的，后来得了肺病，整整在床上躺了一年（真正的卧床，一年脚没沾地），那时王先生去美国留学了，只有老公公悉心照应，每天上班前到床边来说：“我走了。”下班再道：“我回来了。”为她念法国小说（他是留法的），教她画金鱼（婆婆的《濠梁鱼乐图》后面部分是她给勾的），并要她作一幅百鱼图。
玩成了学者
4月20日早七点到一楼吃自助餐，七点四十分出发往开封。
师母从她的学生时代提起话头，讲起婚姻，讲起家庭，聊了一路。
她说在燕京上学的时候，过的才真是“资产阶级生活”，那时候女生宿舍是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宿舍有舍监、有工友，每天早晨起来连被子都不用叠，放学回来，已经由工友打扫得窗明几净。从图书馆借了书，看完书，夹好借阅证，码放在桌子上，自有工友代为送还。自行车也由工友打气、保养，看见哪儿坏了，自己就推着送去修理了。在食堂吃饭，把碗一伸，“大师傅半碗”，“大师傅一碗”，自有人盛来，吃了几年食堂，不知道在哪儿盛饭。
认识王先生是在1941年。师母正上四年级，写了一篇研究美术史的论文。系主任说，论文很好，但在教育系没有人能指导你，我介绍你去找一个人吧，研究院的王世襄。
他不住在学校里，住在西门外的王家花园。师母拿了系主任的介绍信就去找了王先生。讲明来意，王先生也就毫不推辞。初次见面，师母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个吃净、掏空而依然完完整整的柿子壳。
后来王先生真的给开了几页单子，师母的论文便是按照这一“指导”做出来的。以后王先生又给师母写了不少信。
1941年12月，燕京停学。王先生的父亲不愿意他坐在家里吃闲饭，又怕留在北京会被日本人逼着任伪职，遂打发他去了重庆（一路坐架子车，艰苦万状）。
临行把家里养的太平花端了一盆送给师母，请她帮忙浇水。
王在四川给师母写了好多信。师母说，当初其实就是爱他的字，小楷俊逸，曾经裱了一个册页，现在还留着呢。师母说，我就给他回了两封信。其中有一封就是告诉他，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
王先生后来坐了美国的军用飞机回到北京，不久两人就结婚了。
师母的妈妈在生下她的小妹妹三个月之后，因患产褥热逝世。师母的奶奶就把几个孩子一窝端，全给接收过去养起来了。她说，省得你爸爸娶了后妈，待你们不好。
奶奶是爷爷的第四位续弦。年轻时有人给爷爷算命，说他克妻。不料竟言中。第一位夫人，死了。第二位，是父亲的生母，也是很早就死了。又娶了第三位，这一位极是温柔贤惠，甚得爷爷欢心，不料恩爱数年，也去了。这位奶奶结婚时已经38岁，因母亲早亡，便承担了抚幼的重任，一直到弟弟妹妹都成人。又曾入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很开明，侠肝义胆。
结婚后，爷爷一切听命于她（前几任夫人都是尊夫命的）。爷爷是银行行长，现在钱正英住的房子就是当年袁府的一角——爷爷的书房。钱后来还专门接王先生和师母到家中吃饭。
王世襄的哥哥是1939年去的美国，现在早已美国化了。师母说，这会儿她可以说一句：我哥哥是规规矩矩念书的，王世襄那时候只是玩。可现在看起来呢，玩的一位，成了学者，念书的虽然在美国过着挺舒服的日子，可是一生并没有什么成就。
1979年王世襄的哥哥从美国回来探亲，还专门去探访了故居。前面早已是面目全非，成了两三个大杂院。书房自然已非旧日模样，原来一道回廊曲折，由大门直通向后面的书房，已早被拆掉了，改造成住人的房间。
师母继续讲述家族故事
师母继续讲，奶奶很支持妇女解放，曾经到处作讲演。有一个受丈夫虐待的妇女前来告状，她揣上一把洋枪就去了，把那个男人狠狠训了一顿，还掏出洋枪来比划了几下，吓得那一位趴地下直磕头。平日也常常为婆媳不和的事排难解纷，她说：疙瘩宜解不宜结。
奶奶请了两位先生在家中教读，读《论语》，读《孝经》，又常常带他们出去玩，到各个公园。后来又都把他们送入学堂。母亲在生小妹妹的时候，奶奶也同时怀着孩子（小姑姑出生的时候是用产钳夹出来的，把耳朵夹聋了，所以又聋又哑，一辈子没嫁人。故去之后，与爷爷合葬在万安公墓。四位奶奶都葬在山东）。
先是，小姑姑生下不久，奶奶得了一场病，病中难免焦急，母亲就劝道：你别着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孩子我为你带。虽然是一片诚心，但话说得很不得体。奶奶却略不为意，而且很感念这一番好意。奶奶说：“你娘的这一番话，该倒过来由我说了。”“也就是冲了这话吧，我一定得把你们带大。”
抗战时难民都拥到了北京站。奶奶叫了一辆三轮就出去了。爷爷急得直发脾气：“太太哪儿去了？”下人说坐了三轮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后来回来了，一问，上北京站了解民情去了。
奶奶常常对女孩儿讲家规：不可入门房，不可入下房，不可入厨房。师母笑道：“但现在我是一人兼三‘房’了。”
奶奶是新派，爷爷是老派，有了病，奶奶要上医院，爷爷要请中医。爷爷爱打麻将。奶奶1940年故去，——还是死在爷爷前边。爷爷非常难过，大姐就安慰他：“这回你可以踏实了，她们正好四人一桌打麻将，不用叫上你了，你就放心吧。”后来家里人都反对续弦，就娶了一个姨婆，侍奉汤水什么的。
过门以后，王先生家有个张奶奶，所以也用不着干家务活。有时候想到厨房帮帮忙，张奶奶一会儿说：别让油溅了裙子！一会儿说：别让刀切了手！也就不捣这个乱了。不过当初为了这，却是吃了不少苦的。
张奶奶特别有意思。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的时候，“我们都在郊区，一礼拜才回来一趟。张奶奶要买月票，就给她买了。她天天出去买菜，买菜之前，先坐车，上车问终点站在哪儿？然后一直坐到头。从这头再上车，又问终点站在哪儿？再坐到头。有一天送信的来了，问她看不看乒乓球赛，两毛钱一张票。张奶奶就让她给买四张，一张给自个儿，一张给送信的，两张送人了。到那天，就去工人体育馆，看到半截儿，要上厕所，就去了，在厕所，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哪儿哪儿都好。赶到礼拜六我们回来，就问张奶奶过得好不好。张奶奶就学舌，把这体育馆的厕所夸得了不得。‘两毛钱，光上这趟厕所就值！’问球打得怎么样？‘不好，不好，都不好好打！’”
上干校的时候，有一回到厨房帮厨：给幼儿园的小孩做面条，管理员拿来一块鲜肉，一把沉甸甸的切肉刀，示范了一回：“这样，薄薄地切成片，再切丝，就行了。”
管理员一走，这肉却怎么也切不成，软软的，在刀下滚来滚去。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到管理员，说切不成。人家回来，三下两下，就切出来了。晚上总结的时候，就把这事检讨一回，大伙儿都笑。但头儿认为态度很好，很诚实，就说：以后加强锻炼吧。
师母又讲一些音乐研究所的事。
杨荫浏与曹安和（两人是瞎子阿炳《二泉映月》的记录者——编者注）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早生爱恋之心。但父母另为他娶了杨太太，这杨太太就留在了老家。杨一辈子只跟他的和妹一起过。杨去世后，和妹一人很是孤苦伶仃。后来买了一台冰箱，关不上门。她就问所里的人：“你们都有冰箱没有哇？怎么我那个晚上还得拿绳绑起来，叫唤起来声儿还特别大？”后来大伙儿鼓捣着帮她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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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王世襄

作者：邵燕祥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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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王世襄为当代不可多得的精神贵族。”——邵燕祥
读人如读书。读书有所谓浅阅读，读人亦如是。譬如读王世襄，——哦，久仰久仰，他对明式家具、养鸽子都内行，老头儿人缘也挺好。这说得都不错，但失之浅。有的所知略多，说，那是个公子哥儿，上燕京大学还提笼架鸟玩蛐蛐，整个一个“玩主”，玩出“世纪绝学”来：评价不低，用意甚好，但似是而非。为什么似乎都不甚了了？是由于王世襄虽在专业圈子早为人知，而名满四海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我也是这样的一员，就像当年的外籍教授温德说的，“一知半解”。总是从朋友处听说：这是一个亲自动手的美食家，骑自行车倍儿帅，一手扶把，一手夹着案板，从芳嘉园到北总布胡同范用家烹调示范；还是球迷，傍晚穿着背心、短裤，骑在车上，又是单手扶把，一手拿着大芭蕉扇，迳奔东郊“工体”门口等退票……偶从一处展览看到他的法书，不禁折服，向他说起，蒙老人赠我一张复印件。心想魏晋时的名士也许就是这般风度吧，但我想象中的古代文人仿佛都是清癯消瘦，而王世襄则为大骨架壮硕之士。道听途说，片片断断，对不上号，拼不成一个完整的王世襄。盖因对他的了解，属于“浅阅读”也。
张建智这本《王世襄传》，于王老自己的著作之外，让我对传主有了深入一步的且是较全面的了解。王世襄（1914-2009）近百岁的生涯，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上显现出来。他幼年曾寄居湖州外祖家，所谓“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乡情萦怀。传记作者恰是湖州人，于当地历史人文颇熟，又成为王世襄晚年信得过的忘年友好之一，访谈记录，并得到老人提供的资料。旧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今借此书之助，好像得与王老一次又一次谈心忆旧，听他亲口说百年风波，一生往事。
其实，纵看王世襄生平，无论1949年前还是之后的履历，一笔一笔都是清清楚楚的。横看王世襄留下的工作贡献和学术成果，一笔一笔也是清清楚楚的。就如他那年辈的许多学界中人一样，孜孜矻矻，埋头业务，绝不张扬，并不传奇，怎么竟看得我心潮起伏，联想不断？是他寻常中确有不寻常处，在芸芸众生里，他独一无二，这样的人可一而不可再，可遇而不可求。
原是一个有教养的顽童
但他毕生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王世襄落生在北京芳嘉园一个富裕家庭。有人说，这是他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这有一定道理，然而富家子多矣，几十年下来，王世襄只此一个。我以为若论他的出身，与其强调是官宦世家，不如说贵在书香门第。母亲金章出身名门，游学欧陆，擅画花卉翎毛，尤其借鉴西洋画技法，绘金鱼水中动态，质感光感，层次分明；所著关于画鱼的《濠梁知乐集》，在中国美术史上独辟蹊径。舅父中有一位大画家、两位竹刻家。来自王、金两家的艺术薰陶，其影响怕不下于家馆的传授，自小培养了王世襄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这份热爱渗透到骨子里，是任何暴力也夺不走的。做外交官的父亲让他从11岁起就入英语学校，通过外语接受另一种文化的薰陶。今天的富人家庭，也会送孩子上“贵族学校”，以至送出国做小留学生，但难得兼有民族文化的底蕴传承。西谚有云，贵族要三代才能培养出来，一时半会儿，急不来的。
衣食无忧，又有良好的教育，这样的学生那时不少，但能不能都像王世襄有那么广阔而多彩的课外活动空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架鹰逐兔，养狗猎獾，养鸽放飞，范瓠绘葫，秋斗蛐蛐，冬怀鸣虫，真的是优游卒岁。他小时候放鸽子，手执长竹竿在房顶上跑，把屋瓦都成垅地掀翻了，正房厢房间距好几尺，这房顶一步跳到那房顶，文弱的母亲吓得晕了过去。“人无癖不可与交”，他正是由好奇、兴趣而专心致志，广交朋友于三教九流，求师就教于同癖同好的前辈，癖好也就成了学问（有些当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学问，经晚年王世襄笔之于书，也都化入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王世襄自幼身体好，更没有偌多作业的沉重负担，加上家庭中你说是溺爱也罢，说是西方式的快乐教育也罢，总之自由放任，任他率意而为。这一点，不但当年的老式家庭办不到，即使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没这条件了吧？还不是让王世襄占了个“独一份”？
当然，不能永远这么由着他的性儿。“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在燕京读大二时碰了钉子。他是遵父意上的医学院，两年下来数理化都不及格。按校方规定，要么转学别科，要么退学回家。他转入国文系。有家学垫底，对付课业倒是游刃有余。有一次《文选》课布置作业，他竟自己命题，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鸽铃赋》，仍是凭个人兴之所至！也只有当时学风自由的燕大，才能容忍这样自由发挥的学生。

王世襄 （CFP/图）

[size=1em]《王世襄传》 张建智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6月，30元

战后抢救几千件国宝
王世襄以《中国画论研究》获燕京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后，并不停步，他把原只有从先秦至宋代部分的论文，续写了元明清，共计70万言，与人合作用毛笔誊清，装订成册，晒蓝复制一份留在古城，随身带着原稿南下去大后方。在重庆成都等地，求职谋生成了要务，哪还有时间修订补充，付印成书？谁想，他这份处女作，竟因为战争和“运动”的先后干扰，直到60年后的2002年，作者已年老体衰，只能以“未定稿”影印出版，成了谢幕之作。
几经周折，王世襄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他在这里读到中国古典建筑经典《营造法式》的同时，还读到《清代匠作则例》等。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兴趣刚刚唤醒，就因日本投降，失地即将光复，他立即向马衡、梁思成请缨，投入“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的工作。
在王世襄任这个“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时，他奔走调查，煞费苦心，共收回国家重要文物六批，包括收回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收购郭觯斋所藏瓷器422件，接收溥仪存天津张园文物1085件（附件39件）等。他又在被派往东京的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期间，将查明为日军从香港掠去的107箱中国古善本运回上海。而他完成这样艰巨的使命，并没有庞大的所谓班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单枪匹马！
这就是王世襄自认平生做得最得意的两件事之一。他经手收回的几千件国宝，如今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了，不怀偏见的人也公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贡献。这是从1945年秋到1947年春的事情。但在“天翻地覆”的1949年后，喘息未定，故宫博物院随全国一起开展“三反”运动中，这竟成为他的历史疑点。他和另一位同事、文物专家朱家溍同时沦为“打老虎”重点对象，说他们是马衡的亲信，要从他们口里撬出有关这位1934年以来的老院长的“材料”，打出一个莫须有的“盗宝案”来。为此大搞“逼、供、信”，围攻批斗，体罚关押，无所不至。最后什么想要的伪证也没有，却还把他开除公职送往看守所拘禁，继续轮番审讯，疲劳轰炸。一个本来身强体壮的王世襄，在“东岳庙”（当时占为公安学校）等地被囚期间患上肺结核，才“取保释放”，打发回家。直到1954年，好歹在民族音乐研究所觅到一枝之栖。
而王世襄 1949年夏从美、加考察博物馆归来，本是怀着一颗拳拳之心，想把自幼神往的故宫这一世界级文物宝库，办成世界一流的现代的博物馆，然后好好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至此幻灭，一切落空。
一本书的际遇反映了一个人的命运
王世襄说过平生最得意的第二件事，就是写出了《髹饰录解说》（辞书释“髹”字为把漆涂到器物上）。他的这项研究恰恰是从1949年开始的。
《髹饰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漆经”，明黄成撰，杨明注。只有孤本藏在日本。朱启钤老人几经周折抄录得来，正是在1949年把它交到刚从北美归国的王世襄手上，希望他把这本晦涩难懂的“天书”加以解说。“三反”前，工作繁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展卷揣摩，或观看一些院藏漆器作参照。“三反”后被开除，在家养病有了时间，却失去观摩故宫院藏大批漆器的机会。到民族音乐研究所，白天忙本职业务，晚上和休息时间全神贯注做这件事。他一方面下死功夫，查阅大量古今以至国外的文献，一方面逛古董店、挂货铺、晓市、冷摊，拜访藏家，观看实物，又遍访京城髹漆匠师求教，这样积寸盈尺地弄清制作不同漆器的各种具体技法，也弄清古今名词术语的异同，对书中所述的髹漆工艺做出正确的解说。
这一注释工作前后历时九年，完成之日已到“反右”之后、“大跃进”高潮中的1958！王世襄也因对“三反”提出批评意见而划成“右派分子”了！
王世襄不负朱启钤老人“愿见其成”的嘱托，但在当时政治氛围中公开出版无望，为了向年已88岁的朱老报命，他准备自费刻蜡版油印。这在今天看，事属平常，当时却冒着相当风险。他把手稿送到研究所门口的誊印社，誊印社果然送研究所党委审查，所里中层干部马上要开会批判“右派放毒”。幸亏所长李元庆看了书稿，认为是一本有用的著作，解了围。
于是，《髹饰录解说》油印本印了200部。线装厚厚一册，上有朱启钤的题签和序言。限于作者身份，“右派”不能署名，便署了别号：“王畅安著”。除向朱老九十华诞献礼外，分赠师友、博物馆、图书馆和一些漆器厂。扬州的漆器厂闻讯派人来京索取，可是研究所中层领导不同意会见，也不许赠书，还是严禁“右派放毒”的老主意。尽管这样，仅印200部的《髹饰录解说》，不但在业界引起反响，还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王世襄学术之旅的一个里程碑。
王世襄到晚年已经有了规模更宏阔、影响更深远的明式家具研究的巨大成果，可以说在当代历史上，在全世界范围“复活了”明式家具，但他仍然十分在意《髹饰录解说》这部书。我想，一是它凝聚了朱老的信任，三十年的书缘，历经一路坎坷、三更灯火的甘苦，感情上寄托遥深；二是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治学方法，即穷研典籍、尽览实物、遍访匠师三合一的作业方式，嗣后应用到各项研究中，乃是从这部书开始收效的。此书在1983年正式出版增订本，篇幅为油印本的20倍；1998年再版，终于配上彩图。上距1949年整整半个世纪。也可以说是“层积性”的劳绩了。
不懈追求精神价值的高贵精神
王世襄每一个大的研究课题，每一部精心的著作后面，几乎都有一篇夹缝中苦斗的故事。他奔跑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文物博物研究所等部门之间的身影，他骑着车在古城大小胡同间走街串巷，寻访古董，踏破铁鞋，不惜为一个一眼相中的黄花梨杌凳跑二十趟的身影，都是人们看得见的。而他在特异年代视文化为罪恶的逆境里，于写检查交代、思想汇报之余，燃膏继晷，“偷偷地”做事，则只有近邻知道——黄苗子早上五点起来读书写字，而王世襄书房的台灯，四点多就透出光亮了。苗子有诗纪之：“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这还是“文革”之前；“文革”事起，即使把窗户挡得严严，也还是提心吊胆。一切文化文明都成“四旧”，据说合该“砸烂”，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王世襄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所谓“干校”劳动。当时，他的肺结核病复发，也得不到军代表的宽贷。1970年代有一天，他去菜园挑水，一下子晕倒。缓醒过来，睁眼看见一棵倒地的油菜花，枝头折断了，依然开着金黄的花朵！——为这朵不屈的油菜花，他吟成绝句一首：“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也正是王世襄的誓言。早在1950年代初即遭受不白之冤，且长久不得洗雪，王世襄在妻子袁荃猷支持下，与她以“自珍”互勉：不仅要堂堂正正做人，而且绝不能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卑不亢，对一己作客观之解剖，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并且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期。这使人想起司马迁所指的圣贤发愤之作，乃至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王世襄以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令“世人终竟识真吾”，这一自觉体现了一个多么坚强的信念主体！现实是残酷而丑恶的，但王世襄夫妇以历劫之身，在“非正常生存”条件下顽强坚韧地生存下来，最终由历史证明，比那些加害于他的、摧残文化和文化人的丑类们，活得更好，更有价值，更赢得普遍的尊敬！
王世襄留下的大量著作，关于明式家具、髹漆艺术、竹刻艺术、葫芦与鸣虫、观赏鸽与鸽哨、皇家建筑与匠作则例、各种工艺，以至书画、雕塑、音乐、饮食烹调等等，不止是相关知识的结晶，也是涉及“生存与创新”——一种学术风范和世界观的结晶。
而透过他的生平，他的出处，他的好恶，我们看到焕然于王世襄一身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懈解读文化遗产，不懈追求精神价值，而不为世俗威权和功利所动的堪称高贵的精神，在这个最原始最本真的意义上，我尊王世襄为当代不可多得的——精神贵族。

jssh365

马未都追忆王世襄：收藏成痴 全家挤在柜子里
2009年12月03日
南方日报

马未都与王世襄(右)，拍摄于21年前。

◎核心提示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的文化老人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民国刚刚成立，父亲在清廷任官，母亲是画家，年轻时就读于燕京大学。起初，他或许和晚清纨绔子弟一样贪玩，但裹挟在20世纪的时代动荡中，他几乎饱尝了一个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终在国难之下进入故宫工作，从单纯的“玩”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收藏……
尽管后来被打成右派并被故宫除名，无论人生际遇如何，王世襄从未放弃阳光的心态、豁达的心胸，他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并由玩成家，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还花费毕生精力投入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玩家”。
繁华落尽，锦灰三堆。文革中，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只为了保住家藏的国宝文物；晚年，他把自己千金收藏来的文物都半捐半卖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筐，那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90岁之后，他基本上只谈鸽子，还为了保护鸽子的事情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王世襄背后，留下一段段趣谈。
昨天，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他向记者讲述了王世襄作为一个时代文人的“独特性”。

jssh365

为学:他的学问源于乐趣
记者: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您怎么看?
马未都:王世襄有他的独特性。他出身豪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朝中大官。母亲是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他们那一辈的人，出身好，家里有钱，对成就一个学者是比较有利的。但王世襄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里是独树一帜的，他出身豪门，但关注的却是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等，他对世俗民间杂七杂八的事都感兴趣。
我觉得，王世襄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出身上层社会，却关注社会底层的乐趣，这在中国文人里是不多见的。他的很多研究，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比如玩鸽子、驯鹰等，就不被许多人看成是学问。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物专家通常就限定在一个领域内，比如书画专家、陶瓷专家，但王世襄对这些都是通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这很重要。
记者:如何才能够玩成家?王世襄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马未都:王世襄是中国研究明清家具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之前，基本上是外国人在研究。但王世襄的研究比他们更为深刻和全面，他写成的《明式家具珍赏》虽然拖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版，但功力深厚，后来翻译成各国文字，对于明清家具在海外流传的影响比较大。
为人:他对生活非常豁达
记者: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马未都:上世纪80年代我就跟王老认识了，那时候我只有33岁，他当时70多岁了，应该是以祖孙辈而论，但只要谈得投机，他就不让我走，留我留到半夜，还要去给我炒一个菜。要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能吃又能做，做菜非常好吃和讲究。
王世襄的学问都在他的书里了，不需要手把手地教。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一翻开他的书，我就觉得实在吸取营养。可以说，我后来走上收藏的道路，也无不受到王世襄的影响。但王世襄对我最大的影响，仍然是他那种非常阳光的生活态度。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到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坚持到他最后功成名就为止，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诗人和考古陈梦家当时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王世襄说，如果不是因为陈梦家自杀，他可能不会去研究明清家具。所以，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阳光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jssh365

其藏:他的藏宝最终散尽
记者:王世襄毕生为国家追回国宝，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都拍卖回流到了社会。如何理解他的举动?
马未都: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对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时的，而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2003年，他通过嘉德拍卖了他的许多宝贝。我也终于得以从中买回来几件，但是最贵的仍然没能买回来。我以前不敢奢望拥有王世襄的藏品，他卖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他生前非常喜欢的那件犀皮漆盒，最后我买了回来，收藏在观复博物馆，我觉得他最终选择了“散”，这是他的豁达，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生平轶事
研物立志
京城第一大玩家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让人感叹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属于旁门偏道，却又把这些属于民俗范围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
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虽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等，但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但王世襄的好友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丧志，反而立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把架鹰走狗斗蛐蛐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使之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即使再“雕虫小技”，王世襄都“玩”出了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儿，同样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领域之专家。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说，“在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专家，年高、资深，当然术业有专攻，很多专家某一方面的研究可能很深，但是能够像王世襄那样既深又博的，却很难找到一个。他的生活环境、经历、个人关系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第一玩家’的地位，现在很难再能够出像他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