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教育公平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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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教育公平在路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要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发展机会”。

这向整个社会传递出清晰的信息——教育公平是发展教育的基石，推进教育公平是政府部门的首要责任。这是对政府部门发展教育责任的重要回归。在谈到2013年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时，李总理的报告几乎全部集中在教育公平上，他指出：“启动教育扶贫工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学生贫困改善计划惠及3200万孩子。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上年增长8.5%。”

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教育部门都直接介入具体的办学中，其出发点是培养精英人才，结果不但造成教育“管办评一体化”——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办学者、评价者，而且使得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均衡，人为制造出教育等级、教育焦虑。

这包括，在义务教育领域，学校被分为重点校、重点班；在高中教育阶段，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有超级校、示范校、星级校；在高等教育领域，等级划分到达顶峰，高校被分为985高校、211院校；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高职高专……学校在招生录取时依次排序。这种人为制造的分类、等级，带来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中高考焦虑随着高中资源、大学资源的增加反而越来越严重，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不考上一本就不算考上大学的观念，民办院校和职业院校在985、211、公办院校的挤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

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我国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可为什么教育焦虑不轻反重？有代表委员分析道，这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还不多。那么，请问优质教育资源要多到怎样的程度，大家才不焦虑？在一个国家中，“优质”的大学再多，也不超过总数的10%——大家会优中选优。

这是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错位所致。政府发展教育，第一位的责任是保障每个受教育者平等的受教育权，至于学校办出特色，那是学校自己的事。从教育公平出发，政府必须进行发展教育的战略调整。

首先，政府应该把更多的教育投入投向公共基础教育领域，而不是高等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应该创造条件，鼓励民间资金进入，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对此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明显加大了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这是积极的转变，取得了《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成绩。

其次，政府部门要努力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和平等竞争。对于义务教育来说，首要的目标是均衡，而不是制造重点校、重点班；对于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来说，不能通过政府计划、工程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政府部门要做的是给予每个学校、每类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公办教育、民办教育）一样的发展环境，不能让公办教育高民办教育一等、普通教育高职业教育一等。政府部门对学校进行等级管理，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过去两年中，我国政府通过实行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增加了农村生进重点学校的机会，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计划，今后还要再增长10％，这是可喜的进步。但问题在于，一本重点院校在我国的整体招生比例只有8.5％，更多的学生会到二本、三本、高职高专院校就学，绝大多数农村生则只能进二本、三本、高职高专院校。如果大家都认为只有进一本院校才有希望，那么谁会选择二本、三本、高职高专院校呢？这样的教育出路何在？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取消高考录取的一本、二本、三本批次，让每个学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而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推进高校自主办学、自主招生。简单地说，就是每个学校独立自主招生。如此一来，学校也就没有批次一说，每个学生可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再选择大学。对于大学的补贴，政府可以实行高等教育券制度，学生拿着高等教育券去选择学校，学校则拿高等教育券去兑取政府的投入——这就实现了学校的平等竞争。在这种平等竞争环境中，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也就实现了平等发展，很多困惑我国教育的问题，诸如对民办学校、职业教育的歧视，都将逐渐得到解决。

可能有不少人会担心，这样一来，学校的办学质量从何而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对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政府的重点投入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给予每个学校平等竞争的空间，让每个学校自主办学、平等竞争，才是提高质量的根本，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尤其如此。

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发展民办学校。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依笔者之见，政府部门应该立足教育公平来思考自身的责任，推进教育改革。如果政府只负责保障投入，给每所学校营造平等空间，而将办学权、评价权下放给学校和社会机构，那么，这些改革都将顺利进行，为每个孩子创造多元的教育环境，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学习机会。