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习惯，非常可怕

jssh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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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习惯，非常可怕
　　人物周刊：就从电视讲坛说起吧，您也去讲过一回，有些什么思考？
　　陈家琪：有些人说，各种电视讲坛会让人们去寻找《论语》、《庄子》、《史记》来看，我是不大相信的。多半是对久违了的传统的猎奇、浅尝辄止，阅读不会超过电视上讲过的内容。因为这些讲坛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让人产生困惑，也就不可能引发思考。大部分人也满足于“知道一点”的快餐式喂养，都很忙，没时间看书。中国常有这样的事情：写书的比看书的多。

　　人物周刊：有两个数据：在以色列，犹太人年均读书量达到64本。而咱们国家加上中小学教材，每人每年读5本书。
　　陈家琪：我注意到眼下两个事实：一个是大家都在追逐各种文化热点，一些文化人被制造成明星，媒体有这样的功能；二是对理论的关注太贫乏了。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习惯和爱好，是非常可怕的。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浅薄、单调的娱乐精神，我对这个反感透了。各家电视台都在用这样那样的选秀让人沉溺于其中，而且看样子，这股势头没办法遏制。
　　我老在想，电视用大量的凶杀、战争、灾难、悲情事件吸引眼球，昨天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今天就呈现在你眼前，这些不停的刺激，让人们碰到身边真实的悲惨时反而非常麻木，无动于衷。人的情感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消耗。
　　哪怕你手握真理，也不能对他人施以暴虐
　　人物周刊：您分析过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对理论思维的限制：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得意忘言，无尽的言外之意。所以在《话语的真相》里，您得一再向人解释“为什么来海南”。如果一个人回答“我是来做学问的”，谁都觉得不可理解；而如果一个人回答“我是来当妓女的”，谁都理解了。
　　陈家琪：所以我很清楚，对任何一个当代哲学问题的思想者而言，要提出一套新的哲学理念、用新的范畴来解释经验，我们谁都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记录、描述、思考这个时代。我现在要做的事，比较清晰的，一个是抵制刚才说的浅薄庸俗的娱乐，还有一个就是抵制遗忘——把那些经历过的、记忆中的事情，以及我们思考到什么程度，尽可能传给下一代人。我现在给学生上课，发现他们对我们这代人和上代人经历过、思考过的事情基本不知道，也没兴趣，更不要说理论问题了，只知道围着考试和就业转，我觉得挺悲哀。从我们那代人的理想与热情到下一代的现实与功利，也许是一个必然，物极必反嘛。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我个人认为有些畸形发展的时代。发展如此迅速，过去完全想不到的东西和事情一夜之间全成了现实。所有到中国来的人都感到很陌生，就连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是一天一个样。就说从我家到同济大学这段半个钟头的自行车路，5年里，没有一天路上不在挖啊、修啊，我都不知道在修什么，五角场拆了，彰武路动工了，小区门口架了中环线，奥运要来了，世博会也要来了，整个中国就处在巨大的消耗、变动之中，大家似乎就在为这么几个日子活着。我还记得在欧洲看到的那些小镇，几十年都是那样子，给人安宁感，而我们周围每天都在不停地变。
　　我们这代人，真的不希望任何动乱发生，真的很可能把现在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无所信，心怀不满，几乎没有多少人是满意知足的，包括那些腰缠万贯的，他想着怎么把钱转移啊，也生活在惶惶不安中。而且现代社会，人似乎都变得非常凶残，压抑着的各种欲望只要有一个缺口，马上爆发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力量。“文革”时这种凶残已经表现过一次了。我真的希望这个民族能把一个戒律一样的东西摆在每个人面前，同时告诉后代：哪怕你手握真理、动机美好、人格高大，也不能对他人施以暴虐，不能以恶制恶！
    大家公认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人物周刊：现在人们的日子好多了，为什么反而会不安宁呢？
　　陈家琪：人的欲望一旦被调动起来，并意识到凭借自己的才能或运气可以占有更多资源的时候，他是不大肯停下来的。
　　这种必然我理解为命运。命运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 destiny，一个是fate。Fate有宿命、命数、命定的意思，人们无可逃避，无力抗拒。Destiny也有强制的意味，民族、语言，还有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等等力量，将人置于一种关系当中。但也正是在种种被置于的关系中，人们才可能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这种命运并不宿命，它在强行置你于某种关系的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可能——不全是拒绝，也不全是顺从，而是求“和谐”。
　　“和谐”，在我理解，就是各居其位，各行其事，各成其是。柏拉图叫它“正义”，海德格尔叫它“自由”，实际上讲的都是一种自然秩序，或理解为自然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秩序。
　　而道德重建，就是我理解中的“最热门”的理论问题。道德问题，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信任和能不能团结。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实的残酷；另一方面深感道德资源匮乏。怎么办呢？许倬云先生的《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中有两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一是他认为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贵族特有的礼仪规范化了，使之成为全民的规范，当然，我要补充的是这种贵族品行在以后的岁月中失散了；二是他说，资本主义得以出现，全赖信用与资金的流通、集中，在这中间信用比资金更重要，要靠国家法律和公权来维护和保障。这一点是孔子没有想到的。信用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就是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做不到这两点，必然缺乏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法谈道德重建。
　　我们一直缺的就是一个道德的思想资源。“文革”时因为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传统文化，又不让讨论人性问题，到哪里去寻求道德的依据？毛泽东要塑造新人，比如雷锋，我相信是真的，我们那时候都以雷锋为榜样。问题在于，这么多雷锋如何相处？
    所谓“大国崛起”，你得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东西
　　人物周刊：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的命运会怎样呢？
　　陈家琪：有时也听到一些基于fate的论调：搞不好了。这就是完全的悲观主义了。我更愿意它是可以调整的destiny。如果人们从眼下铺天盖地的娱乐里面走出来一些，沉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情况会好得多，至少文化景观会很不一样。
　　所谓“大国崛起”，你得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东西。哲学先退一步，音乐、绘画、小说、电影这些经验性的东西比较容易突破，但我们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手呢？理论上，我们完全可能写出《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但现实中我们拿不出一部《日瓦戈医生》式的小说。
　　眼下中国的大片，一看就是一些暴发户拍的。中国电影对细节的处理，远不如外国电影来得震撼人心。人家导演对生命、对人生、人性的认识、把握比我们高明多了——我们缺少那种爱、慈悲、宽恕和反省，那种有宗教背景的哲学沉思。

　　人物周刊：中国儒家传统里是有这种东西的，比如孔子反复强调的“仁”。
　　陈家琪：但我们断了嘛。我最近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断裂，孔子规范了的贵族之“礼”、君子的道德理想断了，时间上断的，空间上也断了。历史上中国两次平民政治战胜了贵族政治，一次是秦汉结束封建制，随之也就结束了贵族的世袭制，一次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某种意义上的平等是有了，但精神层次下降了。到明代，相权就废除了，皇权开始为所欲为……到满清入关，到孙中山，到日本入侵……仔细想想这几百年里似乎又有不可抗拒的fate的味道。知书达理统统靠边站，最后就只剩下吃饱饭。中国慢慢走向现代化，理性实现着自身。但很遗憾，这种实现在我们，确实是以精神的失落为代价的。
　　空间上的断裂是说，人和共同体之间失去了共尊共信的东西。60年代是有的，雷锋精神、勤劳勇敢、爱党爱国，定义是很明确的，我们跟共同体是一致的，都是坚信不移的。现在没有了，共同体说什么，都要大大打个问号。
　　古希腊，苏格拉底向共同体的习俗提出了挑战，所以共同体要将他处死。他临死前也在反省，想回归共同体的习俗，像死前嘱咐克里同祭献一只公鸡啊等等。柏拉图心里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古希腊共同体的原则受到了一种更深原则——个人的良知原则的挑战，当个人判断与共同体原则相违背时，共同体就不允许了。

　　人物周刊：所以雅典的元老们以360票对140票判他死刑。
　　陈家琪：对嘛。个人主义的本来意思就是个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想从束缚自己的共同体(家庭、氏族或国家)中挣脱出来。孔子在为共同体设计行为标准，而苏格拉底却通过自己的理性对此类标准表示怀疑。所以，黑格尔就说，最好的就是作为共同体统一标准的正题(伦理的、习俗的)与个人主义的反题(良知的、自我判断的)的合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公认的、作为正题的基本的东西(或曰道德底线)是什么？还有没有？儒家伦理＋马克思主义还足以支撑现代中国吗？儒家学说能否适应现代社会是一个问题；马克思也似乎从未设想过一个理想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问题。

　　人物周刊：公认的东西是有的——大街上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想多挣点钱。
　　陈家琪：还是没有超出对物的攫取、占有。譬如对一个女人，你最终总是希望她爱你，而不仅仅是占有她。黑格尔说过，自我意识的最初阶段表现为欲望，但欲望最后总要变成一些精神的东西，变成对欲望的欲望，譬如，性变成了爱。人是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也想获得承认——而被占有的物，它是不会来承认你的——我以为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一。现在，实际上是利益、工具理性在支配一切，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别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