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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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发布时间:2005-01-25

作者:姚力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利用口述史料写作和研究历史，在中国和海外都是古已有之。但口述史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却只能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与接轨的过程中口述史学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最近几年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纷纷问世，以《张学良口述传奇》、《读书》2003年第10期发表有关口述史的系列文章[1]，以及以书代刊的《口述历史》的出版发行为标志，口述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似乎人人都可以谈上一谈的热门话题，正如《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忽然火了‘口述史’”[2]。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但同时对口述史的泛化和滥用也混淆了人们的认识。口述史学作为西学东渐的新兴学科，它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机遇也要迎接诸多挑战。 　　作为一门学术研究，口述史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做基奠，这既是学科独立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它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应该说，经过20几年的实践，建设中国自己的口述史学理论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但就目前国内口述史学的状况来说，理论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第一困境。集中表现在： 　　第一，介绍西方研究的多，具有独到研究的少。创立于西方的口述史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为此，国内一些学者如杨雁斌、沈固朝、庞玉杰、杨祥银等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口述史学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3]。在几部关于西方史学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口述史学的介绍 [4]。另外，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性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5]。然而，如同任何由西方传入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都要经过本土化一样，口述史学要在中国生根，仅仅照搬是不行的。因为，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方法及规范等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中的很多内容对中国并不适用。比如，美国口述史协会规定口述访谈工作必不可少的一条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要签署契约、法律授权书等，这明显带有西方法制社会的传统。但是，中国人一向喜欢用温情的人际关系来办事，而不愿使用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就以往国内的口述史实践来说，不仅要靠关系来联络访谈对象，而且访谈中也要注意培养起良好的关系，以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来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所以，在中国建设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口述史学，就必须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文化传统，唯其如此，其理论和方法才能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可。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口述史学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当然，最终它的意义和价值也不仅仅只是单向的中国化，而是推动整个世界口述史学研究品质的提升。 　　第二，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1980年代以来在史学的几个重要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探讨中国口述史学建设和研究的论文，较早的如杨立文《中国口述史学》、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刍议》，近年的有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程歗《口述史三题：怎样采集和解读》、周新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钟少华《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等等。这些文章或主要评说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状况，或对某些问题提出一孔之见，对急需理论指导的口述史实践来说，尽管难能可贵，但显然是杯水车薪。此外，除史学领域关注口述史学的发展外，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也都在进行口述史的研究。他们站在各自学科的立场，相互交流、对话。如200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定宜庄、徐新建、彭兆荣、刘小萌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关于“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的探讨；2003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了一组由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者撰写的讨论口述史学的文章。[6]这种跨越学科壁垒的交叉性研究凸显了相互借鉴和利用的学术倾向，但目前的探讨多半是各说各的，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发展我国口述史学的第二个困境是口述史学科定位不明，由此造成了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学术规范无所适从，进而阻碍了口述史学科的建设进程。就近年国内出版的口述史著作和进行的口述史研究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孙立平、郭于华等主持开展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该计划已经进行了8年之久，选取了河北、陕北、四川和东北4个村子进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并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等；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和钟华主编《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要——山区的妇女口述》、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都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张建伟《男人之隐——四十岁男人生存现状访谈实录》、孟晓云《非隐私访谈录——成功女性的独白》、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作品属于这一类，其特点是文学性较强，著者多为文学作家，目的是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人生形态。此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李锐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丛书。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显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张健飞和杨念群《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著作，著者多是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口述史学的影响，在我国大陆较早地开展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学的规范，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地点、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又以文献为向导，“文野互补”，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大事年表”等，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比较上述五种类型的口述史我们不难看出，前两者虽用口述史之名，但并不把口述史著作作为最终产品。制作口述史的目标也不只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而更多地是把口述史看成一种方法或手段。研究者一般不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也不严守历史学的规范，甚至并不在乎口述者说了什么，而是关注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场合与谁讲的，为什么这样讲，讲的背后有什么文化意义。而后三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口述史著作的撰写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或访谈相关人士进行补充和互证，最终呈现给社会的是文字记载的口述史文本，同时还要将录音磁带或录象带保存好，让历史以文字和声音两种载体传递给后人，从而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性”[7]的史学特点。 　　目前，在我国口述史属于史学，包括史料、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三层含义。当然，强调口述史的史学定位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对口述史的使用和研究，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有了明确的名分，才可能顾及其他。正如美国口述史学今天已经突破了史学范畴，不但几乎每所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设了口述史课程，而且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口述史协会前会长唐诺·里齐（Donald A. Ritchie）的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标题正体现了这种状况。但就今天我国口述史学的实际情况来说，明确口述史的学科属性是它获得“合法”地位，名正言顺争得发展条件的大问题。 　　尽管口述史学日趋被大多数学者所重视，但传统史学对口述史料的轻视倾向，加之口述史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使人们对口述史仍存有疑惑、误解和偏见，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又一困境。人们对口述史的责难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这些记忆常常是在事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在回忆和讲述中，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出于某种原因回忆者有意歪曲事实；由于记忆的遗忘，使口述不够准确、全面；或者受后来经历的影响，回忆中渗入了很多感情因素等等。而讲述的流动和不稳定性等问题更增添了人们对口述史的怀疑。例如：《当代中国史研究》最近一期刊登了谢静宜的来信，对吴德在回忆录中说：“主席说‘江青是个大女流氓’”一事给予纠正。我们在承认口述史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字史料同样参杂了主观因素，不能顾此失彼、因噎废食，一笔勾销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口述史的这些特点也对口述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史学修养，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写出信史。 　　第二，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是否“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史？这一问题的提出正反映了目前口述史书籍良莠不齐的状况。对此著名口述史家唐德刚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8]可见，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史学范畴的口述史共通的方法，是它与其他学科的口述史的重要区别之处。 　　第三，口述史是否以揭秘为主题？目前出版的很多口述史以大揭秘为噱头，大肆炒作领袖人物的私生活、反右派斗争的恩怨情仇、“文化大革命”的凄惨往事，似乎只有共和国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才是口述史的重点，以至于人们将口述史与野史密闻相等同。这种对口述史的误解和误导，不但违背了历史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大义的基本原则，也使口述史变成了商业赢利的工具和别有用心人的枪口。 　　以上对我国口述史学发展困境的三点分析，仅仅是从大处着眼提出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此外，如经费、组织、人员等困难也是口述史学发展尚待解决的难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前途，恰恰相反，我国口述史学是大有作为的。 　　第一，我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和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这是口述史学成长的独特优势。口述史学的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国史学的理论和传统中汲取养分，如对口述史料收集与使用的技巧；对文献资料的征引与钩沉，都是口述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此外，口述史学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口述史学工作者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方法，才能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也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解决口述史的客观性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可信度问题。口述史学工作者要始终明确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真实去诠释和再我们 　　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而不能将历史看成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社会科学中史学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最强，而口述史学研究的内容距离现实较近，一般又偏好于官方史书中未记录或记录较少，或档案资料中未被解密或争议较多的历史，这些内容常常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极其密切，甚至会影响到民族的利益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同时，因为口述史的可读性和关注的秘密话题，使读者对口述史情有独钟，不仅爱读，而且愿意接受。一些人便利用这一点，在没有文献补正的条件下，大搞所谓的口述史，比如近年海外出版的某些书籍，极尽造谣、污蔑为能事，破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以达到反华反共的目的。这些客观事实都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坚定地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史学工作者必须明确为什么人写史，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史，怎么写史的大问题。要让口述史为学术研究服务，为凝聚中华民族服务，为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55年的历史尽管还不算长，但这“千年仅见的变局”为口述史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历史，从1949年一个崭新国家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其变化的程度之深、速度之快、覆盖之广，为世界史所独有。在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镶嵌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在他们观念中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基于“自下而上”历史理论的口述史学，可以在对民间社会的问讯中，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正如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指出的：“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9] 　　第三，当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好局面推动了各个学科的蓬勃发展，也为它们之间的广泛交流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正是口述史学发展的机遇。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潜在价值和作用日益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历史也被提升到了“软武器”的重要地位。前不久党和国家不但下达了专门文件，还加大了对该领域研究项目的投入力度，积极支持一些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工作。在这种背景下，亟待建设的中国口述史学要求我们在与国际同行交流与合作中，一方面要有步骤地加快口述史学在理论方法、学术规范等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全方位地开展口述史的收集工作，力求从多侧面、多角度地理解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给历史研究注入鲜活的史料，给资政育人的学术传统提供取之不竭的素材。而这恰恰是建设一个既富理论创新，又可普遍应用的口述史学的基本前提。相信肩负这一使命的同仁们付诸实践之日，就是中国口述史学黄金时代的来临之时。 -------------------------------------------------------------------------------- [1] [口头传统专辑]包括：刘宗迪：《文字原是一张皮》；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朝戈金：《口头·无形·非物资遗产漫议》；尹虎彬：《荷马与我们时代的故事歌手》。另外，此期还登有郭于华的文章：《口述历史——有关记忆与忘却》。 [2]“忽然火了‘口述史’”，《北京青年报》2003年10月9日。 [3] 90年代杨雁斌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先后发表多篇介绍口述史学的文章，如《浅论口述史学的发展与特点》，1993年第4期；《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下），1998年第2、3期。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史学理论》1995年第2期。庞玉杰：《从往事的简单再现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学方法述评》，《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杨祥银：《当代美国的口述史学》，王俊义、丁冬主编《口述历史》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涉及口述史理论方法的著作主要有：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张广智、陈恒：《口述史学》，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公司，2003。 [5]（美）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英）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英）肯·霍尔斯：《口述历史》，陈瑛译，台湾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 [6]这组以“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主打栏目的文章有：定宜庄：《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朝戈金：《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孙庆忠：《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胡鸿保、王红英：《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 [7]戴逸：《漫谈‘口述历史’》，王俊义、丁冬主编《口述历史》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4页。 [8]唐德刚：《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2页。 [9]转引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史学理论》，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