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陈君：自主性与创造性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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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陈君：自主性与创造性的两难

作者:吕陈君

——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 　　只有没有理性的人才会用抽象的定义与普遍的观念来支配自己。——埃德蒙·柏克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王小波 　　自主性和创造性可能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个最大难题。所谓自主性，是指知识分子具有自由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权利，任何权势集团或政府机构都不得强制干预，亦即思想与言论自由问题；而所谓创造性，是指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知识的创造者，在纯粹智识领域中必须做出重大的发现与创新，其核心价值独立于任何功利目的。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言论不自由的境况造成的，只要给他们充分自由，就能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但我们后面的详细分析将表明，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之间其实并无必然联系，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这既有意识形态与文化体制的问题，同时也有知识分子本身的精神状况问题。本文我们首先来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作个总体评述，并阐述他们在自主性与创造性的两难困境中应当作出何种抉择。 　　一、知识分子的涵义 　　何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但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困难的，从常识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知识为志业"的那些人。我们不必过分纠缠这个定义的细枝末节，而是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具有三种基本的文化功能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最终是面向社会公众，向公众提供一整套关于世界认知与道德评价的公共知识体系。因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经常倾听权威性的价值判断，阅读一些他们自己不能完成的知识文本，正好就有这么一类知识分子专门为他们提供各种文化消费作品，譬如新闻记者、评论家和作家就是其代表。公共型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经常认为自己就是宇宙真理的发现者和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但实际上他们真正谋求的是掌握公共舆论的权力。我这里并不是贬低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追求真理与正义应是知识分子的永恒使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知识分子都具备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只是反对知识分子以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自居，并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而去批判社会，他们就会不自觉地陷进激进思想的深渊。当知识分子陷入政治激情时，朱利安·班达称他们是"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认为"公正、真理和理性只要不带实践目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因此，对公正的崇拜只有坚持抽象的公正，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而"对公正、真理和理性的激情（对理性的激情已完全不是理性了）--作为激情，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了。"⑴知识分子应该冷静、理性地批评政府，但不应该把这种批评引向危险的社会对立。因为知识分子都是站在某种立场上来批评政府，实际上他们并比政府掌握更多的实质的真理和正义，当他们声称自己能代表真理和正义时，其实就已背离了自己的理想。所以，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底线是不作政治批判，因为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固有职责了。当知识分子都成为"斗士"时，那就是非理性的了，理性批判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不是使其陷入对立或分裂状态。除非生死攸关，知识分子决不应该投身到实际政治运动中去，只能作为一位冷静的旁观者；知识分子决不是社会的法官或导师，当他这样自封时，就是思想的危险的开端了。 　　第二种类型是"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主要是由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经常是专注于某一个专业性的学科研究领域，以追求圈内同行们的认可及学术荣誉作为最终目标，而对公众评价基本上漠不关心。这类知识分子包括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等，是一群沉浸于纯粹知识创造之中的幻想家和美学家。我个人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形象的基本涵义。人类除了生活在一个由各种利益与权力关系构筑起来的现实世界外，还生活于一个由符号关系构建起来的精神世界之中，像皮埃尔·布尔迪厄说的那样，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生产者"，虽与社会权力密切相关，但对知识分子个体而言，符号（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美学体验要比它带来的权力享受重要得多，也深刻得多。因此，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是那些专注于自己内心的精神体验，并竭力想要表达出自己真实思想的知识探索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意义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一件杰出的艺术品，一个美妙的数学公式，一篇宏伟的理论著作，就像是一座座圣洁威仪的灯塔，矗立在尘世的大地上，散发着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智慧光辉。如果人类失去对于纯粹知识的好奇心和崇敬心，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与权力丛林中的生存动物，那绝对是历史的倒退。生产力越发展，生活越富裕，社会越进步，人们应该越有闲暇时间来从事精神活动才对，否则社会就会腐朽堕落。普通人对艺术家或科学家那种由衷的敬仰之情，反映出了人性中的某种普遍渴望，即使他对这门知识全然不懂。但需要区别的是，专家的贡献在于对某个专门的知识领域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对公共知识或公共事务做出解释性的评述或评判。譬如，同样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海德格尔就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萨特的存在主义最终是为他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提供一种现象学的解释，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人生状态的描述以及对自由抉择的肯定；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面向存在本身的一种美学的沉思和形而上学的追问，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存在者境域以及荷尔德林作品的诗性分析，他本人对纳粹的合理性倒是作过一种有趣的纯思辨性的推论，但那完全是脱离实际情况的哲学臆想，绝不能看作是他本人真实思想的反映。⑵公共型和专家型的知识分子确实在一些关键性的精神特征上存在着重要差异，这是我们在分析知识分子概念时尤其要注意区分开来的。 　　第三种类型是"职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主要不是出于道德或理智的目的，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价值观念或思想结构，而是出于功利目的寻求一种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他这么做主要也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和兴趣，而是替其雇主提供专业化服务，譬如分析员、工程师、律师、幕僚等。职业化是现代知识分子演化的主要趋势，随着现代生产体系分工的精细化，差不多每个行业都需要一批技术专家；如果说道德评判与知识创造的这两个定位多少还带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贵形象，而职业化则使整个知识分子阶群失掉其巫术般的精英身份，变得世俗化甚至有些庸俗化了。职业化往往会使知识分子丧失掉最为珍贵的独立精神，因为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立场，而是雇主的要求。正如萨义德指出的："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职业态度'（professionalism）"；他坚持认为，"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⑶但是，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人类的智力代表这种超然脱俗的形象可能是被人们加以神话化了，在现代社会以前，这种看法或许是成立的，因为传统社会中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知识分子较之普通民众当然要优越；但在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今天，人人皆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职业型的知识分子成为这一庞大社会阶群的主流，精英知识分子的优越性相对来说大大降低了。当知识分子奋力抵抗外部的权威时，在其内部也是反权威主义的--对正义和真理而言，都不存在任何超然的权威。这里，我们要把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前者是理论性的、精神性的，而后者是实践性的、功利性的。 　　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的分类，标明一个知识分子可能具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身份。这三种文化身份可以重叠，但它们又确实是不同的理想类型，必须要加以区分开来。兹纳涅茨基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也大致分为"技术专家"、"圣哲"和"学者"等几种类型，公共型知识分子就相当于"圣哲"，专家型知识分子就相当于"学者"，职业型知识分子就相当于"技术专家"；当然这种比较只有近似的意义，可以把他们分别看成知识的传播者、创造者和应用者："圣哲"的功能是把知识传播到公众中去（但知识传播在权力社会中存在偏向性，这就是道德作为仪规知识的起源），"学者"的功能是创建知识体系，"技术专家"的功能则是应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写作风格和写作策略都不相同。简单说，公共型知识分子的写作是面向公众，因此他会尽量使用通俗化的语言，往往不经详细论证就直接做出结论，并经常使用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的语句来增强作品的煽动性，这种写作是纯精神性的；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写作是面向同行，他使用的是行业内部的规范性语言，有专门的概念、术语、逻辑和体系，重视文献材料和论证方法，经常是十分谨慎地才做出某个结论，这种写作是纯智识性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学术或知识问题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它是由行业内部历史经验累积形成的一个封闭王国，即"一个具有专门价值的王国，它永恒地拥有自己的权利，有一个独特的不可还原为实际标准的系统化秩序"；⑷而职业型知识分子的作品则是写给其雇主看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情景中的技术问题，提出解决实际问题意见、建议和方案，它可能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能力，但却完全不需要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和精神构建，这种写作是纯技能性的。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与创造性都属于精神领域，所以我们以下论述就不包括职业型的知识分子在内。 　　其次，从内在的精神特征上看，知识分子具有两种不同的精神传统，一种是主观主义的传统，另一种是客观主义的传统。福柯就注意到，现代法国哲学中这两种传统是泾渭分明的，分别以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前者关注经验、知觉以及主体性，因为它处理的是知识与认知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关注的是知识本身，探究独立于认知主体的科学理性的发展与结构"。⑸如果我们不考虑职业型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与其外在身份就吻合了：一种是主观主义∕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对世界的主观认知及其价值判断，可称其为"思想家"；另一种是客观主义∕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对世界的客观化的逻辑构造及其理性认识，可称其为"理论家"。然而，从范畴上看，客观主义∕公共型、主观主义∕专家型的知识分子就可分别称其为"伪思想家"和"伪理论家"了，这里虽并非贬义，但实际上确实存在这类范畴错位的知识分子：客观的、逻辑主义的道德论者与主观的、直觉主义的真理或知识论者。以上就是我们对知识分子涵义的基本阐述。自主性问题多与前者有关，而创造性问题多与后者有关，这首先在概念上就要区别开来。 　　二、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界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体制内与体制外是一个标志性的分界线，即一个重大的立场和态度的抉择问题。选择留在体制内，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获得官方的承认，接受意识形态的约束；而选择站在体制外，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不能获得官方承认，对意识形态则必须保持沉默。这确实是个重大的抉择。但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界也不无理由：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加以限制，便可不分散财力物力，政府全力支持少数体制内的知识精英，让他们来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这样做岂不更有效率吗？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钱学森可以说是体制内最成功的知识分子，他逝世前就专门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问题，有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 为什么国家很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的"创新工程"，最终却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这确实让人费解：为什么政府大力支持反而出不了重大科研学术成果，出不了创造性的思想？ 　　我们来作个结构性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奥妙。在体制内，一项知识创新成果的取舍，最终是由"文化官僚"--即兹纳涅茨基说的"技术领导"--来决定的，他掌握着分配文化资源的权力。首先，"文化官僚"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的评审鉴定能力，他本人可能是位行内专家，但过多的行政工作分散了他的精力；其次，创新具有风险，风险就会导致失败，失败就会危及他的权力，所以他倾向于接受在集体经验预计之中的创新成果，而不敢接受那些超出预计之外的，但重大的创新成果往往是超出预计的，令人惊异的。按照兹纳涅茨基的解释，"技术领导"的知识必须是"确定的"和"能进行预见的"，即"它只包括已证明为真理的东西；没有为需要更进一步检验的假说留有余地，因为可能存在的错误为群体行动的失败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每一次的诊断中，技术领导者都要将他在复杂情景中所面临的新的和不确定的东西，归入那些关于事物与过程的老的和确定的真理在实用上保险的组合体中去。"所以，在体制内，最终结果往往就是：一流的成果很难受到重视，二流的成果倒是最受欢迎，因为前者超出了集体行动的经验范围，而后者只是对其属性结构的补充和完善。除非领导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威望，即便行动失败也不会影响其地位时，他才有可能下决心来接受一项超出集体经验预计以外的创新成果。因此，领导者对创新实际上是抱有戒备和抵制的，新材料或新思想的出现往往会打乱他已计划好的程序和模式，而他的职责是要使集体行动的结果符合预定目标，任何偏离都会损害他的地位，创新对他来说就是危险的（尤其当他地位还未稳固时）。而知识分子通过权力虽然能获得大量文化资源，但他们必须去揣摩、迎合领导者的意图与设置，否则也会陷入某种危险中，即"他们的专门研究的类型由掌权人想要了解的东西所决定，因此对他们来说，沉溺于寻求新的材料而全然不知道他们会找到什么东西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可能发现了从掌权人的观点看最好继续让其不为人知的事实。"⑹这样，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倾向做出重大创新，他最好的策略是永远只领先一步，能让领导者满意就行，没必要费太大精力、冒太大风险远远跑到集体行动的前边，因此就很难出现创造性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确实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是反体制的。面对威迫利诱，知识分子很难做到"对权势说真话"，那他的道德底线就是决不违心说谎话，宁可永远保持沉默。 　　当前，知识或学术的权力化（即行政化）已严重扭曲了文化体制及学术风气，深层次地阻碍并破坏了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在我看来最为严重的是以下三种文化体制顽疾流毒所致： 　　其一，迷信权威。领导者对创新成果不能自己做出鉴定，但他会把一项创新任务交给某个学术权威去执行，他这么做并非是熟知此人的研究能力，而是他认为这么做会为其政治决定提供某种象征性的合理证明，他就可以此来向其竞争者表明这个决定是毋庸置疑的，是绝对正确的。在体制内，学术权威都是由权力来指定的，他本人或许是个重要的学术人物，但当他获得学术权力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因为此时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为其权力雇主服务；其次，学术权威都是资深人士，他们的年龄一般都超过了学术创造的黄金周期，至少在科学研究上，一个人产生创造性思想的黄金周期是在25～35岁之间，由此来看，所谓学术权威都是很荒谬的。王选在北大演讲时就风趣地说过："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已经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了，却说我是权威。"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学术研究上，只有学术荣誉而绝没有学术权威。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依附权力的时间太久，程度太深，学术权威基本上都是靠着权力来指定，因为谁掌握了学术权力，就可以用它来压制其竞争者，自由的学术讨论最终就变成学术权力的争夺。更重要的是，人们迷信权力，因而也迷信权威，认为权威作出的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更可靠的，这种观念实在是无知的表现及知识创新的大忌。本质上看，创新是反权威的。在学术研究上，权威与非权威并无高下，迷信权威则可能会给知识创新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学术权威肯定会压制不同学术观点来维护其既得学术利益。钱学森认为他年轻时就读过的加州理工学院是典型的创新型大学，主要就是因为"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权威会压制创新，但领导者究竟委托谁来鉴定创新成果或执行创新任务，这确实是个难题，如果不是简单地指定给某个学术权威，那么肯定就要采取更民主的程序才行。 　　其二，实用至上。领导者在任期内都要实现其政治承诺，所以他对知识创新有着强烈的心理预期及功利目的。他一般会这么考虑：把一项创新任务指定给某个学者去执行，拨付研究经费，并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在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这个学者又会把该项任务层层分解给他的下属及学生，组成他的研究团队。但这样一来，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而是出于学术权力的逼迫。为了尽快出成果，学术抄袭便成为捷径，以及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浮躁学风等等……当代中国学术腐败之诸怪现象，多根源于此。这尤其对年青学者的伤害最大，此时他正处在创造性最强的思想黄金时期，本该潜心做出一流的成果，但却被逼迫着为导师或领导"打工"，只能从事非己所愿的二、三流研究工作。因为年青学者的前途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而是取决于他能否适应学术圈内的游戏规则。前不久浙大海归博士的自杀事件，他在遗书上就写道："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这多少反映出当前学术界的真实情况。丘成桐前几年站出来批评北大，也是因为"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学术风气，比以前差很多，虽然待遇比从前好得多，但对年轻人的培养却越来越糟糕，发展到一定地步，我怕对国家有很大的害处"，尤其"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打压而上不来，我愿意帮助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假如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于心不忍。"在体制内，由于学术评审已被权力化了，学术的价值就被异化了，真正的知识创新其实对权力者的作用并不大，只有那些能够证明其权力合法性的实用知识才会受到重视。即，对权力者来说，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创新成果有没有真正学术价值，而是它能不能证明他做出这个政治决定的正确性。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学术级别行政化，院士副部级待遇，科研经费审批制度等等……实用主义的治学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只有国家实际需要的学术研究才会受到重视与支持，学术价值与知识创新并不像领导者口头承诺的那样受到尊重，社会习俗就是如此，非少数天才或伟人就能扭转改造的，唯有期待未来社会之进步来逐渐改善。 　　其三，学术冷漠。学术权力化或行政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学术冷漠。在体制内，真正创造性的思想是危险的，因为首先领导者宁肯把一项创新任务交给某个学术权威（其实他的创新能力已经大为衰退了），而不会把它交给一位资历、名望不够但却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他这么做就会有政治风险，而且他也不能把握创新会不会取得成功，他认为交给学术权威显然要可靠些，至少暂时在舆论上可以说得过去，不会马上面临风险。但当这个学术权威获得某种强制性的学术权力时，他肯定就会压制那些不同观点的新思想出现，因为这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也是危险的。所以，自由的学术讨论在体制内是被暗中禁忌的，提出批评是要犯忌的，在学术圈里莫名其妙地就会得罪很多人。人们都说中国人是"爱面子"而不愿批评人，但"面子"其实就是权力的面具。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不兴，则"人云亦云、客客气气"的学术风气必起，久而久之，就没人会真正地讨论学术问题，真正地重视学术创新，真正地尊重学术价值，最终导致学术冷漠。这股风气由来已久，非当代才形成，也算是一项文化传统。唐君毅对此有过一段绝妙评论，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聪明的，但"这个聪明本身，亦不会佩服他人的学问。因为以此聪明，如果我真了解他人的学问知识，则他人之学问知识，以为我所了解，而属于我，我不须佩服他人。如果我不了解，则与我不相干，我亦不须佩服他人。如果我的聪明够了解他人之聪明，则我有他人以上之聪明，不须佩服人。如果不够，则他人之聪明非我之所知，亦不须佩服人"，所以"对他们自己以外之历史文化、社会人物，却很少敬意。在此点上，我即发现了其心灵大都是空虚无力的，而非常寂寞的。"⑺学术冷漠最终导致学术界普遍缺乏理性的认同精神，即使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也不会获得业内应有的理解、欣赏、承认与尊重，在重大研究方向上则无法凝聚群体力量，激发集体智慧，学者个体间彼此隔绝、防备、误解、敌视，就很难形成同个学术流派或体系，学术思想亦很难传承延续。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坏的、也最可悲的精神境况。 　　由此可见，在体制内很难自发出现重大的创造性思想。在某些需要大型组织化的技术科学领域，或许可能出现某些重要技术性的突破，但在需要纯粹智力思考的理论科学领域，则很难有根本性的突破。当然不排除会有个别的突破，但整体上缺乏创新精神则是毋庸置疑的。权力者当然也希望体制内能产生天才，但他自己不能判断谁是天才，真正天才那种创造性的挑战与独立的精神也是他内心所不喜欢的，其实他更重视人才而不是天才；如果没有对学术的尊重、对异见的宽容、对民主的保障，权力者鼓励创新之举措实则都是自欺欺人。国家虽然投入了大力资金来支持创新，但这些并没有流向最有创造性的领域与个人，而是被体制层层分解消耗掉了，最终结果就是平庸的思想大行其道，真正有创造性的思想却被排斥在外，这是体制的通病。 　　那么，我们反过来问：在体制外能作出重大的知识创新吗？虽然没有文化资源的优势，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可以不必去迎合领导者的意图，就像王家新说的那样"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东西。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往往是在体制外产生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学问，大多都是学者们孤奋的思想，而非出自官方的委派。再优秀的学者，粘上权势或功利后都会蜕质，他不能再纯粹地思考问题了。正是因为有众多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留在了体制外，才维持了整个文化的生态平衡与创新活源，这是推动文化创新的基础性的精神力量。 　　但是，在体制外要想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他们受到来自体制内的集体压制，他们无法获得诸如出版、评论、引用、获奖、职称、荣誉、地位、职务等这些学术权利，他们根本不会获得正式承认，完全是"局外人"。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也无法独立构建知识创新所需的学术规训体系，最终还得依靠来自体制内的某种容忍或承认，这是他们生存境况最吊诡的地方：身在体制外而心向体制内。譬如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制度，就只是用来评职称的，完全不考虑民间思想的存在，而内部人的论文往往缴纳版面费后就能发表，其学术质量只能用庸俗不堪来形容，其"权威性"完全是由权力指定的，是虚假的、荒谬的学术权威，国内这么多核心期刊却没有一家具有真正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但奇怪的是，许多民间学术刊物或网站，只要产生较大影响以后，就会被莫名其妙地停办，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反倒很难立足和生存。但我最担心的还不是权力对学术的压制，因为再压制，只要你做出真有学术价值的知识创新，最终还是会被承认的，哪怕是在死后被承认，至少你个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愉悦的和满足的。我最担心的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根本就做不出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来，这是比不被承认更难受、比被受压迫更可悲、甚至比死更可怕的事情。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一个重大的精神缺陷就是，由于他们受到歧视和压制而容易理智冲动，难以冷静、客观、系统地研究问题，经常把价值或道德判断参杂到纯粹知识创造的领域里来，并自视为发现真理但却受到迫害的先知或英雄；他们可能是活跃的思想家，但却非严谨的科学家。许多所谓的"民间科学家"和"先锋艺术家"，都有某种狂妄偏执的精神倾向，这也不可能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除受压制的心理因素外，这里面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心理结构原因，我们放到第四节再来详细讨论。 权力者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其初衷可能只是为了便于管理：他希望通过支持少数体制内的知识精英，集中投入文化资源来做出重大知识创新；反之，如果他将自己所控制的文化资源分散，均匀地分配到体制外，那他就得投入成倍的精力，其权力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文化资源越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的权力就越大。但权力者往往过于迷信自己的权力，就会最终走向自己所希望的对立面，他一手扶持起来的精英文化体制对创造性的思想总是压制的，因其自私、傲慢与独断，对知识创新反而是危害最大的。其实，文化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律是类似的，都是某种自由竞争的创造性力量，只要权力不过分干预它们，都会自由地发展起来。但让权力者主动下放或放弃其权力与利益，恰恰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事情。我发现，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死结"，即政府可以下放经济权力但决不会下放文化（意识形态）权力，就像徐复观曾预言的："我们是正处在由政治来决定生死命运的大悲剧的时代，这才是真正时代的死结。……再由此向下，我认为早已日暮途穷，实再无尺寸之路可走。"⑻但我的分析将表明还存在某种希望：只要权力者和知识分子都是理性的，最终就会达成某种政治妥协，从而推动文化体制做出重大改革。 　　三、知识分子与改革 　　知识分子是历史的产物。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从文革的废墟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死后重生般地爆发出勃盛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其思想之活跃、气象之沸盛，仍被许多人视为文化史上不可重复的"黄金时代"，知识分子整体获得了精英身份与神圣意识，只有"五四"那一代人可比。 　　1989年是个巨大的转折点，"文化热"迅速地冷却了，整个知识界进入了好几年的沉寂期，这个沉寂并非毁灭或死亡，而是某种自审、反思、嬗变、适应的理性精神萌芽，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开始消解了，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才真正地显露出来，尽管这种消解是残酷的，其显露也是黯淡的。到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兴起以后，80年代那种文化精英意识就被彻底地消解掉了，由传统知识分子发起的几次人文精神讨论再也无法返回社会中心的位置，经过短暂的失落彷徨后，知识分子很快就适应了市场并成为"知识经济"的代表，依赖市场逐渐构建起了相对独立、具有张力、多层次、民间性的话语空间，"宏大叙事"变成"众声喧哗"，整体知识分子被个体化或原子化了，这是一个比80年代更深刻的精神转变。 　　现在来看，市场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意味着：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终于在权力之外的市场中找到安身之地，权力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了。这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尤为重要，市场是他们唯一的活路。譬如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就完全是市场化的结果。最初，当代艺术家们都是80年代深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的那批"异端分子"，他们是不被美协体制承认的，纯粹是为了追求艺术理想并在整个90年代坚守了下来，大概是从2000年开始，由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他们在国际艺术展览中崭露头角，并很快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这些长期被体制冷落和抑制的当代艺术家们反倒成为商业时代的"文化英雄"，成为艺术界的主流人物。在人文科学领域，这种倒置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体制内的作品受到普遍质疑，像社科院、作协、美协等这些机构早已光环散尽，再也没有那种公认的、令人尊敬的权威性；而体制外的作品倒有不少成为时代精神的真正代表，并被公众广泛承认，像海子和王小波。市场填补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那些具有创造性的民间思想脱颖而出，同时市场也使权力本身发生了裂变，权力者再也无法理直气壮地指定某个学术权威了，这种指鹿为马的"学术暴行"亦为整个学界所忌讳。但是，具有精英情结的知识分子还在一直反对市场化，认为它是媚俗的、抹杀个性的和缺乏价值的，其实所谓精英意识只是一个幻觉，是自恋式的怪癖。诚然，市场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有负面影响，他们刚挣脱权力的枷锁就掉进金钱的陷阱，权力压迫始终没能让他们屈服和放弃的理想，结果在市场上却被干脆地卖掉了。长期研究当代艺术的丁正耕就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多都有"穷人心态"，无论成功的还是未成功的艺术家都在想着怎样尽快赚钱，很难做到继续坚守和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他认为"对当代艺术影响最大的还是金钱主义，它可能会腐蚀掉其难能可贵的批判性和创造性。"但总的来看，市场化尽管存在种种弊病和缺陷，但市场替代一定的权力，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市场远比权力更加公平。 　　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有机化了，再也不存在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还可能打着自由、民主、正义、真理等这些旗号，但实际上都只是个人的经验想象，并不能代表任何公意。但作为个人，知识分子面对权力和市场时就有了不同的选择，他们也必须作出抉择：到底是依附权力还是依靠市场，或在权力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在权力与市场的夹层间，知识分子多少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但还是非常有限的。权力依然威严耸立在他们面前，虽然内心已不服从，但必须保持表面的尊重，对权力设定的意识形态底线，他们也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越轨超界，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哪些问题不能讨论，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讨论，这都是有严格界限的，权力仍然是危险的，他们必须隐瞒自己真实的异端思想，无论想表达什么，头脑上总带着一道"紧箍咒"。但他们对市场的体验就完全不同，市场是竞争性的，没有权力那种威迫性，不会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思想，个人思想就相当于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商品，市场则通过其偏好来作出选择，而越是稀缺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市场价值，因此创造性的思想在市场上是不会被排斥或抑制的--只要市场机制健全的话。虽然市场上存在着话语霸权，但它却不像权力那样能够强制性地垄断市场，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场域，这同权力的场域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或许有人会说，市场是媚俗的，它不可能欣赏高雅的、或创造性的思想。对这个问题应公正来看：短期内，市场可能是媚俗的，因为鱼龙混杂需要花时间来甄别；但长期看，市场才是唯一的理性选择，只有经过市场续代淘汰最终留下的作品才是经典。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市场，对权力则要始终保持怀疑与距离，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近年来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明显拓展开了，许多思想禁区不断被打破，权力者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也有意识地容忍甚至支持民间对政府的批评，但这种批评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级别、程度与范围之内：对政府的批评，基本上是到省部级，也就是说到省级政府和中央职能部委为止，再往上还是被禁止的；对政治的批评，还是到"四项基本原则"为止，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严格的、绝对的思想禁区了；对政策的批评，除极个别领域外现在都可以自由讨论了，尤其是经济政策。应该肯定，这是非常重大的社会进步，是中国逐渐走向民主的标志，显示出权力者的明智和理性。媒体也需要这种批评政府的声音，经常会赢得公众的喝彩，媒体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正方兴未艾。因此，许多人都把中国的民主政治寄希望于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公众舆论空间，寄希望于"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人们获得批评政府的正当权利。但问题是，即使人们都能自由地批评政府，政府也不一定会接受这些批评，最终可能会出现舆论软化但政治强化的结果。譬如中国的房地产就是如此，越批评反而越涨价，舆论根本不起作用，政府对批评意见不加理会仍我行我素，强势集团还会巧妙地操纵舆论。舆论只有在揭示出真相时才能产生力量，但其力量仍是非常有限的。按照李普曼的经典说法，公共舆论只是外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它是简化的或虚构的，本质上就是不精确的和有缺陷的，充满各种成见、偏见和歧见，决不能把舆论当作真相看待，它"无法承担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因此不能"指望报纸为每个政府机构、为每个社会问题，自动提供这些机构自身不去正常提供的信息"，"新闻机构并不是制度的替代物"。⑼当前中国的舆论情况也是如此，许多批评政府的声音也是情绪化的和非理性的，特别是来自海外的一些政治批评，完全是破坏性的和非建设性的，如果放任这些批评也是危险的。国内舆论环境确实正在逐渐放开与软化，但权力者同时也暗中加强了对舆论的管理和控制，他们担心完全放开舆论可能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这么做也是合理的。所以，即使中国出现一个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也不一定就是理性的和具有建设性的，可能绝大多数都只是空谈或误议。所以最重要的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要理性地达成某种政治妥协，因为单靠哪一方面的意志力都不可能做出重大改革。知识分子不是绝对自由的，对政府的批评确实存在极限，因为他们自身也存在着极限。可以说，知识的极限就是批评的极限，超出知识极限之外的批评都是不可靠的，必须谨慎。什么是自由？怎样才能获得自由？自由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自由肯定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而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但在一个政治信仰阙失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抉择问题。 　　公共性是当前知识界关注的中心议题，在一个迅速转型但尚未结构定型的市场社会，就重大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无疑是迅速获得名利的捷径。但公共性已被市场解构了，再也不存在那种超越的、整体的、神圣的公共性，它被分解成无数个琐碎的、漂浮的、浑浊的意见、看法、想象及观念，当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发表言论时，他只能代表他自己，除非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他才能代表少数群体说话。但从原则上讲，谁都无法代表别人，他最多只能代表自己。北岛曾经写道：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个人。这个愿望如今终于可以实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已彻底分裂成为了个体，虽然他们还依附在各种有机体上，但随时都可能脱落绝缘，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精神或灵魂之寄托，完全只能依靠自身了，因为那永恒、绝对的共同体已经崩碎湮散。所以，如果现在谁还宣称自己代表某种整体的理念或理想--譬如正义、真理、历史、社群等等，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并不是否定整体的存在性，而是整体的意义必须由个体去承担其责任，但个体承担责任都是极其孤独的，任何人都不能分担其责任，他也无法向其他人说明，只有在自己内心深处才能感受到整体的意义存在，而任何表达出来的观念都是不完整的，或是虚妄的想象替代物。道德之可能性也在于做而不在于说。所以，知识分子并无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与常人无异；他对公共问题也仅仅只是表达了个人的意见，绝不可能代表某种公意或必然性，他可能要比常人懂得多、聪明许多，但犯错误也不见得就少许多。福柯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再也不是"普遍型知识分子"即普遍真理的代表，他变成了"特殊型知识分子"即局部真理的代表，但在我看来，真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什么是真理？谁来判定？普遍真理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局部真理是否存在，必须也要放到历史中才能作出判断，而作为现实中的个人，则永远不能作出结论，但是他又必须要做出某种抉择，这就是最根本的政治问题。 　　当代最敏感、最重要、最困难的公共问题当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可以说是中国改革的终极问题，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魂牵梦萦的最大"心病"。但当前知识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并无统一认识与公认标准，看来将来也不可能有，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早已分崩离析，他们对某些基本政治原则--譬如国家、权利、民主、宪政等--的理解也差异很大。坦率地说，我认为整个知识界还尚无足够智慧来解决这一难题，我们整个民族与国家还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信仰体系，许多不同的价值观念还在碰撞、摩擦、冲突和熔合之中，这会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政治改革如其说是追求某种普世价值的绝对实现，还不如说是追求不同利益集团的均衡博弈。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一个模型来说明：政治改革就是知识分子和权力者之间的均衡博弈，但这里最关键的是，要把权力者再分成统治者（最高权力者）和管理者（官僚集团）两个不同层次，也就是说，政治改革是知识分子、统治者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均衡博弈。 知识分子是最积极的改革者，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都是不稳定的，是依附的或有机的，他们不可能获得共同的、充分的、坚固的既得利益，因此急于改革。他们在政治上虽然无权无势，但却掌握着对知识与文化的解释权力，决定着公共舆论的兴趣与方向，因此他们是政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博弈力量。但知识分子并不是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分成无数个层次、局部和截面，甚至碎裂成个体或原子，他们最终都是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参与政治博弈的，但却坚守一个共同的价值底线，那就是思想自由与精神独立。这是知识分子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是他们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如果失掉的话，就像犹太人失去家园，他们就永远不得安宁，永远漂泊流浪，永远沦陷在血与火煎熬的精神炼狱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受强制与迫害，这对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如果做不到，那他们就会永远是精神反叛者。 　　统治者是少数政治精英，掌握着最终决策的权力，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如果改革损害到这种合法性，他们就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政治立场，但如果不改革，他们的合法性也会遭到怀疑和损害。所以，统治者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常常是暧昧的、矛盾的和摇摆的，这得取决于他们对其政治合法性的控制程度：控制程度越高，他们就越能调动更多的政治资源来推进改革，否则改革就会停滞，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破坏其统治的合法性。在社会转型时期，统治者对异端或极端的政治思想是非常警惕的，他们力图依靠正统的意识形态来进行统治，但却在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的大潮流中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统治不可能永远建立在思想与信仰的流沙上。而如何重建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基础，这是政治改革最关键的步骤。 　　官僚集团则是最保守的政治势力，其利益化与特权化是改革的最大障碍，这是一个广泛的、庞大的、坚固的利益集团，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是否会被损害。跟统治者必须做出决策不同，作为管理者或执行者，官僚只是照章办事，所以他们不会面临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也不会产生那种道德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即只要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任何统治方式都是可行的，无论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离不开科层化的官僚体系。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官僚统治的国家，也就是说，官僚集团实际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比统治者要强大得多，历朝历代并不是皇帝不想改革，而是他对一个腐败的、组织化的官僚集团根本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朝不可逆、不可控地走向衰败崩溃。金观涛曾经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著名假说，非常深入和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王朝改革为何最终失败的整个演变过程："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是一体化调节机制日益老化、逐步丧失其调节功能的表现。这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都具有的历史病。一体化调节能力越低，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就越厉害。"⑽总的来说，官僚集团对政治改革的态度是惰性的、阻碍的和反对的，但他们也会被统治者强迫着进行改革，这就得看统治者能否最终获得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及其关键性的控制权力。 　　所以，均衡博弈的核心在于：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必须达成政治妥协，共同为改革提供强大的合法性动力，去推动官僚集团做出让步，从而在某个方面取得改革的重大突破。否则，改革就会陷入困局：整个社会不能就改革目标达成共识，统治者不能获得正当的合法性，他就无法超越官僚集团的利益之上，只能依靠行政体制的惯性去推动改革，因此就很难取得突破。因为不管怎样改革，未来中国仍然会是一个官僚统治的国家，这个传统的根基是很难动摇和改变的。因此，中国改革只能是分阶段性的、渐进式的，在每个不同阶段，知识分子、统治者和官僚集团都有自己预期的利益底线，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此基础上达成政治妥协，把改革往前推进一步，这样就会过渡到下一个改革阶段；而如果谁都不愿让步，彼此损害利益底线，改革就会停滞甚至倒退。但只要找到适合的方式，统治者是愿意妥协的，否则改革就根本不可能进行。 　　中国改革已逾30年，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心，行政改革也在推进，唯有文化改革迄今还举步维艰，鲜有突破，这就说明知识分子自身已被改革边缘化了，商人、统治者和官僚集团成为改革的中坚。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缺乏创造性，他们总是从理想的、道德的立场来批判现实，却不能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出妥协，所以即使想妥协也很困难。相比之下，商人站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立场，永远是妥协的，经济改革才能不断取得突破。这可能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关。刘小枫曾论证过，"儒家革命精神的实质是圣人正义论"，亦即"儒生的政治功能是宗教性的，即承担了天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中介者，……要么是帝王师，要么是革命家，要么掌理国家的教化、礼序，督皇权奉天承运；要么以恢复教化、礼序为理由而倡革命。儒家革命精神的宗教性在结构上与儒教国家的宗教性格相应。"⑾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对统治者要么完全依附，要么就完全反叛，他们往往沉迷于自己想象的"圣人意识"里，变得不宽容、不妥协了。而"圣人意识"完全是个假象，他们坚持社会应该如何如何、改革应该如何如何的理想，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或高尚的，政治理想决不能代替政治实践，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雷蒙·阿隆就指出，当知识分子试图来改变社会制度时，通常会采取技术批判、道德批判、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三种步骤，"每一种这样的批判都有其功能和高尚之处，同时又都受到堕落的威胁。技术论者常常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人是长久不变的，共同生活的令人不快的必要性也并没有改变。道德论者在事实上的放弃和口头上的不妥协之间摇摆：否定一切，也就是最终接受一切。……至于意识形态批判，它常常脚踏两支船。对于世界的一半人来说，它是道德论的，尽管它对革命运动采取了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宽容。"⑿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人，知识分子必须同统治者妥协，而且必须找到适合的方式，这是通向政治改革的必由之路；他们是否具有理性与创造性的精神，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而在现阶段，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争取在文化改革上取得突破。作为有机者，他们总是在为经济集团和政治集团出谋划策、竭心尽力，但却忽视了自身的根本利益或核心价值，那就是他们必须去争取自己思想之自由独立的正当权利及其制度建设，必须通过不断的诉求与进取，渐进性地去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并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这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亟需应对的中心议题。如果他们仅为稻粱谋而不去追求自由独立之自然权利，那自身的精神救赎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经过启蒙的狂欢、理想的沉寂与市场的困惑之后，他们能否突破历史的局限而获得精神的超越呢？ 　　四、自主性与创造性的两难 　　经过上述背景论述，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本文的基本论题了。 　　第一个论题是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即思想与言论自由问题。根据均衡博弈的假设，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与统治者达成某种妥协：统治者不干涉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他们则不公然反对其政治合法性。但言论自由必然会导致批评政府，影响到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妥协还能达成吗？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看，最好是在自己的控制下达到某种思想自由的效果。首先，对自己不能直接控制的思想，普遍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近来大范围的网络整顿表明，统治者是不会轻易妥协的；其次，对已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但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思想，就会尽量把它们纳入到体制内来，譬如不久前成立的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当代艺术院，陈丹青就评价为"当代艺术家被招安"，但如果不能纳入到体制内，往往就会采取防范、排斥或封杀等措施，像何清涟、贺卫方；最后，统治者仍把知识创新的希望寄托在体制内，只要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则允许有必要的自由，譬如逐步放开媒体对地方政府的批评。应该承认，国内舆论环境是随着市场化进程而不断开放的，虽一波三折，但自由化始终是思想潮流的基本趋向。 　　但问题是，在体制内很难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这是统治者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学术科研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等无一不是弊病丛生，疴疾难返，都须进行重大改制才行，文化改革已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完全不适应社会进步了。要想鼓励学术创新，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自由出版，由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创办学术同仁刊物，自由交流与探讨各自之学术思想，重要的学术流派与真正的学术权威都是这样自发产生的。但自由出版在国内仍被限制和禁止，许多有影响的学术同仁刊物及网站最终都逃不掉被迫停办的命运。为什么政府或统治者至今还不允许自由出版呢？这是因为，改革的重点一直都在经济领域，统治者还无暇顾及文化改革，在没有形成成熟的改革方案和舆论环境前，他们对体制外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样做既省力又省心，从"不争论"到"不折腾"都是同样思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其他的先搁置下来。 　　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对改革都有一种预设，认为最终目标是要进行政治改革，只有政治改革了，才能保障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的成果，因此他们急于推进政治改革，对文化改革本身倒并不特别重视。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程序，一下子就超越了统治者的预期底线，对其合法性形成重大威胁，这是很难实现的。实际上，无论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都还没有做好政治改革的思想准备，并且，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他们在心理上仍是相互隔阂、猜疑、敌视的，还很难形成共识。结果，不仅政治改革不可能，文化改革也无法推进一步，这就是一个"死结"。只有先进行文化改革，把政治改革留到最后，待民众思想更活跃，经验更成熟，智慧更完善时，才有可能重建国民的政治信仰，达成政治改革的共识。 　　现在来看，知识分子与统治者之间仍是非均衡的博弈关系：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于政治改革，他们坚持认为自由化与民主化是改革的最终目标，这就对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构成直接威胁，超越其预期底线；统治者则把希望寄托于经济改革，拿不出太多精力来进行文化改革，只是试图构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精英阶层来承担起国家文化建设的重任，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则加以严格防范与限制；知识分子只能通过市场来与统治者进行有限抗衡，但统治者能控制市场，也就能控制文化，因此最后就连文化改革也变得希望渺茫了。所以，如果知识分子不在政治立场上作出让步，就很难再往前推进改革，他们对自由民主的美好理想就将落空，变成一种非理性的暴躁的妄想；而如果他们先作出让步，并着重考虑在文化改革上取得突破，这反而可能达到一种增量改革的渐进效果。只要不损害统治者的合法性，达成最终的政治妥协是完全可能的，否则就将是一场毫无希望的精神内耗，知识分子既难拯救社会也难拯救自己。 　　所以，我们应对自由有更完整、更深刻的理解。按照伯里的解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这就是权威（Authority）与理性（Reason）不断斗争的结果"，虽然"现在在最文明的国家中，对于言论自由总视为当然的事、很平常的事。我们已惯于这种状态，所以当它是一种天赋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经过了许多的血战，到最近才能获得的。"⒀自由并非天赋权利，而是一种社会权利，绝对属于个人的消极自由是没有意义的，基于社会契约所达成的积极自由才是真实可靠的。中世纪罗马教廷对异教徒、新教革命对不同教派、法国大革命对持不同政见者都是极不宽容的，罗伯斯庇尔就说过"革命政府就是要以自由的暴政来对抗专制"，但西方社会最终能够包容不同思想而形成自由主义传统，乃是各种宗教派别与政治势力经过数世纪的冲突斗争而最终达成妥协的结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想获得思想与言论自由，也必须先同统治者达成某种政治妥协才行，但这种妥协并非无原则的退让，而是必须通过知识创新才可理性地予以澄清并实现的。 　　第二个论题是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即他们能够作出重大的知识创新吗？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误解就是：因为缺乏言论自由，所以知识分子才不能产生创造性的思想，即使产生了也没人知道。原因有二：其一，创造性的思想之发生，完全只在于个人心灵，任何外在的势力其实都是无法干预的；其二，创造性的思想之发表，也是任何外在的势力所不能完全压制的，即便是想压制的那些人，他们内心还是会欣赏、佩服的，这些思想就会从压制之网的缝隙间流传出来。即，真正创造性的思想是不可能被压制的，外在干预虽能对它产生重要影响，但决定性的力量只在于内心。如果整个知识界都缺乏创造性，但却把责任推给政府，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当前中国知识界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不同政治派系，却鲜有不同学术流派--如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知识分子的兴趣似乎并不在纯学术上，他们常把学术问题政论化，而不是把政治问题学术化，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批判性并不能代替创造性。只有立足于知识创新，知识分子才能真正解决自身面临的精神困境，否则就是给他们绝对的自由，也无法解脱出来。 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创造性的话，那究其根源应从他们的内心或精神中去寻找原因。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主要是跟语言、文化、历史的传统断裂有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传统已与我们的生活断裂开来，当我们用现代汉语来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其实我们最终表达出来的都是一些词语的幻像，而不是来自文化母体（传统）的真实意义。因为如果没有传统的话，个人表达的任何思想都是空洞的、无意义的，哪怕他本人再有创造天赋。没有基督教的传统，就不可能产生尼采；没有逻辑主义的传统，也不可能产生德里达。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困境就是：旧的文化传统已经瓦解崩裂了，但新的文化传统却始终没有构建起来，他们的写作就无法获得某种肯定性的或终极性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杜维明在一篇专论熊十力的文章中描述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窘境在于"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有献身于外来的价值。换言之，他们在感情上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祈向而已；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这些知识分子显然接受一项观念：真正具有哲学意义的原创性的睿见，不可能在他们自身上产生，而必需导源于外来的刺激。换言之，当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必需凭借西方的产婆才能催生。"⒁也就是说，我们当代的语言与思想是分裂的，所以就很难表达出来创造性的思想。 　　这种"情感与理智"的困惑及矛盾，在当代诗歌中是表现最强烈的，诗人毕竟是时代精神的先知。现代汉语诗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语境系统：一个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另一个则是西方翻译诗歌的传统，它们各自的词汇量及其意象都是差异很大的。一个传统是审美的，但已失去创造性的思想资源；另一个传统是能创新的，但却缺乏审美的趣味。海子的长诗《太阳》中有"司仪（盲诗人）"一章节，我认为是对当代诗歌命运及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最好隐喻。诗中写道，"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孤独一人"，"忍受着烈火"，"也忍受着灰烬"，这象征着诗人已经走到创作的极限，除非他已对诗歌本身绝望，否则是不可能绝望的；诗中出现了但丁和荷马的形象，这显然是西方文化的意向，海子本人受西方神秘主义思想尤其是《圣经》的影响最深，这就意味着依赖西方思想资源的创作最终会走向精神的幻灭，像海子那样的天才诗人对此应是感受最深刻的；诗中出人意料的出现了"杀父娶母"的场景，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杀父娶母"是原始人类最隐秘的情感，儿子们集体杀死父亲，为了掩盖罪恶和羞耻，人们就把被杀的父亲神化了，这就是原始宗教的起源，但这里诗人暗示的"杀父娶母"可以视为两种文化的置换；这样，我们就可理解"走到了人类的尽头那时候我已经来到赤道"的喻义，"赤道"这个意象就象征着整个精神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断裂开来了，"我已经被时间锯开"；当"我"历尽千辛万苦追到"人类的尽头"时，却发现"一切都不存在"，整首诗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幻灭感与悲痛感，而其心理根源来自血缘性的割裂（杀父）与紊乱（娶母），即"杀父娶母。生下儿女--那一串神秘的鲜血般花环脱落于黑夜女人身下。"另从文本上看，海子的抒情诗（短诗）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与思想，是感人的也富有创造性的，这些诗歌强调"意象和歌吟的合一"无疑根源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其诗剧（长诗）虽费神最艰，用功最巨，但构思过于诡异、虚幻，完全是抽象的或观念性的，不是来自生活体验而是移情于西方文化，这些诗歌显然不如短诗那样有感染力与创造力。海子的理想是想通过创作诗剧（史诗）来确立一种新的伟大的诗歌传统，就像但丁、荷马那样，但因语言经验和思想体验的分裂，他无法自洽地完成作品而最终陷入绝望境地。可以说，海子之死象征着当代文化面临的精神困境，只要是用汉语来写作--无论文学还是学术作品，我们都会遭遇到这种创造性的艰巨挑战：西方的与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如何重新用汉语来命名及表达，特别是要符合汉语本身的审美意蕴结构。这主要是一个语言与逻辑问题。关于科学研究及一般学术研究中的知识创新问题，我们后面将专文来论述。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虽然它们可以互相影响，但都不是彼此具有决定意义的。自主性是知识分子跟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他们必须要同统治者达成政治妥协来争取思想与言论自由，只要找到适合的方式，统治者是愿意妥协的，因为其合法性最终也必须得到逻辑或学术上的承认；而创造性是知识分子跟自己的斗争，他必须战胜自己理智或精神上的缺陷，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这完全取决于内心的力量，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阻止的。统治者并不会禁止一流的艺术和学术出现，相反他是鼓励创新的，只是他自己无法评定，他就把评定权交给某个权威，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个权威会因为维护其私利而阻碍创新。我们要改变的是这种权威观念及其文化体制，而不是统治者的合法性，因为知识分子并不谋求自己去统治社会的政治权力，他们只是谋求自己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正当权利，但创新就意味着要反对权威。统治者最终也会认识到依赖权威承认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不牢固的，只有鼓励知识创新才能获得民主承认的法理合法性，这是知识分子与统治者都乐意接受的结果。从某种意义说，知识分子越有创造性才越自由，而不是越自由才越有创造性。因为他必须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才能打破权威的封锁与阻扰，这样他才能具有直接跟统治者进行谈判的知识资本，而谈判的筹码越大，他就越能争取到自由的权利。如果没有知识创新，也就没有谈判的筹码，这种谈判就是非理性的、非均衡的。而当出现这种结果时，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就会成为纠缠不清的难题，当前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自由，而是缺乏知识创新的能力、热情以及信念。 　　五、结论：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向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想法设法来打破自主性与创造性的两难困境，这是改革之亟需，也是历史之必然。 　　知识分子要想获得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最大的障碍是如何来重构政治合法性。统治者的合法性迄今还是依赖于传统意识形态，它基于这样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统治者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不可能犯错，否则他就不能代表人民之整体利益了。这是一种家长制的、全能政府的政治思想遗产，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又根植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就像雅诺什·科尔奈描述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奇特的自我合法性构建过程。……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并且始终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中，权力不仅仅是实现其他重要目标的工具，权力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是最终的善。"⒂但统治者也是人，肯定也会犯错，而犯错就会受批评，那他还能进行合法的统治吗？当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并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凭什么服从一元化的统治者？尤其是当他犯错误或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时，人民还要继续服从吗？如果不服从，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合理行动？显然，我们允许统治者犯错误，但绝不允许他不改正错误；当他犯错误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去推翻其统治，而是督促他去改正错误。自由与统治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不存在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追求自由也必须谨慎从事。埃德蒙·柏克曾断言审慎是政治领域的首要美德，"不论某种理论如何貌似有理，我也极不情愿根据这一理论去协助摧毁任何传统的政治制度。"⒃这确是至理名言。我们必须首先尊重传统体制的合法性，然后才能不断改进之，空谈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最没有价值的。最重要的不是那些抽象的理念或理想，而是要推动统治者下决心去进行重大的改革。对知识分子来说，当前最好的结果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文化改革，他们必须要向统治者争取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正当权利。自由不是天赋就有的，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须通过争取或斗争才能获得。知识分子与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也不是那种重大的社会结构变革，而是一场围绕重新构建政治合法性而展开的思想博弈。统治者当然知道传统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合理性，控制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他肯定希望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尤其是在知识创新方面，能为其合法性不断提供新的理论；同时，知识分子只要不是直接对抗其合法性，仅仅谋求学术思想的正当权利，这对统治者并不会构成严重威胁，毕竟他已不再是革命家出身，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对思想自由与学术权利应会感同身受；但如果知识分子试图去构建某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并以此来公开质疑、批判、反对现实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这么做既不明智也不理智。因为知识分子并不能单独地重构政治合法性，这必须通过集体协商才能解决，而且最终必须由统治者来做出决定。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博弈的最好结果是要形成一种均衡结构：思想与言论自由不会威胁、损害统治者的合法性，相反的是要补充、修正、完善其合法性；统治者则下决心来进行文化体制的重大改革，赋予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正当权利。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同西方是有差别的：西方自由主义根源于社会契约的思想，即政府是人民通过契约而形成的，当契约失败时就可以合法地推翻政府，这种政治思想传统是从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历史中演变出来的；但中国儒教政治思想传统是，除非统治者腐败暴戾透顶以至完全背离人伦民情即"天道崩溃"的危机时刻，否则任何推翻政府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即"大逆不道"。对统治者的合法性及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中西方的理解确实差异很大，这是需要仔细甄别清楚的，关于中西政治传统思想的起源及其比较问题，我们将在下篇的政治学论文中来详细、系统地论述之。所以，我们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去讨论思想与言论自由的问题，在争取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均衡博弈的约束条件，这是由文化、历史的社会心理结构所决定的。自由绝非一张可任意涂鸦的白纸，而是一部民族的律书。 　　至于创造性问题，我认为主要是跟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缺陷，尤其是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精神困境有关。所谓知识创新，必须首先有一个大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是历史形成的，它是一个围绕着某些基本观念而不断衍生扩张的语义结构，创新就是在此固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方法和新问题，就像蜘蛛结网那样吐出新丝又缠绕在旧网上面。任何脱离传统的知识创新都是无根之萍，即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无法独创传统。正如荣格强调的那样，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所代表的那种精神传统创造了歌德，即"在本部作品里蕴藏某种存在于每位德国人之灵魂内的东西，而歌德则是一位促其诞生者。"⒄在未遭受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之前，中国文化传统还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语义系统，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山水花鸟，每一种人文传统都浸透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命精神，但由于西方文化伴随着船坚炮利的侵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传统始终面临解体消亡的危机，而每一次大的文化运动其实都是西方文化大举进入而被迫回应的结果。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民主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两种，科学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民主则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观。但问题是，对于科学与民主，中国人迄今仍未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也不可能彻底接受。因为本义上的科学与民主，是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是其民族之生命与历史的精神结晶，它们并非绝对理念或绝对真理，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观念。譬如像自由和民主这样的观念，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其实和西方是有很大差异的，但如果我们用西方的政治观念来看待现实的中国问题，就会产生很大的价值偏离，这种现象我们就称之为"知识屏障"，当我们通过一张变形的"知识屏障"去认识真实世界时，很多问题就会看不清楚，甚至看错，从而失去真正的文化创造力，或者称其为伪文化。北岛在国外写的诗大多如此，虽然写得非常机智精致，但却失掉生命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就在于，当他来进行知识创新时却发现没有一个坚实的知识传统可以支撑了，再回到国学传统已无可能，但全盘西化也不可行，因为汉语本身的惯性力量仍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惟一的出路就是，我们必须用现代汉语来重新构建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传统。现代汉语是一种耗散型的语义结构，既留存着大量着古典词汇及其观念意象，又充斥着大量外来词汇及其观念意象，还未形成一种有序的、固定的主体结构，所以我们在写作时经常会遭遇到"知识屏障"，就难以产生或表达出来创造性的思想。近百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被动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始终处在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之中，现在应该是主动来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及传统的时候了。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寻找到一种中国文化可以接受的方式，来重新解释科学和民主的涵义。坦率地说，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难道还有某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吗？特别是，还有一种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科学吗？我希望对科学和民主是文化观念的此一假设，最终能给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中国社会近30年来一直处在急遽转型的变革时代，想法设法快速致富是这个时代的普遍风气，人们没有耐心及精力来关注知识创新与文化积累，只有富裕健全之国民才会重视精神追求。随着经济结构内在的提升，国家文化建设已呈现星火燎原之势，但文化体制腐败也已至非改革不可之际。当前我们正好处在从经济改革向文化改革过渡的关键时刻。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的热情从政治转向学术，只有做出重大的知识创新，我们才能真正推动时代的进步，否则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我希望通过本书的努力，能从纯学术的角度来把当代中国文化与政治问题分析透彻，而不是站在道德立场去作无谓的价值批判，少些火药味，多些书卷气。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做出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那就是他的耻辱，而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力来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以此维护自身虚伪的学术地位，那就是赤裸裸的罪恶。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坚定地维护学术的价值和尊严，并且坚定地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反对任何集体的精神逼迫。作为个人，我们无力改变社会风气，但如果我们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那或许最终就能改变世界。空气中虽然还浸透着残冬的寒意，但毕竟春天已经来临--知识分子的春天已经到来。 　　（作者单位：聂荣臻教育促进会） 　　注释： 　　⑴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5、55、59页。 　　⑵参见海德格尔1966年9月23日接受《明镜》杂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⑶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第65、75页。 　　⑷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77页。 　　⑸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4页。 　　⑹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9-31、117-118页。 　　⑺唐君毅："我们的精神病痛"，载于《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494页。 　　⑻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载于《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87-88页。 　　⑼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258-259页。 　　⑽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65页。 　　⑾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第103、105页。 　　⑿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19-220页。 　　⒀J.B.伯里：《自由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1页。 　　⒁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载于《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第249-250页。 　　⒂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52、55页。 　　⒃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版，第120页。 　　⒄C·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