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自然灾害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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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自然灾害论”可以休矣！

大跃进以来发生的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700万人，究竟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造成的？至今依然争论不休。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根据在湖南农村的深入调查，做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认可，后来又被推翻，成了刘反对大跃进的罪证。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专家学者，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包括查阅当时的气象水文资料，一直认为，那三年的气候基本上属正常年景，局部灾害不可避免，而整体上没有什么大的灾情，有的地方还是风调雨顺的。造成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完全是左倾冒险主义、主观教条主义催生的“五风”造成的，换言之，是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是不折不扣的“人祸”！ 　　尽管“人祸”说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但是多年来“天灾”说仍然不绝于耳。一些报刊、影视、书籍等作品，包括一些纪实性的作品里，“自然灾害”的字眼频频出现。电视剧《彭真》就说，“那几年，国家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中央领导带头艰苦。”最近有网友就发文说，那三年全国确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据权威部门统计，1959能遭灾6亿亩，1960能遭灾7亿亩，1961能遭灾7亿多亩，云云。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则是自然灾害+工作失误+苏修逼债。总之，“自然灾害”说，成了某些人总结大跃进灾难和三年困难成因不可缺少的“挡箭牌”。 　　笔者通过大量的长时间的调查研究、阅读思考，认为那三年全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完全是“人祸”，即我们的极左政策和工作失误造成的，赖不得“天灾”。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是特定环境下的留有余地。其实是“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甚至是100%人祸。当时如果不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搞食堂化，而实行现在的包产到户，一家一户过生活，可以断定，一个浮肿病也不会有，一个人也饿不死！ 　　这种“人祸说”有何依据？笔者无力去查阅和转抄当时的气象资料；仅凭自己的回忆，或调查亲身经历的当事人，也可能得出局部的、片面的、瞎子摸象的结论。笔者忽然想起用几个大多数普通人都能信服的“侧证法”，来证明“自然灾害说”难以成立，“人祸说”确凿无疑。 　　1、用生活常识和自然规律来推测。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发生局部的、暂时的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完全可能的。如1942年河南大旱，饿死300万人，最多仅限于河南及附近地区；1998年南方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灾情十分严重，也只局限于南方几个省的部分地区；2008年的汶川地震，举国震惊，最多就是周围十几个县受灾；2011年云南、贵州发生60年不遇的旱灾，河南又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可能比1942年还严重），有的庄稼根本种不上，有的庄稼苗旱死，大部分绝收，如此严重的旱灾，最多也就是半个省几十个县。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安然无恙，可以全力抗灾救灾；全国粮食照样增产，人民照样丰衣足食。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新闻联播》过后看天气预报，从那变化多端的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东方不下西方下，南方不下北方下，中间不下周边下，大雨不下小雨下，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几乎天天有雨，没有雨的图景是很少的。 　　所以，要说那期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旱灾，到处都是“特大的、连续的、毁灭性的”（林彪语）自然灾害，一下延续了三年以上，才造成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鬼也不相信！因为这是违背生活和自然常识的。 　　所以，局部灾害一定有，“全国三年自然灾害”一定是谎言！ 　　2、从当时的中央会议、媒体宣传和各种报告上可以推测。 　　如果说，那三年竟然发生了全国性、长期性、毁灭性的、能饿死几千万人的特大自然灾害，必然是举国震惊，上下哀恸，抗旱救灾必然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一定是全党动员，全民上阵，战天斗地，轰轰烈烈，持续不断；无数的中央和地方干部必然天天奋战在抗灾第一线，几百万解放军和武警战士必然如战争年代一样，在第一线顽强拼搏，甚至有不少战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的中央党报和地方报刊必然会涌现大量的有关抗旱救灾的典型报道。《人民日报》至少要发表几十篇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以推动全国抗旱救灾工作…… 　　然而，翻开当时的文献资料和报纸杂志，根本没有此类报道。从1959年到1961年，召开的中央级会议恐怕不下几十次，下发的中央文件何止几十份，没有一次提到任何的灾情报告，没有一份做出抗旱救灾的议题和决定。1959年4月，正是春耕生产、庄稼生长的关键时期，此时如果全国大旱，万民惊慌，毛泽东必然会全力指导抗旱，而此时毛泽东一连写了4封《党内通信》，反反复复指导全国各级干部纠左，反对共产风和浮夸风，没有一条提到抗旱救灾的问题。我们熟知的1959年7、8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毛泽东为前期会议拟定的18个议题（后又增加了1个），没有一个提到抗旱救灾问题；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几个中央文件，只见对彭德怀的批判如泰山压顶，而对全国抗旱救灾的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提到！1960年、1961年中央召开了多少次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多少次讲话，从来就没有“抗旱救灾”的字样。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中央集体，面对如此特大的全国性三年自然灾害，能如此闭目塞听，漠不关心吗？中央党报媒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抗旱救灾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党中央喉舌面对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能如此无动于衷，沉默不语吗？ 　　这一切都说明，那三年根本就没有什么严重的“自然灾害”！ 　　还有一件事，完全可以说明，“自然灾害说”纯属编造。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达到最严重的时候，突出的标志是一些重灾区爆发的震惊全国的严重事件，河南“信阳事件”一个地区饿死100万多人，安徽“无为事件”一个县饿死30多万人，甘肃“通渭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等等。上级当然要追查责任。当地的党委领导在给省委和中央写的报告中，谈起事件的原因，无一提到自然灾害的问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地主富农企图复辟，国民党残渣余孽兴风作浪，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干部蜕化变质……”毛泽东和中央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批示要求这些地方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那些出了“乱子”的地方领导，挖空心思要推脱责任，却不敢推到“老天爷”头上，只能推到“阶级敌人”身上。还有，对于“信阳事件”，以及全省饿死数百万人负有主要责任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面对中央的批评，曾沉痛地说：“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我负有重要责任，我对河南人民犯下了罪过，如果中央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引颈就戮！”一直在拼命捂盖子，善于推脱责任的吴芝圃，最终也不敢往“老天爷”身上推，只有慨然认罪。这一切都充分说明，1960年前后，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大的自然灾害。 　　3、自然灾害也是人为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可能有一些地方发生了一定的旱灾或者涝灾，有的灾害还比较严重。笔者当时已十几岁，清晰地记得，我们这豫西山地确实发生过几次旱灾。在大跃进狂潮的影响下，农作物的播种和管理马马虎虎，庄稼苗稀稀拉拉，粮食大幅度减产。原本可以亩产三四百斤，由于旱灾，实际收了一二百斤。 　　但是，天灾就一定要完全怨老天爷吗？不尽然。自然规律告诉我们，逆天而行，盲目蛮干，人为的破坏，也会惹怒大自然，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1998年长江下游暴发特大洪涝灾害，有专家指出，长江上游的林木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人们过度的乱砍滥伐使森林和植被面积大量减少，是导致下游形成洪涝灾害的罪魁祸首！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三年来某些地方发生的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为造成的。 　　1958年大炼钢铁，9000万人齐上阵，全国人民总动员，把全国各地的森林树木砍伐殆尽，投入了小高炉，炼出了无数的的废渣。加上三年公共食堂做饭，全部用树木做燃料，把所有的树木彻底砍光，连小树苗也不放过。整个中华大地上，四野无乔木，满山光秃秃。失去了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森林树木，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不就接踵而至，不可避免了吗？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大跃进形势下，全国各地不顾实际，发疯一般倾尽劳力，大兵团作战，大办水利，深翻土地，使大量土地撂荒，土壤遭到严重破坏，稍遇旱灾，粮食便大幅度减产。这好像是天灾，实则是地地道道的人祸！ 　　汉代有“东海孝妇怨”导致东方三年大旱；元代有“窦娥冤”，导致楚州亢旱三年，这当然都是神话传说，不足凭信。但是三年大跃进形成的大破坏、大折腾，加上彭德怀的千古奇冤，导致举国三年大饥荒，却实实在在是自然规律和人类生活规律对中国大地的残酷惩罚！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1962年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代表县委向地委写的调查报告。上面写到，1957年以前，兰考还是林茂粮丰、衣食无忧的年代。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山上和田野里的森林树木几乎被砍光，再加上大办食堂对林业的大破坏，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的护林带完全毁灭，造成漫天风沙不断侵袭，形成了“三害”，使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逃荒要饭十分普遍。焦裕禄列出了1950到1962年的农业产量数字：1962年的全县的粮食产量是7000万斤，还不到1956年24000万斤的三分之一，不到1950年15000万斤的一半。解放了13年，我们的生产力还不如解放初。 　　焦裕禄的话，给了“三年困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做了一个响亮的明确的无可置疑的回答！ 　　再者，“自然灾害说”让人奇怪：这特大的自然灾害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三年大跃进，就来个三年自然灾害？这三年，是大跃进口号喊得最响亮、折腾最厉害的三年，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自认为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三年，是公有化程度最高、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三年，也是我们的领袖和中央领导头脑最膨胀、最发热、最发昏的三年。三年过去，领袖头脑清醒了，几个大办不办了，公共食堂解散了，极左政策调整了，怎么那“特大自然灾害”就突然停止了？怎么从1962年一直到2012年，这特大自然灾害就一直没有发生呢？可以断定，今后一直到2062年、甚至2962年，只要我们的中央领导头脑清醒，不犯大跃进的荒唐错误，那种“特大自然灾害”就永远不会发生！ 　　通过上面的侧证和例证，可以充分说明，多年来流行的“三年自然灾害说”，既不符合生活常识，又违背科学事实，完全是人为编造的谎言。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比较接近事实，但这“三分天灾”也大都是人为造成的，因而可以说三年困难是“零分天灾，十分人祸”，百分之百的人祸！ 　　近日“人民网”有篇文章，极力为“自然灾害说”张目，反对“人祸说”。理由是，1958年是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浮夸风、共产风最严重的一年，也就是“人祸”最严重的一年，可是该年的粮食产量是最高的，说明“人祸”并非导致生活困难的原因；而1959年、1960年的“人祸”次于1958年，粮食产量却大幅度下滑，说明是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说法让人感到好笑，说明这位网友根本不懂得起码的常识。 　　1958年由于风调雨顺，确实获得了大丰收。但是该年的夏粮小麦是由1957年播种、58年上半年管理的，春耕生产以及秋作物播种，大都在8月份以前就已经完工。而全国性人民公社化、大兵团作战、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这些严重破坏生产力的事物，大都出在8、9、10月以后，其祸国殃民的危害性，到1959年初才大规模暴露出来。虽经毛泽东反复纠左，却收效甚微，祸害依然横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激于义愤，慨然上书，要求毛泽东继续纠左，毛泽东勃然大怒，斥彭德怀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在全国进行“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运动，荒唐而惨烈的人祸，终于导致举国三年大饥荒，六亿多人在饥饿的深渊里苦苦挣扎了三年多，3000多万人成了饿殍。这就是人人皆知的起码的常识，这就是用血和泪铸成的铁的事实！ 为了澄清谣言、还原事实真相，为了不让死去的3000多万人死得糊里糊涂，为了让某些人承担起历史责任，为了不让某些极左分子胡乱歌颂大跃进、公社化，煽动历史倒退到那个年代的阴谋得逞，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继续前进，请我们所有的媒体、书籍、文章作品和教科书，从此取消“三年自然灾害”的字眼；谁若再提“三年自然灾害”字样，我们就立即批评之，唾弃之，删除之，封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