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强烈质疑武大教授樊星的文学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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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奖评委樊星反对方方言论 称作品若太烂难过关

2014年06月06日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喻珮

本届鲁迅文学奖所牵涉的“方柳之争”持续受到舆论热议。樊星告诉记者，他参与了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推选工作并投了备受争议的诗人柳忠秧一票。樊星坦言，在他参与过的多项文学评奖中，“打招呼”这种事情在所难免，绝对的公平很难保证。


本届鲁迅文学奖所牵涉的“方柳之争”持续受到舆论热议。连日来，新浪微博名为“stars1238”的用户发表多篇微博对作家方方的言论表示明显反对。记者联系到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樊星，他承认“stars1238”系他本人。
樊星告诉记者，他参与了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推选工作并投了备受争议的诗人柳忠秧一票。事实上，在本次湖北省作协推选到中国作协参评过程中，获得全票通过的并不止柳忠秧一人。“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我记得不大清楚。大约7名，或者9名评委，也全票推选了湖北另一位诗人的长诗作品。”问及如何评价柳忠秧的诗作，樊星说：“如今写古体诗的诗人很多，像柳忠秧的作品这样大气磅礴的占少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在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推选过程中，相关专家针对柳忠秧的作品前后召开了四次研讨会，这次鲁奖推选上之后，又召开了一次作品研讨会。
樊星坦言，在他参与过的多项文学评奖中，“打招呼”这种事情在所难免，绝对的公平很难保证。在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在陌生的和熟悉的作品中间，大家必然会选择熟悉的，“‘跑奖’这种事情其实并不新鲜，但是以此全盘否定评委的专业和品质则是偏颇的。”樊星称，即使有的作品有人打了招呼，但是如果实在太烂了，是绝对不会投票的。即使个人投了一票，作品也难以通过。

樊星认为，文学奖项争议不断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关系学”。“关系”植入于就业、招标等多项社会生活重要环节，这是中国文化的痼疾，“我们通常在评选的两三天前才接到参评的任务，但是此前好几天就会有人来打招呼。”樊星称，在各地，经常评奖的几位评委为圈内所熟知，因此通常评奖还没开始，就会有人来找你，这是普遍现象。
“灭绝这种功利心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扭转和缩小不公正的心态。”樊星建议，在评选过程中，即使有些评委带有很强的引导性，也要做到不跟票、不受影响。3日早上他发微博称，“今年年初，湖北评一省内奖，方方在投票前为一位网络写手大说好话，言辞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企图影响投票，但投票结果没有让她如愿。当时在场的评委都可以作证。”
针对这次因“搞定评委”而引发的鲁迅文学奖评奖风波，方方认为，所有的评奖都应该尊重文本，用文本说话。“既然已经如此了，所有的事我都会直接面对。”




“文化顾问”柳忠秧

[摘要] 柳忠秧说，其实自己更准确的身份应该是文化顾问，主要就是为企业做企业文化的提炼，还有一些重大宣传文案的写作和把关。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如果在方方爆料“跑奖”之前搜索“柳忠秧”，大部分能找到的文章是对其诗歌的“溢美之词”，以及对其个人“成功经历”的描绘文章。
就在中国作协公示鲁迅文学奖推荐名单时，广东一家媒体发表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港台研究所所长古远清以《浓墨重彩燃发豪情》为题的评论文章。古远清在文中称：“三元里群情激愤，人民战争。/黄花岗孤军决死，浩气长存”简直就是对联，柳忠秧的诗歌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吸取了众多长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与那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诗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两年前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熊国华更是称《岭南歌》是“中国文学史难得、世界文学史罕见的史诗”。
时代周报记者根据2013年11月《岳阳楼文学顾问柳忠秧诗歌作品研讨会在岳阳隆重举行》一文统计，在此次研讨会中共有20人发言对“柳诗”作了高度评价，大部分为学者，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旭光，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光芒，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志强等，而湖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湖南理工学院校长余三定教授则担任主持。这样阵容、规模的研讨会在柳忠秧诗歌生涯中并非唯一。
根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柳忠秧在湖北、广东媒体圈均有一定的知名度与人缘。不少广州媒体人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曾采访他”，或对他有所了解，其中还有人曾参加过柳的饭局。即便事发以后，尚且有广州媒体人评价“柳忠秧其实人不坏”，或者“老柳是条汉子”。一位曾采访过柳忠秧的广州记者则总结，“柳忠秧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一位早年曾参加柳忠秧在广州饭局的媒体人向时代周报记者描述，“有一次朋友说，今天有人请吃饭，不去白不去，说这人特别喜欢结交记者、文化圈的人。我就是一个小角色，跟着去的。我记得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布置得挺排场。当时席间，他是绝对的主角，魅力四射的男主人，各种背诗，全部以他为中心。”
该人士称，整个饭局给他感觉是“柳忠秧是特别喜欢结交文艺界和有文学梦想的儒商”，并且认为“他的感染力很强，背诗慷慨激昂。
“他利用作协以及各种头衔，去小公司或者地方政府活动中担任文化顾问，写一些磅礴的诗歌，或者有时候也组织一些诗会、文化活动，他是靠这个来钱的。”该人士指出，“他们这一类人往往出手很大方”。
2012年柳忠秧曾接受《新快报》采访讲起过个人经历。在该篇报道中，柳称其2008年之前开广告公司，后为了把更多的身心投入到创作中，注销了公司。
“不开公司了，柳忠秧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的名片上印了一堆头衔，最显眼的一个叫做文学顾问。柳忠秧说，其实自己更准确的身份应该是文化顾问，主要就是为企业做企业文化的提炼，还有一些重大宣传文案的写作和把关。他在多个大小企业兼职顾问，一年收入近百万。”该报道还称，单是中建集团下属的某公司聘请他，“年薪就开出了几十万”。
该文也提及，柳忠秧为黄鹤楼写下《天下江山黄鹤楼》，获得圈内认可后，黄鹤楼管委会出资，为他召开过诗歌研讨会。
“深刻地来说他是一个会调配资源的人。”上述人士分析称，文化人往往不善于人打交道、搞活动，有“高傲”的弱点，而柳忠秧恰好填补了这块空白，拉饭局、搞活动、聚会，“说白了也是一种利益链条。他本身是诗人，同时替一些地方政府承办一些活动，文化人往往会很买他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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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中的文学奖：热闹背后有“门道”？ 本报记者 陈卓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6月04日   09 版）     最近，鲁迅这个名字再次被许多人提及，语调中还满是同情。     尽管眼神依然犀利，但这时的鲁迅被困在一块小小的奖牌里，只能听着周围争吵声四起，却无法拿起笔杆子加入战斗。     5月16日，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1362部作品进入公示阶段。25日，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微博中说，其中来自湖北的一部作品“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她透露，“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而且“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随后，方方还贴出此人的一些诗句，供公众评价。     通过诗句，人们很快找到了一位叫做柳忠秧的湖北籍诗人，并替鲁迅先生投出犀利的匕首。     虽然柳忠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决否认“到处活动”的指责，但方方微博之后，关于鲁奖“跑奖”，“暗箱操作”的猜想立即充斥了媒体。有人通过大段的论述恳求，“假如不能保证评奖的权威公正，还是饶了鲁迅这个名字吧”，还有人回忆起之前围绕在中国文学奖项头上的疑云，说“别逼鲁迅写《论鲁迅文学奖的倒掉》”。     “如果鲁迅九泉下得知柳忠秧这样的诗全票入围，恐怕气得要掀桌子了。”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看了柳忠秧的作品后说。在这首题为《岭南歌》的诗歌中，被方方摘抄于微博上的句子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     “现在的问题是评奖在火，文学在烂。”肖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位近年来一直关注公共文化的学者发现，本来在他看来应该为公共文化提供标杆的文学评奖，正在逐步丧失这一功能，“权力和资本的交手挤压，已经彻底扭曲了中国的文学评奖。”     人们总是以为鲁迅是崇高的，文学是崇高的，恰恰忘记了最后的奖是名利的     对于不少活跃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相比与诗人推荐前四处活动这件事儿，倒是方方的微博揭露，让他们更感觉意想不到。     “这本来就是一个名利场，”著名文学期刊《当代》副主编周昌义说，“人们总是以为鲁迅是崇高的，文学是崇高的，恰恰忘记了最后的奖是名利的。”     于1998年公布第一届评选结果的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协设立，取代了70年代开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诗歌奖”等奖项，被称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肖鹰告诉记者，这个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奖项，与评选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并立，“实际上是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的国家奖”。     “作为文学的最高奖，无论是鲁奖还是茅奖，奖金都不算高，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意义重大。”周昌义说，在中国作协体制内，获得茅奖和鲁奖，都意味着在职称评比等一系列晋升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对于出版社来说，书籍出版以后的好评度，在许多时候也远不如获奖来得重要。“一个文学机构要受到表彰，能以什么为标准？只能以这个为标准。”     “文学获得奖励本身没有问题，”周昌义说，“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有一批体制内的作家可以完全隔绝于市场，仅仅依靠体制内的认可生活下去，形成自己的一套生态体系，而茅奖和鲁奖都是这个体系里最亮的明珠，大家自然趋之若鹜。”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也曾抱怨国内一些文学奖“有点像是在评先进”。做过多次评委的他发现，“评奖之前往往被召集开会，统一思想”，“一次得奖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大家就可以拿着证书去评职称、调工资了，这样的文学奖对个人有好处，对文学却是一种伤害”。     此外，肖鹰还告诉记者，依照目前的惯例，如果某省份出现了一位茅奖或鲁奖获得者，往往意味着“这个省的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因此，获奖者往往可以以所在省市获得堪称名利双丰的表彰奖励。     “在这种诱惑下，如果别人都跑奖，你又怎么能不跑呢？”周昌义反问。     也正因如此，对于一些活跃于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方方这次捅破的“是一层大家心知肚明的窗户纸”。     “跑奖的现象太普遍了。”作家倪学礼告诉记者。这位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说，据他所知，“不少人都在评奖时有过这样的尝试”。     在此之前，人们也曾经几次通过新闻猜测着那层“窗户纸”里边的风景。     2010年，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因诗集《向往温暖》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网友们很快找出这位身份特殊的获奖者的两篇旧作《徐帆》及《刘亦菲》，并将其诗称为“羊羔体”。     而就在官员获奖的新闻将鲁迅文学奖推向风口浪尖时，图书出版人沈浩波就曾在微博中触碰过这层“窗户纸”，称“不少鲁奖得主是用钱买的，还有一些是谋来的。跑奖，是作协体制内作家的人生大事”。     不过，鲁迅显然不是唯一一个应该为这样的质疑声音而气愤的。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些茅奖获奖作品，“获奖之前不为人所知，获奖之后也迅速死去。恐怕将来的人们写这时代的文学史时，提都不会提一下”。     文学评奖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多元价值共存的现状     即使是层“窗户纸”，但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捅破。     曾经，面对沈浩波的爆料，中国作协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其“不符合事实，也不负责任”，“希望他负责任，拿出证据来”。     而最近，遭到湖北省作协主席指责的当事人柳忠秧在接受采访时坚称：“作协的评委由作协决定，我一个都不知道，连通过初选的结果都是收到一条作协的短信才知道。”他称，方方对他的指责“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问题”，“如果没有证据，那就是你诬陷我”。     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窗户纸里包裹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事实。     “有人把文学评奖的争议归结为暗箱操作或跑奖，我认为是不全面的，”曾出版专著研究茅盾文学奖评奖制度的学者范国英说，“不是说这些问题一定不存在，而是我觉得，文学评奖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办法适应多元价值共存的现状。”     早在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出炉时，就有人质疑评委会“都是居住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评委年龄也偏大”，属于“前文艺工作者”。随后，中国作协在接下来的第六届评选中做出更改，规定评委会和审读小组中京外专家不少于1/3。     即便如此，文学评奖“圈子化”的质疑，也没有因此而消减。第六届茅奖评选时，有记者曾在报道中对比了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主要奖项在内的评委名单，发现一些出镜率颇高的名字，其中既包括陈建功，高洪波等作协官员，也包括白烨、曹文轩、李敬泽等评论家。     “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或评奖关注只是聚焦于一个非常小的作家圈子，这样新人就很难出头。”肖鹰说，“如果你经常参加新书发布会或研讨会，就会发现每次都会添上一些新的名字，但一些老的名字总是在那里。”     在肖鹰看来，相比于人们想象中的用物质开道的“跑奖”，这种“圈子化”影响下的文学奖，面临着更大的问题。虽然从1985年就开始在《当代》做编辑，周昌义还是会经常遇到一些稿件，到了退稿的时候才听别人说这个作者“得过鲁迅文学奖”。     但是这种对于圈子的质疑，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并不同意。第四届鲁奖结果出炉之时，这位从第一届开始就担任评委的批评家在接受采访时说，“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你得承认，很多作家也包括这次得奖的，都是和这个圈子毫无关系或者关系很浅的，有新冒出头的”。     “对每次的文学评奖结果，文学愤青们经常无比愤怒，他们质疑评委的公正性，恨不得全民公决才能体现公正。但话说回来，假设我们全民公决，那选出来的文学作品会是什么样的？那得多庸俗才能让全中国人民都喜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文学肯定是一个取决于个人判断的东西，这是一个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奖永远都要承受争议。”李敬泽说。     评奖都说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实际上，公平公正都是废话，只有公开才是实实在在的     身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周昌义对于文学作品的争议性并不陌生。     “对文学奖的质疑从来就有，你评了车延高，大家质疑他的官员身份，但如果你把奖给了莫言，可能同样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给刘震云。”周昌义说，“但不同情况下的质疑是不一样的。”     周昌义说，虽然作为世界权威，诺贝尔文学奖也经常遭受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绝少集中于评奖程序，而在于文学本身。     为了消除质疑，一些尝试正在文学界展开。从2004年开始，周昌义所在的《当代》杂志就开始举办一场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评奖。     在这场名为“中国长篇小说年度奖”的评比过程中，评选篇目不再仅限于出版社、作协或者专家的推荐，杂志读者和网友以及100家媒体，都具有推荐权。经过“海选”出来的书籍名单，将在一个会场中接受文学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公开投票，“或者在书名下贴磁扣，或者投乒乓球”。     在2010年的评选现场，最终结果锁定在莫言的《蛙》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评论家必须当着两位作家的面，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在现在的状况下，文学评奖公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肖鹰对于这种类型的尝试提出自己的质疑，“评委在公开情况下投票，更要考虑人情因素，只会让圈子化更加影响到评奖结果。”     最终，在《当代》的评奖现场，来自中国作家协会的著名评论家雷达坚持要“一票两投”，被拒绝之后，他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选择弃权。     在肖鹰看来，要重建中国文学奖的公信力，负责评奖的机构，除了要设置更合理的评奖程序，遴选更具职业道德的评委以外，首先要对之前的种种质疑做出负责任的回应。     但无论如何，在上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改变已经开始发生。最终评出的五部获奖作品，要经过62名评委的“过关斩将”式的投票，作家刘震云形容“像超女”，“像过山车”。     从第三轮投票开始，中国作协网站“中国作家网”上的茅盾文学奖专题，在每轮之后详细公布实名投票情况。62位评委里谁投了哪些作品的票，全都赫然在目。     饶有意味的是，2011年9月19日，当获奖者刘醒龙站在位于北京国家大剧院的领奖台上时，感谢本届组织者和评委“公开公正的方式”；毕飞宇感谢的是他们的“担当和勇气”。而在2014年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中，类似的实名制原则也被加入其中，规定“实行实名投票。产生获奖作品的实名投票情况与评奖结果一并公布”。     “评奖都说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实际上，公平公正都是废话，只有公开才是实实在在的。”周昌义放慢了语速，一字一句地强调，“公开之后再有争议，就和主办方没有关系，而是文学本身的争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